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镜清，香山县（今属珠海市）人[1]，以海为家。港澳流动渔民、同盟会会员。 梁镜清拥有三艘船，经常停泊澳门，往返于香山港澳之间。当时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在香港成立同盟会，之后在澳门设立支部，进行宣传和组织革命活动。 梁镜清膺服孙中山的革命学说，说吾等水上人家，受尽屈气，非革命不可！他毅然加入同盟会。 朋友梁义是香山县人，穷于家计，沦为盗贼，成为“绿林”头目之一。梁镜清晓以大义，明之以理，劝梁义改邪归正。梁义悦服，也加入同盟会；并将自己的澳门寓所捐出，作为同盟会支部集会、联络之用。[2][3]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革命形势日趋成熟，孙中山为筹集经费，奔走国内外。梁镜清常用自己的渔船秘密为党人送枪械弹药，接济内地民军。[4] 当革命军出现经济困难时，梁镜清变卖自己的一艘渔船，将得到的全部款项捐给同盟会。没多久，他又将另外两艘渔船变卖，所得款项同样全部资助革命活动。因此，他家计困难，但他毫无怨言，被革命同志誉为“疍家之王”。 辛亥革命事起，肇建共和。梁镜清已一无所有，在一间小庙当司祝以度日糊口。 抗战时期，梁镜清在香港去世。 梁镜清爱国之义举日月可鉴，值得后人敬仰。[2] 澳门富商萧瀛洲出资帮助梁镜清开渔栏和摊馆，掩护采购和走私军火，支持革命党人采购洋军火组织武装起义。[5] [1]蒋乐进：《澳门第一代赌王》，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17日。 [2]珠海政协：《珠海文史》（第5辑），珠海：珠海政协，1987，第49页。 [3]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352-353页。 [4]《同盟会潜伏策划起义大香山清军不战而退》，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2月3日。 [5]金英杰：《灵芝药房秘密搞革命》，载《新报》，2013年9月27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林君复，生于香山县隆都安堂（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安堂村）。香山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同盟会澳门总支部创办人。安堂第19世孙。 君复出身于名门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读书，后到广州入读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期间，他深感清廷腐败，外侮日甚。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清光绪年间，他东渡日本。他摒弃封建八股文，希望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先后入读东京宏文书院、早稻田大学。 1900年，孙中山多次在东京向留学生演讲，鼓吹民主革命，并听取师生的意见。君复当即站起，慷慨陈词，公开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给孙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孙中山的鼓励下，君复加入同盟会，并接受孙中山安排的任务，负责革命筹款工作。孙中山将廖仲恺、朱执信、黄兴等人分别介绍给君复认识。[2] 1906年，君复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澳门，成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澳门支部，组织香山起义。君复、郑彼岸等组织“醒同仁”剧社（后称“仁声”剧社），暗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3]他和郑彼岸、林警魂等制订细致周密的计划，筹集起义资金、偷运军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军。在起义前，他亲自潜回香山，在萧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宣布起义。 1908年，君复潜回香山大涌，动员妹妹林寿华、表妹黄文轩，以及萧世冰、刘振群、黄芙蓉等人参加革命，并发动她们从香港、澳门分批携带武器至广州，为广州起义作好准备。林寿华和黄文轩等以秋瑾为榜样，冒着生命危险，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多次往返港澳与广州之间，担任运送武器的任务。 香山起义成功后，1911年11月建立香山县临时革命政府，君复将各路起义军整编成香军，并亲自率领3000名香军开赴广州，与广东各路军民会师，为光复广东作出突出的贡献。 之后，君复挥师北伐，先后参加宿州、徐州战役，战功卓越，受到孙中山的赞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广东各界一致推举君复为广东省都督，被他婉拒。孙中山亲笔书写“毁家纾难，功成身退”条幅相赠。 “五四”运动以后，君复与鲁迅会面，鲁迅问他对国运之设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为根本国策，愿民众奋起救国，挽狂澜与未倒。他对鲁迅之幽默与讽刺文风，表示钦敬不已。当时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君复经常阅读《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阅读新文化运动杂志，并教育子女必须接受“五四”运动的新思想，以适应新形势发展。 1933年，中山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君复以家长身份出席，学校请李宗仁讲话。会后，李宗仁迎前与他握手寒暄，并颂赞他“高风亮节，不胜钦佩”。 君复向来重视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他在澳门时，以南湾41号为社址，创办“仁声”剧社。为了开展革命宣传，他和革命党人张若屏、林了侬等变卖田产得白银两万多元，作为剧社常年活动经费；并亲自粉墨登场，先后扮演《血泪》、《金钱毒》、《齐家镜》等剧码角色。该剧社被史家誉为“我国现代剧第一块奠基石”。 1906年，君复在家乡安堂创办“觉群小学”、“同仇女学”，邀请郑彼岸相助。“同仇女学”贴著一副门联“同袍同泽，仇满仇洋”，见者无不瞠目结舌。觉群小学成立典礼时，香山县知事郑荣亲临观礼。拜桌不供皇帝万万岁牌，仅安孔子牌位，又令学生不行三跪九叩礼，以三鞠躬代之。 当时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远，隆都民风向来强悍。郑荣知道上报“逆情”，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索性装聋扮哑。“觉群小学”成为当时中山最早的小学之一。君复不当高官，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资产，自己的后代变成贫穷的知识份子。 君复治学甚笃，尤喜翻译，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量古籍书中，无一不精通。他的文学修养渊博，偶有所感，诗词、对联计有四千余首，抗战时散失无存。 前海军部长程璧光在护法斗争中被暗杀。程璧光石碑立于广州长堤，碑刻的《殉难记》，是君复遵孙中山的嘱咐，用“四六骈文体”撰写。 20年代末，君复赴日本大量翻译禅宗佛经和中医书籍，孜孜不倦，数年如一日。他的翻译工作，不但体现个人的治学精神，而且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贡献颇大。 君复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随孙中山期间，总统府一切对外对内重要文件都由君复撰写，孙中山对他非常信任，嘉许他的工作。 君复与伍廷芳友善，酷爱研究禅宗佛经。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荣西禅师两次来中国学习禅宗，我国与日本友情源远流长。君复在日本期间住长崎妻弟家，终日孜孜不倦翻译佛经及中医书，他所携带书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灯缮写，常常伏案书写而至通宵达旦，数年如一日。这种坚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钦佩。 晚年时候，君复对腐朽旧社会，产生悲观情绪，前往惠阳象山寺削发为僧。当时民主人士陈铭枢及李宗仁多次劝他下山。君复表明了心迹，长居古刹。 1942年，君复在古刹病逝，终年63岁。临终时遗言“只带赤心来，不携寸草去”。 林君复一生不谋名利，身无长物，但对革命战友，情谊深厚，经常解囊相助。他与刘思复为肺腑之交。刘思复刺杀清水师提督李准未成，出狱后肺病危殆。君复日夕守望照顾，直至刘思复与世长辞。之后，君复出卖衣物，将刘思复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复之孙林绍声担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与小儿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区。林绍声回忆，从他出生到五岁，一直与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后，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与他相处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当时自己是个孩童，但祖父对自己的那份疼爱，牢牢地留在记忆的深处。[4] [1]《香山起义里的大涌安堂》，载《中山侨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忆先父林君复烈士》，载《中山文史》（第07-09辑），中山：中山政协，1992，第7-13页。 [3]王奋强、丁庆林：《郑彼岸：革命志士两袖清风》，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复：《毁家纾难功成身退》，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14日。

