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二年（1747年2月9日－1748年1月29日）3月12日，香山知縣張汝霖奉督撫兩院之命發佈“為嚴禁愚民私習天主教，以安民夷，以肅法紀事”告示，要求嚴拏澳門傳教華人林氏父子。並將進教寺（唐人寺）飭令地方官督令該澳夷目嚴加封錮看守，不許擅開。倘有奸民仍敢勾引內地民人入教者，立即嚴拿治罪。其寺內原貯西洋經卷器物，仍著番人自行收回外，所有從前入教愚民，嗣後務俱革面革心，恪遵法紀。從前進教已改番名、服番衣者，許令自首，改業出教，免其治罪。附近各縣民人，敢有私再赴澳禮拜或於私家仍習天主教誘民惑眾者，立將本人按律重治，保鄰不舉，一併坐罪。暴煜：《（乾隆）香山縣誌》卷8《濠鏡澳》。

順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2月16日─1647年2月4日）12月12日，據統計，澳門有460名已婚葡人，其中三分之一去世，三分之一為老人，還有160名年輕人。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84.

乾隆十四年（1749年2月17日－1750年2月6日）8月18日，兩廣總督碩色就澳門葡人亞馬盧．羅博、晏多尼打死民人李廷富、簡亞二棄屍海中一案照會葡萄牙國王。照會全文如下：總督廣東廣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紀錄六次碩，為欽奉恩旨，行文照會事。案准刑部諮開澳門夷人亞馬盧、晏多尼打死民人李廷富、簡亞二棄屍海中一案。外洋夷人貿易內地，自應遵守法律，其有敢於逞兇之徒，應嚴法重懲，以警其不馴之性。此案李廷富等，縱使行竊屬實，亦非應死之犯，該夷何得擅行打死，復棄屍滅跡，強橫玩法，莫此為甚。亞馬盧等擅殺二命，應照例擬以一人一抵。今僅擬杖流，復令彼國自行安插，殊非政體。況人命重案，不候題復，而該夷目遽稱附船解往地滿，又安知非該夷目將夷犯徇隱藏匿，假捏支吾？應令總督確查，夷目有無賄縱。勒提亞馬盧等到案，嚴審妥擬等因，具題。乾隆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奉旨：此案亞馬盧等致死民人李廷富、簡亞二，棄屍海中。雖據供，因獲竊毆斃，而夷人等復為之質證，安知非扶同袒徇，另有致死別情？乃該督等僅照律擬以杖流，且令彼國自行安插。經部兩次駁詰，誠為允當。但念該夷向來尚屬守法，而遣回之亞馬盧等，既遠隔重洋，姑從寬、免其提緝，照該督等所議完結。嗣後遇有此等案件，務宜詳細研鞫，執法懲究。不可徒事姑息，以長夷人驕縱之習，餘依議。欽此。移諮到本部院為照：澳夷來自西洋，荷蒙聖朝柔遠之仁，准令寄寓經營。百餘年來，生齒日繁，安居樂業。各宜感戴天恩，恪守法紀。至兵頭夷目，均系該國夷官，尤應約束番眾，毋許頑梗滋事，庶於該國，則無忝差委之任，而於天朝亦不失恭順之誠。乃舊兵頭若些，桀驁無知，乖張任性，往往縱容番眾，滋生事端。即如上年，夷人亞馬盧等，擅將民人李廷富等打死，舊兵頭竟袒徇庇護，匿不交犯。後經三巴和尚及夷目番眾曉以大義，舊兵頭方始將犯交審。及內地官員審訊之後，因澳夷系屬教門，服食起居不變，故俯順夷情，暫交夷目羈管。而若些復不候示行，輒將亞馬盧．羅博等潛自發往地滿。且上年更有縱容番夷私拆稅館柵欄之事。平日復縱令夷人恃強肆橫，欺視商民，種種妄為，不一而足。是全不知天朝容留覆載之恩，似此狂悖無知，本部院何難執法，奏請懲創。第念闔澳番夷，賢愚不等，而寺僧夷目尤明大義。且該國王曾於雍正五年遣使進貢，向化輸誠。今奚忍以兵頭一人之過而累及闔澳群夷？是以仍將亞馬盧一案照原擬題復。今欽奉諭旨，寬免提緝。蓋念番夷寄居年久，向來尚知守法，故恩施格外，以示懷柔。但天朝法紀，懲惡維嚴，聖德矜原，難邀再沛。除出示曉諭兵頭、夷目及寺僧、番眾人等遵照外，為此照會。該國王即便欽遵諭旨，一體轉飭住澳番夷，嗣後務各遵循法度，和輯商民，恪盡恭順之道，則經營可以久遠，樂土可以長棲。倘或仍踵前習，違犯科條，本部院惟有欽遵諭旨，執法懲創，則闔澳番夷，皆幹罪譴矣。國王其上體天朝柔遠之恩，下保番眾經營之業，嚴飭加謹恭順，遵守法紀。仍即見復施行，須至照會者。右照會西洋國王。乾隆十四年七月初六日。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保險箱，LR.383《兩廣總督奉旨致葡萄牙國王的照會（1749）》，載《葡萄牙圖書館檔案館藏中文文獻：1668—1871》，第64—74頁。

