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鏡清，香山縣（今屬珠海市）人[1]，以海為家。港澳流動漁民、同盟會會員。 梁鏡清擁有三艘船，經常停泊澳門，往返於香山港澳之間。當時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在香港成立同盟會，之後在澳門設立支部，進行宣傳和組織革命活動。 梁鏡清膺服孫中山的革命學說，說吾等水上人家，受盡屈氣，非革命不可！他毅然加入同盟會。 朋友梁義是香山縣人，窮於家計，淪為盜賊，成為“綠林”頭目之一。梁鏡清曉以大義，明之以理，勸梁義改邪歸正。梁義悅服，也加入同盟會；並將自己的澳門寓所捐出，作為同盟會支部集會、聯絡之用。[2][3] 1911年，廣州黃花崗起義，革命形勢日趨成熟，孫中山為籌集經費，奔走國內外。梁鏡清常用自己的漁船秘密為黨人送槍械彈藥，接濟內地民軍。[4] 當革命軍出現經濟困難時，梁鏡清變賣自己的一艘漁船，將得到的全部款項捐給同盟會。沒多久，他又將另外兩艘漁船變賣，所得款項同樣全部資助革命活動。因此，他家計困難，但他毫無怨言，被革命同志譽為“疍家之王”。 辛亥革命事起，肇建共和。梁鏡清已一無所有，在一間小廟當司祝以度日糊口。 抗戰時期，梁鏡清在香港去世。 梁鏡清愛國之義舉日月可鑒，值得後人敬仰。[2] 澳門富商蕭瀛洲出資幫助梁鏡清開漁欄和攤館，掩護採購和走私軍火，支持革命黨人採購洋軍火組織武裝起義。[5] [1]蔣樂進：《澳門第一代賭王》，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11月17日。 [2]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5輯），珠海：珠海政協，1987，第49頁。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352-353頁。 [4]《同盟會潛伏策劃起義大香山清軍不戰而退》，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12月3日。 [5]金英傑：《靈芝藥房秘密搞革命》，載《新報》，2013年9月27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林君復，生於香山縣隆都安堂（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香山起義組織者和領導者、同盟會澳門總支部創辦人。安堂第19世孫。 君復出身於名門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讀書，後到廣州入讀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期間，他深感清廷腐敗，外侮日甚。受到康梁變法維新思想的影響，清光緒年間，他東渡日本。他摒棄封建八股文，希望學有所成，報效祖國，先後入讀東京宏文書院、早稻田大學。 1900年，孫中山多次在東京向留學生演講，鼓吹民主革命，並聽取師生的意見。君復當即站起，慷慨陳詞，公開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給孫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孫中山的鼓勵下，君復加入同盟會，並接受孫中山安排的任務，負責革命籌款工作。孫中山將廖仲愷、朱執信、黃興等人分別介紹給君復認識。[2] 1906年，君復奉孫中山之命前往澳門，成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澳門支部，組織香山起義。君復、鄭彼岸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3]他和鄭彼岸、林警魂等制訂細緻周密的計劃，籌集起義資金、偷運軍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軍。在起義前，他親自潛回香山，在蕭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開骨幹緊急會議，宣佈起義。 