黃健，又名黃如誠，字曉生，香山縣長洲（今屬中山市西區）後山村人。[1]革命家。 父親原在煙洲小學執教，積極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被捕入獄；出獄後先在私塾任教，不久棄教從商，全家開始過上小康生活。 兄弟姐妹12個，黃的弟弟黃鞅（真鈞），1944年1月31日在五桂山戰鬥中英勇犧牲，年僅22歲。[2] 1925年，黃在縣立中學讀書時從事革命活動，擔任學生聯合會和新學生社中山分社負責人、中山學生救亡工作團副團長、廣東省學聯第一屆執行委員。 1926年6月，黃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共青團中山縣委書記；同年底任中共中山縣委委員。1927年，他因策反駐守中山的第三十九團團長周景臻參加賣蔗埔起義不成而被捕，囚禁於廣州監獄。同年12月廣州工人起義，黃率領難友衝出監獄。 1928年春，黃前往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擔任該校中共黨支部書記。同年8月，執行第三國際共產決議在東京舉行國際反帝示威遊行，遭到日本軍警大肆鎮壓而被捕。黃被嚴刑拷打逼供，無效後，敵人在食物中暗放毒藥，企圖殺害，幸及早發覺，經催吐洗胃脫險，後僱請律師辯護才獲釋放。 1932年1月28日日軍入侵上海，當時愛國軍民為聲援十九路軍抗日舉行示威遊行，黃在領導大家高呼口號時遭特務逮捕，被關進英租界巡捕房，後來英人以遊行無罪釋放他。不久，黃在張貼抗日標語和《新群眾》壁報時，被警察逮捕。在獄中，黃堅持宣傳抗日，通過手抄《鐵窗報》，喚醒難友起來鬥爭。後由“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律師出庭辯護，獲得保釋出獄。[1] 1933年底，黃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幹事，編印出版《要人報》開展宣傳工作。1934年初，他被敵人盯梢追蹤而被捕，由上海轉解南京。在獄期間，黃與杜嵐認識，放風時候、“聽訓會”上，他與杜嵐互相傾訴，志同道合，萌生愛情，相約出獄後結為終身伴侶。黃有個同鄉叔叔黃仲榆，當時是國民黨中央委員，通過陳策、鄭占南、謝作民等保釋，極力斡旋，擔保兩人於1934年底出獄。黃與杜嵐先後返回廣東中山長洲，在黃家舉行婚禮。[3] 1935年初，黃與杜嵐來到澳門，興辦教育事業，以培育人才，提高民族素質，振興中華為己任。他決定團結爭取有利的社會關係，集資辦校。當時黃仁輔、鮑雁坡、鮑夢光、楊振聲、楊雪溪、楊雪傖等社會熱心人積極支持，1932年創辦濠江中學暨附屬小學。同年秋後，該校校長黃仁輔和創辦者多人，因事先後離開澳門或從事其他工作，1936年2月1日將該校正式移交黃接辦，並鄭重地簽訂一份合約，提出“接辦之後益加努力，使學校日臻發達”的要求。 黃掌管學校後，首標辦學方針和宗旨，為澳門廣大勞苦同胞子女服務，培養學生成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用人才，組成以黃仲榆為董事長，黃桂紀、黃豫樵、黃渭霖、黃福隆、黃漢興等為董事的校董會；同時團結一批有為青年及熱愛祖國、同心同德的教師，盡心辦學，當時的老師有黃一峰、曾枝西、張鐵柔（陽）、陳雪、黃瑞坤、周筱真、鄭冷刃（少康）、區白霜（夢覺）等，他（她）們都抱著獻身教育事業、為國家為社會培育人才的志願，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不避艱苦，不計報酬。 初期學校經濟困難，黃想盡辦法請親友捐助，甚至自己自編自製釘裝成“畫報”，供同學們閱讀。黃和全校教職員工，以“忠誠勇敢，勤勞樸素”為校訓，對學生言傳身教，取得一定的成效，使濠江中學在社會上奠定較好的基礎。[3] 同年，黃與華南工委接上組織關係，被任為“南委”秘書長，同年底調任五縣（南海、番禺、中山、順德、東莞）特支書記；1936年任博羅縣特派員。期間，經組織同意，他利用黃仲榆當博羅縣長關係，當上博羅縣一個區區長。在任期間，黃組織百多人的“義勇警察隊”，為象頭山、羅浮山一帶建立武裝根據地做好準備。 1938年，黃擔任中共博羅縣委會書記。同年底，他赴香港治病，與難友李少石、于益之相會，李少石、于益之建議調黃到八路軍駐香港情報組工作，並以澳門濠江中學為聯絡站，開展統戰策反工作。1949年8月中山解放前夕，黃先後策反中山縣聯防大隊長黃森、廣東保安一師、東江護路總隊起義。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他回到中山先後任石岐鎮副鎮長、石岐市副市長、中共石岐市委常委、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職。 