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善衡，祖籍番禺县（今属广州市海珠区）茭塘司石溪村，生于澳门一个贫困家庭。港澳实业家、银行家、慈善家。 母亲挑担上街贩卖棕绳度日，善衡在半饥半饱中度过了幼年；因无力支付昂贵的学费，十岁前未能入学读书。之后，父母将他送回乡下，入读学费不高的私塾，期间，他学习《三字经》、《幼学琼林》等古典启蒙书籍，他刻苦攻读，勤学不辍，能够对课文背诵如流，深得老师喜爱。几年后，他认识了许多字，明白一些为人处世的传统道理。后来，家里发生了变故，连低廉的私塾学费也交不起，他被迫辍学。 之后，善衡到了广州一间盐仓当杂工，负责清理场地，工薪低，生活艰苦。两年后，他辞掉盐仓的工作，转行到一间金饰店当学徒。在金饰店，他学会了一门手艺，学到一些接待顾客的门道；同时，通过苦修自学，涉猎经济、法律、市场行销、心理学等方面知识，他22岁时被升任为金店司理（经理助理）。 善衡24岁时，决心自立门户，辞去金店的职务，借了一笔钱与人合股于广州上下九路开设了汇隆银号，从事港币买卖业务。经营六七年后，他与友人林炳炎、盛春霖、梁植伟在香港中环永乐街70号开办恒生银号，当时是1933年3月3日。银号业务是买卖货币和黄金。 1941年，日寇侵华的战火迫近香港时，善衡当机立断，把全部资金调往澳门，使恒生银号得以保存实力，避免了一场浩劫。恒生银号迁往澳门，改名永华银号，善衡与何鸿燊合办大美洋行，优势互补。何鸿燊利用官商的权利，争取限额生意；善衡通过融资，保障资金正常周转。大美洋行生意兴隆，财源不断。[1] 抗战胜利后，善衡携带大量资金返回香港，参与黄金买卖业务。经过三年的“黄金大战”，恒生获得巨额利润，并且成为香港黄金业界的权威。1960年元旦，恒生银号正式改名为恒生银行，注册资金增至3000万港元，在中环兴建起恒生大厦，在九龙、旺角开设多间分行。[2] 善衡领导编制的“恒生指数”，作为股市升跌的参考系数，以其科学性和权威性而为世界所接受，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1965年，香港发生挤提风潮时，善衡毅然以让出51%控股权为条件，引进汇丰银行的大量资金，使恒生银行安然度过危机，得以继续发展，而他仍任董事长。在他领导下，恒生银行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每年业务都保持两位数增长。1972年更成为港内首家上市银行。2008年，连同总行在内，恒生银行已发展到1401家。市价总值次于汇丰，居于香港银行第二位。善衡本人积累了逾百亿港元的个人资产。 善衡富不忘本，造福桑梓。1937年，当他手头稍为宽裕时，出资在家乡兴建劬劳小学，为家乡学童提供免费教育，一直坚持到“文革”期间才被迫中断；“文革”结束后，他立即汇来29万港元重建该校。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先后给家乡捐赠一大批车辆和缝纫机，支持家乡发展生产； 1984年捐资150万元在家乡兴建幼稚园、敬老院和文化室；之后又出资66万元将劬劳小学全部校舍改建为混凝土结构，另拨款270万元兴建风雨球场；又捐出多处在广州的房产，将租金作为教育基金，供学校永久使用。为了整治石溪河涌，他捐资100万元；为筹建劬劳中学，他捐资250万元；为将石溪卫生院改建为设备先进的石溪中医院，他捐资546万元。并且，他不顾自己80多岁高龄，亲自审定医院的选址、设计、施工和设备购置，使该院成为一间设备先进、功能齐全、具有现代化特色的医院，造福家乡人民。 善衡积极支持祖国的人才培养和福利事业。1985年，他捐资2000万港元成立中山大学何氏基金会，以每年100万港元利息资助中大管理学院的教学、科研和师资培养经费；并且为该院建造教学大楼和教师宿舍，购置一大批先进的设备，使之成为一所颇具规模的学院。 另外，1992年他捐资1500万港元给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兴建“何善衡脑科中心”；同年捐资1000万港元给番禺理工学院兴建教学大楼，捐资2000万港元给中山医科大学兴建教学实验大楼；1994年捐资1500万港元给广州海珠区第一人民医院兴建医疗大楼；同年又与梁𨱇琚博士、何添博士、利国伟先生一道各捐资一亿港元成立“何梁何利基金”，作为科学技术优秀奖基金，专门奖励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 善衡平日简朴节俭，一生不改其慈善为怀、急公好义的禀性。1983年，他以年事已高，辞去恒生银行董事长一职，仍任名誉董事长，坚持到行办公，享受高额的报酬，却将全部酬金拨作教育和慈善事业的经费。 善衡先后获得MBE勋衔、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和荣誉法律博士、中山大学荣誉顾问、OBE衔和CBE衔、泰国白象勋章、日本瑞宝章等多项荣誉，1990年和1993年先后被番禺市和广州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1997年，善衡因病在香港去世，享年97岁。 何善衡故居在海珠区石溪村涌边街八号。[1] 1969年，何善衡著有《阅世浅谈》一书；1983年出版《阅世浅谈‧续篇》。 1998年10月23日，何善衡捐助800万港元兴建的清华大学土木馆“何善衡楼”落成，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国家贸促会会长俞晓松及香港何善衡慈善基金会主席何子焯等出席落成典礼。 “何善衡楼”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总投资1600万元人民币。