1908年，君復潛回香山大涌，動員妹妹林壽華、表妹黃文軒，以及蕭世冰、劉振群、黃芙蓉等人參加革命，並發動她們從香港、澳門分批攜帶武器至廣州，為廣州起義作好準備。林壽華和黃文軒等以秋瑾為榜樣，冒著生命危險，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多次往返港澳與廣州之間，擔任運送武器的任務。 香山起義成功後，1911年11月建立香山縣臨時革命政府，君復將各路起義軍整編成香軍，並親自率領3000名香軍開赴廣州，與廣東各路軍民會師，為光復廣東作出突出的貢獻。 之後，君復揮師北伐，先後參加宿州、徐州戰役，戰功卓越，受到孫中山的讚揚。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廣東各界一致推舉君復為廣東省都督，被他婉拒。孫中山親筆書寫“毀家紓難，功成身退”條幅相贈。 “五四”運動以後，君復與魯迅會面，魯迅問他對國運之設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為根本國策，願民眾奮起救國，挽狂瀾與未倒。他對魯迅之幽默與諷刺文風，表示欽敬不已。當時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君復經常閱讀《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閱讀新文化運動雜誌，並教育子女必須接受“五四”運動的新思想，以適應新形勢發展。 1933年，中山大學舉行畢業典禮，君復以家長身份出席，學校請李宗仁講話。會後，李宗仁迎前與他握手寒暄，並頌贊他“高風亮節，不勝欽佩”。 君復向來重視文化藝術和教育事業。他在澳門時，以南灣41號為社址，創辦“仁聲”劇社。為了開展革命宣傳，他和革命黨人張若屏、林了儂等變賣田產得白銀兩萬多元，作為劇社常年活動經費；並親自粉墨登場，先後扮演《血淚》、《金錢毒》、《齊家鏡》等劇碼角色。該劇社被史家譽為“我國現代劇第一塊奠基石”。 1906年，君復在家鄉安堂創辦“覺群小學”、“同仇女學”，邀請鄭彼岸相助。“同仇女學”貼著一副門聯“同袍同澤，仇滿仇洋”，見者無不瞠目結舌。覺群小學成立典禮時，香山縣知事鄭榮親臨觀禮。拜桌不供皇帝萬萬歲牌，僅安孔子牌位，又令學生不行三跪九叩禮，以三鞠躬代之。 當時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遠，隆都民風向來強悍。鄭榮知道上報“逆情”，只會給自己惹來麻煩，索性裝聾扮啞。“覺群小學”成為當時中山最早的小學之一。君復不當高官，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資產，自己的後代變成貧窮的知識份子。 君復治學甚篤，尤喜翻譯，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大量古籍書中，無一不精通。他的文學修養淵博，偶有所感，詩詞、對聯計有四千餘首，抗戰時散失無存。 前海軍部長程璧光在護法鬥爭中被暗殺。程璧光石碑立於廣州長堤，碑刻的《殉難記》，是君復遵孫中山的囑咐，用“四六駢文體”撰寫。 20年代末，君復赴日本大量翻譯禪宗佛經和中醫書籍，孜孜不倦，數年如一日。他的翻譯工作，不但體現個人的治學精神，而且對中日兩國文化交流，貢獻頗大。 君復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隨孫中山期間，總統府一切對外對內重要文件都由君復撰寫，孫中山對他非常信任，嘉許他的工作。 君復與伍廷芳友善，酷愛研究禪宗佛經。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榮西禪師兩次來中國學習禪宗，我國與日本友情源遠流長。君復在日本期間住長崎妻弟家，終日孜孜不倦翻譯佛經及中醫書，他所攜帶書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燈繕寫，常常伏案書寫而至通宵達旦，數年如一日。這種堅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欽佩。 