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紹興，生於廣東番禺（今廣州市番禺區）。同盟會會員、中國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參與發起創辦廣州時敏學堂，1901年東渡日本留學。1912年初，他從北京回到廣州，在廣東都督府任參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務；經廣東都督胡漢民和鍾榮光介紹加入同盟會，同年加入國民黨。當時兩廣優級師範學堂改辦為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他出任該校校長並兼黃埔海軍學校教官；1913年因母親辭世離任，後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縣立師範學校校長；1917-1923年復任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校長。 1921年，曾澄擔任廣州市第一屆參議員、廣東教育學會會長、廣東大學教育長、廣州市教育局局長及廣州華僑教育後援會主席。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他回到廣州，擔任廣東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任廣州大學校長、國民大學董事長、國立法官學校教授及中央銀行董事等職。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擔任國立中山大學代理校長（學校設在粵北坪石鎮），1945年春，日寇企圖打通粵漢線，曾澄組織全校師生疏散到連縣、五華、興寧和梅縣等地，克服重重困難，堅持辦學。[2] 廣州淪陷後，廣州教忠學堂在澳門南灣設校，時任董事長曾澄兼代校長；另在郁南連灘設分校。抗戰勝利後，遷回文德路原校復課，學校有高中八個班、初中七個班。解放後，改為市立第十三中學。[3]在澳門期間，曾澄留下不少詩篇。 抗戰勝利後，曾澄歷任仲愷農業學校、執信女校和教忠中學等校校長，兼任國民大學、廣州大學特約教授、廣州大學董事長，並當選為廣州市參議會參議員兼駐會委員。 1949年廣州解放後，70歲的曾澄仍擔任廣州私立教忠中學（今廣州市十三中學）校長職務。1953年9月，廣州市文史館成立，他受聘為館員；1957年1月任副館長；1955年當選為廣州市政協委員；1956年當選為廣州市政協第一屆常務委員。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廣州病逝，終年78歲。[1] 金曾澄著有《澄宇齋詩存》、《視察報告書》、《三民主義問答》、《廣東教育史略》等文獻。廣州市國家檔案館收藏的金曾澄檔案資料，包括有關金曾澄簡介、人物傳、書法、《澄宇齋詩存》、圖片集及照片集等。[3] 現錄金曾澄的詩兩首：[2] 《遣懷‧香江陷敵返澳》 老去悲秋強自寬，一年生計一年難。衰顏日暮惟增病，粒米時荒莫勸餐。 魑魅噬人天意亂，豺狼當道客心寒。哀哀猿鶴長鳴夜，蠟燭成灰淚欲乾。 《除夕澳門》 濠江度歲卻前緣，寒夜懨懨客不眠。米貴尚慳黃麴酒，家貧何用壓囊錢？ 霜添白髮真疑老，鏡攬衰顏枉自憐。爆竹無聲燈映寂，斜風細雨度殘年。 [1]曾紹洙：《教忠中學沿革》，載“廣州文史＂網，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頁。 [3]《教育名家金曾澄》，載“中國廣州檔案網＂，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

何連旺，又名何廷光、何仲殷，字穗田，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著名實業家、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一代俠商。何老桂次子。[1] 1882至1883年，連旺以每年繳納154100元經營澳門番攤生意，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合同規定，經營人限開館16間為止，如開不足16間，也要納足16間之數。 1886至1887年，連旺與盧九、林西合作，以每年繳125000元經營澳門番攤生意。三人經有現銀10000元交出，存入公物會銀庫，並有物業值銀20000元交出與公物會作按擔保。規定限開16間。此次承充生意，原為盧九、林西合作，競投完畢，連旺才申請加入。該合同期滿後，三人繼續合作經營1887至1888年澳門番攤生意，每年繳納134100元，擔保人為未那年奴‧先拿‧飛難地。1888至1889年，三人繼續合作生意，每年繳納為125000元。攤館限額還是16間。 連旺參與闈姓的經營，採取與人合作方式。1897年澳門闈姓承充生意中，共分300股，香港李升佔80股、盧光裕佔17股、連旺佔40股、尤勉之佔30股、盧九佔43股、Lu-Lau-shan和盧廉若佔60股，Anna Thereza Ferreira佔30股。另外，何氏家族時和攤館從1874年至1910年7月，經營36年。連旺及其兄長何連勝等何氏族人，成為澳門番攤生意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1883至1884年，連旺以每年繳10900元，競投獲得鹽業專營權，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鹽生意，由父親何桂作保。1886至1887年，連旺以每年繳8530元，競投獲得鹽業專營權，經營澳門、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鹽生意，自己交銀3000元作保。 1890年6月，連旺將1882年開設的繅絲廠申請改造為織造匹綢廠；同年8月，在群隊地瑞隆棧炮竹廠外建一分廠，開設炮竹廠分廠，專門生產炮竹紙。約1892年，他與盧九、劉炳堂、陳庚如等合股在康公廟直街開辦“如心益記”茶樓，並經營茶葉加工與貿易生意。 