1957年，黃調廣東省政協秘書處任副處長；不久調任省參事室、省文史館辦公室副主任；1959年任暨南大學辦公室主任和總務處副處長。[4] 1965年，暨南大學在廣西籌辦後方三線建校工作，黃接受了更艱巨的任務，任勞任怨。 “文革”期間，黃被誣衊為“叛徒”、“特務”、“走資派”、“漢奸”、“國民黨殘渣餘孽”，扣上五頂大帽子；威迫他誣陷周總理；將他關進牛欄，扣發工資，受盡抄家、毒打、毆鬥、遊街等凌辱、折磨、摧殘；但他始終沒有屈服，堅持真理，堅持實事求是，從不低頭，充分表現出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浩然正氣。 1980年，黃身患高血壓、哮喘、心肌炎等多種頑症，忍痛離開暨南大學回到澳門治病，但他念念不忘暨大的事業發展，積極呼籲在澳門及中山的老戰友、親朋為暨大募集資金，實現培育僑生當四化建設棟樑的宏願。他擔任暨大校董會副秘書長，經常與留澳門的校董討論暨大發展的計劃，提出積極的建議。[1] 1982年6月，黃因體弱病重不幸逝世，終年76歲。 黃健與杜嵐（1912-2013）生育四子二女，都服務於社會。杜嵐辛勤服務濠江中學，刻苦自勵，辛勤育人，造就許多良才，許多學生服務社會，卓有成就；獲得澳門政府總督頒贈勞績勳章。[5] [1]《黃健》，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6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392。 [2]中共中山市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山英烈》（第一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第53-57頁。 [3]楊蔭清：《澳門濠江中學校長杜嵐》，載《中山文史》（第22輯），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85-88頁。 [4]《黃健同志革命的一生》，載“中山網＂，2008年10月11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06/03/02/546550.shtml。 [5]《澳門濠江學校名譽校長杜嵐辭世享年101歲》，載“新華網＂，2013年6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9/c_115215265.htm。

梁鏡清，香山縣（今屬珠海市）人[1]，以海為家。港澳流動漁民、同盟會會員。 梁鏡清擁有三艘船，經常停泊澳門，往返於香山港澳之間。當時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在香港成立同盟會，之後在澳門設立支部，進行宣傳和組織革命活動。 梁鏡清膺服孫中山的革命學說，說吾等水上人家，受盡屈氣，非革命不可！他毅然加入同盟會。 朋友梁義是香山縣人，窮於家計，淪為盜賊，成為“綠林”頭目之一。梁鏡清曉以大義，明之以理，勸梁義改邪歸正。梁義悅服，也加入同盟會；並將自己的澳門寓所捐出，作為同盟會支部集會、聯絡之用。[2][3] 1911年，廣州黃花崗起義，革命形勢日趨成熟，孫中山為籌集經費，奔走國內外。梁鏡清常用自己的漁船秘密為黨人送槍械彈藥，接濟內地民軍。[4] 當革命軍出現經濟困難時，梁鏡清變賣自己的一艘漁船，將得到的全部款項捐給同盟會。沒多久，他又將另外兩艘漁船變賣，所得款項同樣全部資助革命活動。因此，他家計困難，但他毫無怨言，被革命同志譽為“疍家之王”。 辛亥革命事起，肇建共和。梁鏡清已一無所有，在一間小廟當司祝以度日糊口。 抗戰時期，梁鏡清在香港去世。 梁鏡清愛國之義舉日月可鑒，值得後人敬仰。[2] 澳門富商蕭瀛洲出資幫助梁鏡清開漁欄和攤館，掩護採購和走私軍火，支持革命黨人採購洋軍火組織武裝起義。[5] [1]蔣樂進：《澳門第一代賭王》，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11月17日。 [2]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5輯），珠海：珠海政協，1987，第49頁。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352-353頁。 [4]《同盟會潛伏策劃起義大香山清軍不戰而退》，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12月3日。 [5]金英傑：《靈芝藥房秘密搞革命》，載《新報》，2013年9月27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黎協，又名黎國民，生於澳門。夏威夷富商、同盟會分會部長。 1875年，黎來到夏威夷，起初在莫洛凱島上做工，後轉到夏威夷島希爐埠工作。他在種植園工作八年，稍有積蓄，開設一家小雜貨店，後發展到三四家商店。 黎開始投資房地產，兼種植甘蔗，成為希爐埠的華人富商。 黎慷慨捐助各種慈善事業，成為希爐華人社會的僑領，在整個希爐埠頗有名聲。 1903年12月，孫中山應毛文明之邀來到希爐埠演講，黎與另一華僑商人黃根組織歡迎委員會。孫中山乘船在夏威夷島卡烏登陸，黎和黃根陪同孫中山從卡烏乘火車來到希爐埠。孫中山在希爐埠時，住在黎家或黃根家。 黎與孫中山成為好友，積極支持革命運動，帶動希爐華人捐助起義活動。1910年，孫中山到夏威夷成立檀香山同盟會；同年5月到達希爐，停留約兩周，成立檀香山同盟會希爐分會，華僑踴躍入會，參加會員達385人，黎擔任分會部長。 孫中山離開夏威夷後，多次寫信給夏威夷同志，其中有三封信寫給“國民兄”（黎協）,信中孫中山要求緊急捐款。 1915年1月19日，在希爐市內，一名華僑對黎開槍射擊。他身中數彈，11月25日，因傷重去世，年僅52歲。 兇手當場被捕，認罪後被判刑。此案當時沒有深究兇殺的動機。但黎協的家屬稱，兇手背後有人指使。 孫中山得悉黎協被害後，1915年12月14日和1916年1月26日，寫信給希爐分部和籌餉局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 黎協與有一半夏威夷半白人血統的婦女結婚，生育七個子女。 黎協之女伊莉莎白（Elizabeth Lai Hiplum）說父親支持孫中山革命，所以有人反對他，他被人槍殺與此有關。 黎協的孫女Muriel De Ponte，是黎協次子之女。她說，父親告訴她，祖父遇害是有人暗中指使。 黎協的許多個孫子和孫女現住在火奴魯魯。其中，伊莉莎白及其兒子Ted Lum十分珍惜黎協的生平事蹟，向作者馬兗生提供許多寶貴資料。2000年4月伊莉莎白去世。親友說，她生前能把黎協和她見過孫中山的資料告訴馬兗生，是她晚年最高興的事。[1] [1]馬兗生：《孫中山在夏威夷：活動和追隨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第163-164頁。

陳孔屏，字昆耕，香山南朗山門（今屬中山市南朗鎮山門村）人。[1]烈士。 陳孔屏家中有些錢，成為三合會頭子，組織本地人入會。入會時，斬雞頭，滴血入冊。三合會有時開大會，點起火把，聲勢很大，共有會員近千人。當時，他與孫中山、陸皓東等三合會人來往較多，經常出入澳門。[2] 清光緒十九年農曆八月十六日，即1893年9月26日，《鏡海叢報》刊登了一則“聲明告白”：“啟者，本醫生晉省有事，所有中西藥局事務，統交陳孔屏兄代理一切，出入銀兩揭借匯兌等件陳孔屏兄簽名即算為實，別無異言。光緒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孫逸仙謹啟。” 從1892年9月孫中山受聘鏡湖醫院起，到這則“聲明告白”發表之日，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整整一年時間。孫中山被澳葡當局排擠而遺憾地離開澳門，轉至廣州設立“東西藥局”，但他在澳門建立良好的社會關係，並打下了革命基礎。 “聲明告白”揭示：孫中山在中西藥局開診醫病後，絡繹不絕。但醫局裡所請的職員，未必是人人盡都忠實。其中更有人冒名揭借銀兩；或是賒借貨物，以致東窗事發，被孫中山知曉，不得不登報，以此制止不法之事的蔓延，免致一發不可收拾，後患無窮。可見，兩人情誼非同一般。 1895年，陳孔屏在翠亨響應孫中山、陸皓東號召，響應廣州起義。[1][3] 後來，山門村龍舟地有個甘木交得了一個五品官，聽說三合會是反光緒皇帝的，要回來捉拿三合會人。蘭溪村甘灶安（以前在大祠堂村住的）因經常在孔屏家中吃飯，對他家情況非常熟悉。甘木交串通、收買甘灶安做內線，去捉陳孔屏。當時半夜，陳昆耕（孔屏）家中被包圍，他無路可走，逃下井中，被人捉去坐牢，折磨至死。 1912年3月5日，孫中山在《追悼粵中倡義死事諸烈士通告》中提到陳孔屏烈士，通告說“殆因緣被難，株累重牢，若楊烈蓬（衢）雲、鄭烈弼臣、陳烈孔屏，泊辛丑役之梁烈慕義、洪烈全福諸賢，暨所有名不具詳之諸志士者，成負知覺之先，耆義如飴，真嶺海之芳丞民哉！” 約1937年，中山縣政府出資將陳孔屏厚葬，其墳墓原在今翠亨賓館一帶，80年代因修賓館被遷移到犁頭尖山地區。[2] [1].《陳孔屏》，載“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網，2012年3月10日，http://www.sunyat-sen.org:1980/b5/192.168.0.100/sun/showxgrw.php?id=369。 [2].鄒佩叢：《孫中山家世研究與辨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547-548頁。 [3].孫重貴：《孫中山與香港澳門的不解之緣》，載《貴州政協報》網，2012年11月12日，http://www.gzzxb.com/pages/news.aspx?id=%CD%B3%D5%BD%D5%FE%D0%AD46480。