李仙根，字仙根，名蟠，香山县（今属中山市）石岐人。[1][2]民国政要、书画家。李供林兄长。 父亲李达庐（赞辰）是清光绪年间举人，在乡教书，后受美国三藩市侨商聘为阳和会馆教席，兼中华会馆管事，辅佐总领事，力争解除排华苛例，调解旅侨械斗；三年任满归来，以外务劳绩，赞叙同知。[3] 1908年，仙根入读广东陆军小学，加入同盟会。他与邓演达成为同班同学，共同参与辛亥武装起义的准备行动。1914年，仙根远赴日本，继续革命活动，结识朱执信、胡汉民、古应芬、廖仲恺、汪精卫等人，并深受孙中山的影响。 1917年，仙根回乡结婚，妻子孙少卿（佩莪）是孙中山族妹。之后，仙根长期追随孙中山，在广州、香港从事革命活动。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脱险赴沪。仙根以任孙中山机要秘书身份受命留港，与讨伐陈炯明驻港办事处同志配合，负责机要联络工作，以确保孙中山及时掌握广东事态变化、指挥革命行动。 1923年2月，孙中山离沪经香港回到广州，仙根留港担任机要联络工作。同年5月，他被委任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秘书长，协助办事处主任古应芬统管西江军务政务，调节水陆各军行动。江门办事处亦称江门行营，同月，行营进驻肇庆，当时西江前线将领如邓演达、李济深、黄绍、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是仙根的同学。8月，西江稍定，仙根奉命回到大本营。 8至11月，孙中山亲临东江讨伐陈炯明前线督战，迁移大本营于石龙（后改设行营），轻装简从，自始至终随行者仅仙根一人。孙中山不避风险，多次亲临前沿视察阵地，鼓舞士气，仙根一直紧随左右，并拍摄了许多照片传世。后来，为便于行动，行营设于列车之上。 11月12日，军情突变，败兵溃退，一时秩序大乱。仙根胸部遭撞击受轻伤，忍痛护送孙中山急登车头，行至仙村会合古应芬、罗翼群等同车返广州。不久，叛军败退惠州，东江稍定，行营结束。 期间，孙中山筹划改组国民党，准备北伐，日理万机，仙根以侍从秘书、机要秘书等职，与众幕僚襄助左右。当时，仙根与廖仲恺、邓演达感情甚笃。1923年春，廖仲恺飞赴日本和越南，再次会谈归来，仙根在港迎接，并与邓演达一起与廖仲恺倾谈至通宵。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仙根作为“联义社”代表列席大会。同年，孙中山手令省长，委任仙根为香山县长。8月，他离任，仍然回到帅府。仙根治县仅半年余，颇有政声，县署前马路（今孙文路），就是在他任内拓宽修建。 仙根回帅府时，孙中山筹备北伐。9月13日迁大本营到韶关，他复随即驻韶，随侍左右。孙中山在韶关的活动，仙根多次拍摄留存。10月，孙中山返回广州，决定北上。11月13日孙中山北上后，胡汉民留守广州暂代大元帅一职，仙根留在帅府。但孙中山抵达天津病情就恶化，急电召仙根北上。25日，他赶到天津，31日随节移驻北平铁狮子胡同行辕。 仙根继续在孙中山身边担任机要秘书，并侍候照顾，直至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孙中山逝世后，仙根参加治丧委员会，兼负秘书、总务两组实际工作。秘书组组长为汪精卫，总务组组长为胡汉民。 孙中山病笃之时，电召仙根北上陪侍。仙根十分忠诚敬重孙中山，在日记上载有决意“事之如父”的私愿，誓以始终随侍孙中山，故多次拟议外放优缺，均辞不就。孙中山弥留诀别，他为极少数随侍在侧，目击全过程之一人。他所遗当年袖珍日记，逐日有孙中山病情变化和医疗措施的记载，包括每日体温脉搏血压，以及孙中山的言谈和精神状态等。同时，围绕孙中山身边的政治活动及海内外的形势动态，以至在北平治丧期间的情况，亦有简要记述。 之后，仙根与粤系政要仍保持广泛密切联系。1925年9月，他担任江门政务专员，后出洋考察。回国后，粤、宁在南京合组国民政府，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古应芬出任国府秘书长，应胡汉民、古应芬之邀，仙根出任国民政府机要秘书，直至粤、宁决裂，随粤系退出撤回广州。 仙根担任粤汉铁路南段局长四年。在任内，和衷上下，苦心经营，终使粤汉南段全线建成通车。同时，他协助“广州—九龙”铁路建设，时时往来省港，最终促成“广九”铁路建成；后来转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全力投入铁路建设，以继承孙中山的部分遗愿。 抗战开始，仙根举家移居香港。而他被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只身前往武汉、重庆共赴国难。当时，国事蜩螗，他缅怀当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历程，忧国忧民，素志难伸，有时在参政会上抨击时政。 1942年初，香港沦陷，仙根妻儿回国内避难，6月辗转到达柳州，由张发奎安置生活。仙根从重庆来相会，全家团聚仅半年余。1943年3月，他复奉召独身回到重庆工作。 1943年6月15日，仙根不幸去世，年仅50岁。 国民党中央党部派林云陔料理李仙根的后事，李家人因道途修阻，滞留柳州，无法奔丧，延至年末，方到达重庆，殓葬早已完毕，墓地在重庆江北头塘的“广东山庄”。 李仙根逝世时正当壮年，赍志以殁，殊足痛惜。他的一生，应该说是忠于孙中山的一生。他在国民党内外有广泛的友好联系，在广东尤有人望。当年，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李仙根追悼大会”，冠盖云集，中共方面，董必武及邓颖超同志一起参加追悼会。 李仙根与孙佩莪生育四个子女，长子李明泰（小名掌珠）、长女李玮、次女李宝珠、次子李国泰。李仙根家学渊源，工诗善文，书法刚劲。当年，他与谭延闿、胡汉民、廖仲恺、古应芬、于右任等多有唱和，著有《岭南书风》、《小容安堂诗钞》等。除畅论岭南书法源流风骨的《岭南书风》一书尚有存留外，其余书稿悉毁于“文革”。李仙根珍藏有关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大量文献文物。1963年筹备“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活动”时，孙佩莪捐献给中央革命博物馆。[1][4] 近年来，李家人陆续将李仙根先生的日记、诗稿、印章、手迹、照片及所藏包括明代王宠、邝露以及清代黎简、居廉、朱次琦等名家书法真迹等400多件珍贵文物，无偿捐赠给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2007年11月12日，亲属决定把李仙根先生生前最珍爱的孙中山、陈少白、杨鹤龄、尢列题赠的“四大寇”题词捐出。[5] 李仙根善于诗词、书法，书法尤善隶书，字体疏朗有致，秀雅闲逸，用笔俐落，毫无俗气，个性突出。[6]其中《岭南书风》畅论岭南书法源流风骨，尚有存留。1923-1925年的袖珍日记三小本，由李仙根的长女李玮珍藏至今。 2008年8月23日，李仙根的次女李宝珠委托招思虹女士向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机构捐赠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仙根日记诗集》，供相关部门作研究之用。[7] 2009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84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来自中山市29个单位和团体的代表分别向孙中山先生的遗像敬献花篮。“李仙根藏品展览”开幕式随即举行，展出一批李仙根遗物、藏品以及有关孙中山的史料，以纪念李仙根先生和表彰其后人支援国家文化事业。[8] 现录李仙根的诗两首： 《澳门杂诗》（六首之二）[2] 乐土此堂堂，吾来怯近乡。寄离仍故国，触物感殊方。 远树疑烽燧，归禽乱夕阳。不胜怀古意，望处是黄粱。 坠简沧桑后，芸香惜相遗。十年勤掇拾，七叶冀昭垂。 苏杜间关日，黄王避地时。乞儿矜漆枕，怜我作书痴。 [1]《李仙根先生传》，载“广州地方志＂网，2012年12月28日，http://www.gzsdfz.org.cn/rsgz/lsmr/201202/t20120217_4627.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7-511页。 [3]中山诗社：《中山诗词选》（第一卷下册），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89，第101页。 [4]叶琼：《李仙根先生小传》，载《中山文史）（第10辑），中山：中山政协，1986，第77-81页。 [5]王锋：《中山昨启动孙中山纪念周活动》，载《广州日报》，2007年11月13日。 [6]卢德铭：《书坛名家——李仙根》，载《中山日报》，第2939期，第B3版，2003年1月23日。 [7]《孙中山先生机要秘书李仙根幼女李宝珠向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捐赠李仙根日记诗集》，载“华语广播＂网，2010年8月2日，http://gb.cri.cn/1321/2008/08/23/542s2208682_1.htm。 [8]何淼：《〈李仙根藏品展览〉纪念孙中山逝世84周年》，载《中山商报》，第1296期，第A5版，2009年3月13日。

梁捷，原名梁鼎捷，字皆智，香山县乾务乡（今属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干北村）人。[1]烈士。 梁生于农村，读书不多，1936年赴澳门昌泰银号当雇员，做过工人、商店售货员。他18岁时结婚，五年后生下女儿梁宝琼。[2] 抗战爆发，群众纷纷组织抗日救国团体。在国内人民和澳门同胞奋起抗日救亡的感召下，梁义愤填膺，满怀爱国激情，1939年夏，毅然三次申请加入澳门四界（学术界、体育界、音乐界、戏剧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三队。 同年5月1日，梁随队出发至东莞、宝安等县工作。8月中旬，全队编入第四游击区纵队司令部政治工作队，梁负责谍报、民运、武装等，被派到宝安观澜工作。他工作负责，甘于奉献，从一个组员升为组长，负责整个地区工作。 10月，日寇大举扫荡东江南岸，为达到聚歼日军和截断日军从南头增援的目的，司令部决定把在观澜附近的一座大木桥（大沙河桥）破坏，因为时间紧迫，任务重大，一定要有政工人员领导和鼓舞士气。队长转达司令部的命令，动员队员接受这个任务。梁自告奋勇，率领四个政工人员、八个举火把的民众和一连担任火力掩护的官兵迅速到达目的地，梁与同伴们趁著下弦月的月色，奋不顾身，敏捷爬向木桥。 不料，任务将完成之际，被日军发觉，以机枪密集扫射，梁临危不惧，马上指挥同伴开枪抵抗，击毙日军多人。他自己不幸身中数弹，光荣殉国，当时是3日深夜。梁捷牺牲时，年仅28岁。[1] 噩耗传来，同胞无比悲愤。10月下旬，战区（中山县第八区）抗先队部接到澳门四界救灾会来函，要求在斗门地区开追悼梁捷烈士大会。抗先队在小濠涌乡召开各乡抗先队长会议，决定在乾务乡举行追悼梁捷烈士大会，并要求各乡抗先队员必须参加追悼会，还发动该乡妇协会员、农民代表、学生代表等致送挽联、花圈等。 会后，抗先队长梁其颖将澳门四界救灾会寄来的信件，报纸刊载有关梁捷烈士的事迹、照片等有关资料，交给乾务乡抗先队办理。乾务乡抗先队以该乡时代小学教师和抗先队骨干组成追悼梁捷烈士筹备会，编写印发《梁捷烈士史略》，刊印及唱《梁捷烈士挽歌》，出版壁报，发动募捐，布置会场等。 10月25日，在乾务乡忠义祖祠举行追悼梁捷烈士大会，各地各界都派出代表参加追悼会，集会人数之多，代表性之广，在乾务地区来说是空前的，表明人民群众对梁捷烈士寄予无比的敬仰和怀念。[3] 11月5日，澳门各界在湾仔乡校大操场举行追悼会，庄严肃穆。当日，澳门各界人士和湾仔各乡如南屏、北山、翠微、前山等乡抗先队都派出代表参加，各机关团体致送很多挽联、花圈。12月，斗门人民在乾务忠义祠前举行“梁捷烈士追悼会”，八区抗先队和机关团体踊跃参加。游击队司令王若周呈请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抚恤烈士家属。[1] 梁宝琼珍藏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梁捷《革命烈士证明书》。证明书上写到“梁捷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2] [1]《梁捷》，载“珠海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洪储闻等：《河山沦陷歌姬捐献陪酒钱抗战时期澳门四界救灾会力促救亡活动》，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2月15日。 [3]中共斗门县委党史研究室：《斗门英烈》，珠海：斗门县委，1992，第58-60页。

范洁朋，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早期同盟会会员、澳门富商、慈善家。 洁朋参与讨伐龙济光与陈炯明之役，担任广东省长公署和滇军总司令部咨议。1922年后从事工商实业，定居澳门。他所办企业分布粤港澳三地，最大型的有亚通织造厂和澳门置业公司。[1] 1892年，澳门镜湖医院董事会根据富商曹有等人提议和捐赠，分别在澳门各区的连胜街、卖草地、新埗头、水坑尾、新桥等处，分别设立五所义塾，统称“镜湖义塾”，成为澳门第一所免费学校；1912年起，改为七年学制，更名为“镜湖小学”；1924年在下环街区开设镜湖小学分校；1948年与澳门平民免费小学合并，改称“镜湖平民联合小学”；曹子基、何宾岩、洁朋、徐伟卿等人历任该校校长，都由镜湖医院董事推选。[2] 洁朋是澳门赌界的前辈，嗜好赛马，成为澳门临时马会的会董、马主。当时，马主一般并不拥有马，马是葡籍骑兵的军马，临赛前充当赛马，由社会名流投买，就成为马匹的临时主人。洁朋每逢赛马都要做一回马主，又热衷马会慈善，1915年广东大水灾，港澳华人同胞在澳门黑沙环临时马场举行马会义赛、粤剧义演等活动，他十多天没做生意，捐了不少义款。 1930年，商人卢九联合洁朋、何土等人组成“豪兴公司”，在广东银行行长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银行创办人李声炬的支持下，投得澳门赌场的经营权。由于没有其他赌场竞争，豪兴生意不错，为吸引更多香港人来澳门赌钱，赌场内水果、食物、香烟等全部免费奉上。 1933年，豪兴斥资购入奥地利一艘驱逐舰，改装成客轮行驶港澳之间，航程时间缩短为2.5小时，船只行走较稳定。这使前往澳门的港客逐渐增多。澳门的专营赌博业从此走上正轨。 1930年的一天，洁朋提出建议，上海赌博非常兴旺，赌式多，赌徒众，有不少南方没有的花样。如引进过来，就会吸引更多的香港人来澳门赌钱。 卢九否定了洁朋的建议，洁朋觉得卢九思想十分守旧，他跟卢九谈过几次，卢九就是不同意做上海人的“跟屁虫”。他不理卢九的想法，以个人的身份前往上海。 上海赌场使洁朋大开眼界，赌场规模远大于澳门，很多西洋赌式。上海赛马场有三个，赛狗场也有三个。澳门不是搞赛马的地方，香港赛马存在一天，澳门黑沙环跑马场只能做配角。 洁朋认为澳门可以开办赛狗博彩，一是香港没有，二是无需占用大块土地。上海第一个跑狗场叫明园，1928年英商麦边创办，成为上海热门赛事。赛事在每周三、六、日三晚举行，分平地赛和跳栏赛；彩票有“独赢”、“位置”、“摇珠彩票”三种，公司每晚从门票、彩票抽取的佣金，收入七八千元。 同年7月底，英国绅士伊文思创立申园赛狗场。申园是明园的翻版，只是时间错开，每周一、四晚上开赛。开赛前请来英租界的苏格兰军乐队演奏助兴。申园的赛狗较明园少，收入稍逊。同年12月底，逸园赛狗场开办。赛场看台非常气派豪华，附设跳舞厅、酒吧间、餐厅及摔跤、拳击台。发起人有上海万国储金会董事长司比门、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司比门任逸园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按照三个“狗园”的协议，逸园赛事定在周二、五的晚上，周日下午逸园增设特别赛。 逸园的出现，使明园、申园每况愈下。1931年初秋，洁朋上明园、申园观摩，发现看台上稀稀落落。他与公司头面人士接触，他们说逸园洋经理拉上上海滩的大流氓做后盾，为所欲为，破坏行规，唆使“小瘪三”进场捣乱。这样下去，只有关闭。 范洁朋马上回到澳门，先跟卢九商量。卢九说，你去上海挂帅办赛狗，我坐阵豪兴；你在豪兴的股份不动，赛狗会若筹资有困难，我参一股。 卢九的爽快和豁达，令洁朋觉得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马上求见澳葡府的要员，立即得到包括阿尔‧巴尔博托总督在内等要员的支持，以优惠的价格批出望厦山以西的新填海地。洁朋占的股权较大，卢九居次，另外还有数个赌商参股。按明园的规模作预算，估计需要50万元。工程分几期进行，股东届时按股份注资。洁朋安排下属暂建简易跑狗场，两次赴宴上海。 洁朋买来一批澳洲“格力”狗388只，按广东人习惯，图个好意头。他担任“澳门赛狗会”主席兼经理，狗会董包括股东、澳门政要和社会名流。正好有一支美国女子乐队来远东的军事基地劳军，洁朋通过关系，请她们来澳门旅游观光。 1932年元旦过后，澳门首届赛狗会开幕，场地虽简陋，但场面隆重。开幕之前，24位美国漂亮女郎身着礼服在澳门街上吹吹打打，弄得街知巷闻。开幕式邀请到澳督等政要，卢九和社会名流分别坐在澳督两侧的贵宾包厢，洁朋忙得不可开交。但之后的赛事，一场比一场冷清。澳门人口太少，赛狗本来就不是葡萄牙人的传统娱乐节目，而广东华人也不喜欢这种洋玩意，只热衷于中式赌博。洁朋为求收支平衡，把门票定为一元，一元钱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小厮半个月的薪水，对一般收入的葡人来说，也是高消费。昂贵的票价弄得赛狗会无人问津。洁朋期望二期工程完工后，扭转颓势，结果只是有所改观，赛狗会仍然亏损厉害。 当洁朋邀请股东董事讨论三期工程时，卢九建议他趁早结束赛狗生意，1933年，澳门赛狗会停办。洁朋把赛狗会卖给英商嘉道理家族，之后赛狗会几次易手，1938年销声匿迹。 1935年，豪兴出现了危机。霍芝庭和傅老榕等在深圳另立门户，开设了一间赌场，由于交通较澳门方便，省港两地赌客纷纷涌向深圳，澳门赌场生意门庭冷落，开始亏本，走下坡路。1937年，“豪兴”的本钱亏尽。[3] 1931年11月27日，洁朋和李际唐、高可宁、毕侣俭等发起成立的“澳门筹赈兵灾慈善会”，成为澳门最早成立的有影响的救亡赈难团体。慈善会成立后，召集澳门各个行业，如疋头行、理发行、番摊行、鲜鱼行、火柴厂、戏院等商讨向国内抗日将士捐输事宜。[4]洁朋被选为主席，带头捐出六千余元，募集了十万元，为抗日救国作出重要的贡献。 1936年，国大选举，洁朋被选为澳门华侨区监督，成为澳门华人领袖。在香港担任出口炮竹商会主席、香港华商总会值理。对社会慈善、公益、教育事业多有支持襄助。洁朋担任澳门商会主席、镜湖医院主席、同善堂值理、镜湖学校校长、望德女中校董、圣罗撒女中校董等职。 范洁朋后来的情况不详。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页。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页。 [3].《〈赌城往事之澳门风云〉：赌王纷争》，载“当当网＂，2013年9月12日，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747751?ref=read-3-C&book_id=3658。 [4].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68页。

