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1909年1月21日）12月31日，葡萄牙政府新訂《澳門交犯章程》正式頒行，共24款，其中明確規定：“凡罪犯必須是華民，且所犯之罪與1886年9月16日批准之葡國律例第55、57兩條所載相符者方可解交。”《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中葡關係卷》第2冊《澳門交犯章程譯文》，第844—849頁。

順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2月16日─1647年2月4日）12月12日，據統計，澳門有460名已婚葡人，其中三分之一去世，三分之一為老人，還有160名年輕人。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84.

乾隆十四年（1749年2月17日－1750年2月6日）8月18日，兩廣總督碩色就澳門葡人亞馬盧．羅博、晏多尼打死民人李廷富、簡亞二棄屍海中一案照會葡萄牙國王。照會全文如下：總督廣東廣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紀錄六次碩，為欽奉恩旨，行文照會事。案准刑部諮開澳門夷人亞馬盧、晏多尼打死民人李廷富、簡亞二棄屍海中一案。外洋夷人貿易內地，自應遵守法律，其有敢於逞兇之徒，應嚴法重懲，以警其不馴之性。此案李廷富等，縱使行竊屬實，亦非應死之犯，該夷何得擅行打死，復棄屍滅跡，強橫玩法，莫此為甚。亞馬盧等擅殺二命，應照例擬以一人一抵。今僅擬杖流，復令彼國自行安插，殊非政體。況人命重案，不候題復，而該夷目遽稱附船解往地滿，又安知非該夷目將夷犯徇隱藏匿，假捏支吾？應令總督確查，夷目有無賄縱。勒提亞馬盧等到案，嚴審妥擬等因，具題。乾隆十四年五月十三日，奉旨：此案亞馬盧等致死民人李廷富、簡亞二，棄屍海中。雖據供，因獲竊毆斃，而夷人等復為之質證，安知非扶同袒徇，另有致死別情？乃該督等僅照律擬以杖流，且令彼國自行安插。經部兩次駁詰，誠為允當。但念該夷向來尚屬守法，而遣回之亞馬盧等，既遠隔重洋，姑從寬、免其提緝，照該督等所議完結。嗣後遇有此等案件，務宜詳細研鞫，執法懲究。不可徒事姑息，以長夷人驕縱之習，餘依議。欽此。移諮到本部院為照：澳夷來自西洋，荷蒙聖朝柔遠之仁，准令寄寓經營。百餘年來，生齒日繁，安居樂業。各宜感戴天恩，恪守法紀。至兵頭夷目，均系該國夷官，尤應約束番眾，毋許頑梗滋事，庶於該國，則無忝差委之任，而於天朝亦不失恭順之誠。乃舊兵頭若些，桀驁無知，乖張任性，往往縱容番眾，滋生事端。即如上年，夷人亞馬盧等，擅將民人李廷富等打死，舊兵頭竟袒徇庇護，匿不交犯。後經三巴和尚及夷目番眾曉以大義，舊兵頭方始將犯交審。及內地官員審訊之後，因澳夷系屬教門，服食起居不變，故俯順夷情，暫交夷目羈管。而若些復不候示行，輒將亞馬盧．羅博等潛自發往地滿。且上年更有縱容番夷私拆稅館柵欄之事。平日復縱令夷人恃強肆橫，欺視商民，種種妄為，不一而足。是全不知天朝容留覆載之恩，似此狂悖無知，本部院何難執法，奏請懲創。第念闔澳番夷，賢愚不等，而寺僧夷目尤明大義。且該國王曾於雍正五年遣使進貢，向化輸誠。今奚忍以兵頭一人之過而累及闔澳群夷？是以仍將亞馬盧一案照原擬題復。今欽奉諭旨，寬免提緝。蓋念番夷寄居年久，向來尚知守法，故恩施格外，以示懷柔。但天朝法紀，懲惡維嚴，聖德矜原，難邀再沛。除出示曉諭兵頭、夷目及寺僧、番眾人等遵照外，為此照會。該國王即便欽遵諭旨，一體轉飭住澳番夷，嗣後務各遵循法度，和輯商民，恪盡恭順之道，則經營可以久遠，樂土可以長棲。倘或仍踵前習，違犯科條，本部院惟有欽遵諭旨，執法懲創，則闔澳番夷，皆幹罪譴矣。國王其上體天朝柔遠之恩，下保番眾經營之業，嚴飭加謹恭順，遵守法紀。仍即見復施行，須至照會者。右照會西洋國王。乾隆十四年七月初六日。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保險箱，LR.383《兩廣總督奉旨致葡萄牙國王的照會（1749）》，載《葡萄牙圖書館檔案館藏中文文獻：1668—1871》，第64—74頁。