1884年6月，連旺以傑出的貢獻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獎，獲授予葡國基唯斯督寶星。[2]在當時澳門華人社會中，這是一項至高無上的榮譽，連旺父子同獲此項嘉獎。同時，清政府重視連旺在澳門的作用和影響，以“捐款賑災”表彰他。 1888年，父親去世後，連旺接管家族生意。[3]何氏家族“集成堂”旗下的公司，連續多次投得澳葡的“清糞”標書，從清光緒初年至民國初年專營澳門糞業超過50年。 1889年2月，澳葡政府籌建中國北方賑災公會，連旺成為主要成員之一。1891年4月，澳葡政府組建俄國皇太子訪澳之迎接公會，連旺任副會長，何連勝成為董事之一。1894年，連旺被澳葡政府授予官職，成為城市衛生防疫公會會長；1894年6月，擔任澳門整飭潔淨公會會長；1894年8月成為澳門理商局職員，參與商業管理工作。[1] 連旺為人慷慨正直，仗義疏財。1892年孫中山在香港雅麗士醫院畢業後在澳門開業行醫，他引薦孫中山進入鏡湖醫院做醫生；多次在《鏡海叢報》上刊登廣告，表彰孫中山的崇高醫德。孫中山在香港學醫時，應澳門紳士曹子基之邀，治癒他久病的家人。 1896年11月，康有為前來澳門遊覽，受到名流、維新派人士劉楨麟、連旺等人熱情歡迎。連旺與康有為相見恨晚。這次聚會，澳門人士對上海出版的《時務報》推崇備至。大家商討辦一份報紙，決定由康有為領導採編，出資發行。[2] 1887年2月22日《知新報》創刊，一炮打響。《知新報》創刊號登載康有為寫給光緒皇帝的系列維新奏書，加上梁啟超的評論文章。 《知新報》實際工作由連旺主持，主要撰稿人有梁啟超、何樹齡、徐勤等。起初為每月五日刊，後改為旬刊、半月刊。連旺把《知新報》分送至香港、廣州、天津、上海等地；遠銷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國等海外市場，當時海內外代理發行點近40個。[4] 連旺與康有為一起制訂龐大的移民計劃。甲午戰爭失敗後，康有為擔憂中國在慈禧太后的統治下亡國滅種，產生移民的想法。當時中國農村勞動力過剩，康有為計劃將中國向外國移民。在康有為指導下，連旺制訂詳細的移民計劃，並具體安排招工和僱船運輸事宜。1897年11月突發的中德膠州灣事件及列強進一步瓜分中國的侵略行動，迫使康有為放棄“移民巴西的計劃”。 1898年8月，戊戌政變發生，維新派遭到殘酷鎮壓，包括《知新報》經理康廣仁在內的“六君子”慘遭殺害，康有為輾轉逃至加拿大，梁啟超躲進日本使館後赴東洋。當時連旺冒著危險，接待梁啟超父親及妻兒，把康有為父親接到澳門加以保護。為保護維新人士，《知新報》從9月的第68冊後，重要論著不再署撰者姓名，或用筆名，並多錄譯者。報紙用“本館經理人葡國伯爵非難地”的名義出版，還在“本館經理人謹啟”中聲明：與舊人無關。 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變為保皇派。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皇會，澳門設立分會，連旺任分會會長。1900年，慈禧謊稱光緒病重，欲立皇子廢除光緒。消息傳出，全國譁然。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為首，聯合1231位文人和紳商反對。慈禧對經元善等人整治迫害。經元善由鄭觀應安排擺脫緝捕，輾轉逃到澳門。滿清官員赴澳門緝拿時，連旺多方設法，耗費重金，全力營救。 後在中外輿論的壓力下，澳葡當局給予經元善政治避難。連旺熟悉國際公法，出錢出力，表現出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正義感。在何東、連旺等港澳人士幫助下，保皇會在港澳開展活動，擴大聲勢，並暗中籌備勤王舉義。[2]同年，自立軍起義失敗，保皇黨侵吞華僑捐款的內幕暴露。之後，連旺與保皇黨疏遠。1901年《知新報》停刊。1898年，連旺幫助康門弟子陳子褒開辦澳門大同女學堂，興辦教育事業。 1898年5月，連旺與張壽波、劉禎麟等人成立“澳門戒鴉片煙分會”，連旺擔任董事。此舉與其鴉片煙商的家族背景完全背道而馳。連旺也是同善堂立案人。[2] 連旺家族擁有大量物業，成為晚清時期澳門華人大業主之一。[1]他表現卓著，成為一代傑出的華商領袖，對澳門慈善公益事業的重大貢獻，特別熱心華人公益事業；1931年去世，終年76歲。 為紀念何連旺，澳葡政府將氹仔舊城區一條街命名為“何連旺街”。[3] 何連旺生育三子，其中第三子何雲章，1895年2月13日《鏡海叢報》報導何雲章新進秀才，榮歸故里的盛大場面：“有以紅箋一封惠到本局者，啟而視之，係澳紳何仲殷穗田為其第三子前歲科考新進之秀才雲章，榮歸順德縣原籍，行渴祖禮，由十五日起，至十七日止，連排盛筵，藉宴嘉賓。族黨何性，為順德巨族，子姓繁眾，科名亦盛，一堂慶會，樂何如哉？”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55-162頁。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頁。 [3]李佳佳：《澳門近代史上的開明華人賭商》，載《澳門月報》，2012年6月18日，http://amyk3388.blog.sohu.com/178498971.html。 [4]蔣祖緣、方志欽：《簡明廣東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534頁。