郑仲，又名郑汝仲，字锟贤，号侣忠，生于香山县南屏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一个农民家庭。[1]兴中会会员、革命家。 南屏郑氏祖先，最早由福建莆田迁来，北宋庆历年间（11世纪40年代），入粤任惠州路判官，九世时迁居东莞，后复迁至香山三乡，与郑观应为同一大族。14世后，郑氏一部分族人陆续迁来南屏，之后建有纪念15世祖的雪山祠、纪念16世祖的居一祠。 郑是郑居一的长房子孙，郑氏传至第二十三世祖父郑彦庞，娶妻杨氏，生育两子，长子郑汝俭，早夭。次子郑汝仲。 郑在少年时代，因家境贫困，远渡重洋前往檀香山谋生。经过十多年辛劳，颇有积蓄，与孙眉在当地合办一个畜牧场，规模甚大，有牛羊等畜类一万余头，复兼营商业，收入不菲，在檀香山颇有名望。 1878年，孙中山随母到檀香山孙眉处求学，结识了郑。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郑和孙眉率先参加，成为最早的兴中会员之一。有志之士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宣传和筹款活动，郑首当其冲。起初，孙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时，孙眉反对，郑极力劝说孙眉，并且在经济上对孙中山尽力帮助。后来，孙中山几次到檀香山进行宣传筹款活动，都得到郑和孙眉的大力支持。 由于革命志趣相投，志同道合，郑和孙眉、孙中山义结兄弟。郑居长，大孙眉四岁，称大哥；孙眉居次，孙中山居末。三人签字的金兰谱与郑的兴中会会员证及郑捐助的现金收据等珍贵文物，郑及其后人悉心保存，抗战期间日寇侵占南屏时，郑的儿子恐日军搜得而遭其害，将这些东西全部烧毁，十分可惜。 郑对革命更为倾心。他将与孙眉合力经营牧场变卖，所获之款交给孙中山支配使用。[2] 1895年，郑回到澳门省亲和完婚，及料理澳门物业。适逢广州起义失败逃到澳门的孙中山，郑将孙中山藏到他的婢女顺霞家中，位于石墙街路口的“翁均利”铺号。 1905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希炉埠成立兴中会分会，重振革命声威。同年，孙中山和黄兴等组织同盟会，希炉埠兴中会改为同盟会，郑随即转为同盟会员。 后来，郑在檀香山其他物业日渐萧条，加上年事已高，他与孙眉相约回国。孙眉初居澳门，后移居香港九龙。郑回到南屏家中，他十分关心国事，主理乡政，慷慨豪爽，排难解纷，颇得乡人拥戴。他与孙中山家人联系十分密切，常往澳门探望孙眉、卢慕贞。郑的长子结婚时，孙中山赠喜幛礼物祝贺。 1912年，孙中山视察前山，郑发动南屏群众前往欢迎。孙中山为勘探铁矿事到南屏时，郑作向导在将军山探测矿务。 1922年1月18日，郑在家乡病逝，终年72岁。 南屏乡亲给郑仲举办隆重的葬礼，全乡出动，学校停课，乡民师生都参加送葬，孙科也率人前来参加，挽联挂满一屋，极尽哀荣。 郑仲生育一女四子。元配张氏是本村张庸建之女，只生一女，居长，嫁给本村张姓，不久身故。郑在檀香山时，孙眉收养一个美国孩子为义子，孩子生于1888年。 他见郑仲无子，将义子转送给郑仲领养。郑仲将义子带回家乡，取名郑胜祥。郑胜祥体魄魁梧，乡人称他为“番鬼仔”或“番鬼胜祥”。由于郑胜祥自幼接触革命前辈，耳闻目染，受到革命的熏陶，思想进步。当时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函邀郑仲出任财务工作，他以年老多病，未能就任，就将义子交托给孙中山。 后来，郑胜祥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惠州战役。利用战役结束后的短暂时间，郑胜祥全副戎装，返乡探亲，乡人听他讲战斗的事迹，令人十分敬佩。不久，郑胜祥被派往新加坡工作，起初两年寄回三封信，说因工作关系，暂无定址，请缓回信。之后，音信全无，不知所终。 1895年，郑仲从檀香山回乡时，因元配张氏无子，又娶澳门路环李氏为妾，先后生育三子： 郑金柞，又名郑炳芬，生于1898年，曾在菲律宾经商，后来去世。 郑金禧，又名郑炳芳，生于1907年，受父兄影响，郑金禧早年参加革命，成为30年代老共产党员。他参与组织抗日先锋队，推动南屏地下抗日斗争工作，参加家乡解放工作，复任澳门海员工会子弟学校校长，退休后闲居香港和南屏老家。 郑金照又名郑炳华，生于1911年。郑金照早年到港澳谋生，后考入粤汉铁路局报训班受训，毕业后适逢抗日战争，投笔从戎，参加第四路军交通兵团担任报务通讯工作，后因病转入韶关电报局任报务员，并在乐昌、平远、广州等电信局服务，建国后任教于广东省邮电学校，退休后定居广州。[2] 郑炳芳之子郑少仁说，祖父郑仲从檀香山回到南屏后，与孙眉来往密切，逢年过节，经常走动，亲如兄弟。郑炳芳幼时体弱多病，患有哮喘病。孙眉听说狗肉汤煮鸡蛋可以治疗。于是，经常带着一篮子用狗肉汤煮好的鸡蛋来看郑炳芳。孙眉住在澳门，卢慕贞不时接济郑家，两家感情非同一般。 郑少仁听说，伯父郑炳芬多次随郑仲去澳门孙家探访，孙中山当时示意送郑炳芬到岭南大学读书，后因政局变动，孙中山过早离世，未能成行。虽然郑仲、孙中山相继离世，但郑仲后代依然坚持革命，完成先辈未尽夙愿。[3]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03-105页。 [2]郑炳芳、郑照：《回忆先父、兴中会员郑仲》，载《珠海文史》（第8辑），珠海：珠海政协，1989，第53-58页。 [3]《与孙中山义结金兰，急公好义乐善好施　郑仲：倾其所有支持革命》，载“珠海视窗生活网＂，2011年12月31日，http://www.zh3721.com/2011/0927/0756_121714.html。