大楼由教学楼和大型结构实验室组成，其中大型结构实验室长48米，高22米，跨度30米，可进行大比例结构模型的三向静力和拟动力实验，成为目前国内外最大的一流结构实验室之一。“何善衡楼”的建成，极大地改善清华大学结构工程教学与科研条件，并促进学校教育科研事业的发展。[3] 香港科技大学（简称“科大”）何善衡体育馆因何善衡基金会得名，表达科大对何善衡基金多次大力捐赠的衷心谢意：1992年、2004年何善衡基金会分别捐赠科大1000万港元。[4] [1]《海珠区政协何善衡故居》，载《广州文史》（第68辑名人故居专辑），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第133-136页。 [2]《何贤的名气与何厚铧一样响亮》，载“百家乐官方网＂，2012年8月21日，http://www.vshan.net/ty/291.html。 [3]江涛：《香港何善衡捐建清华土木馆落成》，载《人民日报》，1998年10月26日。 [4]谢友国：《送你一座玫瑰园香港科技大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149页。

萧瀛洲，又名萧登，葡人称为“亚登”，广东省香山县人。清末民初澳门著名赌商、澳门华人领袖。[1] 父亲萧五，母亲杨氏。[2]1898年，萧瀛洲加入葡籍。 1903年7月，萧瀛洲承充澳门白鸽票生意，五年为期。1905年11月，他与卢廉若、崔寿宸合作，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今路环）闱姓生意，五年为期，每年缴承充规银62000元。1906年6月，他与卢九合作，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今路环）白鸽票、山票生意，五年为期，每年缴承充规银162900元。 1907年3月，萧瀛洲与孔咏裳、黄大经、卢廉若合作，承充澳门半岛、氹仔、过路湾（今路环）一期闱姓生意，每月缴规银5167元。同年，他与卢光裕合作，承充澳门番摊生意，五年为期，每年缴规银450000元。萧瀛洲经营白鸽票、闱姓、番摊等赌博项目，经营时间十年以上。同时，他与林莲等华商创办时丰银号。1896-1903年，他与各个股东合作七年。1909年，他投资创办宝裕银号，并担任司事。 1909年5月，澳葡政府将鸦片经营权收回，由政府统一经营，同时委托萧瀛洲代理。此次，他代理煮卖鸦片，时间不长，至同年7月22日。当时，因他不依时将鸦片存项呈交，澳葡政府库务司催逼甚急。 1910年8月，澳门鸦片专营权重新出投，以三年为期。萧瀛洲与李世桂以139500元报价，结果不敌吴广、马池龙，后者以148750元竞得。[1]1911年，萧瀛洲以德成公司名义向澳门政府承投澳门番摊总公司。由于经营有术，颇有发展，成为各摊馆之首。 1911年，澳门纳公钞至多之人，在30人中，他以纳业钞1367.4元、息钞12.24元，共1379.64元，名列榜首。[2] 萧瀛洲与人合股组建澳门时丰银号、三记号，承批土地构筑物业。经商之余，他积极参与澳门时事政务及华人事务，是澳门最早期慈善机构同善堂创办人之一。 1903年，萧瀛洲出任澳葡政府业钞公会副会员；1905年出任澳葡政府业钞公会会员等职；1909、1910年以宝裕银号司事“未挂号商人”身份，成为当年度澳门理商局局绅候选人。 1909年5月，萧瀛洲等20多人代表澳门华商，出席在议事亭大堂召开的中葡政商各界会议，此次会议鉴于中葡勘界及香洲开埠对澳门构成的影响，与会者着重讨论改良澳门治理政策问题，“华商薛棠、萧瀛洲等则演说前三十年澳门兴盛，近三十年之衰败”。 会议再次提出华人设立商会问题，从而萧瀛洲初步奠定华商领袖的地位。[1]1911年，署理澳督马揸度（Á1varo de Melo Machado）宣布成立庆祝葡萄牙民主革命成功周年的“总办盛典大公会”，萧瀛洲被推定为副会长，兼负责“办理华人公众礼节”第一分会会长，成为所有任职华商中地位最高者。[2]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5月下旬，他回到阔别17年的家乡香山，顺道访问澳门三天。他先往萧瀛洲府第（今澳门百老汇大厦），下榻卢园春草堂，与园主卢廉若等人合照，会见澳门各界人士。[3] 萧瀛洲一直是革命党人采购洋军火发动武装起义的负责人之一，惠州起义、广州起义等大部分枪支弹药，都是他出钱出力购买。他给港澳同盟会首领谢英伯“药商兼赌商经纪”身份和金钱，以便他在两地活动。他出资帮助澳门同盟会员、疍家人梁镜清开鱼栏和摊馆，掩护采购和走私军火。[4] 1912年12月14日，澳门华商组织获葡萄牙政府批准立案，名为“澳门商会”。1913年1月8日，该商会正式成立，萧瀛洲担任第一届总理。[1]1930年，以他为首组建的“澳门番摊总公司”专营番摊承充到期，他担任澳门华商总会主席兼镜湖慈善会值理，因身体欠佳，决定退出赌坛，之后退出商场。[5] 他爱好古玩、珠宝钻翠，清末在澳门、香港、上海、北京等地，收买不少古瓷和翠钻等古物，收藏有宋钧窑、汝窑瓷器和明清官窑瓷器等。他的长女与上海新惠人梁培（字植之）结婚。梁培青年时留学法国，回国后在上海寓居。受岳父的影响，梁培也喜爱收藏古玩。[6] 民初时期，澳门卖草地街巷口的“胜记”，凭“丝苗白粥”和“胜利牛脷酥”出类拔萃。老板萧姚氏是萧瀛洲族侄媳妇。她原是萧瀛洲家中厨妇，长得漂亮，擅长烹饪，被萧瀛洲堂侄娶为妻子。据说胜记生意红火，与萧瀛洲关系很大——胜利牛脷酥的“神奇翻胜”功效，就是萧氏旗下的赌场散布出来的。[7] 澳门十月初五街12号有间金风烧腊栈极为有名，出品金银膶（肝）尤其矜贵，猪膶甘香起砂又细腻无筋，肥猪肉如冰似玉，鲜爽不腻，肉香中带出酒香。金风栈的创店老板黄元鑫是新宁（今台山市）人，从小跟师傅学厨，厨艺不出色，却学到著名的新宁腊味制作技艺。