鄺任生，字修一，原名鄺覺民，曾用名陳福[1]，香山縣小濠涌鄉（今屬珠海市斗門區斗門鎮小濠涌村）人。中共澳門工委書記、順德工委、烈士。 任生生於一個貧苦僑工家庭，少年時代，在鄉育英小學和乾務文明小學讀書。 1928年，任生前往廣州知行中學讀書。次年，考入培正中學讀初三。為了尋求真理，他常到“北新書店”閱讀，受到革命文學和新興社會科學的熏陶，並結識共產黨人陳傑（原中共廣西憑祥市支部書記），陳傑成為他的革命啟蒙老師。 1930年冬，任生完成學業後，回到斗門八甲鄉排山小學任教，興辦農民夜校，宣傳反封建反剝削；發動李希宏、楊維良、陳洪護組織農會，動員14個村300多人參加農會進行抗租。同年，他在小濠涌“松竹梅文具店”組織讀書會，向青年進行馬列主義啟蒙教育。在李屋村組織指導教師李成樂、趙約文、黃濟剛等閱讀進步書刊，並組織他們到南門、瀝岐、王保、上洲、下洲、小赤坎、八甲等村小學，協助建立兒童宣傳隊，引導教師參加革命活動。 1932年3月，任生介紹陳傑到網山、謝英到新赤水坑教書。三人以教學作為掩護，秘密聯繫，開展革命活動。陳傑和任生分別在網山、黃沙坑兩地召開群眾大會，慶祝俄國十月革命勝利15周年，宣傳十月革命，驚動了國民黨當局。區長梁文通下令通輯陳傑和任生。在網山青年掩護下，陳傑轉移到香港。 任生脫險後，1933年春再次前往廣州入讀航海學校。期間，任生繼續革命活動，他安排陳昂生在網山接替陳傑的工作，領導李成才、李成樂兄弟堅持八甲陣地，安排鄺仲海、鄭發維在新興小學活動，他利用假期回鄉指導革命活動。 任生從航校畢業後，到永福艦實習。不久，他因腳氣病，離艦回鄉，創辦健民小學，增設戰時教育課程，向學生傳播進步思想，編寫進步歌曲，在師生和群眾中傳唱，激發人民抗戰的鬥志。 他奔走於馬山、網山、南山、八甲等地，動員教師和八區的文化人士參加宣傳反帝反封建活動。他協助陳守志辦好《南峰》，創辦《八區青年》，揭露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反對封建思想，提倡新文化。使南門的《斗門公報》、小濠涌的《華僑》、瀝岐的《岐山》、漢坑的《漢溪》等進步刊物，逐步擺脫以往無意義的論戰，轉向宣傳“五四”以來的新思想、新文化。 任生在鬥爭工作中，認識到八區須要有黨的組織領導。抗日戰爭前夕，陳傑經在香港接上黨關係，後返回八區活動，經他介紹，任生加入中國共產黨。 “蘆溝橋事變”爆發後，抗日戰爭全面展開，任生積極在進步組織中物色建黨對象。1937年下半年，他培養了鄺叔明、鄺振大、鄺健玲、鄺仲海等人加入中國共產黨。 同年10月，斗門地區第一個黨支部——小濠涌支部誕生，任生擔任黨支部書記。從此，小濠涌支部的黨員活躍在斗門地區，為發展黨員、壯大隊伍而奔忙。在任生積極帶動下，黨支部組織如雨後春筍般一個個地湧現。 1937年10月至1939年10月，任生在斗門地區發展36個黨員，建立七個黨支部、一個黨小組，為斗門地區播下革命的火種。 1938年5月，八區國民黨當局下令不准農民稻穀外賣，卻乘機壓價收購，運往澳門牟利，任生馬上撰稿揭露，被國民黨當局稱為“最難對付的赤色分子”。[1] 由於鬥爭需要，根據上級指示，1938年6月，任生的黨組織關係從原隸屬中共南方臨時工委改屬中共中山縣委，並出任中共中山縣委委員、青年部長，中共中山縣八區委員書記。 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八區抗日救亡運動如火如荼。在青年中成立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八區區隊和11個鄉的鄉隊，隊員達千人。在婦女中建立中山戰時協會八區分會和13個鄉的婦協會，會員三百多人，選派鄺叔明、鄺健玲等七人奔赴延安、東南特委黨校學習。任生舉辦南門新圍村崇基祠的遊擊訓練班。根據省委指示並經縣委同意，在八甲鄉的抗先隊員中選出六七十人，成立中山縣民眾抗日自衛團第28大隊，使八區人民開展抗日救亡有了自己的武裝。[1][2] 1939年8月，任生調往澳門，出任中共澳門工委書記，在澳門的職業為教師。1939年11月，東南特委被撤銷，澳門工委由廣東省委直接領導，當時黨員發展到46人，其中產業工人25人，教員12人，學生六人，商人兩人，自由職業者一人。工委由三人組成，除書記鄺任生外，組織部長鄧平，織布廠女工，20多歲，積極負責，有小學文化水準；宣傳部長沈同志是個新黨員，小學教員。下設八個支部，八名支部書記都是抗戰後入黨的黨員。[3] 1940年2月，任生調往香港，擔任中共香港市委宣傳部長，他和李楓進入大觀電影公司工作。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指示，他和李楓幫助周揚、夏衍、楊康華等一大批共產黨員進入該公司工作，幾個月時間，該公司先後建立五個黨支部。 1941年春，南（海）番（禺）中（山）順（德）中心縣委決定成立順德工委，任生調任工委書記。1942年初，任生調任南番中順中心縣委宣傳部長，住在順德林頭陳村農民家。3月25日凌晨，任生正在林頭鄉一個地下交通員家裡，召開對敵鬥爭秘密會議，在門口看風的任生妻子突然聽到一陣急促的狗吠聲。[1][2] “鬼子來掃蕩了！”參加會議的人聞訊隨即撤離，任生的妻兒躲在內房的綠麻蚊帳後。任生自己躲在屋前蔗尾堆裡，不料，日本兵用刺刀對著蔗尾堆亂捅時，他不幸被刺中。任生被捕後，當場被殺害，年僅31歲。[4] 2011年6月10日上午，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新黨員宣誓暨鄺任生烈士雕像揭幕儀式”在斗門鎮小濠涌村隆重舉行，澳門中聯辦人事部部長常毓興等人出席雕像揭幕儀式。村委大院內紅旗飄揚，歌聲嘹亮，來自機關、農村、企事業單位的120名新黨員，面對鮮紅的黨旗，舉起右手莊嚴宣誓。黨員們在此回顧黨的光輝歷程，歌頌黨的豐功偉績，慶祝建黨90周年。 鄺任生為革命不畏犧牲、英勇奮鬥，譜寫了斗門地區革命鬥爭最光輝燦爛的歷史篇章。[5]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4-6頁。 [2]中共斗門縣委黨史研究室：《斗門英烈》，珠海：斗門縣委，1992，第3-10頁。 [3]左漢文：《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活動》，載“中華勵志網＂，2011年12月27日，http://www.zhlzw.com/qx/dj/478198_4.html。 [4]《25歲創建珠海史上第一個黨支部鄺任生：“最難對付的赤色分子”》，載“珠海新聞網＂，2012年2月1日，http://www.zhnews.net/html/20110608/131740,300337.html。 [5]《鄺任生烈士雕像揭幕》，載“中國共產黨珠海市委員會＂網，2012年2月1日，http://www.zhsw.gov.cn/sww_gqdw/gzdt/201107/t20110708_210623.html。 [6]《姓氏略考─曠（鄺）姓─歷史名人》，載“搜狐博客＂，2013年1月3日，http://sinosurname.blog.sohu.com/238767410.html。