李镜荃，字镜荃[1]，又名李光、李镜全、李镜泉，新会县七堡乡（今属江门市新会区七堡镇）人。澳门富商、澳门商会副总理。 李镜荃家族很早投资银店生意。其父碧光堂于1881年，与卢九、蔡康等人合作经营宝行银号生意。 除经营闱姓生意外，李镜荃多次承充经营澳门火水（煤油）、火药生意，成为当时著名的硝商。 1897年1月，李镜荃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及其属地售卖出口入口火水生意，为期两年。1897年3月，他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及其属地出口入口、制卖火药硝及硫磺生意，为期两年。 李镜荃与妻子陈氏生育三子：长子李际唐（翘燊）生于1882年；次子李翘庆（保榕），又名李子农，生于1884年；三子李耀伦生于1901年。 据说，1904年，李际唐参加光绪甲辰科（清朝最后一科）会试，当时李镜荃在经营闱姓，以十万元的代价，觅得“枪手”入闱作弊，把李际唐“扛”成一名翰林。李际唐成为澳门史上唯一的一位翰林学士。[2] 1908年，澳门举办卖物赈灾会，李镜荃积极参与其中，购买绣品、烟仔等物品。[3] 宝行银号多个股东去世后，其后人掀起了一场浩大的诉讼，李镜荃被卷入案中，但其经营的银号属于家族生意。在经历宝行银号风波后，1910年，李镜荃另外投资宝得银店，担任司事一职，并以“未挂号商人”身份，参与当年理商局局绅的竞选。 1911年，成为李镜荃事业的鼎盛时期，年初，他出任公钞会副会员；3月担任公钞会会员，同时被公钞局列为“纳公钞至多之人”。1913年1月，澳门商会成立，他被选为副总理，成为新一代华商领袖。[2] 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李镜荃积极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不顾长子李际唐等亲友反对，义无反顾地资助革命党人，公开为孙中山等革命活动撑场；长期接济孙中山在澳门的家眷十多年。他多次在澳门和广州与孙中山会晤，每次一定赠送孙中山金钱逾千元，大力支持革命。[4] 李氏家族在澳门的龙头生意是“富而贵闱姓彩票厂”，位于草堆街船澳口七号（今“永安号”铺位），是当时澳门“五大闱厂”之一，专做省城五邑（新会、台山、恩平、开平、鹤山）籍人士的彩票生意及五邑各乡镇的彩票生意，生意兴隆。 在李际唐“扛”得翰林后不到一年，“富而贵闱姓彩票厂”结业了，因大清朝乡会岁科试一律停止而停业。澳门人都说“李光（镜荃）标到科举会试标尾会了”。[1] [1]《澳商“标尾会”子成进士》，载《新报》，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34291。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81-183页。 [3]汤开建等：《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218-219页。 [4]金英杰：《灵芝药房秘密搞革命》，载《新报》，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郑卓，原名郑卓轩，香山三乡桥头（今属中山市三乡镇桥头村）人。兴中会会员、孙中山侍卫。 孙中山为他改名郑卓，人称德叔，早年参加三合会。1897年，郑在香港加入兴中会。在澳门草堆街孙中山创办的中西药局当搬运工。后来孙中山到广州行医，药局交与程大元（程北海之子）做司理，成为革命党人常集会之所。 郑一方面做运货，一方面担任交通传讯。郑与孙昌是好朋友，常得机会与孙中山见面，孙中山见郑身体好、功夫好，通晓英文、法文，又会开汽车和轮船，就留在身边做侍卫，后郑当上侍从武官。在广西镇南关起义时，郑担任司令部副官，负责掌管粮食。孙中山派郑向马君武学制炸药。 1913年，他随孙中山南下，巡视南方各省督办铁路，后随孙中山赴美国三藩市、西雅图、洛杉矶和加拿大温哥华、法国巴黎、日本等地。 1918年，郑担任广三铁路机务段长，一年多后，回到孙中山身边当侍从武官。 1923年8月，郑被委任为大本营巩固军副官长；1925年1月被委任为广东兵工厂管理委员会委员，1926年任财政部总务处缉私课课长，1931年任中山县公安局局长，后任岐关车路公司副经理等职。后来，郑定居澳门。[2] 1982年6月，应江门政协之邀，郑撰写《孙中山先生在江门轶事》一文。1908年，郑、卢怡若等五人护卫孙中山，都带有手枪和炸弹。孙中山乔装为郎中，化名姓徐。时值农历正月十五，茶庵寺进香人多，孙中山等推迟到正月十七日到达茶庵寺，在一间有秘密地下室“客房”休息，慧真和尚立即派了小和尚在上山的路上布下哨岗。刚坐定不久，放哨的和尚突然发现山下来了一队清兵。 一向很镇定的孙中山感到意外。此行高度秘密中进行，难道走漏了消息？当时郑等采取紧急措施，陈少白、刘义、黄顺护卫孙中山，由慧真和尚派出心腹带路，走上茶庵寺后山茂林深竹中一条小路，绕到海边去。在那里有小船可以过渡，必要时从水路撤退。卢怡若（三哥）前往台山。郑装作茶庵寺的“后生”，下山探听消息。郑赶到山腰，发现数十个清兵护拥著几顶轿正上山。轿子里坐的都是女眷。 郑根据从事革命工作多年的经验，清兵出动围捕党人，决不会带女眷。郑立即将消息飞报回去。事后，据茶庵寺的和尚向进香的女眷和清兵打听，才知这是一场误会。原来当时江门商业发达，与香港有火船往来，成为水陆交通要道，所以有一营清朝陆军驻守。 营长当时叫“管带”。另外，在江门堵头山有个炮台，炮台台长是外省人，与陆军营管带、两家女眷都有往来，这两位“官太太”听说茶庵寺香火很旺，决定前来参神，认为正月十五人多，选定正月十七才来。因茶庵寺在山区，她们的丈夫恐怕有“山贼”，多派护兵保护。 孙中山、陈少白、刘义、黄顺等接到平安通知，又回到茶庵寺，在有地下室的“客房”住上一晚，第二天，陈宜禧派他的侄子陈忠堂到茶庵寺来迎接孙中山。[3] 1986年3月11日，郑在澳门举行102岁寿宴会；后与女儿一家同住。 1988年，郑在石岐苏华赞医院逝世，终年104岁。[1] [1]中山市外事侨务局、中山市港澳事务局：《中山市华侨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751页。 [2]《郑卓》，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2010年2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xgrw.php?id=280。 [3]江门政协：《江门文史资料》（第8辑），江门：江门政协，1982，第1-3页。

黎协，又名黎国民，生于澳门。夏威夷富商、同盟会分会部长。 1875年，黎来到夏威夷，起初在莫洛凯岛上做工，后转到夏威夷岛希炉埠工作。他在种植园工作八年，稍有积蓄，开设一家小杂货店，后发展到三四家商店。 黎开始投资房地产，兼种植甘蔗，成为希炉埠的华人富商。 黎慷慨捐助各种慈善事业，成为希炉华人社会的侨领，在整个希炉埠颇有名声。 1903年12月，孙中山应毛文明之邀来到希炉埠演讲，黎与另一华侨商人黄根组织欢迎委员会。孙中山乘船在夏威夷岛卡乌登陆，黎和黄根陪同孙中山从卡乌乘火车来到希炉埠。孙中山在希炉埠时，住在黎家或黄根家。 黎与孙中山成为好友，积极支持革命运动，带动希炉华人捐助起义活动。1910年，孙中山到夏威夷成立檀香山同盟会；同年5月到达希炉，停留约两周，成立檀香山同盟会希炉分会，华侨踊跃入会，参加会员达385人，黎担任分会部长。 孙中山离开夏威夷后，多次写信给夏威夷同志，其中有三封信写给“国民兄”（黎协）,信中孙中山要求紧急捐款。 1915年1月19日，在希炉市内，一名华侨对黎开枪射击。他身中数弹，11月25日，因伤重去世，年仅52岁。 凶手当场被捕，认罪后被判刑。此案当时没有深究凶杀的动机。但黎协的家属称，凶手背后有人指使。 孙中山得悉黎协被害后，1915年12月14日和1916年1月26日，写信给希炉分部和筹饷局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 黎协与有一半夏威夷半白人血统的妇女结婚，生育七个子女。 黎协之女伊莉莎白（Elizabeth Lai Hiplum）说父亲支持孙中山革命，所以有人反对他，他被人枪杀与此有关。 黎协的孙女Muriel De Ponte，是黎协次子之女。她说，父亲告诉她，祖父遇害是有人暗中指使。 黎协的许多个孙子和孙女现住在火奴鲁鲁。其中，伊莉莎白及其儿子Ted Lum十分珍惜黎协的生平事迹，向作者马兖生提供许多宝贵资料。2000年4月伊莉莎白去世。亲友说，她生前能把黎协和她见过孙中山的资料告诉马兖生，是她晚年最高兴的事。[1] [1]马兖生：《孙中山在夏威夷：活动和追随者》，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163-164页。

冯秋雪，名平，号西谷，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市南海区）人。诗人。赵连城丈夫、冯印雪兄长。 少年时代，秋雪入读陈子褒创办的澳门灌根学塾；在澳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和讨袁斗争；后在澳门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他与友人合办南华印字馆，出版《诗声月刊》。1919年，他与妻子赵连城、弟弟冯印雪创办佩文小学，并担任校长。 1924年，秋雪与赵连城、冯印雪、刘君卉、黄沛功、梁彦明、周佩贤等创办“雪社”，成为主要负责人；并参与创办澳门中华教育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受杨匏安等人的委托，秋雪将佩文小学扩充为中学，利用学校和印字馆进行革命活动。他被澳葡当局逮捕，经谢英伯营救获释。抗战初期，秋雪担任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驻港办事处主任；香港沦陷后，避居广西桂林、昭平等地。 新中国成立后，秋雪担任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1969年，秋雪在广州病逝，终年77岁。[1] 冯秋雪著有《宋词绪》、《金诗绝句选》、《金英馆词》、《甲甲夏词》、《秋音甲稿》、《乙稿》、《水珮风裳集》等。 现录冯秋雪的诗两首：[2] 《愁倚栏令》[3] 四月二十日[4]，余与连城邀同哲士、佩贤、草衣，小叙佛笑楼。[5]座中有作愁苦语者，倚此慰之。 华灯初照罗裳，正玉薤平添满觞。[6]尔我心情真似酒，偏入愁肠。 年华忍独思量，漫负郤，钗光鬓香。如此清容正好[7]，休说斜阳。[8] 《初春归澳示印雪》 流水无根蒂，飘然又转蓬。两年知刧短，小聚惜尊空。 骨肉今能几？韶光昔易穷。且干家国泪，来对浅春红。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69-274页。 [2]《诗说濠江》，载“爱书堂＂网，2012年11月21日，http://www.booksloverhk.com/poetrecent48.htm。 [3]愁倚栏令：又名春光好，词调名。 [4]四月二十日：指民国十年农历四月二十日（1921年5月27日）。 [5]佛笑楼：俞永济《澳门指南‧饮食‧餐室》：“佛笑楼餐室，福隆新街六十四号”。 [6]玉薤：酒名。 [7]清容：清秀的容颜。《子夜歌》：“含春未及歌，桂酒发清容。” [8]斜阳：夕阳。权德舆《晚》诗：“古树夕阳尽，空江暮霭收。寂寞扣船坐，独生千里愁。”夕阳易引起愁思，故用以比喻愁苦。