后黄元鑫来到澳门谋生，辗转进入萧瀛洲、卢廉若等经营的澳门番摊总公司当厨师，卢廉若大为赞赏黄元鑫制作的腊味，就叫他到卢园专门制作腊味。 黄元鑫嗜赌，欠下不少赌债。萧瀛洲暗中将他的赌债全部承揽下来，又暗中唆使黄元鑫辞工，出来帮自己搞腊味作坊，以抵偿赌债。于是，十月初五街金风栈创立。几年后，金风栈腊味创出口碑，生意大好，黄元鑫欠萧瀛洲的债还清了。之后两人合股经营金风烧腊栈，萧瀛洲占大股，但一切经营全交黄元鑫管理。 1917年金风烧腊栈停业。因黄元鑫见赌心喜，旧瘾发作，无心做腊味生意，多次央求萧瀛洲给他打理一间摊馆。萧瀛洲细算后答应了，他将金风烧腊栈的三层楼作坊店铺物业，改作金风摊馆，交由黄元鑫打理，分红提成，赌馆收入比腊味生意要多。 30年代，萧瀛洲等大赌商去世。黄元鑫受到高可宁等排挤，金风摊馆不得不将结业。十月初五街12号整幢楼又改回经营金风烧腊栈生意，黄元鑫当时是业主兼老板，亲力亲为，使金风腊味再度声名鹊起。[8] 教育家萧悔尘毕业后，经奔走募捐得款30多万美元，回到香山觅址筹建医院。当时得到萧瀛洲后人支持，自愿割让水关街的“兰陵别墅”，使院址扩大。1922年，萧悔尘把医院建成，定名为“侨立医院”，成为当时珠江三角洲一流的医院。[9]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80-181页。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270页。 [3]邓开颂、谢后和：《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第129页。 [4]金英杰：《灵芝药房秘密搞革命》，载《新报》，2012年12月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5]《新中央酒店僭建开赌》，载《新报》，2013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57427。 [6]陈重远：《鉴赏述往事》，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296页。 [7]金英杰：《胜利牛脷酥民初领风骚》，载《新报》，2013年6月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02765。 [8]金英杰：《金风栈烧腊滋味一世纪》，载《新报》，2013年2月12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14749。 [9]赵荣芳：《拓展中山教育事业的萧悔尘》，载《中山文史》（第22期），中山：中山政协，1991，第80-82页。

黄豫樵，香山县（今属中山市）人。[1]清末民初澳门资本家。 父亲黄焯恒。黄豫樵幼时在石岐萧阆潮馆读书，喜欢作诗，擅长书法；[2]先后创办永康置业澳门有限公司、澳门得利公司、澳门广利公司、澳门广裕盛什货、澳门国华戏院、泅德银号[3]；成为澳门早期华人富商之一。 1911年前，澳门商人没有成立团体。1911年，华商萧瀛洲等发起筹备组织“澳门商会”，拟定纲领，1912年12月14日获澳葡政府批准立案。1913年，澳门商会正式成立，公推萧瀛洲为首届总理。当时没有会所，暂借同善堂为临时办事处。同时，以“旅澳华商总会”名义，获得中国政府工商部批准立案。1916年，正式定名为“澳门中华总商会”。1930年，卢焯担任总理，黄豫樵担任副总理，购入议事亭前地十八号作为会所。[4] 1935年，濠江中学由前校长黄健接办，黄仲榆为董事长，黄柱记、黄豫樵、黄渭霖等组成校董会。几年后，学校发展为完全小学，1936年开设初中一年级，学生达二百余人。[5]现在澳门云泉仙馆，在抗战前是旅澳西樵道侣的联谊处。抗战期间，西樵沦陷，云泉仙馆同门四散，道侣来到澳门暂避。1940年，黄豫樵、何海科等召集道侣成立联谊处。[6] 1947年，黄豫樵通电全国机关及参议会，提倡恢复读经，并择简要编入高小以上课程，得到五省参议会来电赞同。 民国时期，杨子毅等人倡建中山纪念图书馆，黄豫樵捐国币350万元。[7] 澳门东望洋山“白头坟场”与上松山的斜坡间，有座著名的“焯公亭”，扼守幽径咽喉，背山面海。亭为六角，古朴典雅，两柱嵌有对联，为黄豫樵所撰： 悦耳沸松声，仰瞻乔木高枝，恍忆鲤庭趋对日； 停纵看海景，感到长风巨浪，应多鹏翮奋飞人。 在澳门松山凉亭，黄豫樵撰写（木质）对联一副，白底红字，楷书：[8] 风和日丽，健体强身宜晨运； 花香鸟语，舒胸畅怀乐谈天。 1949年春，黄豫樵出资建立焯公亭，以纪念父亲九秩冥寿。当时，他自行堪舆，选此建亭。他认为此亭选位恰在“松山东南两翼之中”，为吉位名曰鹏背，这样既尊先人宾天，又主后人生发。他对风水术数颇为精通，在澳门文人圈中素有名气。 然而，澳门康公庙前的一众风水师却认为，白头坟场立后山界碑，犹如为白头夷守孝，更有说焯公亭得窥天葬，是大不吉的。据说，焯公亭建后，黄豫樵百病缠身。之后家族四散流离。[9] 20年代，黄豫樵在中山石岐开设泗德银号时，向来稳扎稳打，不做投机买卖。当时石岐广衡银号的倒闭，它由一个有名的资本家开设。因司理人郭炽云炒买币，损失很大，他以欺骗的手法，向泗德银号借了很多金币和黄金。黄豫樵误信同业，致被拖累，损失了几十万元，同时拖累瑞升银号损失了42万元。泗德银号东家从澳门汇回20余万元还债，瑞升银号交出产业，开投变价得款37万元还债。[10] 黄豫樵历任澳门六和自来水有限公司、澳门电灯有限公司、澳门永康有限公司董事长，岐关车路有限公司董事、澳门永廉置业有限公司总司理等职；出任澳门商会副主席及监事长。 他热心教育事业，创办澳门粤华学校、澳门孔教学校，并出任校董；后出任澳门孔教会会长及监事长；著有《孝友齐家集》数种。