戴成功，女，原籍廣東省五華縣，生於香港。孫婉與戴恩賽之女、孫中山外孫女。 成功定居澳門，在澳門粵華中學完成小學、中學學業。1955年1月，父親戴恩賽病逝後，她與母親孫婉相依為命，照料母親生活，終身未嫁。[1] 1979年初夏，一直居住澳門的成功前往北京拜見外祖母宋慶齡時，得知自己同母異父的兄長王弘之在上海。之後，成功來到上海與王弘之相見。 成功回到澳門後，把自己在上海見到哥哥王弘之的消息告訴給母親孫婉，並拿出她與王弘之的合影。孫婉戴上老花鏡仔細看了看兒子說，分手時還是個小孩，如今已變成老頭子。 成功告訴母親，哥哥王弘之將於7月份來澳門時，孫婉屈指數了數，高興地對女兒說，馬上就要見到你哥哥了！ 當時孫婉興奮過度，血壓驟然上升，雖送醫院搶救，終因醫治無效，1979年6月3日與世長辭，留下了未能與兒子再見一面的遺憾。 噩耗傳到上海，王弘之痛不欲生。1988年，王弘之來到香港與1947年離滬赴台的姐姐王蕙第一次相見。1989年，王蕙回上海看望王弘之，邀請弟弟到台灣探親。1991年7月，王弘之生平第一次踏上祖國寶島台灣，再度與姐姐王蕙相會。更使王弘之高興的是，父親王伯秋照片等資料，在廣東中山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紀念館陳列室展出。 孫中山有四個外孫，都是孫婉所生。孫婉經歷兩次婚姻，共生育四個孩子。他們是長女孫王蕙、長孫子王弘之，次孫女成功和幼孫子戴永豐。廣州解放前夕，戴永豐沒有隨父母到澳門，留在廣州，進入嶺南大學攻讀畜牧，取得碩士學位，並留校從事畜牧免疫學研究；後來，不幸患上肺結核，咯血不止，窒息而死。[2] 1981年5月27日成功與孫科的女兒孫穗英、孫穗華及已抵京的其他親屬一起，前往宋慶齡的住宅，看望外祖母宋慶齡，在她的病榻前問安。[3] 1985年2月9日、10月8日，成功回到翠亨參觀；1985年11月12日，成功到翠亨參加孫中山誕辰119周年紀念活動。 1988年1月6日，成功回到五華縣河東鎮澄塘村尋根問祖，受到該縣黨政領導和群眾的熱烈歡迎和接待。 1991年4月9日，成功因嚴重糖尿病引起腎功能衰竭，不幸在澳門鏡湖醫院去世，終年69歲。 戴成功的喪禮十分隆重，除澳門各界人士參加外，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澳門分社和香港分社及廣東省政協都送了花圈。戴成功生前熱愛祖國，關心祖國的統一，20世紀80年代擔任第五、第六屆廣東省政協委員。[1] [1].《戴成功》，載“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網，2012年3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qshy.php?id=27。 [2].《孫中山先生的婚姻與後代》，載“網易＂網，2010年2月12日，http://book.163.com/09/1023/14/5MALTTS400923INP_3.html。 [3].《戴成功看望外祖母宋慶齡》，載《人民日報》，1981年5月28日。

阮章競，又名阮洪荒、阮嘯秋，筆名洪荒，生於香山縣象角鄉（今屬中山沙溪鎮象角村）。中國現代著名詩人、作家、畫家。 章競出身於一個貧農家庭，家境貧寒，唯讀四年小學。輟學後，他一直刻苦自學，13歲時當學徒，與繪畫結下不解之緣，20歲失業。 後來，章競前往上海，1934年在南京的《大道日報》發表第一部小說《割稻的故事》。1935年秋，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他參加抗日救亡歌詠活動，在工人學員中教歌，擔任指揮。1936年，他參加上海職業界革命活動，當時，他的第一首自由體詩《故鄉》發表在上海《青春》上。 1937年抗戰爆發後，章競來到太湖一帶進行抗日宣傳，年底北上太行山，擔任八路軍劇團指導員，太行山八路軍劇團政治指導員、藝術指導員和團長，並兼任民族革命戰爭藝術學院和前方魯訊藝術學院教員。1939年1月1日，章競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成為他寫作最勤、作品最多的時期。日寇瘋狂推行“三光”政策，保存下來的只有《未熟的莊稼》（四幕話劇）、《比賽》（小歌劇）、《糠菜夫妻》獨幕話劇三個劇本。1939年，章競被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晉東南分會常務理事。 抗戰勝利後，章競創作大型歌劇《尺葉河》，成為新歌劇運動中的一個亮點。後來，他寫成長詩《圈套》，獲得晉冀魯豫邊區文學特等獎。1949年，他撰寫長篇敘事詩《漳河水》，以其優美的意境，流暢和諧的節奏，清新活潑的語言，豐富多彩的民歌曲調，受到廣泛的好評，被文書史界視為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出現的重要作品之一。 新中國成立後，章競擔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時，創作四幕話劇《在時代的列車上》和優美的童話長詩《金色的海螺》，獲得全國兒童文學首次評獎的一等獎。詼諧風趣的《馬猴祖先的故事》和富有嶺南風情的《牛仔王》在此時誕生。 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章競深入工廠、礦山，以滿腔熱情謳歌社會主義建設者，創作大量作品，先後出版詩集《虹霓集》、《迎春桔頌》、《白雲鄂博交響詩》、《踁談者》等。 我國著名文學家茅盾在評論他這一時期的作品“造句渾脫，想像瑰麗”、“用字煉句，殘突不群”、“氣勢剛健、奇特、俊逸”等評價。國家有關部門為章競出版專集。 