晚年時候，君復對腐朽舊社會，產生悲觀情緒，前往惠陽象山寺削髮為僧。當時民主人士陳銘樞及李宗仁多次勸他下山。君復表明了心跡，長居古刹。 1942年，君復在古刹病逝，終年63歲。臨終時遺言“只帶赤心來，不攜寸草去”。 林君復一生不謀名利，身無長物，但對革命戰友，情誼深厚，經常解囊相助。他與劉思復為肺腑之交。劉思復刺殺清水師提督李准未成，出獄後肺病危殆。君復日夕守望照顧，直至劉思復與世長辭。之後，君復出賣衣物，將劉思復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復之孫林紹聲擔任中山市政協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他與小兒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區。林紹聲回憶，從他出生到五歲，一直與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後，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與他相處的時間實在太短了。當時自己是個孩童，但祖父對自己的那份疼愛，牢牢地留在記憶的深處。[4] [1]《香山起義裡的大涌安堂》，載《中山僑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憶先父林君復烈士》，載《中山文史》（第07-09輯），中山：中山政協，1992，第7-13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復：《毀家紓難功成身退》，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李仙根，字仙根，名蟠，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人。[1][2]民國政要、書畫家。李供林兄長。 父親李達廬（贊辰）是清光緒年間舉人，在鄉教書，後受美國三藩市僑商聘為陽和會館教席，兼中華會館管事，輔佐總領事，力爭解除排華苛例，調解旅僑械鬥；三年任滿歸來，以外務勞績，贊敘同知。[3] 1908年，仙根入讀廣東陸軍小學，加入同盟會。他與鄧演達成為同班同學，共同參與辛亥武裝起義的準備行動。1914年，仙根遠赴日本，繼續革命活動，結識朱執信、胡漢民、古應芬、廖仲愷、汪精衛等人，並深受孫中山的影響。 1917年，仙根回鄉結婚，妻子孫少卿（佩莪）是孫中山族妹。之後，仙根長期追隨孫中山，在廣州、香港從事革命活動。1922年，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脫險赴滬。仙根以任孫中山機要秘書身份受命留港，與討伐陳炯明駐港辦事處同志配合，負責機要聯絡工作，以確保孫中山及時掌握廣東事態變化、指揮革命行動。 1923年2月，孫中山離滬經香港回到廣州，仙根留港擔任機要聯絡工作。同年5月，他被委任大本營駐江門辦事處秘書長，協助辦事處主任古應芬統管西江軍務政務，調節水陸各軍行動。江門辦事處亦稱江門行營，同月，行營進駐肇慶，當時西江前線將領如鄧演達、李濟深、黃紹、白崇禧、李宗仁等人都是仙根的同學。8月，西江稍定，仙根奉命回到大本營。 8至11月，孫中山親臨東江討伐陳炯明前線督戰，遷移大本營於石龍（後改設行營），輕裝簡從，自始至終隨行者僅仙根一人。孫中山不避風險，多次親臨前沿視察陣地，鼓舞士氣，仙根一直緊隨左右，並拍攝了許多照片傳世。後來，為便於行動，行營設於列車之上。 11月12日，軍情突變，敗兵潰退，一時秩序大亂。仙根胸部遭撞擊受輕傷，忍痛護送孫中山急登車頭，行至仙村會合古應芬、羅翼群等同車返廣州。不久，叛軍敗退惠州，東江稍定，行營結束。 期間，孫中山籌劃改組國民黨，準備北伐，日理萬機，仙根以侍從秘書、機要秘書等職，與眾幕僚襄助左右。當時，仙根與廖仲愷、鄧演達感情甚篤。1923年春，廖仲愷飛赴日本和越南，再次會談歸來，仙根在港迎接，並與鄧演達一起與廖仲愷傾談至通宵。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仙根作為“聯義社”代表列席大會。同年，孫中山手令省長，委任仙根為香山縣長。8月，他離任，仍然回到帥府。