李仙根，字仙根，名蟠，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人。[1][2]民國政要、書畫家。李供林兄長。 父親李達廬（贊辰）是清光緒年間舉人，在鄉教書，後受美國三藩市僑商聘為陽和會館教席，兼中華會館管事，輔佐總領事，力爭解除排華苛例，調解旅僑械鬥；三年任滿歸來，以外務勞績，贊敘同知。[3] 1908年，仙根入讀廣東陸軍小學，加入同盟會。他與鄧演達成為同班同學，共同參與辛亥武裝起義的準備行動。1914年，仙根遠赴日本，繼續革命活動，結識朱執信、胡漢民、古應芬、廖仲愷、汪精衛等人，並深受孫中山的影響。 1917年，仙根回鄉結婚，妻子孫少卿（佩莪）是孫中山族妹。之後，仙根長期追隨孫中山，在廣州、香港從事革命活動。1922年，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脫險赴滬。仙根以任孫中山機要秘書身份受命留港，與討伐陳炯明駐港辦事處同志配合，負責機要聯絡工作，以確保孫中山及時掌握廣東事態變化、指揮革命行動。 1923年2月，孫中山離滬經香港回到廣州，仙根留港擔任機要聯絡工作。同年5月，他被委任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秘書長，協助辦事處主任古應芬統管西江軍務政務，調節水陸各軍行動。江門辦事處亦稱江門行營，同月，行營進駐肇慶，當時西江前線將領如鄧演達、李濟深、黃紹、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是仙根的同學。8月，西江稍定，仙根奉命回到大本營。 8至11月，孫中山親臨東江討伐陳炯明前線督戰，遷移大本營於石龍（後改設行營），輕裝簡從，自始至終隨行者僅仙根一人。孫中山不避風險，多次親臨前沿視察陣地，鼓舞士氣，仙根一直緊隨左右，並拍攝了許多照片傳世。後來，為便於行動，行營設於列車之上。 11月12日，軍情突變，敗兵潰退，一時秩序大亂。仙根胸部遭撞擊受輕傷，忍痛護送孫中山急登車頭，行至仙村會合古應芬、羅翼群等同車返廣州。不久，叛軍敗退惠州，東江稍定，行營結束。 期間，孫中山籌劃改組國民黨，準備北伐，日理萬機，仙根以侍從秘書、機要秘書等職，與眾幕僚襄助左右。當時，仙根與廖仲愷、鄧演達感情甚篤。1923年春，廖仲愷飛赴日本和越南，再次會談歸來，仙根在港迎接，並與鄧演達一起與廖仲愷傾談至通宵。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仙根作為“聯義社”代表列席大會。同年，孫中山手令省長，委任仙根為香山縣長。8月，他離任，仍然回到帥府。仙根治縣僅半年餘，頗有政聲，縣署前馬路（今孫文路），就是在他任內拓寬修建。 仙根回帥府時，孫中山籌備北伐。9月13日遷大本營到韶關，他復隨即駐韶，隨侍左右。孫中山在韶關的活動，仙根多次拍攝留存。10月，孫中山返回廣州，決定北上。11月13日孫中山北上後，胡漢民留守廣州暫代大元帥一職，仙根留在帥府。但孫中山抵達天津病情就惡化，急電召仙根北上。25日，他趕到天津，31日隨節移駐北平鐵獅子胡同行轅。 仙根繼續在孫中山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並侍候照顧，直至3月12日孫中山逝世。 孫中山逝世後，仙根參加治喪委員會，兼負秘書、總務兩組實際工作。秘書組組長為汪精衛，總務組組長為胡漢民。 孫中山病篤之時，電召仙根北上陪侍。仙根十分忠誠敬重孫中山，在日記上載有決意“事之如父”的私願，誓以始終隨侍孫中山，故多次擬議外放優缺，均辭不就。孫中山彌留訣別，他為極少數隨侍在側，目擊全過程之一人。他所遺當年袖珍日記，逐日有孫中山病情變化和醫療措施的記載，包括每日體溫脈搏血壓，以及孫中山的言談和精神狀態等。同時，圍繞孫中山身邊的政治活動及海內外的形勢動態，以至在北平治喪期間的情況，亦有簡要記述。 之後，仙根與粵系政要仍保持廣泛密切聯繫。1925年9月，他擔任江門政務專員，後出洋考察。回國後，粵、寧在南京合組國民政府，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常會，古應芬出任國府秘書長，應胡漢民、古應芬之邀，仙根出任國民政府機要秘書，直至粵、寧決裂，隨粵系退出撤回廣州。 