[1] 1956年3月26日，澳门工商界名流组团赴穗参观展览，黄豫樵任团长，全团共22人。黄豫樵之子黄仲良担任澳门同善堂主席，继承祖父、父亲的优良传统，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贡献良多。[11] 1963年癸卯兔年，澳门孔教会、同善堂于10月14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下午1时举行隆重的祭孔典礼，数百人出席，纪念孔子诞生2514周年，仪式古雅，气氛热烈。当日，孔教会在圣堂举行祀圣典礼，该会主席何贤因事未能到会主祭，改由该会副主席莫培樾任主祭。并由崔德祺、黄仲良、胡煜荣、冼永就、陈伯墉、刘明新、林文照、萧俊钦等知名人士参加。[12] [1]《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页。 [2]《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中国对联集成编校室＂网，2013年6月6日，http://china-liand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060。 [3]中山政协：《中山文史》（第1-3辑选刊），中山：中山政协，1989，第93页。 [4]《濠江中学史略》，载“濠江中学＂网，2012年12月20日，http://www.houkong.edu.mo/intro/history/before2004.htm。 [5]《澳门中华总商会史略》，载“澳门中华总商会＂网，2012年12月18日，http://www.acm.org.mo/intro/history.htm。 [6]李长莉、左玉河：《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440页。 [7]《中山市石岐区文物古迹介绍——赓建图书馆三楼碑记》，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2年12月1日，http://www.zsda.gov.cn/plus/view.php?aid=5072。 [8]《澳门名胜楹联辑注》，载“360doc个人图书馆＂网，2014年5月6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9]《东望洋山白头坟场成澳门巴斯人天葬台》，载《新报》，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31787。 [10]缪文雨、高焕章：《石岐银业的回忆》，载《中山文史》（第3辑），中山：中山政协，1965，第12-19页。 [11]《澳工商界名流组团，今日赴穗参观展览，黄豫樵任团长全团共二十二人》，载“海外华人华侨剪报资料库＂网，2013年11月20日，http://libproject.hkbu.edu.hk/was40/detail?record=8&&channelid=4935&searchword=%E6%97%A5%E6%9C%9F%3D1956.03.26&ispage=yes。 [12]《附件四：同善堂祝圣庆典》，载《澳门日报》，1963年10月15日。

潘礼臣，又名潘三益堂。澳门富商。 潘礼臣早年投资金融业，成为著名的泰和银店股东之一。[1]他参与投资炮竹生意[2]，又在沙梨头设复和隆缫丝厂，采用“内用水气机器”。 清光绪八年（1882），澳门有四家机械缫丝厂设立，除潘礼臣一家外，还有葡籍华商曹有设厂在白马行街，葡籍华商冯成设厂在蒲鱼地，两家都“用火器机器转动而为者”，另外一家是在花园马路的华商何连旺的粤和昌缫丝厂。[3] 光绪八年（1882），冯成去世。冯成生前的“十友”，即何桂（老桂）、陈六、罗澄波、胡衮臣、潘礼臣及冯成弟弟冯觉芬代何家管理生意。[4] 之后，潘礼臣和冯成的两个儿子共同拥有澳门大街46号泰和银店，该银店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倒闭。[1]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十四日，经澳门按察司兼理商局判定，澳门大街46号泰和银店并股东潘三益堂即潘礼臣、冯萝川、冯宝川（冯成之子）、关澄川、李兰桂堂、卢焯之（卢九、已故）、蔡裕堂（已故）、张鸿景堂（已故）等准作倒盘办理。[5] 清宣统三年（1911）四月七日，恒和公司股东及司事柯六控告大街泰和银店东主及司事潘礼臣欠49106.46元及利息。之后，华商赵立夫、梁耀垣、卢直南、李业许、文凌州、周端甫、周继英亦相继控告潘礼臣亏欠帐目。而潘礼臣早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从澳门出外埠，所有其名下之产业移交李业许管理，李业许并代潘礼臣出资修整太平轮船。[6]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4-176页。 [2]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39页。 [3]查灿长：《转型、变项与传播澳门早期现代化研究鸦片战争至1945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179页。 [4]马光：《论近代澳门鸦片专营、贸易与禁烟问题（一）》，载“碧云飘鹤＂网，2013年1月20日，http://www.maguang.net/archives/116。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页。 [6]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99页。