仙根治縣僅半年餘，頗有政聲，縣署前馬路（今孫文路），就是在他任內拓寬修建。 仙根回帥府時，孫中山籌備北伐。9月13日遷大本營到韶關，他復隨即駐韶，隨侍左右。孫中山在韶關的活動，仙根多次拍攝留存。10月，孫中山返回廣州，決定北上。11月13日孫中山北上後，胡漢民留守廣州暫代大元帥一職，仙根留在帥府。但孫中山抵達天津病情就惡化，急電召仙根北上。25日，他趕到天津，31日隨節移駐北平鐵獅子胡同行轅。 仙根繼續在孫中山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並侍候照顧，直至3月12日孫中山逝世。 孫中山逝世後，仙根參加治喪委員會，兼負秘書、總務兩組實際工作。秘書組組長為汪精衛，總務組組長為胡漢民。 孫中山病篤之時，電召仙根北上陪侍。仙根十分忠誠敬重孫中山，在日記上載有決意“事之如父”的私願，誓以始終隨侍孫中山，故多次擬議外放優缺，均辭不就。孫中山彌留訣別，他為極少數隨侍在側，目擊全過程之一人。他所遺當年袖珍日記，逐日有孫中山病情變化和醫療措施的記載，包括每日體溫脈搏血壓，以及孫中山的言談和精神狀態等。同時，圍繞孫中山身邊的政治活動及海內外的形勢動態，以至在北平治喪期間的情況，亦有簡要記述。 之後，仙根與粵系政要仍保持廣泛密切聯繫。1925年9月，他擔任江門政務專員，後出洋考察。回國後，粵、寧在南京合組國民政府，胡漢民主持國民黨中常會，古應芬出任國府秘書長，應胡漢民、古應芬之邀，仙根出任國民政府機要秘書，直至粵、寧決裂，隨粵系退出撤回廣州。 仙根擔任粵漢鐵路南段局長四年。在任內，和衷上下，苦心經營，終使粵漢南段全線建成通車。同時，他協助“廣州—九龍”鐵路建設，時時往來省港，最終促成“廣九”鐵路建成；後來轉任西南政務委員會委員，全力投入鐵路建設，以繼承孫中山的部分遺願。 抗戰開始，仙根舉家移居香港。而他被任命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隻身前往武漢、重慶共赴國難。當時，國事蜩螗，他緬懷當年追隨孫中山革命歷程，憂國憂民，素志難伸，有時在參政會上抨擊時政。 1942年初，香港淪陷，仙根妻兒回國內避難，6月輾轉到達柳州，由張發奎安置生活。仙根從重慶來相會，全家團聚僅半年餘。1943年3月，他復奉召獨身回到重慶工作。 1943年6月15日，仙根不幸去世，年僅50歲。 國民黨中央黨部派林雲陔料理李仙根的後事，李家人因道途修阻，滯留柳州，無法奔喪，延至年末，方到達重慶，殮葬早已完畢，墓地在重慶江北頭塘的“廣東山莊”。 李仙根逝世時正當壯年，齎志以歿，殊足痛惜。他的一生，應該說是忠於孫中山的一生。他在國民黨內外有廣泛的友好聯繫，在廣東尤有人望。當年，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召開“李仙根追悼大會”，冠蓋雲集，中共方面，董必武及鄧穎超同志一起參加追悼會。 李仙根與孫佩莪生育四個子女，長子李明泰（小名掌珠）、長女李瑋、次女李寶珠、次子李國泰。李仙根家學淵源，工詩善文，書法剛勁。當年，他與譚延闓、胡漢民、廖仲愷、古應芬、于右任等多有唱和，著有《嶺南書風》、《小容安堂詩鈔》等。除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的《嶺南書風》一書尚有存留外，其餘書稿悉毀於“文革”。李仙根珍藏有關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大量文獻文物。1963年籌備“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活動”時，孫佩莪捐獻給中央革命博物館。[1][4] 近年來，李家人陸續將李仙根先生的日記、詩稿、印章、手跡、照片及所藏包括明代王寵、鄺露以及清代黎簡、居廉、朱次琦等名家書法真跡等400多件珍貴文物，無償捐贈給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收藏。2007年11月12日，親屬決定把李仙根先生生前最珍愛的孫中山、陳少白、楊鶴齡、尢列題贈的“四大寇”題詞捐出。[5] 李仙根善於詩詞、書法，書法尤善隸書，字體疏朗有致，秀雅閒逸，用筆俐落，毫無俗氣，個性突出。[6]其中《嶺南書風》暢論嶺南書法源流風骨，尚有存留。