仙根擔任粵漢鐵路南段局長四年。在任內，和衷上下，苦心經營，終使粵漢南段全線建成通車。同時，他協助“廣州—九龍”鐵路建設，時時往來省港，最終促成“廣九”鐵路建成；後來轉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全力投入鐵路建設，以繼承孫中山的部分遺願。 抗戰開始，仙根舉家移居香港。而他被任命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隻身前往武漢、重慶共赴國難。當時，國事蜩螗，他緬懷當年追隨孫中山革命歷程，憂國憂民，素志難伸，有時在參政會上抨擊時政。 1942年初，香港淪陷，仙根妻兒回國內避難，6月輾轉到達柳州，由張發奎安置生活。仙根從重慶來相會，全家團聚僅半年餘。1943年3月，他復奉召獨身回到重慶工作。 1943年6月15日，仙根不幸去世，年僅50歲。 國民黨中央黨部派林雲陔料理李仙根的後事，李家人因道途修阻，滯留柳州，無法奔喪，延至年末，方到達重慶，殮葬早已完畢，墓地在重慶江北頭塘的“廣東山莊”。 李仙根逝世時正當壯年，齎志以歿，殊足痛惜。他的一生，應該說是忠於孫中山的一生。他在國民黨內外有廣泛的友好聯繫，在廣東尤有人望。當年，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召開“李仙根追悼大會”，冠蓋雲集，中共方面，董必武及鄧穎超同志一起參加追悼會。 李仙根與孫佩莪生育四個子女，長子李明泰（小名掌珠）、長女李瑋、次女李寶珠、次子李國泰。李仙根家學淵源，工詩善文，書法剛勁。當年，他與譚延闓、胡漢民、廖仲愷、古應芬、于右任等多有唱和，著有《嶺南書風》、《小容安堂詩鈔》等。除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的《嶺南書風》一書尚有存留外，其餘書稿悉毀於“文革”。李仙根珍藏有關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大量文獻文物。1963年籌備“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活動”時，孫佩莪捐獻給中央革命博物館。[1][4] 近年來，李家人陸續將李仙根先生的日記、詩稿、印章、手跡、照片及所藏包括明代王寵、鄺露以及清代黎簡、居廉、朱次琦等名家書法真跡等400多件珍貴文物，無償捐贈給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收藏。2007年11月12日，親屬決定把李仙根先生生前最珍愛的孫中山、陳少白、楊鶴齡、尢列題贈的“四大寇”題詞捐出。[5] 李仙根善於詩詞、書法，書法尤善隸書，字體疏朗有致，秀雅閒逸，用筆俐落，毫無俗氣，個性突出。[6]其中《嶺南書風》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尚有存留。1923-1925年的袖珍日記三小本，由李仙根的長女李瑋珍藏至今。 2008年8月23日，李仙根的次女李寶珠委託招思虹女士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廣東省檔案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等機構捐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仙根日記詩集》，供相關部門作研究之用。[7] 2009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84周年紀念活動”期間，來自中山市29個單位和團體的代表分別向孫中山先生的遺像敬獻花籃。“李仙根藏品展覽”開幕式隨即舉行，展出一批李仙根遺物、藏品以及有關孫中山的史料，以紀念李仙根先生和表彰其後人支援國家文化事業。[8] 現錄李仙根的詩兩首： 《澳門雜詩》（六首之二）[2] 樂土此堂堂，吾來怯近鄉。寄離仍故國，觸物感殊方。 遠樹疑烽燧，歸禽亂夕陽。不勝懷古意，望處是黃粱。 墜簡滄桑後，芸香惜相遺。十年勤掇拾，七葉冀昭垂。 蘇杜間關日，黃王避地時。乞兒矜漆枕，憐我作書癡。 [1]《李仙根先生傳》，載“廣州地方志＂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gzsdfz.org.cn/rsgz/lsmr/201202/t20120217_4627.htm。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7-511頁。 [3]中山詩社：《中山詩詞選》（第一卷下冊），香港：香港銀河出版社，1989，第101頁。 [4]葉瓊：《李仙根先生小傳》，載《中山文史）（第10輯），中山：中山政協，1986，第77-81頁。 [5]王鋒：《中山昨啟動孫中山紀念周活動》，載《廣州日報》，2007年11月13日。 [6]盧德銘：《書壇名家——李仙根》，載《中山日報》，第2939期，第B3版，2003年1月23日。 [7]《孫中山先生機要秘書李仙根幼女李寶珠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捐贈李仙根日記詩集》，載“華語廣播＂網，2010年8月2日，http://gb.cri.cn/1321/2008/08/23/542s2208682_1.htm。 [8]何淼：《〈李仙根藏品展覽〉紀念孫中山逝世84周年》，載《中山商報》，第1296期，第A5版，2009年3月13日。

范潔朋，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早期同盟會會員、澳門富商、慈善家。 潔朋參與討伐龍濟光與陳炯明之役，擔任廣東省長公署和滇軍總司令部諮議。1922年後從事工商實業，定居澳門。他所辦企業分佈粵港澳三地，最大型的有亞通織造廠和澳門置業公司。[1] 1892年，澳門鏡湖醫院董事會根據富商曹有等人提議和捐贈，分別在澳門各區的連勝街、賣草地、新埗頭、水坑尾、新橋等處，分別設立五所義塾，統稱“鏡湖義塾”，成為澳門第一所免費學校；1912年起，改為七年學制，更名為“鏡湖小學”；1924年在下環街區開設鏡湖小學分校；1948年與澳門平民免費小學合併，改稱“鏡湖平民聯合小學”；曹子基、何賓岩、潔朋、徐偉卿等人歷任該校校長，都由鏡湖醫院董事推選。[2] 潔朋是澳門賭界的前輩，嗜好賽馬，成為澳門臨時馬會的會董、馬主。當時，馬主一般並不擁有馬，馬是葡籍騎兵的軍馬，臨賽前充當賽馬，由社會名流投買，就成為馬匹的臨時主人。潔朋每逢賽馬都要做一回馬主，又熱衷馬會慈善，1915年廣東大水災，港澳華人同胞在澳門黑沙環臨時馬場舉行馬會義賽、粵劇義演等活動，他十多天沒做生意，捐了不少義款。 1930年，商人盧九聯合潔朋、何土等人組成“豪興公司”，在廣東銀行行長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銀行創辦人李聲炬的支持下，投得澳門賭場的經營權。由於沒有其他賭場競爭，豪興生意不錯，為吸引更多香港人來澳門賭錢，賭場內水果、食物、香煙等全部免費奉上。 1933年，豪興斥資購入奧地利一艘驅逐艦，改裝成客輪行駛港澳之間，航程時間縮短為2.5小時，船隻行走較穩定。這使前往澳門的港客逐漸增多。澳門的專營賭博業從此走上正軌。 1930年的一天，潔朋提出建議，上海賭博非常興旺，賭式多，賭徒眾，有不少南方沒有的花樣。如引進過來，就會吸引更多的香港人來澳門賭錢。 盧九否定了潔朋的建議，潔朋覺得盧九思想十分守舊，他跟盧九談過幾次，盧九就是不同意做上海人的“跟屁蟲”。他不理盧九的想法，以個人的身份前往上海。 上海賭場使潔朋大開眼界，賭場規模遠大於澳門，很多西洋賭式。上海賽馬場有三個，賽狗場也有三個。澳門不是搞賽馬的地方，香港賽馬存在一天，澳門黑沙環跑馬場只能做配角。 潔朋認為澳門可以開辦賽狗博彩，一是香港沒有，二是無需佔用大塊土地。上海第一個跑狗場叫明園，1928年英商麥邊創辦，成為上海熱門賽事。賽事在每週三、六、日三晚舉行，分平地賽和跳欄賽；彩票有“獨贏”、“位置”、“搖珠彩票”三種，公司每晚從門票、彩票抽取的佣金，收入七八千元。 同年7月底，英國紳士伊文思創立申園賽狗場。申園是明園的翻版，只是時間錯開，每週一、四晚上開賽。開賽前請來英租界的蘇格蘭軍樂隊演奏助興。申園的賽狗較明園少，收入稍遜。同年12月底，逸園賽狗場開辦。賽場看台非常氣派豪華，附設跳舞廳、酒吧間、餐廳及摔跤、拳擊台。發起人有上海萬國儲金會董事長司比門、青幫頭子黃金榮、杜月笙等，司比門任逸園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按照三個“狗園”的協議，逸園賽事定在週二、五的晚上，周日下午逸園增設特別賽。 逸園的出現，使明園、申園每況愈下。1931年初秋，潔朋上明園、申園觀摩，發現看台上稀稀落落。他與公司頭面人士接觸，他們說逸園洋經理拉上上海灘的大流氓做後盾，為所欲為，破壞行規，唆使“小癟三”進場搗亂。這樣下去，只有關閉。 范潔朋馬上回到澳門，先跟盧九商量。盧九說，你去上海掛帥辦賽狗，我坐陣豪興；你在豪興的股份不動，賽狗會若籌資有困難，我參一股。 盧九的爽快和豁達，令潔朋覺得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馬上求見澳葡府的要員，立即得到包括阿爾‧巴爾博托總督在內等要員的支持，以優惠的價格批出望廈山以西的新填海地。