1949年北京新華書店出版章競的詩歌《圈套》；1950年，他發表長詩《漳河水》，更引起廣泛注意；同年新華書店出版《漳河水》；195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漳河水》；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虹霓集》；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迎春桔頌》；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白雲鄂博交響詩》；198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阮章競詩選》；1991年出版敘事詩集《漫漫幽林路》；1993年出版散文集《新疆憶旅》；他的美術作品入選《中山市美術書法作品選集》等美術專集。 晚年時期，他專心從事抗日戰爭題材長篇小說《山魂》創作，第1卷《霜天》於1997年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 1999年，章競在家鄉《香山報》上，發表歌頌澳門回歸祖國的長詩《我終於來得及為你歌唱——澳門》。這是他詩歌創作的絕筆。 章競擔任北京市文聯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名譽主席，全國作家協會第一、二、三、四屆理事，中國文聯第四屆全國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80年代，章競回到家鄉探親，《中山詩社》接待了他，並邀請他給大家談寫詩的經驗。他談到：寫詩要抒發感情，寫詩要有目的，要歌頌祖國大好河山，要歌頌好人好事，還要敢於揭露時弊，更不要怕打擊報復。寫詩最重要的是深入生活，學習人民群眾的好形象、好歌曲、好語言等。 幾十年來，章競創作大量為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作品。他在文學創作的探索、實踐和創新，為中國新詩發展史添上極富個性的一筆。他在音樂、書法、繪畫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這使他的文學創作得到藝術的多方涵養，取得顯著的文學成就。 2000年2月11日，章競在北京病逝，終年86歲。[1][2]遺體安葬在沙溪崗背公墓園。 之後，親屬將阮章競的遺作、新時期創作的300餘首詩編輯成《晚號集》；並將其畫作60幅和篆刻20件作為該書配圖，由其女阮援朝協助人民文學出版社於2001年1月出版。[3] 2004年6月，中山市有關部門舉辦“阮章競先生畫展”。[4]2014年月9日下午，“阮章競紀念文集《永遠的阮章競》首發式暨紀念阮章競先生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沙溪隆重舉行。省作協副主席、市政協主席丘樹宏，省作協副主席楊克，市政協副主席劉傳沛，著名畫家李延聲，著名詩人葉延濱，《文藝報》副總編輯王山，沙溪鎮黨委書記周小川，市文聯主席陳旭，市社科聯主席胡波，阮章競兒子阮洪鷹、女兒阮援朝，相關專家學者，中央省市媒體記者等近100人參加活動。[5] [1]《阮章競》，載“沙溪旅遊文化網＂，2011年12月25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tailspx?personId=254。 [2]黃聯安：《黨的忠誠文藝戰士阮章競同志》，載《中山文史》（第50輯），中山：中山政協，2002，第3-5頁。 [3]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264。 [4]盧德銘：《畫壇名家——阮章競》，載《中山日報》，第3377期，C2版，2004年4月5日。 [5]《中山紀念阮章競誕辰100周年座談會日前在其故鄉沙溪鎮舉行同時〈永遠的阮章競〉紀念文集首發》，載《中山日報》，2014年1月13日。

黃新，香山縣人。 黃新是澳門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東大會主席。 1939年，黃新參加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三隊工作，並在香港參與愛國活動，擔任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指導員、虹虹歌詠團負責成員。[1] 1952年，黃新來到澳門南光公司工作，擔任助理總經理兼人事部部長。南光（集團）有限公司是總部設在澳門的國務院國資委直屬中央企業，1949年在澳門建立，起初名稱為“南光貿易公司”，直至1999年，幾十年來一直充當著中國官方在澳門的政治和商業代表。[2] 黃新擔任鏡湖醫院辦公室主任、《澳門日報》社經理等職。 1986年，黃新退休。[1] [1]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265頁。 [2]《璀璨南光》，載“新浪網＂，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袁錦濤，國民黨《通訊社》社長、總編輯，港澳台知名報人。[1] 1941年春，受朋友的委託，袁錦濤在港開辦《越華報》，經過六個月艱苦努力，取得成功。《越華報》在8月底自動停刊。報館停業後，袁錦濤與《越華報》脫離關係。之後，粵省府李浴日來邀袁錦濤到韶關參加文化工作，並希望他在當地創辦一家報館。 1937年3月，孔庸之院長參加英皇加冕，10月回國時經過香港，回上海當晚，為了避免“第五縱隊”的注意，行動上要嚴守秘密。約8時，孔庸之離開他駐節的半島酒店。袁錦濤早接到這個消息，特地跑到酒店看看。事有湊巧，李聯芳留在房間，曾養甫先生來電話說孔庸之已登船了，他們以為知道孔庸之行蹤的新聞記者只有袁錦濤一個。 袁錦濤自知責任重大，急著有人把這個消息發表出來。翌日，袁錦濤就把記不清是曾養甫先生或顧季高先生送來的新聞稿發表，說孔庸之院長在港還有相當時間的逗留。果然，那天晚上開到上海的兩艘洋輪有一艘在吳淞口受到皇軍的“歡迎”。而孔庸之吉人天相，安全到達。