马万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今属佛山市南海区）。港澳著名实业家、杰出社会活动家，澳门知名爱国人士。 祖辈务农，父亲经商。万祺五岁时，开始学习国文，喜爱书法。稍长，参加学生运动，支持抗战。他15岁时，父亲去世。他17岁时，继承家业。 1938年，广州沦陷，万祺经营的信兴、信栈、升平、升昌、永和兴等粮食土产批发商行被日军炸毁烧光。之后，他离穗来到香港开拓事业。在友人的帮助下，他很快恢复商业运作，经营进出口棉花、纱布和粮油食品生意，渐渐站稳了脚跟。 1938-1941年，他在香港成立泰生行、永裕昌等商行，并出任经理。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时，他创下的一点基业，又被日寇掠夺。 为避战乱，万祺留居澳门。在澳门安顿下来后，他首先想到不是自己多赚钱，而是支持内地人民开展抗日活动。通过当时广州湾（今湛江）法国总督驻澳门的关系，他组织开办一家葡法洋行，专门将抗战物资中转运往内地；又开设大丰银行，加强澳门与内地金融业务来往。 1941-1944年，万祺名下有与友人合营的恒记公司、广生商行、和生商行等生意，都致力于抗战物资运输。1944-1946年，他担任镜湖医院慈善会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主席。[1] 40年代中期，万祺结识港澳文化界知名人士夏衍、茅盾、阳翰笙、冯裕芳、梅龚彬、柯麟、李一氓等人，交情甚深。 1943年1月15日，万祺与相恋多年的罗柏心喜结连理。结婚当天，嘉宾络绎不绝，其中不少是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及政府官员。婚礼开始，证婚人是前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冯祝万，他告诉大家，这场婚宴原来准备五万大洋，一对新人说服双方父母，决定把这五万筵金捐出，全部电汇到广东省妇女会，作为抗战时期儿童教养院抚育孤儿的经费。话音刚落，在场所有宾客对这对新人及双方家长刮目相看，敬佩不已。之后，婚宴成为简单的茶话会。 婚后，万祺夫妻同心，相濡以沫，同心协力发展事业，从最初一家米铺的生意，发展成为澳门数一数二的商业王国。 当时在澳门，万祺要为祖国做事，经常会遇到危险。有个晚上，一家人晚饭后正在客厅小坐，突然屋外一声巨响。后来，他到院子一看，只见围墙已被炸去半堵，幸好当时没有人在后院。后破获了特务组织，才知万祺被列入了黑名单。 40年代末，万祺在香港认识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不久认识廖承志。1956年春，何香凝诚邀万祺夫妇到苏杭游览。万祺夫妇到达苏杭，只见到处花红柳绿，沿途都有廖承志为他们准备的新房，新房内香茶醇酒，糖果美点，彩帐红褥，喜庆的气氛犹如新婚。罗柏心感动不已，结婚13载，他们已是五男二女的父母了，如今欢度蜜月，真是没想到。 1946-1947年，万祺组建新中国银行；1947-1948年组建大华行，担任总经理、董事长；1948-1950年出任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副理事长、副会长、会长。 1950-1992年，万祺先后担任澳门中华教育会理事、理事长、名誉顾问，澳门劳工教育协进会主任，澳门篮排球总会、乒乓球总会、游泳总会、象棋总会会长，澳门东亚大学董事会主席、咨询会主席，濠江中学、培道中学、商训夜中学、广大中学、青洲小学、镜平小学校董会主席； 又任澳门中国土特产公司、大生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联生发展有限公司、新建华建筑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投资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担任暨南大学、南京大学、仲恺农业学院副董事长，广州大学、南海中学、何香凝纪念学校名誉校长，广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委、名誉会长，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澳门立法会议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职。 1993年始，万祺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文革”期间，廖承志一家遭到迫害。万祺叮嘱在京工作的儿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分清是非，坚持正义。1968年，廖承志被“造反派”关押，年届九旬的何香凝心绪不宁。万祺和妻子知道后，带上何香凝喜欢的曲奇饼等食物及其所需的药物，毅然从澳门来到北京北新桥三条住处向老人问候，并看望廖承志夫人经普椿。万祺夫妇情真意切对待朋友，让廖家人倍感温暖。 1950年，万祺与叶剑英相识，交情深厚。1952年，叶剑英得知万祺肺病复发，马上把他请到北京医治，使他的病很快得到根治。“文革”开始，万祺夫妇得知叶剑英也受到冲击，冒险前往叶帅府上探望。叶剑英反而安慰万祺，希望他们在港澳地区继续做好团结人民的工作，消除“文革”在海外的不良影响。1967年初，叶剑英怕万祺在北京读书的两个儿子蒙冤受屈，不顾自己处境艰难，想方设法把两个孩子接到家中妥善保护，叮嘱他们好好读书。