潔朋佔的股權較大，盧九居次，另外還有數個賭商參股。按明園的規模作預算，估計需要50萬元。工程分幾期進行，股東屆時按股份注資。潔朋安排下屬暫建簡易跑狗場，兩次赴宴上海。 潔朋買來一批澳洲“格力”狗388隻，按廣東人習慣，圖個好意頭。他擔任“澳門賽狗會”主席兼經理，狗會董包括股東、澳門政要和社會名流。正好有一支美國女子樂隊來遠東的軍事基地勞軍，潔朋通過關係，請她們來澳門旅遊觀光。 1932年元旦過後，澳門首屆賽狗會開幕，場地雖簡陋，但場面隆重。開幕之前，24位美國漂亮女郎身著禮服在澳門街上吹吹打打，弄得街知巷聞。開幕式邀請到澳督等政要，盧九和社會名流分別坐在澳督兩側的貴賓包廂，潔朋忙得不可開交。但之後的賽事，一場比一場冷清。澳門人口太少，賽狗本來就不是葡萄牙人的傳統娛樂節目，而廣東華人也不喜歡這種洋玩意，只熱衷於中式賭博。潔朋為求收支平衡，把門票定為一元，一元錢在當時相當於一個小廝半個月的薪水，對一般收入的葡人來說，也是高消費。昂貴的票價弄得賽狗會無人問津。潔朋期望二期工程完工後，扭轉頹勢，結果只是有所改觀，賽狗會仍然虧損厲害。 當潔朋邀請股東董事討論三期工程時，盧九建議他趁早結束賽狗生意，1933年，澳門賽狗會停辦。潔朋把賽狗會賣給英商嘉道理家族，之後賽狗會幾次易手，1938年銷聲匿跡。 1935年，豪興出現了危機。霍芝庭和傅老榕等在深圳另立門戶，開設了一間賭場，由於交通較澳門方便，省港兩地賭客紛紛湧向深圳，澳門賭場生意門庭冷落，開始虧本，走下坡路。1937年，“豪興”的本錢虧盡。[3] 1931年11月27日，潔朋和李際唐、高可寧、畢侶儉等發起成立的“澳門籌賑兵災慈善會”，成為澳門最早成立的有影響的救亡賑難團體。慈善會成立後，召集澳門各個行業，如疋頭行、理髮行、番攤行、鮮魚行、火柴廠、戲院等商討向國內抗日將士捐輸事宜。[4]潔朋被選為主席，帶頭捐出六千餘元，募集了十萬元，為抗日救國作出重要的貢獻。 1936年，國大選舉，潔朋被選為澳門華僑區監督，成為澳門華人領袖。在香港擔任出口炮竹商會主席、香港華商總會值理。對社會慈善、公益、教育事業多有支持襄助。潔朋擔任澳門商會主席、鏡湖醫院主席、同善堂值理、鏡湖學校校長、望德女中校董、聖羅撒女中校董等職。 范潔朋後來的情況不詳。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頁。 [3].《〈賭城往事之澳門風雲〉：賭王紛爭》，載“當當網＂，2013年9月12日，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747751?ref=read-3-C&book_id=3658。 [4].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68頁。

李鏡荃，字鏡荃[1]，又名李光、李鏡全、李鏡泉，新會縣七堡鄉（今屬江門市新會區七堡鎮）人。澳門富商、澳門商會副總理。 李鏡荃家族很早投資銀店生意。其父碧光堂於1881年，與盧九、蔡康等人合作經營寶行銀號生意。 除經營闈姓生意外，李鏡荃多次承充經營澳門火水（煤油）、火藥生意，成為當時著名的硝商。 1897年1月，李鏡荃承充澳門半島、氹仔、過路灣（今路環）及其屬地售賣出口入口火水生意，為期兩年。1897年3月，他承充澳門半島、氹仔、過路灣及其屬地出口入口、制賣火藥硝及硫磺生意，為期兩年。 李鏡荃與妻子陳氏生育三子：長子李際唐（翹燊）生於1882年；次子李翹慶（保榕），又名李子農，生於1884年；三子李耀倫生於1901年。 據說，1904年，李際唐參加光緒甲辰科（清朝最後一科）會試，當時李鏡荃在經營闈姓，以十萬元的代價，覓得“槍手”入闈作弊，把李際唐“扛”成一名翰林。李際唐成為澳門史上唯一的一位翰林學士。[2] 1908年，澳門舉辦賣物賑災會，李鏡荃積極參與其中，購買繡品、煙仔等物品。[3] 寶行銀號多個股東去世後，其後人掀起了一場浩大的訴訟，李鏡荃被捲入案中，但其經營的銀號屬於家族生意。在經歷寶行銀號風波後，1910年，李鏡荃另外投資寶得銀店，擔任司事一職，並以“未掛號商人”身份，參與當年理商局局紳的競選。 1911年，成為李鏡荃事業的鼎盛時期，年初，他出任公鈔會副會員；3月擔任公鈔會會員，同時被公鈔局列為“納公鈔至多之人”。1913年1月，澳門商會成立，他被選為副總理，成為新一代華商領袖。[2] 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時，李鏡荃積極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不顧長子李際唐等親友反對，義無反顧地資助革命黨人，公開為孫中山等革命活動撐場；長期接濟孫中山在澳門的家眷十多年。