杨铁夫，名玉衔，字懿生，号铁夫、季良、鸾坡，香山县申明亭乡（今属中山市沙溪镇申明亭村）人。同盟会会员、著名诗词人、国立无锡图书馆馆长。 1901年，铁夫考中举人，担任广西归顺州知州、晋安府知府；后毕业于京师大学师范专业，又东渡日本求学。期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开展革命。[1] 时值光绪末年，举国上下废科举制度、责令书院皆改公学时，废科举，兴学堂，废除旧的教育体系，构建新的学堂教育体系。铁夫学成回国后，提倡研究中西方教育，尤其要振兴新学方可救国图强。他召集全都绅士决议把龙山书院改为隆都高等小学堂，首先公推彭炳纲等五人为筹备委员，并以乡绅捐助及书院田产收入等作为教育经费，在书院旁购地建筑宿舍和教室，扩建校舍，保证校园足够大。 另外，在师资力量上，他不惜大手笔，以年俸300两的优厚待遇聘请举人、中大教授等能人贤才为教席，确保师资雄厚。在改制初期，学堂没有章程可考，铁夫参考日本学制课程，不少数、理、化科目所需要的标本仪器从日本购回，之后，隆都兴学之风开始普及。[2] 香山隆都地区教育发达，英才辈出，铁夫贡献较大。其兄杨季廷（玉瑚），侄子杨清甫（兆泾），先后接掌龙山书院，故有“一门三校长”的美誉。 铁夫非常关怀家国，力图澄清吏治，唤醒国魂。他结识不少革命志士，与蔡锷将军在桂林共事，互以戮力国是相许，结为异姓兄弟。 1904年秋，胡汉民再度留学日本，开始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加入同盟会，次年投身革命。胡汉民与铁夫乡榜同首并共事，革命意志相投，共同参与反清活动。后来，胡汉民被举为广东都督，邀请铁夫出任秘书。铁夫准备行装将作欧洲之游而婉拒。铁夫前往欧洲时，撰写《旅欧纪游》一书，留居新加坡，开办实业，经营锡矿，后因故离开新加坡回国。 民国初年，铁夫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孙文学院院长，1913年任广东高等师范学堂（今中山大学）文案一职，后因故辞职。应校方之约，铁夫推荐侄子杨清甫接任。1914年，铁夫任广东警察厅卫生科科长；1915年因办广东水灾赈济，铁夫获授七等嘉禾章，以县知事用；1916年出任揭阳县知事，发展教育和振兴实业，事事亲力亲为。 早年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于高级师范学堂的杨清甫随任，委以教育实业科长一职，为揭阳人多办实事。揭阳官衙有肥缺称，又为鸦片烟苗产地，人皆以为此任“腰缠十万贯”。铁夫绝不同流合污、恃权谋私，而是关心民间疾苦。他认为鸦片祸国殃民，深恶痛绝，严厉禁种铲苗，当地豪绅，以数竹箩盛黄金、白银行贿，请求宽期。他终不为所动，愤然表态“刁民可恶！”亲自率马队于罂粟地往来奔驰，尽将烟苗践踏铲除，奔波三月，始告肃清。 1926年，铁夫回乡担任中山师范校长。上任不久，他以私人名义，委托旅檀香山乡亲募捐修缮校舍，筹得美金2000元。后因款项不必动用，他将募得之款，分文不少，寄回檀香山捐款人。为此，不少侨胞赞他“一尘不染”。 后来，铁夫旅居上海，常出入于同乡小榄人甘翰臣的别苑“非园”，当时，来“非园”客人有朱疆村、王病山、陈伯严、曾农髯等当代诗词大家。铁夫是朱疆村在粤督学时所录取的人才，多次呈献自己的作品，多得奖勉。 朱疆村示意他多读《梦窗词》。铁夫对词章更进行深入探索，完成《梦窗词笺释》一书，并出版他所填的《抱香词》一卷问世，声名大噪。词集由前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兼国学馆馆长叶恭绰题写书名，陈石遗题词，有“疆村夜钵晚年强”之句。 当时，古文学家唐太史（文治）以保存国学为职志，在江苏无锡设立国学专修学院，聘请铁夫为词学教授，陈石遗为诗学教授，章太炎时来讲学，一时有“国学堡垒”之称。 铁夫担任国立无锡图书馆馆长，经常出游就近太湖诸胜，夜宿鼋头渚广福寺。在治学流览中，他似别有醒悟，陷于虚幻，一度萌发出家的念头，居住浙江普陀山慧济寺一年，以居士身份学佛，唯未剃度。铁夫既欣赏浩瀚大海，又喜爱突兀山峰，江南诸山遍游。年纪渐大时，他腰脚尚健，前往游黄山、衡山，在衡山顺至岳麓，祭拜蔡锷将军墓，并撰文凭吊。南返广州小住后，他又游罗浮、鼎湖诸山，在鼎湖吊慕经老和尚。慕经以庆云寺方丈退院圆寂，称大德，是铁夫少时问道的朋友。 铁夫的长子杨兆焘当时供职于宁波市府，迎往一游，并到奉化雪窦寺观千丈岩瀑布之奇。宁波旧称“四明”，有藏书名楼“天一阁”，在月湖之西，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创建于明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又有“四明图书馆”，上承薛观察福成之储，藏古今书籍颇丰；铁夫受聘为馆长，迁馆于公园中央，馆前高梧荫簷，十分怡人。 辛亥革命后，铁夫历任中山师范学校校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孙文学院院长、无锡市国学专修学院词学教授、香江广州大学国民大学教授等职。 铁夫毕生钻研古典文学，词学底蕴深厚，素有“岭南词人”之称；著作有《抱香词》、《双树居词》、《五厄词》、《清真词笺》、《铁城土语语原考》、《隆都语原总例》、《梦窗词笺释》等书。 1943年6月6日，铁夫去世，终年74岁。 在追悼会上，朱庸斋撰写悼联“一瞑巧逢‘教师节’，万人传诵《抱香词》。” 国民时期，6月6日是教师节。该联对仗工整，切时切人，令人潸然泪下。当时杨铁夫之子远在梅汕，交通不便，未能马上回乡奔丧，一切由侄子杨清甫（杨正绳之父）料理。杨铁夫元配妻子黄氏生于1873年，长洲名门望族之女，诰封恭人，温和贤淑，勤俭持家；1939年逝于香港。 杨铁夫生育二女三子。其中长女杨惠文，适本邑李应庚解元之子李辕孙（杨铁夫署镇安府时，与李应庚先生交谊甚厚，以儿女姻事为约）。次女杨惠明师范毕业后病逝。长子杨兆焘，儿媳唐逸馨是唐绍仪侄女。次子杨兆熊，儿媳杨洁庄。三子杨兆煦，幼时夭折。 杨兆焘夫妇都获得公费留美，取得硕士学位，同任上海复旦、广州中山大学、香港大学教授。杨兆焘供职于宁波和广州府，1935年担任中山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杨兆熊夫妇长期供职于香港、梅汕一带学校，居住汕头市。 杨铁夫的堂弟杨泽常、杨泽图旅居檀香山，美国眼科学者杨思禄博士、火奴鲁鲁市前劳工局副局长、隆都从善堂主席杨兆佳、英文书记杨兆文、申明亭同乡会主席杨献墀及杨献琛、杨献东等都是杨铁夫的侄辈。已故马来西亚吉隆玻中山同乡会主席是杨铁夫的侄孙辈。[1] 杨铁夫所著的《铁城土语语原考》一文，对澳门“马交”得名，持另一种说法： “葡萄牙租借地之澳门，西人名之曰‘马交’，或曰前以有马蛟石得名。按《说文》瓜部，小瓜也。徐锴曰‘今有马如小瓜也。’（按：古人于动植物，往往因其大小而加以牛马之名，马亦然）。澳门一隅与前山相隔，有一窄长之过脉小径联之，今人呼为莲花茎，实瓜蔓也，盖澳门如瓜然耳。又曰南环者，亦瓜环也。”杨铁夫没有提出更多的论据，其眼力颇有穿透力，“马”之说，成为专家学者一新视听，非常有意义。[3] [1]杨正绳：《岭南词人杨铁夫及其家世》，载《中山文史》（第43辑），中山：中山政协，1998，第101-102页。 [2]《山川灵淑蔚人文兴学立教多才俊》，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10月16日。 [3]陈绍锦：《关于隆都话的研究》，载《中山日报》，第2572期，D3版，2002年1月21日。

字复生，号冬郎，笔名鲁一。广东南海人。少时随舅舅朱九江就读于礼山草堂。与陈少白、郑士良等交好。先后在《世界公益报》、《广东报》、《华侨报》等报社任编辑，利用“粤讴”、“班东”等地方歌谣形式，宣传革命。并进行粤剧改革，曾创办澳门优天影粤剧团，以平喉时装演出。编有剧本《贼现官身》、《虐婢投江》等，在澳门、新加坡等地演出，影响甚大。1926年卒于香港。

字树园，号孔庵，笔名扪虱谈虎客。广东番禺人。监生出身。1891年入广州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曾协助康有为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任万木草堂学长，号长兴里十大弟子之一。后任湖南长沙时务学堂教习、澳门《知新报》撰述。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协助梁启超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横滨大同学校。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义。民国初年，在广州办南强公学、觉是草堂。晚年留寓香港。1944年病殁于九龙。著作编为《树园先生遗集》。

画家、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名仑，号爵廷。广东番禺人。青少年曾肄业于广东水陆师学堂及澳门岭南学堂。后师从居廉学画。1905年在澳门师从法国画家加麦学习西洋画。1906年起两度赴日留学，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历任同盟会广东支会会长，支那暗杀团副团长。辛亥革命后，先后创办春睡画院，南中美术院，授徒传艺。后历任广东甲种工业学校校长，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广州市立艺专校长等。1938年广州沦陷后辗转到澳门，下榻普济禅院妙香堂，继续开办春睡画院，多次举办师生抗日画展，为难童筹备经费。生平提倡艺术革命，以“折衷中西，融汇古今”为号召，掀起“新国画”运动，创立岭南画派，与高奇峰、陈树人并称岭南三杰。擅花鸟虫鱼、山水、人物，又长诗、书。画作曾在意大利、比利时等博览会获最高奖。1951年3月在澳门中央酒店举办平生最后一场个人画展。不久后便因糖尿病，病逝镜湖医院，葬于新西洋坟场。著有《我的现代绘画观》、《剑父画集》等。

黎协，又名黎国民，生于澳门。夏威夷富商、同盟会分会部长。 1875年，黎来到夏威夷，起初在莫洛凯岛上做工，后转到夏威夷岛希炉埠工作。他在种植园工作八年，稍有积蓄，开设一家小杂货店，后发展到三四家商店。 黎开始投资房地产，兼种植甘蔗，成为希炉埠的华人富商。 黎慷慨捐助各种慈善事业，成为希炉华人社会的侨领，在整个希炉埠颇有名声。 1903年12月，孙中山应毛文明之邀来到希炉埠演讲，黎与另一华侨商人黄根组织欢迎委员会。孙中山乘船在夏威夷岛卡乌登陆，黎和黄根陪同孙中山从卡乌乘火车来到希炉埠。孙中山在希炉埠时，住在黎家或黄根家。 黎与孙中山成为好友，积极支持革命运动，带动希炉华人捐助起义活动。1910年，孙中山到夏威夷成立檀香山同盟会；同年5月到达希炉，停留约两周，成立檀香山同盟会希炉分会，华侨踊跃入会，参加会员达385人，黎担任分会部长。 孙中山离开夏威夷后，多次写信给夏威夷同志，其中有三封信写给“国民兄”（黎协）,信中孙中山要求紧急捐款。 1915年1月19日，在希炉市内，一名华侨对黎开枪射击。他身中数弹，11月25日，因伤重去世，年仅52岁。 凶手当场被捕，认罪后被判刑。此案当时没有深究凶杀的动机。但黎协的家属称，凶手背后有人指使。 孙中山得悉黎协被害后，1915年12月14日和1916年1月26日，写信给希炉分部和筹饷局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 黎协与有一半夏威夷半白人血统的妇女结婚，生育七个子女。 黎协之女伊莉莎白（Elizabeth Lai Hiplum）说父亲支持孙中山革命，所以有人反对他，他被人枪杀与此有关。 黎协的孙女Muriel De Ponte，是黎协次子之女。她说，父亲告诉她，祖父遇害是有人暗中指使。 黎协的许多个孙子和孙女现住在火奴鲁鲁。其中，伊莉莎白及其儿子Ted Lum十分珍惜黎协的生平事迹，向作者马兖生提供许多宝贵资料。2000年4月伊莉莎白去世。亲友说，她生前能把黎协和她见过孙中山的资料告诉马兖生，是她晚年最高兴的事。[1] [1]马兖生：《孙中山在夏威夷：活动和追随者》，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163-164页。