這是一個說謊的例子，有人覺得相當有趣。袁錦濤認為是迫不得已。[2] 袁錦濤任職於國民黨中央宣傳機關，歷任《通訊社》社長、總編輯等職，後到澳門負責黨務宣傳工作。1945年8月，中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在澳門報紙上刊出多則通告，以民國為政治背景的機構中，黨部以第一時間在澳門公開活動，國民黨澳門支部恢復了對澳門華人社群的公開政治統領。 1945年9月26日，國民黨改組“新聞協會”，袁錦濤出任籌委會主席進行改組。他擬任在澳門出版的《誠報》總編輯，為了聯絡和推動澳門新聞界對三民主義的宣傳，他出面與朱伯英、黃衡仲、陳大白、何曼公等發起籌建中國新聞學會澳門分會。12月1日，正式成立澳門記者公會，取消“新聞協會”原名。澳門記者公會採用常務理事制，選出許國潮、黃浩然、何曼公為常務理事。陳少偉、陳大白等六人為理事。澳門支部常委屈仁則致訓辭。12月15日，澳門記者公會呈請黨部備案。[1] 1950年[3]，《法新社》原特派記者袁錦濤因採訪新聞涉及“國防機密”而被逮捕，關到綠島去服刑，因莫須有的“間諜罪”，被判14年徒刑。當時，《法新社》總社認為，袁錦濤是因公受累，一直負擔他的部分生活費。後來，袁錦濤被釋放。[4] 1940年3月，香港九龍教師聯合會舉辦“港九小學生作文比賽”，24日，在何文田南華大學舉行比賽。參加學校20多所，每校派出高小生四名，共百餘人；該會組織考試委員會，22日下午2時假座勝斯酒店開會，商討評試辦法；到會者有考試委員唐習川、郭步陶、袁錦濤等20餘人。[5] 袁錦濤在香港時與竺可楨有來往；[6]撰有《革命遺墨》等文獻。[7] [1]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79-81頁。 [2]袁錦濤：《我的辦報失敗經過》，載《大風》（香港），1941，第82期，第2693-2694頁。 [3]王天濱：《新聞自由被打壓的台灣媒體》（第四），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2005。 [4]羅蘭：《蒼茫雲海：歲月沉沙》（第二部），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第157頁。 [5]方駿、麥肖玲、熊賢君：《香港早期報紙教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119頁。 [6]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6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第233頁。 [7]廣東文物展覽會：《廣東文物》（上冊），中國文化協進會，1941，第274頁。

鄭滄徽，香山縣人。中國民主同盟中山縣民盟委員、《開明報》社長。 鄭滄徽擔任廣東省支部組織委員、秘書處副主任。1951年4月27日，中國民主同盟成立南（海）佛（山）分部籌備委員會，鄭滄徽兼任主任委員，有盟員十人。[1] 1947年《開明報》創辦，是高苞等地方豪紳為扶植地方勢力、用來對抗中山縣政府主辦的《建中日報》的，後因經營不善，面臨倒閉。當時縣政府建設科科長趙約文（中共地下黨員）與社會科科長蘇翰彥（民盟中山縣籌建人）看到這情況，立即以縣政府需要掌握輿論機關為由，建議縣長孫乾接管該報。獲得孫乾同意後，兩人立即安排共產黨員李思明、王偉彤，民盟成員鄭滄徽、劉清勳進入該報擔任記者、編輯。[2] 1949年春，中國民主同盟中山分部正式成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改變過去由民盟澳門分部領導中山盟務的狀況。蘇翰彥擔任分部主委，鄭滄徽、李有傑、賴志衛分別負責秘書、組織、宣傳工作，曾理任委員。 《開明報》創刊時，原定每日發行對開一大張四版，後因提前刊行，印刷工人未能及時到位，改為每日出四開四版恢復對開版面，每日出四版，1947年7月25日擴為對開六版。該報頭版刊登國內、國際消息及各種告白，第二版為“本地新聞”（後改為經濟版）。第三版之後依次為“開明副刊”、“讀者之頁”及“國內、本地新聞”等，廣告所佔版面相對較小。創辦初期，該報社長為高星耀，副社長為方克環（曾任縣參議員）。 後來，鄭滄徽出任社長，陳宏文擔任總編。停刊前，社長為高星耀，副社長為黃大惠。社址最初設在石岐孫文中路101號，後遷至孫文西路21號（今孫文西路興寧里牛角巷口）。報紙由正風印務局和開明印務局負責承印。 《開明報》屬於民辦報紙，為與《中山民國日報》、《建中日報》等官方報紙競爭中求得生存，《開明報》十分注重新聞內容的出彩和採訪稿件的獨立性，在言論上力求獨具特色。在不觸動統治階層政治底線的前提下，在對國內外重大事件的報導上，觀點相對另外兩報較傾向於進步。 實際上，《開明報》較民主與進步，與其辦報人員多為中共地下黨員和民盟盟員有關，它基本掌握在中共地下組織和民盟中山地方組織手中。中山解放前夕，1949年10月29日，《開明報》在出版最後一期後停刊。它對1947年中山特大水災報導“1947年入夏後，珠江中上游連續暴雨，東、西、北三江江水暴漲，珠江沿岸各縣市遭受水災，尤以珠江三角洲區域災情最為嚴重。其中中山一縣更是遭受30年來最大的水災，淹沒耕地30多萬畝，受災人口近八萬人，損失稻穀69萬市擔，廬舍牲畜損失極多。” 《開明報》對此次水災前後報導較多，尤為關注災民受災及救災的情況。從報上記載中清楚地瞭解當年中山受災嚴重的情況，號召民眾要增強抗災信心、奮起自救。在1947年中山水災報導中，《開明報》充分體現其持論公正、為民請命的輿論立場。這一特點在該報的許多報導中得到體現。 通過這次報導，《開明報》獲得讀者的充分認可，奠定它與《建中日報》、《中山民國日報》抗衡的基礎。對收回澳門運動有關的報導，澳門原屬香山縣，兩地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澳門問題始終是香山人關注的焦點。在二戰後興起的收回澳門運動中，中山本土報紙始終給予高度的關注。 其中，作為當時中山唯一民辦的縣級報紙，《開明報》對澳門問題的輿論，十分重視澳門與中山本地的利害關係，主張收回澳門運動應以發動民間力量為主，依靠政府力量為輔，基本上代表中山民間的呼聲。 