1923-1925年的袖珍日記三小本，由李仙根的長女李瑋珍藏至今。 2008年8月23日，李仙根的次女李寶珠委託招思虹女士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廣東省檔案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等機構捐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仙根日記詩集》，供相關部門作研究之用。[7] 2009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84周年紀念活動”期間，來自中山市29個單位和團體的代表分別向孫中山先生的遺像敬獻花籃。“李仙根藏品展覽”開幕式隨即舉行，展出一批李仙根遺物、藏品以及有關孫中山的史料，以紀念李仙根先生和表彰其後人支援國家文化事業。[8] 現錄李仙根的詩兩首： 《澳門雜詩》（六首之二）[2] 樂土此堂堂，吾來怯近鄉。寄離仍故國，觸物感殊方。 遠樹疑烽燧，歸禽亂夕陽。不勝懷古意，望處是黃粱。 墜簡滄桑後，芸香惜相遺。十年勤掇拾，七葉冀昭垂。 蘇杜間關日，黃王避地時。乞兒矜漆枕，憐我作書癡。 [1]《李仙根先生傳》，載“廣州地方志＂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gzsdfz.org.cn/rsgz/lsmr/201202/t20120217_4627.htm。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7-511頁。 [3]中山詩社：《中山詩詞選》（第一卷下冊），香港：香港銀河出版社，1989，第101頁。 [4]葉瓊：《李仙根先生小傳》，載《中山文史）（第10輯），中山：中山政協，1986，第77-81頁。 [5]王鋒：《中山昨啟動孫中山紀念周活動》，載《廣州日報》，2007年11月13日。 [6]盧德銘：《書壇名家——李仙根》，載《中山日報》，第2939期，第B3版，2003年1月23日。 [7]《孫中山先生機要秘書李仙根幼女李寶珠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捐贈李仙根日記詩集》，載“華語廣播＂網，2010年8月2日，http://gb.cri.cn/1321/2008/08/23/542s2208682_1.htm。 [8]何淼：《〈李仙根藏品展覽〉紀念孫中山逝世84周年》，載《中山商報》，第1296期，第A5版，2009年3月13日。

梁捷，原名梁鼎捷，字皆智，香山縣乾務鄉（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乾北村）人。[1]烈士。 梁生於農村，讀書不多，1936年赴澳門昌泰銀號當僱員，做過工人、商店售貨員。他18歲時結婚，五年後生下女兒梁寶瓊。[2] 抗戰爆發，群眾紛紛組織抗日救國團體。在國內人民和澳門同胞奮起抗日救亡的感召下，梁義憤填膺，滿懷愛國激情，1939年夏，毅然三次申請加入澳門四界（學術界、體育界、音樂界、戲劇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三隊。 同年5月1日，梁隨隊出發至東莞、寶安等縣工作。8月中旬，全隊編入第四遊擊區縱隊司令部政治工作隊，梁負責諜報、民運、武裝等，被派到寶安觀瀾工作。他工作負責，甘於奉獻，從一個組員升為組長，負責整個地區工作。 10月，日寇大舉掃蕩東江南岸，為達到聚殲日軍和截斷日軍從南頭增援的目的，司令部決定把在觀瀾附近的一座大木橋（大沙河橋）破壞，因為時間緊迫，任務重大，一定要有政工人員領導和鼓舞士氣。隊長轉達司令部的命令，動員隊員接受這個任務。梁自告奮勇，率領四個政工人員、八個舉火把的民眾和一連擔任火力掩護的官兵迅速到達目的地，梁與同伴們趁著下弦月的月色，奮不顧身，敏捷爬向木橋。 不料，任務將完成之際，被日軍發覺，以機槍密集掃射，梁臨危不懼，馬上指揮同伴開槍抵抗，擊斃日軍多人。他自己不幸身中數彈，光榮殉國，當時是3日深夜。梁捷犧牲時，年僅28歲。[1] 噩耗傳來，同胞無比悲憤。10月下旬，戰區（中山縣第八區）抗先隊部接到澳門四界救災會來函，要求在斗門地區開追悼梁捷烈士大會。