梁镜清，香山县（今属珠海市）人[1]，以海为家。港澳流动渔民、同盟会会员。 梁镜清拥有三艘船，经常停泊澳门，往返于香山港澳之间。当时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在香港成立同盟会，之后在澳门设立支部，进行宣传和组织革命活动。 梁镜清膺服孙中山的革命学说，说吾等水上人家，受尽屈气，非革命不可！他毅然加入同盟会。 朋友梁义是香山县人，穷于家计，沦为盗贼，成为“绿林”头目之一。梁镜清晓以大义，明之以理，劝梁义改邪归正。梁义悦服，也加入同盟会；并将自己的澳门寓所捐出，作为同盟会支部集会、联络之用。[2][3]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革命形势日趋成熟，孙中山为筹集经费，奔走国内外。梁镜清常用自己的渔船秘密为党人送枪械弹药，接济内地民军。[4] 当革命军出现经济困难时，梁镜清变卖自己的一艘渔船，将得到的全部款项捐给同盟会。没多久，他又将另外两艘渔船变卖，所得款项同样全部资助革命活动。因此，他家计困难，但他毫无怨言，被革命同志誉为“疍家之王”。 辛亥革命事起，肇建共和。梁镜清已一无所有，在一间小庙当司祝以度日糊口。 抗战时期，梁镜清在香港去世。 梁镜清爱国之义举日月可鉴，值得后人敬仰。[2] 澳门富商萧瀛洲出资帮助梁镜清开渔栏和摊馆，掩护采购和走私军火，支持革命党人采购洋军火组织武装起义。[5] [1]蒋乐进：《澳门第一代赌王》，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17日。 [2]珠海政协：《珠海文史》（第5辑），珠海：珠海政协，1987，第49页。 [3]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352-353页。 [4]《同盟会潜伏策划起义大香山清军不战而退》，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2月3日。 [5]金英杰：《灵芝药房秘密搞革命》，载《新报》，2013年9月27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林君复，生于香山县隆都安堂（今属中山市大涌镇安堂村）。香山起义组织者和领导者、同盟会澳门总支部创办人。安堂第19世孙。 君复出身于名门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读书，后到广州入读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期间，他深感清廷腐败，外侮日甚。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清光绪年间，他东渡日本。他摒弃封建八股文，希望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先后入读东京宏文书院、早稻田大学。 1900年，孙中山多次在东京向留学生演讲，鼓吹民主革命，并听取师生的意见。君复当即站起，慷慨陈词，公开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给孙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孙中山的鼓励下，君复加入同盟会，并接受孙中山安排的任务，负责革命筹款工作。孙中山将廖仲恺、朱执信、黄兴等人分别介绍给君复认识。[2] 1906年，君复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澳门，成立同盟会南方统筹部澳门支部，组织香山起义。君复、郑彼岸等组织“醒同仁”剧社（后称“仁声”剧社），暗中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3]他和郑彼岸、林警魂等制订细致周密的计划，筹集起义资金、偷运军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军。在起义前，他亲自潜回香山，在萧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开骨干紧急会议，宣布起义。 1908年，君复潜回香山大涌，动员妹妹林寿华、表妹黄文轩，以及萧世冰、刘振群、黄芙蓉等人参加革命，并发动她们从香港、澳门分批携带武器至广州，为广州起义作好准备。林寿华和黄文轩等以秋瑾为榜样，冒着生命危险，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多次往返港澳与广州之间，担任运送武器的任务。 香山起义成功后，1911年11月建立香山县临时革命政府，君复将各路起义军整编成香军，并亲自率领3000名香军开赴广州，与广东各路军民会师，为光复广东作出突出的贡献。 之后，君复挥师北伐，先后参加宿州、徐州战役，战功卓越，受到孙中山的赞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广东各界一致推举君复为广东省都督，被他婉拒。孙中山亲笔书写“毁家纾难，功成身退”条幅相赠。 “五四”运动以后，君复与鲁迅会面，鲁迅问他对国运之设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为根本国策，愿民众奋起救国，挽狂澜与未倒。他对鲁迅之幽默与讽刺文风，表示钦敬不已。当时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君复经常阅读《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阅读新文化运动杂志，并教育子女必须接受“五四”运动的新思想，以适应新形势发展。 1933年，中山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君复以家长身份出席，学校请李宗仁讲话。会后，李宗仁迎前与他握手寒暄，并颂赞他“高风亮节，不胜钦佩”。 君复向来重视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他在澳门时，以南湾41号为社址，创办“仁声”剧社。为了开展革命宣传，他和革命党人张若屏、林了侬等变卖田产得白银两万多元，作为剧社常年活动经费；并亲自粉墨登场，先后扮演《血泪》、《金钱毒》、《齐家镜》等剧码角色。该剧社被史家誉为“我国现代剧第一块奠基石”。 1906年，君复在家乡安堂创办“觉群小学”、“同仇女学”，邀请郑彼岸相助。“同仇女学”贴著一副门联“同袍同泽，仇满仇洋”，见者无不瞠目结舌。觉群小学成立典礼时，香山县知事郑荣亲临观礼。拜桌不供皇帝万万岁牌，仅安孔子牌位，又令学生不行三跪九叩礼，以三鞠躬代之。 当时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远，隆都民风向来强悍。郑荣知道上报“逆情”，只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索性装聋扮哑。“觉群小学”成为当时中山最早的小学之一。君复不当高官，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资产，自己的后代变成贫穷的知识份子。 君复治学甚笃，尤喜翻译，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量古籍书中，无一不精通。他的文学修养渊博，偶有所感，诗词、对联计有四千余首，抗战时散失无存。 前海军部长程璧光在护法斗争中被暗杀。程璧光石碑立于广州长堤，碑刻的《殉难记》，是君复遵孙中山的嘱咐，用“四六骈文体”撰写。 20年代末，君复赴日本大量翻译禅宗佛经和中医书籍，孜孜不倦，数年如一日。他的翻译工作，不但体现个人的治学精神，而且对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贡献颇大。 君复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随孙中山期间，总统府一切对外对内重要文件都由君复撰写，孙中山对他非常信任，嘉许他的工作。 君复与伍廷芳友善，酷爱研究禅宗佛经。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荣西禅师两次来中国学习禅宗，我国与日本友情源远流长。君复在日本期间住长崎妻弟家，终日孜孜不倦翻译佛经及中医书，他所携带书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灯缮写，常常伏案书写而至通宵达旦，数年如一日。这种坚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钦佩。 晚年时候，君复对腐朽旧社会，产生悲观情绪，前往惠阳象山寺削发为僧。当时民主人士陈铭枢及李宗仁多次劝他下山。君复表明了心迹，长居古刹。 1942年，君复在古刹病逝，终年63岁。临终时遗言“只带赤心来，不携寸草去”。 林君复一生不谋名利，身无长物，但对革命战友，情谊深厚，经常解囊相助。他与刘思复为肺腑之交。刘思复刺杀清水师提督李准未成，出狱后肺病危殆。君复日夕守望照顾，直至刘思复与世长辞。之后，君复出卖衣物，将刘思复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复之孙林绍声担任中山市政协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与小儿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区。林绍声回忆，从他出生到五岁，一直与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后，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与他相处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当时自己是个孩童，但祖父对自己的那份疼爱，牢牢地留在记忆的深处。[4] [1]《香山起义里的大涌安堂》，载《中山侨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忆先父林君复烈士》，载《中山文史》（第07-09辑），中山：中山政协，1992，第7-13页。 [3]王奋强、丁庆林：《郑彼岸：革命志士两袖清风》，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复：《毁家纾难功成身退》，载《深圳特区报》，2011年10月14日。

李镜荃，字镜荃[1]，又名李光、李镜全、李镜泉，新会县七堡乡（今属江门市新会区七堡镇）人。澳门富商、澳门商会副总理。 李镜荃家族很早投资银店生意。其父碧光堂于1881年，与卢九、蔡康等人合作经营宝行银号生意。 除经营闱姓生意外，李镜荃多次承充经营澳门火水（煤油）、火药生意，成为当时著名的硝商。 1897年1月，李镜荃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及其属地售卖出口入口火水生意，为期两年。1897年3月，他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及其属地出口入口、制卖火药硝及硫磺生意，为期两年。 李镜荃与妻子陈氏生育三子：长子李际唐（翘燊）生于1882年；次子李翘庆（保榕），又名李子农，生于1884年；三子李耀伦生于1901年。 据说，1904年，李际唐参加光绪甲辰科（清朝最后一科）会试，当时李镜荃在经营闱姓，以十万元的代价，觅得“枪手”入闱作弊，把李际唐“扛”成一名翰林。李际唐成为澳门史上唯一的一位翰林学士。[2] 1908年，澳门举办卖物赈灾会，李镜荃积极参与其中，购买绣品、烟仔等物品。[3] 宝行银号多个股东去世后，其后人掀起了一场浩大的诉讼，李镜荃被卷入案中，但其经营的银号属于家族生意。在经历宝行银号风波后，1910年，李镜荃另外投资宝得银店，担任司事一职，并以“未挂号商人”身份，参与当年理商局局绅的竞选。 1911年，成为李镜荃事业的鼎盛时期，年初，他出任公钞会副会员；3月担任公钞会会员，同时被公钞局列为“纳公钞至多之人”。1913年1月，澳门商会成立，他被选为副总理，成为新一代华商领袖。[2] 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李镜荃积极支持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不顾长子李际唐等亲友反对，义无反顾地资助革命党人，公开为孙中山等革命活动撑场；长期接济孙中山在澳门的家眷十多年。他多次在澳门和广州与孙中山会晤，每次一定赠送孙中山金钱逾千元，大力支持革命。[4] 李氏家族在澳门的龙头生意是“富而贵闱姓彩票厂”，位于草堆街船澳口七号（今“永安号”铺位），是当时澳门“五大闱厂”之一，专做省城五邑（新会、台山、恩平、开平、鹤山）籍人士的彩票生意及五邑各乡镇的彩票生意，生意兴隆。 在李际唐“扛”得翰林后不到一年，“富而贵闱姓彩票厂”结业了，因大清朝乡会岁科试一律停止而停业。澳门人都说“李光（镜荃）标到科举会试标尾会了”。[1] [1]《澳商“标尾会”子成进士》，载《新报》，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34291。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81-183页。 [3]汤开建等：《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218-219页。 [4]金英杰：《灵芝药房秘密搞革命》，载《新报》，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郑仲，又名郑汝仲，字锟贤，号侣忠，生于香山县南屏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一个农民家庭。[1]兴中会会员、革命家。 南屏郑氏祖先，最早由福建莆田迁来，北宋庆历年间（11世纪40年代），入粤任惠州路判官，九世时迁居东莞，后复迁至香山三乡，与郑观应为同一大族。14世后，郑氏一部分族人陆续迁来南屏，之后建有纪念15世祖的雪山祠、纪念16世祖的居一祠。 郑是郑居一的长房子孙，郑氏传至第二十三世祖父郑彦庞，娶妻杨氏，生育两子，长子郑汝俭，早夭。次子郑汝仲。 郑在少年时代，因家境贫困，远渡重洋前往檀香山谋生。经过十多年辛劳，颇有积蓄，与孙眉在当地合办一个畜牧场，规模甚大，有牛羊等畜类一万余头，复兼营商业，收入不菲，在檀香山颇有名望。 1878年，孙中山随母到檀香山孙眉处求学，结识了郑。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郑和孙眉率先参加，成为最早的兴中会员之一。有志之士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宣传和筹款活动，郑首当其冲。起初，孙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时，孙眉反对，郑极力劝说孙眉，并且在经济上对孙中山尽力帮助。后来，孙中山几次到檀香山进行宣传筹款活动，都得到郑和孙眉的大力支持。 由于革命志趣相投，志同道合，郑和孙眉、孙中山义结兄弟。郑居长，大孙眉四岁，称大哥；孙眉居次，孙中山居末。三人签字的金兰谱与郑的兴中会会员证及郑捐助的现金收据等珍贵文物，郑及其后人悉心保存，抗战期间日寇侵占南屏时，郑的儿子恐日军搜得而遭其害，将这些东西全部烧毁，十分可惜。 郑对革命更为倾心。他将与孙眉合力经营牧场变卖，所获之款交给孙中山支配使用。[2] 1895年，郑回到澳门省亲和完婚，及料理澳门物业。适逢广州起义失败逃到澳门的孙中山，郑将孙中山藏到他的婢女顺霞家中，位于石墙街路口的“翁均利”铺号。 1905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希炉埠成立兴中会分会，重振革命声威。同年，孙中山和黄兴等组织同盟会，希炉埠兴中会改为同盟会，郑随即转为同盟会员。 后来，郑在檀香山其他物业日渐萧条，加上年事已高，他与孙眉相约回国。孙眉初居澳门，后移居香港九龙。郑回到南屏家中，他十分关心国事，主理乡政，慷慨豪爽，排难解纷，颇得乡人拥戴。他与孙中山家人联系十分密切，常往澳门探望孙眉、卢慕贞。郑的长子结婚时，孙中山赠喜幛礼物祝贺。 1912年，孙中山视察前山，郑发动南屏群众前往欢迎。孙中山为勘探铁矿事到南屏时，郑作向导在将军山探测矿务。 1922年1月18日，郑在家乡病逝，终年72岁。 南屏乡亲给郑仲举办隆重的葬礼，全乡出动，学校停课，乡民师生都参加送葬，孙科也率人前来参加，挽联挂满一屋，极尽哀荣。 郑仲生育一女四子。元配张氏是本村张庸建之女，只生一女，居长，嫁给本村张姓，不久身故。郑在檀香山时，孙眉收养一个美国孩子为义子，孩子生于1888年。 他见郑仲无子，将义子转送给郑仲领养。郑仲将义子带回家乡，取名郑胜祥。郑胜祥体魄魁梧，乡人称他为“番鬼仔”或“番鬼胜祥”。由于郑胜祥自幼接触革命前辈，耳闻目染，受到革命的熏陶，思想进步。当时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函邀郑仲出任财务工作，他以年老多病，未能就任，就将义子交托给孙中山。 后来，郑胜祥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参加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惠州战役。利用战役结束后的短暂时间，郑胜祥全副戎装，返乡探亲，乡人听他讲战斗的事迹，令人十分敬佩。不久，郑胜祥被派往新加坡工作，起初两年寄回三封信，说因工作关系，暂无定址，请缓回信。之后，音信全无，不知所终。 1895年，郑仲从檀香山回乡时，因元配张氏无子，又娶澳门路环李氏为妾，先后生育三子： 郑金柞，又名郑炳芬，生于1898年，曾在菲律宾经商，后来去世。 郑金禧，又名郑炳芳，生于1907年，受父兄影响，郑金禧早年参加革命，成为30年代老共产党员。他参与组织抗日先锋队，推动南屏地下抗日斗争工作，参加家乡解放工作，复任澳门海员工会子弟学校校长，退休后闲居香港和南屏老家。 郑金照又名郑炳华，生于1911年。郑金照早年到港澳谋生，后考入粤汉铁路局报训班受训，毕业后适逢抗日战争，投笔从戎，参加第四路军交通兵团担任报务通讯工作，后因病转入韶关电报局任报务员，并在乐昌、平远、广州等电信局服务，建国后任教于广东省邮电学校，退休后定居广州。[2] 郑炳芳之子郑少仁说，祖父郑仲从檀香山回到南屏后，与孙眉来往密切，逢年过节，经常走动，亲如兄弟。郑炳芳幼时体弱多病，患有哮喘病。孙眉听说狗肉汤煮鸡蛋可以治疗。于是，经常带着一篮子用狗肉汤煮好的鸡蛋来看郑炳芳。孙眉住在澳门，卢慕贞不时接济郑家，两家感情非同一般。 郑少仁听说，伯父郑炳芬多次随郑仲去澳门孙家探访，孙中山当时示意送郑炳芬到岭南大学读书，后因政局变动，孙中山过早离世，未能成行。虽然郑仲、孙中山相继离世，但郑仲后代依然坚持革命，完成先辈未尽夙愿。[3]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03-105页。 [2]郑炳芳、郑照：《回忆先父、兴中会员郑仲》，载《珠海文史》（第8辑），珠海：珠海政协，1989，第53-58页。 [3]《与孙中山义结金兰，急公好义乐善好施　郑仲：倾其所有支持革命》，载“珠海视窗生活网＂，2011年12月31日，http://www.zh3721.com/2011/0927/0756_121714.html。