1947年4月16日，《開明報》上刊登《發動收回澳門運動》一文，這是該報對收回澳門運動的首次評論。該文對廣東省參議會敦請政府從速收回澳門主權的提案深表贊同，並分別從歷史、現實、地方等角度分析收回澳門的重大意義，呼籲在動員政府出面收回澳門的同時，尤其要注意發動普通民眾參與運動“我們絕對不能把責任全卸給參議會身上，我們應當一致起來，盡量發揮我們的力量……這點尤其希望本邑民眾身體力行，認真注意！” 1947年4月27日，中山縣參議會響應省參政會、省參議會的號召，組織成立中山縣民眾收回澳門運動會，除電請國民政府外交部向葡萄牙要求限期收回澳門外，還分電鄰近東莞、新會、順德、寶安、台山等縣，協同採取收回澳門有效行動。在之後幾個月中，因國民政府內外交困，對收回澳門熱情不再，民間收回澳門運動熱潮漸呈減弱。 有鑑於此，《開明報》於7月9日再度刊發社論《舊事重提，別忘了收回港澳運動》，為收回澳門運動鼓勁。文章開頭便開宗明義“我國社會多變故，固然內在潛伏許多複雜因素，而帝國主義在我國土的租借地和割讓地存在一天，則我社會生活實在無法轉好。”接著，文章一一列舉英港、澳葡的殖民罪狀，如吸收大量黑金、包庇國內逃犯、公開或變相的賭場和妓館林立、公開販賣鴉片等，“其年中收入累千累萬，予我國民的毒害卻遺害無窮”。 最後，文章對當前收回澳門運動的逐漸冷卻表示擔憂：“吾人仍深刻記憶數月前對於收回港澳問題運動的熱烈討論，情緒的緊張！計劃準備的徹底，未敢或忘。然而計劃一事，行動又一事。終於消失於無影無聲，靜中思之，不禁悲憤，亦覺慚愧！” 7月30日，發生的澳葡警察毆斃朱文彬一案，終使收回澳門運動輿論再度高漲起來。8月8日，《開明報》發表《收回澳門此其時矣！》社論，為中山民眾反對澳葡暴行的行動聲援，並為收回澳門運動發起呼籲。當時國內盛傳美國與葡萄牙簽署秘密協定，開闢澳門為美國商港、氹仔島為美軍空軍基地的消息。為此，中山民眾十分憤怒，一些熱心讀者向《開明報》寫信，表達對美葡協定的憤怒。《開明報》將一些讀者的信件刊登在報紙上，以引起更多民眾的注意。[3] [1]南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南海縣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 [2]曾理主編：《南方民盟歷史》，廣州：《南方民盟歷史》編輯委員會，1991，第213頁。 [3]方炳焯、陳彥等：《傳媒春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134-144頁。

陳康大，又名陳龍，生於香山斗門南山（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 康大18歲時，隨父兄經澳門，飄洋過海到美國加里福尼亞謀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開設的米店做搬運工，晚上到華人區教堂學習英文，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這對他日後與洋人打交道和事業發展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兩年後，康大在加州薩克拉門地區，按照四六分成，租種2000英畝土地種植蘆筍（龍鬚菜），每年僱用華人農工五千餘人。[1] 1906年，康大轉到桑尤幹墾區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頓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畝土地，種植馬鈴薯和穀物。他與許多華人佃農一樣，同時租種幾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經營規模很大。20世紀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種土地，幾乎構成一個農業帝國。20多年來，康大一直是薩克拉門—桑‧尤幹三角洲中心最大經營者。1913年，他在俄勒岡科雷默斯瀑布附近買下2000英畝土地，僱人種植優質馬鈴薯。30年代，除供應加州市場外，康大的馬鈴薯銷售到美國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稱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於中國南方農村，放過牛，念過私塾，但他並不擅長耕種技術，而他善於經營管理。他每年僱用五六百名農業工人，既有華人，又有墨西哥人，擁有70匹馬和兩艘駁船用作運輸。他自己乘船或乘馬車經常來往於各片土地之間，進行籌畫和監督耕種。 康大生育五子：陳榮、陳華、陳富、陳貴、陳壽。他們說，父親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擅長與地主、債主們談判；懂得找多少工人進行耕種、收割；懂得如何運送工人、安排他們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場行情，以最好的價格將馬鈴薯等農產品銷售出去，所以，經營狀況特別好，每年從農業上獲取十多萬美元的利潤。 除在三角洲經營馬鈴薯種植業外，康大把業務擴展到其他領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裝協會的大馬哈魚罐頭廠當“包工頭”，後在薩克拉門加利福尼亞州首府開設一家星記公司；在三藩市開設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裝公司。當時，他在中國最大商業機構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購買不少股票。1919年，陳氏家族成員成立一個“美國華人農場總公司”，資本達到100萬美元。 