他多次在澳門和廣州與孫中山會晤，每次一定贈送孫中山金錢逾千元，大力支持革命。[4] 李氏家族在澳門的龍頭生意是“富而貴闈姓彩票廠”，位於草堆街船澳口七號（今“永安號”鋪位），是當時澳門“五大闈廠”之一，專做省城五邑（新會、台山、恩平、開平、鶴山）籍人士的彩票生意及五邑各鄉鎮的彩票生意，生意興隆。 在李際唐“扛”得翰林後不到一年，“富而貴闈姓彩票廠”結業了，因大清朝鄉會歲科試一律停止而停業。澳門人都說“李光（鏡荃）標到科舉會試標尾會了”。[1] [1]《澳商“標尾會”子成進士》，載《新報》，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34291。 [2]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81-183頁。 [3]湯開建等：《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218-219頁。 [4]金英傑：《靈芝藥房秘密搞革命》，載《新報》，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梁捷，原名梁鼎捷，字皆智，香山縣乾務鄉（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乾北村）人。[1]烈士。 梁生於農村，讀書不多，1936年赴澳門昌泰銀號當僱員，做過工人、商店售貨員。他18歲時結婚，五年後生下女兒梁寶瓊。[2] 抗戰爆發，群眾紛紛組織抗日救國團體。在國內人民和澳門同胞奮起抗日救亡的感召下，梁義憤填膺，滿懷愛國激情，1939年夏，毅然三次申請加入澳門四界（學術界、體育界、音樂界、戲劇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三隊。 同年5月1日，梁隨隊出發至東莞、寶安等縣工作。8月中旬，全隊編入第四遊擊區縱隊司令部政治工作隊，梁負責諜報、民運、武裝等，被派到寶安觀瀾工作。他工作負責，甘於奉獻，從一個組員升為組長，負責整個地區工作。 10月，日寇大舉掃蕩東江南岸，為達到聚殲日軍和截斷日軍從南頭增援的目的，司令部決定把在觀瀾附近的一座大木橋（大沙河橋）破壞，因為時間緊迫，任務重大，一定要有政工人員領導和鼓舞士氣。隊長轉達司令部的命令，動員隊員接受這個任務。梁自告奮勇，率領四個政工人員、八個舉火把的民眾和一連擔任火力掩護的官兵迅速到達目的地，梁與同伴們趁著下弦月的月色，奮不顧身，敏捷爬向木橋。 不料，任務將完成之際，被日軍發覺，以機槍密集掃射，梁臨危不懼，馬上指揮同伴開槍抵抗，擊斃日軍多人。他自己不幸身中數彈，光榮殉國，當時是3日深夜。梁捷犧牲時，年僅28歲。[1] 噩耗傳來，同胞無比悲憤。10月下旬，戰區（中山縣第八區）抗先隊部接到澳門四界救災會來函，要求在斗門地區開追悼梁捷烈士大會。抗先隊在小濠涌鄉召開各鄉抗先隊長會議，決定在乾務鄉舉行追悼梁捷烈士大會，並要求各鄉抗先隊員必須參加追悼會，還發動該鄉婦協會員、農民代表、學生代表等致送挽聯、花圈等。 會後，抗先隊長梁其穎將澳門四界救災會寄來的信件，報紙刊載有關梁捷烈士的事蹟、照片等有關資料，交給乾務鄉抗先隊辦理。乾務鄉抗先隊以該鄉時代小學教師和抗先隊骨幹組成追悼梁捷烈士籌備會，編寫印發《梁捷烈士史略》，刊印及唱《梁捷烈士挽歌》，出版壁報，發動募捐，佈置會場等。 10月25日，在乾務鄉忠義祖祠舉行追悼梁捷烈士大會，各地各界都派出代表參加追悼會，集會人數之多，代表性之廣，在乾務地區來說是空前的，表明人民群眾對梁捷烈士寄予無比的敬仰和懷念。[3] 11月5日，澳門各界在灣仔鄉校大操場舉行追悼會，莊嚴肅穆。當日，澳門各界人士和灣仔各鄉如南屏、北山、翠微、前山等鄉抗先隊都派出代表參加，各機關團體致送很多挽聯、花圈。12月，斗門人民在乾務忠義祠前舉行“梁捷烈士追悼會”，八區抗先隊和機關團體踴躍參加。遊擊隊司令王若周呈請第四戰區司令長官撫恤烈士家屬。[1] 梁寶瓊珍藏著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發的梁捷《革命烈士證明書》。證明書上寫到“梁捷同志在抗日戰爭中壯烈犧牲，經批准為革命烈士，特發此證，以資褒揚”。[2] [1]《梁捷》，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洪儲聞等：《河山淪陷歌姬捐獻陪酒錢抗戰時期澳門四界救災會力促救亡活動》，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12月15日。 [3]中共斗門縣委黨史研究室：《斗門英烈》，珠海：斗門縣委，1992，第58-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