抗先隊在小濠涌鄉召開各鄉抗先隊長會議，決定在乾務鄉舉行追悼梁捷烈士大會，並要求各鄉抗先隊員必須參加追悼會，還發動該鄉婦協會員、農民代表、學生代表等致送挽聯、花圈等。 會後，抗先隊長梁其穎將澳門四界救災會寄來的信件，報紙刊載有關梁捷烈士的事蹟、照片等有關資料，交給乾務鄉抗先隊辦理。乾務鄉抗先隊以該鄉時代小學教師和抗先隊骨幹組成追悼梁捷烈士籌備會，編寫印發《梁捷烈士史略》，刊印及唱《梁捷烈士挽歌》，出版壁報，發動募捐，佈置會場等。 10月25日，在乾務鄉忠義祖祠舉行追悼梁捷烈士大會，各地各界都派出代表參加追悼會，集會人數之多，代表性之廣，在乾務地區來說是空前的，表明人民群眾對梁捷烈士寄予無比的敬仰和懷念。[3] 11月5日，澳門各界在灣仔鄉校大操場舉行追悼會，莊嚴肅穆。當日，澳門各界人士和灣仔各鄉如南屏、北山、翠微、前山等鄉抗先隊都派出代表參加，各機關團體致送很多挽聯、花圈。12月，斗門人民在乾務忠義祠前舉行“梁捷烈士追悼會”，八區抗先隊和機關團體踴躍參加。遊擊隊司令王若周呈請第四戰區司令長官撫恤烈士家屬。[1] 梁寶瓊珍藏著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頒發的梁捷《革命烈士證明書》。證明書上寫到“梁捷同志在抗日戰爭中壯烈犧牲，經批准為革命烈士，特發此證，以資褒揚”。[2] [1]《梁捷》，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洪儲聞等：《河山淪陷歌姬捐獻陪酒錢抗戰時期澳門四界救災會力促救亡活動》，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12月15日。 [3]中共斗門縣委黨史研究室：《斗門英烈》，珠海：斗門縣委，1992，第58-60頁。

陳樹人，名韶，號葭外，生於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詩人、畫家、“嶺南三傑”之一。 樹人自幼潛心繪事，17歲時師從隔山鄉先輩居巢、居廉畫師習畫。期間，樹人與高劍父、高奇峰都打下良好的畫畫基礎。樹人特獲居巢畫師青睞，將孫女居若文許配給他為妻。 時值晚清，國家內憂外患。樹人心存報國，治學之餘，主持廣州、香港兩地新聞筆政，暗中鼓吹革命。 1906年，孫中山從美洲轉道香港赴日，樹人與陳少白、黃世仲同謁於舟中，大家相見恨晚，樹人隨即加入同盟會。 孫中山對樹人頗賞識和推重，邀請他共赴日本襄助同盟會務，之後，樹人進入京都美術學校繪畫科攻讀直至畢業。民國成立後，樹人回國擔任粵省優級師範學校和廣東高等學校圖畫教授。為深研世界文學，他再次東渡日本，畢業於東京立教大學文學科，先後留學日本十多年，與藝術、文學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樹人回國後，一直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當時袁世凱陰謀篡國，樹人以事被袁黨所誣入獄，雖繫桎梏中，猶吟詩不絕，曠達膽識過人。1922年夏，樹人奉命從加拿大回國述職。返抵香港時，恰遇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蒙難，情勢十分危急。樹人獲悉後，第一時間訣別妻兒，冒險趕回廣州，登上“永豐”號艦，表示願任孫中山秘書，誓與孫中山共患難。孫中山經過慎重考慮，要求樹人趕赴上海，向各地華僑揭露、聲討叛軍陳炯明的罪行。兩天後，樹人不得不離艦。從此，他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和器重。1922年9月，脫險後的孫中山在上海召開會議，商討改進中國國民黨計劃，樹人由孫中山指定的國民黨改進案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一；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擔任大會主席的孫中山指定樹人為廣東省代表，出席國民黨“一大”。 1931年冬，樹人出遊桂林。期間，他的心態發生了變化。在《雜詩四十四首》之二中，他作了表白“鴛鴦江水辨難真，也為臨流一愴神。