梁捷，原名梁鼎捷，字皆智，香山县乾务乡（今属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干北村）人。[1]烈士。 梁生于农村，读书不多，1936年赴澳门昌泰银号当雇员，做过工人、商店售货员。他18岁时结婚，五年后生下女儿梁宝琼。[2] 抗战爆发，群众纷纷组织抗日救国团体。在国内人民和澳门同胞奋起抗日救亡的感召下，梁义愤填膺，满怀爱国激情，1939年夏，毅然三次申请加入澳门四界（学术界、体育界、音乐界、戏剧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三队。 同年5月1日，梁随队出发至东莞、宝安等县工作。8月中旬，全队编入第四游击区纵队司令部政治工作队，梁负责谍报、民运、武装等，被派到宝安观澜工作。他工作负责，甘于奉献，从一个组员升为组长，负责整个地区工作。 10月，日寇大举扫荡东江南岸，为达到聚歼日军和截断日军从南头增援的目的，司令部决定把在观澜附近的一座大木桥（大沙河桥）破坏，因为时间紧迫，任务重大，一定要有政工人员领导和鼓舞士气。队长转达司令部的命令，动员队员接受这个任务。梁自告奋勇，率领四个政工人员、八个举火把的民众和一连担任火力掩护的官兵迅速到达目的地，梁与同伴们趁著下弦月的月色，奋不顾身，敏捷爬向木桥。 不料，任务将完成之际，被日军发觉，以机枪密集扫射，梁临危不惧，马上指挥同伴开枪抵抗，击毙日军多人。他自己不幸身中数弹，光荣殉国，当时是3日深夜。梁捷牺牲时，年仅28岁。[1] 噩耗传来，同胞无比悲愤。10月下旬，战区（中山县第八区）抗先队部接到澳门四界救灾会来函，要求在斗门地区开追悼梁捷烈士大会。抗先队在小濠涌乡召开各乡抗先队长会议，决定在乾务乡举行追悼梁捷烈士大会，并要求各乡抗先队员必须参加追悼会，还发动该乡妇协会员、农民代表、学生代表等致送挽联、花圈等。 会后，抗先队长梁其颖将澳门四界救灾会寄来的信件，报纸刊载有关梁捷烈士的事迹、照片等有关资料，交给乾务乡抗先队办理。乾务乡抗先队以该乡时代小学教师和抗先队骨干组成追悼梁捷烈士筹备会，编写印发《梁捷烈士史略》，刊印及唱《梁捷烈士挽歌》，出版壁报，发动募捐，布置会场等。 10月25日，在乾务乡忠义祖祠举行追悼梁捷烈士大会，各地各界都派出代表参加追悼会，集会人数之多，代表性之广，在乾务地区来说是空前的，表明人民群众对梁捷烈士寄予无比的敬仰和怀念。[3] 11月5日，澳门各界在湾仔乡校大操场举行追悼会，庄严肃穆。当日，澳门各界人士和湾仔各乡如南屏、北山、翠微、前山等乡抗先队都派出代表参加，各机关团体致送很多挽联、花圈。12月，斗门人民在乾务忠义祠前举行“梁捷烈士追悼会”，八区抗先队和机关团体踊跃参加。游击队司令王若周呈请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抚恤烈士家属。[1] 梁宝琼珍藏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梁捷《革命烈士证明书》。证明书上写到“梁捷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2] [1]《梁捷》，载“珠海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洪储闻等：《河山沦陷歌姬捐献陪酒钱抗战时期澳门四界救灾会力促救亡活动》，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2月15日。 [3]中共斗门县委党史研究室：《斗门英烈》，珠海：斗门县委，1992，第58-60页。

黄健，又名黄如诚，字晓生，香山县长洲（今属中山市西区）后山村人。[1]革命家。 父亲原在烟洲小学执教，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先在私塾任教，不久弃教从商，全家开始过上小康生活。 兄弟姐妹12个，黄的弟弟黄鞅（真钧），1944年1月31日在五桂山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2岁。[2] 1925年，黄在县立中学读书时从事革命活动，担任学生联合会和新学生社中山分社负责人、中山学生救亡工作团副团长、广东省学联第一届执行委员。 1926年6月，黄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共青团中山县委书记；同年底任中共中山县委委员。1927年，他因策反驻守中山的第三十九团团长周景臻参加卖蔗埔起义不成而被捕，囚禁于广州监狱。同年12月广州工人起义，黄率领难友冲出监狱。 1928年春，黄前往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担任该校中共党支部书记。同年8月，执行第三国际共产决议在东京举行国际反帝示威游行，遭到日本军警大肆镇压而被捕。黄被严刑拷打逼供，无效后，敌人在食物中暗放毒药，企图杀害，幸及早发觉，经催吐洗胃脱险，后雇请律师辩护才获释放。 1932年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当时爱国军民为声援十九路军抗日举行示威游行，黄在领导大家高呼口号时遭特务逮捕，被关进英租界巡捕房，后来英人以游行无罪释放他。不久，黄在张贴抗日标语和《新群众》壁报时，被警察逮捕。在狱中，黄坚持宣传抗日，通过手抄《铁窗报》，唤醒难友起来斗争。后由“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律师出庭辩护，获得保释出狱。[1] 1933年底，黄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干事，编印出版《要人报》开展宣传工作。1934年初，他被敌人盯梢追踪而被捕，由上海转解南京。在狱期间，黄与杜岚认识，放风时候、“听训会”上，他与杜岚互相倾诉，志同道合，萌生爱情，相约出狱后结为终身伴侣。黄有个同乡叔叔黄仲榆，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通过陈策、郑占南、谢作民等保释，极力斡旋，担保两人于1934年底出狱。黄与杜岚先后返回广东中山长洲，在黄家举行婚礼。[3] 1935年初，黄与杜岚来到澳门，兴办教育事业，以培育人才，提高民族素质，振兴中华为己任。他决定团结争取有利的社会关系，集资办校。当时黄仁辅、鲍雁坡、鲍梦光、杨振声、杨雪溪、杨雪伧等社会热心人积极支持，1932年创办濠江中学暨附属小学。同年秋后，该校校长黄仁辅和创办者多人，因事先后离开澳门或从事其他工作，1936年2月1日将该校正式移交黄接办，并郑重地签订一份合约，提出“接办之后益加努力，使学校日臻发达”的要求。 黄掌管学校后，首标办学方针和宗旨，为澳门广大劳苦同胞子女服务，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用人才，组成以黄仲榆为董事长，黄桂纪、黄豫樵、黄渭霖、黄福隆、黄汉兴等为董事的校董会；同时团结一批有为青年及热爱祖国、同心同德的教师，尽心办学，当时的老师有黄一峰、曾枝西、张铁柔（阳）、陈雪、黄瑞坤、周筱真、郑冷刃（少康）、区白霜（梦觉）等，他（她）们都抱着献身教育事业、为国家为社会培育人才的志愿，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不避艰苦，不计报酬。 初期学校经济困难，黄想尽办法请亲友捐助，甚至自己自编自制钉装成“画报”，供同学们阅读。黄和全校教职员工，以“忠诚勇敢，勤劳朴素”为校训，对学生言传身教，取得一定的成效，使濠江中学在社会上奠定较好的基础。[3] 同年，黄与华南工委接上组织关系，被任为“南委”秘书长，同年底调任五县（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东莞）特支书记；1936年任博罗县特派员。期间，经组织同意，他利用黄仲榆当博罗县长关系，当上博罗县一个区区长。在任期间，黄组织百多人的“义勇警察队”，为象头山、罗浮山一带建立武装根据地做好准备。 1938年，黄担任中共博罗县委会书记。同年底，他赴香港治病，与难友李少石、于益之相会，李少石、于益之建议调黄到八路军驻香港情报组工作，并以澳门濠江中学为联络站，开展统战策反工作。1949年8月中山解放前夕，黄先后策反中山县联防大队长黄森、广东保安一师、东江护路总队起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中山先后任石岐镇副镇长、石岐市副市长、中共石岐市委常委、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1957年，黄调广东省政协秘书处任副处长；不久调任省参事室、省文史馆办公室副主任；1959年任暨南大学办公室主任和总务处副处长。[4] 1965年，暨南大学在广西筹办后方三线建校工作，黄接受了更艰巨的任务，任劳任怨。 “文革”期间，黄被诬蔑为“叛徒”、“特务”、“走资派”、“汉奸”、“国民党残渣余孽”，扣上五顶大帽子；威迫他诬陷周总理；将他关进牛栏，扣发工资，受尽抄家、毒打、殴斗、游街等凌辱、折磨、摧残；但他始终没有屈服，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不低头，充分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1980年，黄身患高血压、哮喘、心肌炎等多种顽症，忍痛离开暨南大学回到澳门治病，但他念念不忘暨大的事业发展，积极呼吁在澳门及中山的老战友、亲朋为暨大募集资金，实现培育侨生当四化建设栋梁的宏愿。他担任暨大校董会副秘书长，经常与留澳门的校董讨论暨大发展的计划，提出积极的建议。[1] 1982年6月，黄因体弱病重不幸逝世，终年76岁。 黄健与杜岚（1912-2013）生育四子二女，都服务于社会。杜岚辛勤服务濠江中学，刻苦自励，辛勤育人，造就许多良才，许多学生服务社会，卓有成就；获得澳门政府总督颁赠劳绩勋章。[5] [1]《黄健》，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6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392。 [2]中共中山市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山英烈》（第一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第53-57页。 [3]杨荫清：《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岚》，载《中山文史》（第22辑），中山：中山政协，1991，第85-88页。 [4]《黄健同志革命的一生》，载“中山网＂，2008年10月11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06/03/02/546550.shtml。 [5]《澳门濠江学校名誉校长杜岚辞世享年101岁》，载“新华网＂，2013年6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9/c_115215265.htm。