康大羈旅異邦，心懷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會會員、旅美同鄉陳耀恆的影響下，他積極回應孫中山在美國向華僑發出的“踴躍捐資，以助成革命大業”號召，捐款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並經陳耀恆引薦結識孫中山，他們多次在三藩市陳典敬（珠海斗門華僑）開設的“五湖藥店”見面，親自聆聽孫中山宣傳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不少旅美華僑失業，生活無著。康大樂意安排他們在自己的企業工作，薪酬特別優厚。20世紀20年代，家鄉盜賊蜂起，雞犬不寧。康大聞訊，慨然捐款資助南山鄉建造一座防禦性的碉樓“鎮南樓”，捐款購置槍械，增強家鄉的聯防力量，一直到抗戰時期，鄉親們仍使用“康大公的槍”。1938年，南山鄉一群進步青年為了抗日戰爭的需要，興辦活然小學（後更名前鋒小學），當時在澳門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資贊助。 康大憑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國環境中艱苦創業成長起來的華僑企業家和資本家。雖為巨富，但他從不炫耀，生活儉樸，樂善好施，常常接濟有困難的鄉親。一輛小汽車成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財富用於擴大再生產和公益事業。 康大是第一個擁有福特牌履帶拖拉機的華人。1933年，他結束在美國半個多世紀的創業生涯，回國安度晚年。[1][2]20世紀20年代，他在澳門荷蘭園一帶買房定居，經商貿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門逝世，終年75歲。 其長子陳榮在三藩市經營公司。次子陳華管理星記領地。三子陳富以管拜倫領地。四子陳貴負責俄勒岡的土地，後加入商船隊，再後開餐館。五子陳壽是一個菊花種植者。[4] 1989年，孫子陳國男等捐獻鉅款給家鄉興建一座新學校，鄉親父老將學校命名為“南山康大學校”，以作紀念。之後，陳國男每年捐贈500美元給學校用於獎學獎教，深受鄉親和師生的讚揚。 一個世紀以來，康大子孫昌盛，人才輩出，現今定居在美國的有三四百人。他們當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醫學教授、牙科醫師、工程師、律師、廚師、神學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個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陳氏族人舉行一次陳氏家族野餐會，陳康大的孫輩輪流主持，與會者二百多人，熱鬧非凡。 陳康大的事業取得巨大的成功，後人將他的名字和事蹟載入加州的史冊。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麥禮謙將他的事蹟收錄在《美國華僑簡史》一書。[1][2] 2001年7月，陳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陳國男的帶領下回家鄉尋根訪祖。陳國男生於澳門，並在澳門讀書，12歲時隨家人移民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後專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譽；擁有聖荷西最大的花卉種植園，是聖荷西所屬的聖地克拉拉郡農場局主席和第一位華城市規劃委員。聖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當年華人在政界幾乎沒有代表。作為灣區菊花會創始人之一，農學專家陳國男帶動和扶助了一批亞裔人士參政，為爭取亞裔權益積極奔走，並推動灣區華裔青年參與公眾事務，參與創建為亞裔移民提供各種服務的社區機構亞美社區協進會。[5] 2007年7月4日，陳國男遺孀率領陳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區、鎮僑務部門領導的陪同下，回到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尋根訪祖，參觀南山康大學校及祖屋，並探望親人，增強與家鄉聯繫。陳國男夫人表示，他們在美非常想念家鄉。今次回鄉，發現珠海發生很大變化，感到很高興。南山康大學校2003年併入五山中心小學，該校佔在面積十萬平方米，政府投資3500萬，是一所設備、功能齊全的省一級學校。原南山康大學校現成為五山中心幼稚園。陳夫人表示，康大學校雖不存在了，但陳氏家族對家鄉教育事業的關心和支持會持續下去，今後每年他們將從美國的陳國男基金會中拿出部分資金，説明家鄉的貧困學生。[6] 2009年3月，美國第十大城市、灣區聖荷西舉行揭牌儀式，“陳國男郵政大樓”在眾人歡呼聲中正式更名。陳國男的親屬及加州灣區地方官員、各界人士、華人代表等出席揭牌儀式。[5] [1].《陳康大》，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區達權：《美國“薯仔大王”陳康大》，載《珠海特區報》，2008年7月16日。 [3].羅祖寧：《鄉情，為四化建設添磚加瓦》，載“珠海市地情網＂，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務歷史人物》，載“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網，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門華僑命名美國陳國男郵政大樓聖荷西揭牌》，載“廣東僑網＂，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國著名僑領陳康大後裔返珠海尋根》，載“廣東僑網＂，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