70年代初，叶剑英得知万祺的身体很不好，立即让他把病历送到北京请专家会诊。院方对万祺的治疗方案，叶剑英亲自过问，劝他采用内科新法治疗，效果十分理想。[1] 新中国成立后，万祺积极投身于祖国建设事业，1950年协助驻澳门国营机构抢运战略物资，支援大军解放海南和广西。抗美援朝期间，他与澳门爱国人士一起，从国外采购物资运进国内。他每年都积极组织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活动，宣传祖国的建设成就。 万祺数十次参加港澳工商界代表团回祖国内地观光，为祖国建设献计出力。他联络广东、福建两省华侨投资公司及华南企业公司，使兴侨饭店很快落成，成为新中国首都的第一家现代化宾馆，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他积极组织和推动澳门工商界回国，参加各类工商交流活动及一年两届的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他在澳门的投资和经营专案绝大多数与发展国内经济、拓展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相关，先后与爱国人士及国际友人组成以经销中国轻工业品、粮油产品为主的新中行，经销中国建筑材料、水泥、工艺品、抽纱刺绣及农副畜产品的大华商行、中国国华公司等。通过华南企业公司、广东华侨投资公司、广州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参与国内投资，在香港、澳门参与中资公司投资，为国内产品在港澳开拓市场，并通过港澳转口把国内产品推向海外。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万祺与霍英东、何贤率先向珠江三角洲投资，兴建国内第一家合资的星级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兴建横跨珠江支流的四座大桥，使澳门广州之间交通得到有效改善。 万祺向家乡南海和内地捐款项目很多，涉及教育、体育、医疗、文化等领域。1991年华东水灾，他捐献港币100万，亲自到华东灾区慰问灾民。他担任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积极为祖国文学事业出钱出力，如安徽合肥市文联的“文采大厦”，为资金所困，成为挖了地基、搁置五六年的“文艺大坑”。1992年，他率港澳捐赠代表团赴安徽灾区，了解实情后说，决定慷慨捐建，两年后，这座现代化的集餐饮、娱乐、商场、客房等于一体的“文采大厦”建成使用。 1987年4月，中葡两国签署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澳门将于1999年回归中国。万祺认为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实行“一国两制”，解决得非常好。当时他在北京参加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兴奋激动，即兴赋诗抒怀。 根据联合声明，中国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万祺就任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为此，他参加历时四年零五个月艰巨细致的基本法草案的起草拟定工作，全力以赴，奔走于北京、广州、澳门、珠海之间，与各位委员一起对基本法条文一条条、一句句反复推敲，期间，仅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就召开九次，而主任会议和各专题会议不计其数。 为了迎接澳门“九九”回归，万祺在地产、建筑和工业等领域加大自己在澳门投资份额，并参与澳门大型发展专案，带动澳门工商界，满怀信心迎接澳门回归。[2] 1993年，万祺和罗柏心庆祝金婚纪念，一家39人欢聚一堂。夫妇俩经常教导子孙们说，水有源头树有根，要多读中文，不论身居世界何处，都要常回祖国，常回澳门。几十年来，万祺的生活充实美满。他习惯早睡早起，心情开朗，不吸烟，不喝酒；平时打太极，散步，写诗，会友和看孙辈。 三子马有礼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毕业，是澳门中华总商常务会董、澳门行政会成员、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会第一、第二、第三届委员。 万祺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且一位激情洋溢的诗人、书法家，其书法主要临习颜真卿、王羲之诸家墨迹及《泰山金刚经》等，工楷行书，所作楷书，端严雄秀，行书朴拙清逸。作品多次入选港澳地区大型书法展览，被收入作品集并发表于报刊，勒石于风景名胜区、碑林等处；著有《马万祺诗词选》一书，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3] 2014年5月26日，万祺在北京病逝，终年95岁。[1] 6月1日上午，马万祺先生公祭仪式在澳门综艺馆隆重举行，多位国家领导人以及澳门各界人士出席致哀。治丧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致悼词，盛赞马万祺先生爱国爱澳的一生，称他的逝世是国家及澳门的重大损失。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等国家领导人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等中央机构致送了花圈。