乾隆十二年（1747年2月9日－1748年1月29日）3月12日，香山知縣張汝霖奉督撫兩院之命發佈“為嚴禁愚民私習天主教，以安民夷，以肅法紀事”告示，要求嚴拏澳門傳教華人林氏父子。並將進教寺（唐人寺）飭令地方官督令該澳夷目嚴加封錮看守，不許擅開。倘有奸民仍敢勾引內地民人入教者，立即嚴拿治罪。其寺內原貯西洋經卷器物，仍著番人自行收回外，所有從前入教愚民，嗣後務俱革面革心，恪遵法紀。從前進教已改番名、服番衣者，許令自首，改業出教，免其治罪。附近各縣民人，敢有私再赴澳禮拜或於私家仍習天主教誘民惑眾者，立將本人按律重治，保鄰不舉，一併坐罪。暴煜：《（乾隆）香山縣誌》卷8《濠鏡澳》。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1月22日─1548年2月9日)2月12日，葡王若奧三世任命王室貴族萊奧內爾•索薩(Leonel de Sousa)為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Capitão das Viagens da China e Japão)。這是1546年以後的第二次任命。葡萄牙王室一直以“巡航首領制度”的形式對遠東商業航行進行嚴格的控制。根據慣例，統領船隊的巡航首領(又稱甲必丹末)不僅享有特定航線貿易獨佔權，身兼貿易總監、巡航首領及外交代表等多種使命，而且還可以國王的或葡印總督的名義，在沿途各港口出任臨時性的最高長官，相機處理各種事務，故又被稱為“海上巡撫”或“移動總督”。中日貿易航線本來是商人和冒險家們建起來的，但王室很快插手，掌握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的任命權：一是王室可以分享葡中和葡日貿易的豐厚利潤；二是可以對遠東海上來來往往的葡商們混亂無序的行為定一些規則；三是以王室的名義同中國政府打交道也有些幫助。一份早期耶穌會文獻稱：從彿蘭西斯科•沙勿略死於上川島時就是如此，葡萄牙人帶著銀子從印度來到這個港口(上川)，從中國人那裡購入生絲和其他商品。有人將中國商品帶回印度，也有人將它們運往日本。Capitão das Viagens da China e Japão，一般譯為中日貿易船隊司令或中日貿易船隊總指揮，或中國與日本航海的加比丹•莫爾，本書統一譯為中國及日本巡航首領。葡王任命書，見岡本良知：《16世紀日歐交通史研究》，第277——278頁。李瑪諾(Dias Manuel)神父於1610年稱：葡萄牙人攜帶中國商品前往日本的初期，沒有國王的許可書，任何人不得進行這種貿易，葡萄牙國王一直確保他規定的這一許可權。這一敕令使許多貴族竭力服務於國王。這是國王在印度實行的恰當措施之一。參見José Alvarez-Taladriz： 《1610年關於澳門、長崎間貿易船Armação契約的資料》，載《基督教研究》第12輯，1967年，第358--359頁，轉引戚印平：《早期澳日貿易》(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411頁)。戚印平：《早期澳日貿易》，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410頁；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第50頁。羅理路：《澳門尋根》，第34頁。這是文獻中較早提到葡萄牙人的生絲貿易，16世紀中，中國對外出口商品最大宗當是生絲。特別是在16世紀中後期，1580—1590年由澳門輸入果阿的生絲為每年3000擔，而輸入日本之生絲每年在1000～1600擔。(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 p.6; 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1630—1754, p.52.)據16世紀末，卡萊蒂(Francesco Carletti)：《周遊世界評說》記錄：“商品的種類主要是生絲，據我估計，一擔生絲需花費90塔艾爾(tael)現金相當於黃金90斯格特，白銀100里彿羅，每一里彿羅相當於20盎司。但這是最高價，通常一擔價值70塔艾爾。”據林旭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東印度或葡屬印度針路、旅行及航行志》第132—133頁的介紹：中國有三種生絲，最上等為“南京(Lankin)絲”，第二等為“佛山(Fuscan)絲”，第三等為“南贛(Lankam)絲”。此外，還有若干品種的絲稱為撚絲。未經紡撚的“南京白絲”價格每擔145～150雷阿爾，佛山生絲每擔價格160～170雷阿爾，而廣東撚絲每擔價格50～55雷阿爾。高瀕泓一郎：《日本ィェズス會の生絲貿易につぃて》，載《基督教研究》第13輯，第170—171頁。

天啟七年（1627年2月16日─1628年2月4日）本年，澳門議事會頒佈《澳城通官、通事及文案章程》（Regimento da Língua da Cidade e, dos Jurubaçase Escrevaens），以規範翻譯職業活動。當時，澳門議事會有一名首席翻譯（língua principal），兩名小翻譯（jurubaças menores）和兩名文案（escrivaens），通常都是華人，且必須是皈依天主教的華人。章程還規定：未經議事會同意，翻譯小組不得自作主張擅自答覆，尤其是在那一些有分量的事情上。Biblioteca da Ajuda, Jesuítas na Ásia, 49—V—8, fols. 245—251. 該檔Códice 49—V—6第457—463頁有鈔件。參見Jorge Manuel Flores, Comunicação, in formação e propaganda: os 'Jurubaças' e o uso do português em Macau na primeira metade do século ⅩⅦ, in Encontro do Portugués-Lingua da Cultura, pp. 107—121.

光緒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2月26日，由澳門公會會議批准，經氹仔、過路灣政務廳和公局值理朱昆、蘇志畫押的《氹仔、過路灣街坊公局章程》開始實施。章程共十章三十九款，對環境衛生、生意買賣、領執照、搭蓋棚廠、建造修整屋宇等眾多事項作出了具體的規定。《澳門政府憲報》1887年1月27日第4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