不信本源能混去，到頭清濁漫無分。”從中可看，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和一盤散沙，已讓樹人筋疲力竭、心灰意冷。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在俯仰天地的刹那間，他頓悟，促成了他以一種高蹈出世、潔身自好的方式完成桂林山水的愉快體驗。之後，桂林山水寫生成為他藝術生涯中重要的轉捩點。 1932年8月10日下午，長子陳復在路上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當晚11時被秘密押至河南南石頭“懲戒場”慘遭殺害，年僅25歲。樹人得知消息後，悲憤至極，作《哭子賦》詩八首，並將陳復生前的住處起名為“思復樓”，後親自將遺骸葬於故園隅山鄉劉王殿崗息園。陳復之死使樹人在政治鬥爭中，更加超然灑脫。 樹人在繪畫上的成就，一是在紮實的傳統功夫上，通過融匯中外技法，實現構圖、線條、色彩等方面創新。他對畫面空間十分重視，讓空間有迴旋的餘地，虛實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詩歌，口角生香是必要的，蘭心蕙質的底蘊更不可少。如作於1928年夏的《躍鯉》，畫面上半部是一條跳躍著的鯉魚，下半部則是水和草，各佔畫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桃花待雨濃》也是如此。二是在用色方面，他善於敷彩。他畫紅棉，用深朱反映其英雄偉大。他尤其善於用綠色畫竹子、蘆葦、楊柳、梧桐等，濃淡相宜，清秀明麗，色彩中孕育著噴薄欲出的生命。人們常說“陳樹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樹人工詩善畫，尤長花鳥、山水畫；1931年創作《嶺南春色》、《木棉圖》，寓壯碩於雄麗，獲得比利時萬國博覽會的最優等獎。樹人生於江南，愛畫春雨、杏花、楊柳，展現出春意盎然的境界，1936年創作的《雨後》，有雨過天晴的清新氣氛。他的山水畫《鼎湖飛瀑》、《柳浪聞鶯》都有景秀華潤的特色，線條圓潤，輕巧而疏朗。後期深入蜀地，繪有《峨眉雲海》、《夔門秋色》等作品，畫風偏於雄勁峭削，筆墨濃重粗獷。畢生作畫達千幅以上，追求恬淡雋秀的情趣，熔詩、書、畫於一爐。他與高劍父、高奇峰被稱為“嶺南三傑”。 樹人一直當官，雖亦官亦畫並不矛盾。1927年，他辭去各種職務後，長時間流連於山水、詩畫，不問政治。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他住在重慶山區茅屋裡，無論工作多忙，他仍然每天清晨5時多起床作畫，首先練線條，練筆墨，星期天練寫生。抗戰勝利後，身負閒職的他回到廣州專門從事藝術創作，與高劍父以振興中華藝術的大任共勉，後又與趙少昂、關山月、黎葛民、楊善深等弟子晚輩組成“今社”，並舉行畫展，孜孜不倦地進行新國畫藝術的探索和開拓。蔡元培評價“陳樹人先生，純粹美術家，而具優美個性者也”。[1] 抗戰初期，樹人避居澳門，與高劍父、張純初、鄭哲園等重組“澳門清遊會”。[2] 1948年10月4日，樹人因患胃潰瘍而病逝，終年64歲。 陳樹人著有《樹人畫集》三輯、《桂林寫生集》一輯及《專愛集》、《戰塵集》、《寒綠吟草》、《自然美謳歌集》等書。 現存作於1930年的《紫藤遊魚》畫一幅，容大塊畫鯉魚，陳樹人補上了紫藤和題識。 廣州藝術博物院收藏的三幅容大塊的作品中，有一幅是他與陳樹人的合作，其中容大塊畫桃花，陳樹人畫牡丹花。還藏有一幅合作畫《嶺海春光》，畫作由陳樹人寫萱花，高劍父畫紅棉，高奇峰作牡丹，張純初繪茶花，再由羅仲彭描紫藤，黎葛民畫黃葵，容大塊作桃花等。[3] [1].王翯：《“嶺南三傑”之——陳樹人》，載“新華網＂，2008年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8-01/24/content_7484783_1.htm。 [2].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3].《[廣州臉譜][廣州畫卷‧第38期]容大塊1900年-1963年壯遊寫生被桃李不求盛名只求心》，載“中國青年網＂，2012年11月30日，http://bbs.1205.cn/thread-32437-1-1.html。