中央有关部门和驻澳门机构、澳门特区政府和各界人士，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各界人士、广东省政府及澳门各界人士都致送花圈。马万祺遗体安葬在澳门氹仔永远孝思墓园。[4] [1]《马万祺先生生平》，载“新华网＂，2014年6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01/c_1110951360.htm。 [2]吴跃农：《马万祺诗话祖国情》，载“光明网＂，2007年6月21日，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1/content_133563.htm。 [3]金通达：《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504页。 [4]《马万祺公祭仪式在澳门隆重举行多位国家领导人出席》，载“中新网＂，2014年6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a/2014/06-01/6234875.shtml。

前中央驻澳联络办官员。陕西人。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专业、高级经济师。长期从事经济金融研究、实务和领导工作。历任广东省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副局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政策研究室主任、行长助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董事长，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5年来澳任新华通讯社澳门分社社长、200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2001年病逝。

卢光裕，字圣珍，号舜渠，讳光裕，广东省新会潮莲乡（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人。澳门富商。卢九的长兄卢华锦第三子。[1] 卢光裕少年老成，勇作敢为，深得叔叔卢九所器重，待之如子。他经营商业，逐步致富。卢光裕与堂兄卢廉若多次承充澳门闱姓生意。1899年，他和卢廉若、葡人伯爵‧飞难地合作，承充澳门闱姓。1901年，内地义和团运动兴起，恩科奉旨延迟，以致所收银票，全部退回。 1886-1896年，卢九与林西、何连旺连续三届承充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是亚纳伯爵妻子晏拿爹厘士‧飞难地，每年上交规银升为150000元。新合同是旧合同期满后延期。 1897年7月28日，各股东与新三记公所签订合同，经营澳门闱姓生意。该项生意分成300股，每股1000元，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何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飞难地妻子（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卢氏家族共占120股，控制着新三记公所和此项生意。 1897年，卢光裕、卢九与另一名赌商柯六合作创立恒和公司，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合作经营十年。卢光裕担任该公司司事，“卢光裕做该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价一十二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银之遗彩，均由其一手收存”；宝行银号是卢九一手创建的最重要的家族企业之一，1905年初，卢九委任卢光裕为该银号司事，掌管银号日常事务。可见卢九对卢光裕的倚重。[2] 1906年1月，卢光裕和卢廉若成为澳门业钞公会副会员。 1907年3月，卢光裕与萧登合作，承批位于马蛟石炮台相连之山脚一块空地。 1909年1月2日，卢光裕被柯六控告，暴露经营仁慈堂彩票的内幕。恒和公司三大股东，卢家占了两个，而且卢光裕长期担任公司司事。但卢光裕已去世，该案不了了之。 同年11月20日，柯六登报请求将恒和公司解散。[1] 卢光裕是澳门第一批的住宅电话使用者。[3] 卢光裕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后，通过捐钱做官。前清时为候选道，赏戴花翎，诰授中宪大夫。卢光裕去世时，女儿卢梅君14岁，妻子侯氏是女儿代理人。妾秦氏，儿女卢亚苏、卢芳姑不到14岁，秦氏是儿女的代理人。妾伊氏，女儿卢波详不到14岁，伊氏是女儿的代理人，都不在澳门。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62-173页。 [2]林广志：《卢九家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8-29页。 [3]程惕洁：《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85页。