郑卓，原名郑卓轩，香山三乡桥头（今属中山市三乡镇桥头村）人。兴中会会员、孙中山侍卫。 孙中山为他改名郑卓，人称德叔，早年参加三合会。1897年，郑在香港加入兴中会。在澳门草堆街孙中山创办的中西药局当搬运工。后来孙中山到广州行医，药局交与程大元（程北海之子）做司理，成为革命党人常集会之所。 郑一方面做运货，一方面担任交通传讯。郑与孙昌是好朋友，常得机会与孙中山见面，孙中山见郑身体好、功夫好，通晓英文、法文，又会开汽车和轮船，就留在身边做侍卫，后郑当上侍从武官。在广西镇南关起义时，郑担任司令部副官，负责掌管粮食。孙中山派郑向马君武学制炸药。 1913年，他随孙中山南下，巡视南方各省督办铁路，后随孙中山赴美国三藩市、西雅图、洛杉矶和加拿大温哥华、法国巴黎、日本等地。 1918年，郑担任广三铁路机务段长，一年多后，回到孙中山身边当侍从武官。 1923年8月，郑被委任为大本营巩固军副官长；1925年1月被委任为广东兵工厂管理委员会委员，1926年任财政部总务处缉私课课长，1931年任中山县公安局局长，后任岐关车路公司副经理等职。后来，郑定居澳门。[2] 1982年6月，应江门政协之邀，郑撰写《孙中山先生在江门轶事》一文。1908年，郑、卢怡若等五人护卫孙中山，都带有手枪和炸弹。孙中山乔装为郎中，化名姓徐。时值农历正月十五，茶庵寺进香人多，孙中山等推迟到正月十七日到达茶庵寺，在一间有秘密地下室“客房”休息，慧真和尚立即派了小和尚在上山的路上布下哨岗。刚坐定不久，放哨的和尚突然发现山下来了一队清兵。 一向很镇定的孙中山感到意外。此行高度秘密中进行，难道走漏了消息？当时郑等采取紧急措施，陈少白、刘义、黄顺护卫孙中山，由慧真和尚派出心腹带路，走上茶庵寺后山茂林深竹中一条小路，绕到海边去。在那里有小船可以过渡，必要时从水路撤退。卢怡若（三哥）前往台山。郑装作茶庵寺的“后生”，下山探听消息。郑赶到山腰，发现数十个清兵护拥著几顶轿正上山。轿子里坐的都是女眷。 郑根据从事革命工作多年的经验，清兵出动围捕党人，决不会带女眷。郑立即将消息飞报回去。事后，据茶庵寺的和尚向进香的女眷和清兵打听，才知这是一场误会。原来当时江门商业发达，与香港有火船往来，成为水陆交通要道，所以有一营清朝陆军驻守。 营长当时叫“管带”。另外，在江门堵头山有个炮台，炮台台长是外省人，与陆军营管带、两家女眷都有往来，这两位“官太太”听说茶庵寺香火很旺，决定前来参神，认为正月十五人多，选定正月十七才来。因茶庵寺在山区，她们的丈夫恐怕有“山贼”，多派护兵保护。 孙中山、陈少白、刘义、黄顺等接到平安通知，又回到茶庵寺，在有地下室的“客房”住上一晚，第二天，陈宜禧派他的侄子陈忠堂到茶庵寺来迎接孙中山。[3] 1986年3月11日，郑在澳门举行102岁寿宴会；后与女儿一家同住。 1988年，郑在石岐苏华赞医院逝世，终年104岁。[1] [1]中山市外事侨务局、中山市港澳事务局：《中山市华侨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第751页。 [2]《郑卓》，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2010年2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xgrw.php?id=280。 [3]江门政协：《江门文史资料》（第8辑），江门：江门政协，1982，第1-3页。

陈恭尹，字元孝，号独漉子，又号半峰，晚号罗浮布衣，生于顺德大良（今属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镇）锦岩冈东麓。清初“岭南三大诗家”之一。 恭尹自幼聪敏，好学深思，12岁丧母，15岁补诸生。16岁时，父亲陈邦彦起兵抗清，恭尹随庶母及两个幼弟回到原籍顺德龙山乡下居住。清朝巡抚佟养甲侦知，派兵前来劫持。恭尹适值外出，听到消息，乔装逃到增城县新塘乡，在父亲的朋友湛珩如家中躲藏数月，才避过缉捕。同年九月，父亲和二弟陈馨尹遇害，全家只他一个幸存。第二年，清将李成栋反正，广东重建南明旗号，永历帝迁居肇庆。恭尹入朝泣陈父亲殉难情状，得授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之职，给假归家治丧。清顺治七年（1650）冬，清军大举反攻，再陷广州，永历君臣西走桂、滇。恭尹不及相随，逃匿于西樵山中，从此与永历朝廷失去联系。 之后十年，恭尹怀着国破家亡的深痛巨创，积极从事反清活动。起初三年，他奔走于福建、浙江、江苏一带，意图与郑成功、张煌言等抗清人士联系，但没结果。 顺治十一年（1654）春，恭尹折回广东，在增城与湛珩如女儿成婚；第二年回到顺德，寄居羊额友人何衡、何绛家中，密切关注时局，与何氏兄弟、梁琏、蔡艮若等读书切磋之余，同赴阳春、澳门；到新会崖门，渡铜鼓洋，秘密结交遗臣志士共图大业，未能成事。 顺治十五年（1658），恭尹与何绛再度远行，打算西走云贵，投奔永历朝廷。行至湖南昭潭（今湘潭），因清军封锁严密，只好改道北上，转徙湖北、江苏、河南，北渡黄河，直扺太行山下。他沿途留心观察地形和关隘，结合以前在东南沿海所见，绘成《九边图》，以备他日之需，但当时西南地区抗清力量已成强弩之末。第二年冬，他在郑州遇见平西王吴三桂由云南遣送京城的象队，得知南明政权倾覆，永历帝逃入缅甸，只得郁郁南归，隐居于增城新塘。两年后，他听到永历帝遇害的噩耗，哀恸之余，见新朝统治已成定局，痛心复兴无望，再也无意远游，携眷回到顺德，隐居于羊额七年。他与友人何衡、何绛、梁琏、陶璜相与砥砺名节，抑志读书，世称“北田五子”。 中年以后，恭尹锐气逐渐消磨，息影田庐，以诗文琴酒自娱。清康熙七年（1668）夏，湛氏夫人病逝，他领着儿女扶柩移居增城新塘。八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居地正当要冲，不堪兵燹困扰，恭尹举家回到顺德，先后寓居羊额和龙江。1678年秋，官府怀疑恭尹与三藩反叛事件有瓜葛，拘捕他入狱二百多天。经此变故，恭尹心存畏惧，明哲自保，1684年，筑室广州小禺山（今禺山路附近），日夕以诗酒酬世，“贵人有折节下交者，无不礼接”。他被友人梁琏当面批评“何事而仆仆走风尘”，但终其一生不仕清，并常以郁勃沉酣的诗笔，挞伐新朝统治者，民族大节实无亏损。 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月十二日，恭尹去世，终年69岁。 陈恭尹一生以诗名世，著有《独漉堂全集》。他与父亲学生、著名诗人屈大均思想行藏接近，交谊相当深厚，艺术上互相切磋濡染，共同辉映清初岭南诗坛。 北方大诗家朱彝尊、王士祯、赵执信、纳兰性德等人，对陈恭尹十分敬重，彼此建立友谊。陈恭尹诗集中最有价值的，是感时伤世、托古讽今、反映民生疾苦、描绘地方风貌的作品。他以抒发性情为宗旨，艺术风格上不拘泥宗唐宗宋的偏见，兼采众长。在各种体裁中，以七律成就最高。今人刘斯奋、周锡《岭南三家诗选》评陈恭尹的诗“既豪迈雄奇，又蕴藉含蓄，郁勃沉雄而不晦涩生硬，堪称举重若轻，舒卷自如”，概括他的艺术特色。[1] 陈恭尹和番禺屈大均、南海梁佩兰被誉为清初“岭南三大诗家”。他不仅是一代文学宗师，而且是个书法家。他的隶书主要取法于汉碑，得益最多的为《夏承碑》、《曹全碑》。《曹全碑》主要特色为秀逸，而《夏承碑》以灵动著称，两碑的特色构成陈恭尹隶书的主要风格。他能以瘦逸遒劲之笔，尽量避免隋唐以来那种呆板孱弱的习气，不为汉碑所囿，在当时广东书坛极具开拓性意义。但受条件限制，当时所能见到的汉碑不多，不像乾隆以后金石学、小学的兴盛和各种碑版的大量出土，这使得陈恭尹无法博采众家之长。 陈恭尹的传世书迹比屈大均、梁佩兰较多，朱万章编著的《广东传世书迹知见录》中录有其书迹51件，其中隶书有20多件，主要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天津艺术博物馆及私人藏家中，其隶书名迹主要有故宫博物院所藏《题明史列传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咏月诗》轴、广州艺术博物院藏《隶书》轴，以及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祝龙翁》诗赋斗方和《咏花十诗》卷等，尤以《咏花十诗》卷为精湛。 陈恭尹的隶书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清初文人王士祯在其《香祖笔记》、《渔洋诗话》中屡次提及，陈奕禧的《隐绿轩题跋》有所论及。作为岭南地区一代文学宗师，其隶书能扬名岭外，名垂书史，在广东书法史上并不多见。[2] 澳门普济禅院，又称澳门观音堂，为中国佛教建筑，具有中国名山古刹的特色，禅院的首座是大雄宝殿，次殿是长寿佛殿，后座正殿是观音殿。院后还有广阔幽深的后花园。禅院内收藏很多名家的书画、书法、文物，包括驰誉中外画坛的岭南派大师高剑父及其学生关山月，陈恭尹、章太炎等人的作品悬挂于殿堂，供游客欣赏。[3] [1].《清初诗人陈恭尹》，载“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网，2012年10月30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31321&secid=31361。 [2].《陈恭尹》，载“顺德文化＂网，2012年10月29日，http://www.sdartol.com/html/2011/whmr_1019/633.html。 [3].《澳门观音堂》，载“搜艺搜＂网，2012年10月29日，http://yishujia.findart.com.cn/10510789-180061-zixu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