乾隆七年（1742年2月5日－1743年1月25日）7月28日，粵海關監督命令行商通知已經抵達澳門的6位荷蘭大班，他們的船要停留在澳門，這樣可以獲得安全，但不能給他們來廣州的執照。他同意派官員前往澳門丈量他們的船隻，他們也可以在澳門隨便買賣。29日，澳門議事會向廣東巡撫請求，不要將荷蘭船留在澳門，因為荷蘭人全副武裝，恐怕會攻擊他們。因此，廣東巡撫派出行商向他們表示，同意荷蘭船駛入內河，並停泊在二道灘以下。開始，荷蘭人拒絕執行巡撫的命令，不願進入虎門，只希望留在澳門，但在廣東政府的威逼下，於9月3日離開澳門，啟程前往黃埔。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80—281頁。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1月24日─1564年1月13日)12月1日，泰瑪諾神父記錄澳門的情況稱：在澳門的800或900名葡萄牙已婚者在不同的港口奔走，但真正的葡萄牙居民只有500人。這些人口數字，均未將華裔婦女計算在內。據黎沙(Almerindo Lessa)稱：葡萄牙人一開始在澳門擁有的大部分婦女都是從馬來語地區——整個南洋群島，甚至錫蘭(這便是若奧•巴羅斯和賈梅士筆下的Traporbana)帶去的。當時葡萄牙人名氣很大，因為在我們所進行的第一次航行中，有一個浪漫的插曲。由於一個女子的通報，或不知多少女子的協助，我們的人免遭屠戮。“他們從士兵和當地人那裡瞭解情況後，將一切通知了我們的人，因為她們知道所有的命令。這些馬六甲的婦女非常鍾情，願意滿足一個男人的願望，甚至不惜為他們的男人獻出生命”。這已經為我們所津津樂道。洛佩斯(Fernão Lopes)曾經說道，大部分婦女都很漂亮，“皮膚黝黑，穿著名貴的絲綢，外披一件短衫。大部分都很漂亮”。杜阿爾特•巴爾波薩 (Duarte Barbosa)也有這樣的說法。博克塞亦稱：“建於約1555─1557年的澳門城，在最初期的殖民者當中是沒有白種婦女的。他們也沒有與鄰近的香山縣的華人融合在一起，與他們一同居住的婦女一般是日本、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及印度來的，而這些婦女身份多數是奴僕。可是過了一陣子，一群為數不少的華人開始定居于逐漸發展的港口，由於在明朝時期，中國禁止與日本貿易往來，所以澳門很快形成了中日貿易中心。因此，葡萄牙的男人開始與中國女人通婚；不過中國女人的角色仍以妾或契約女傭(妹仔)居多。”Manuel Teixeira, Primórdios de Macau, p. 36.Almerindo Lessa, L'Histoire et les Hommes de la Premiére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de l'Orient: Anthropobiologie et Anthroposociologie de Macao, p. 103.C. R. Boxer, Mary and Misogyny: Women in Iberian Expansion Overseas(1415—1815): Some Facts, Fancies and Personalities,1975, p. 84.

光緒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2月26日，由澳門公會會議批准，經氹仔、過路灣政務廳和公局值理朱昆、蘇志畫押的《氹仔、過路灣街坊公局章程》開始實施。章程共十章三十九款，對環境衛生、生意買賣、領執照、搭蓋棚廠、建造修整屋宇等眾多事項作出了具體的規定。《澳門政府憲報》1887年1月27日第4號。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1月27日－1684年2月14日）2月，廣東巡撫李士楨等上《澳門關閘請設專官管轄疏》，建議增設部選同知一員，駐紮關內前山寨，稽查稅務，兼理海防。凡界口華洋貨物出入之數，與盤詰違禁之物，俱責成其稽查。李士楨：《撫粵政略》卷2《澳門關閘請設專官管轄疏》。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1909年1月21日）12月31日，葡萄牙政府新訂《澳門交犯章程》正式頒行，共24款，其中明確規定：“凡罪犯必須是華民，且所犯之罪與1886年9月16日批准之葡國律例第55、57兩條所載相符者方可解交。”《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中葡關係卷》第2冊《澳門交犯章程譯文》，第844—8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