冯成，又名冯凤韶，南海县官窑乡（今属佛山市南海区官窑镇）人。[2]澳门富商、澳门近代工业的开拓者之一。[1] 冯成早年因往返澳门做丝茶生意，接触到天主教，后来定居澳门，加入葡国籍和天主教，教名为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2] 1880年6月17日，冯成与曹有同时获得葡萄牙王室御赐圣母金星，当时成为最早获此殊荣的晚清澳门华商。 冯成先后经营澳门多项专营生意，其中以赌博为主，1875年、1878年、1881年成为澳门闱姓承充人。1874年、1875年、1878年，冯成承充氹仔、过路湾（今路环）卖鸦片烟和番摊揽头生意。1877年，冯成承充澳门白鸽票生意两年。 1875-1882年，冯成是一位善于承充专营生意的商人。1882年4月，以冯成和何桂、陈六、何德昌、黎才、林含莲、胡衮臣、卢九、何连旺等为首的一众商人，承充专营生意的华商联名，向澳门总督察控华政衙门，“缘商等如遇有人违反承充合同条款，即行察控华政衙门，惟该官屡次阻碍承充之益等情”，为此，众华商请求严查违反承充合同者，华政衙门对此应严加处置，“商等深知大人可能伤令将商等与贵公物会所立各合同之各款而行，是以特为联察，伏乞设例防备，庶免商等再加受亏可也”。 冯成是澳门近代工业开拓者之一，1882年4月，他向澳葡政府申请在蒲鱼地和隆园西边设立两间缫丝厂。 冯成与何连旺、卢九、陈六等人合作创办另一间较大的织造匹绸厂，男女工人八百多名，每人每日工资八九分。同时，冯成投资多家工厂。 1882年农历六月初五，冯成去世。 冯成居住大堂坊医人院街第一号屋，妻子亚纳‧若敬纳‧梁‧沙勿略（Anna Joaquina Leong Xavier），生育三子：冯洛泉、冯嘉端、冯嘉恩，其中长子冯洛泉生于1878年。 冯成去世时，三个儿子尚小。[1] 冯成生前的“十友”，即陈六、罗澄波、胡衮臣、潘礼臣等及其弟冯觉芬代理代管生意。[2]冯成早年投资金融业，成为著名的泰和银店股东之一。 之后，冯成的两个儿子与潘三益（礼臣）共同拥有营地大街四十六号泰和银店，该银店于1908年3月倒闭。1889年，冯洛泉接管父亲的银业等生意。[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4-176页。 [2]马光：《论近代澳门鸦片专营、贸易与禁烟问题（一）》，载“碧云飘鹤＂网，2012年6月18日，http://www.maguang.net/archives/116。

林含莲，又名林莲、林连、林蓓生、林倩生。澳门著名富商。 林氏家族是澳门望厦、龙田一带的世家望族，很早时候就家财万贯。 1848年，林含莲家族在龙田、望厦等地购置土地“壹拾三亩五分七厘四毫八丝”，其中不少购于清嘉庆年间。1839年9月16日，林含莲购买受王国宾田一段，坐落在龙田村前土名中塘。大小二丘，该下税二亩七厘。又土名深泥，大小八丘，该下税三亩四分。又土名塔石界仔，大小八丘，该下税七分。以上三处共该下税田六亩一分七厘。其税在番南末甲王炯昌瓜，今割归四二七甲林植谷瓜。[1] 林含莲热心时事政治和社会公益事业。1877年，他和颜心发、陈琼光等担任重修澳门妈祖阁的值事，参与澳门妈祖阁修建工作。[2] 1891年4月2日，为迎接俄国皇储到澳门，澳门总督特邀集澳门绅商，联为公会。华商何连旺被推为该会副主席，卢九为管银，华商陈芳、曹善业、何连胜、何荛阶、蔡森、柯六及林含莲等为董事，并且所有备办费用之银两，都是商人自己捐献。[3] 1896年1月，林含莲出任公钞局书吏（局绅），1909年1月，担任业钞公会副会员。 林含莲拥有物业许多，包括板樟堂街十间、河边新街3.5间、陈乐里11间、通商新街两间、新埗头街两间、柯高街一间、中里一间、炉石塘街一间、敦和里一间、下环街一间、沙梨头街一间、凉水街一间、定安街一间、南湾街两间、皇家新街114号屋之一半、116号屋之一半、118号屋之一半、大街三间、草堆横街三间、公局新市西街两间、海边升街一间、又95号屋之一半、97号屋之一半、连丁围一间、木桥横街两间、果棚街一间、大堂街两间、蓬莱新街六间、木桥街一间半。 林含莲经营生意，当时以时丰银号最为知名，他担任时丰银店司事。1910年4月，时丰银店倒闭，他的物业被拍卖抵债，估价银113650元。[4]据1910年4月4日《华字日报》报导“澳门时丰银号东主林含莲，又名林倩生，因有人纷纷到店取回积项，不能应付，以致倒闭”。 关于时丰银号倒闭的原因，说法不一。据林含莲本人称，银号并非倒闭，只是暂停营业。因他本人吸食鸦片，烟瘾日深，巡店渐少，以致被银号正副司事乘机卷款19万逃走，银号因此陷入困境。5月4日，时丰银号的正、副司事被拘后，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时丰银号倒闭后，林含莲家族的生意急转直下。 林含莲娶妻妾多，妻吴氏，妾方氏、冯氏、劳氏、黄氏、梁氏。生育儿子多个，长子林焕章（少文），住在三巴仔街第一号屋，元配妻子吴氏所生；次子林焕斌（少宽），住在炉石塘街第57号屋，妾冯氏所生；三子林焕玻，在自置之南湾第67号屋出生。之后，林含莲加入葡籍，又生三子：林焕玻系妾黄氏所生；林焕澜系妾劳氏所生；林焕琨系梁氏所生；林焕炳是妾方氏于1872年所生。三子都与父母居住。[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8-179页。 [2]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100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199页。 [3]查灿长：《转型、变项与传播澳门早期现代化研究鸦片战争至1945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347页。 [4]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