范潔朋，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早期同盟會會員、澳門富商、慈善家。 潔朋參與討伐龍濟光與陳炯明之役，擔任廣東省長公署和滇軍總司令部諮議。1922年後從事工商實業，定居澳門。他所辦企業分佈粵港澳三地，最大型的有亞通織造廠和澳門置業公司。[1] 1892年，澳門鏡湖醫院董事會根據富商曹有等人提議和捐贈，分別在澳門各區的連勝街、賣草地、新埗頭、水坑尾、新橋等處，分別設立五所義塾，統稱“鏡湖義塾”，成為澳門第一所免費學校；1912年起，改為七年學制，更名為“鏡湖小學”；1924年在下環街區開設鏡湖小學分校；1948年與澳門平民免費小學合併，改稱“鏡湖平民聯合小學”；曹子基、何賓岩、潔朋、徐偉卿等人歷任該校校長，都由鏡湖醫院董事推選。[2] 潔朋是澳門賭界的前輩，嗜好賽馬，成為澳門臨時馬會的會董、馬主。當時，馬主一般並不擁有馬，馬是葡籍騎兵的軍馬，臨賽前充當賽馬，由社會名流投買，就成為馬匹的臨時主人。潔朋每逢賽馬都要做一回馬主，又熱衷馬會慈善，1915年廣東大水災，港澳華人同胞在澳門黑沙環臨時馬場舉行馬會義賽、粵劇義演等活動，他十多天沒做生意，捐了不少義款。 1930年，商人盧九聯合潔朋、何土等人組成“豪興公司”，在廣東銀行行長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銀行創辦人李聲炬的支持下，投得澳門賭場的經營權。由於沒有其他賭場競爭，豪興生意不錯，為吸引更多香港人來澳門賭錢，賭場內水果、食物、香煙等全部免費奉上。 1933年，豪興斥資購入奧地利一艘驅逐艦，改裝成客輪行駛港澳之間，航程時間縮短為2.5小時，船隻行走較穩定。這使前往澳門的港客逐漸增多。澳門的專營賭博業從此走上正軌。 1930年的一天，潔朋提出建議，上海賭博非常興旺，賭式多，賭徒眾，有不少南方沒有的花樣。如引進過來，就會吸引更多的香港人來澳門賭錢。 盧九否定了潔朋的建議，潔朋覺得盧九思想十分守舊，他跟盧九談過幾次，盧九就是不同意做上海人的“跟屁蟲”。他不理盧九的想法，以個人的身份前往上海。 上海賭場使潔朋大開眼界，賭場規模遠大於澳門，很多西洋賭式。上海賽馬場有三個，賽狗場也有三個。澳門不是搞賽馬的地方，香港賽馬存在一天，澳門黑沙環跑馬場只能做配角。 潔朋認為澳門可以開辦賽狗博彩，一是香港沒有，二是無需佔用大塊土地。上海第一個跑狗場叫明園，1928年英商麥邊創辦，成為上海熱門賽事。賽事在每週三、六、日三晚舉行，分平地賽和跳欄賽；彩票有“獨贏”、“位置”、“搖珠彩票”三種，公司每晚從門票、彩票抽取的佣金，收入七八千元。 同年7月底，英國紳士伊文思創立申園賽狗場。申園是明園的翻版，只是時間錯開，每週一、四晚上開賽。開賽前請來英租界的蘇格蘭軍樂隊演奏助興。申園的賽狗較明園少，收入稍遜。同年12月底，逸園賽狗場開辦。賽場看台非常氣派豪華，附設跳舞廳、酒吧間、餐廳及摔跤、拳擊台。發起人有上海萬國儲金會董事長司比門、青幫頭子黃金榮、杜月笙等，司比門任逸園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按照三個“狗園”的協議，逸園賽事定在週二、五的晚上，周日下午逸園增設特別賽。 逸園的出現，使明園、申園每況愈下。1931年初秋，潔朋上明園、申園觀摩，發現看台上稀稀落落。他與公司頭面人士接觸，他們說逸園洋經理拉上上海灘的大流氓做後盾，為所欲為，破壞行規，唆使“小癟三”進場搗亂。這樣下去，只有關閉。 范潔朋馬上回到澳門，先跟盧九商量。盧九說，你去上海掛帥辦賽狗，我坐陣豪興；你在豪興的股份不動，賽狗會若籌資有困難，我參一股。 盧九的爽快和豁達，令潔朋覺得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馬上求見澳葡府的要員，立即得到包括阿爾‧巴爾博托總督在內等要員的支持，以優惠的價格批出望廈山以西的新填海地。潔朋佔的股權較大，盧九居次，另外還有數個賭商參股。按明園的規模作預算，估計需要50萬元。工程分幾期進行，股東屆時按股份注資。潔朋安排下屬暫建簡易跑狗場，兩次赴宴上海。 潔朋買來一批澳洲“格力”狗388隻，按廣東人習慣，圖個好意頭。他擔任“澳門賽狗會”主席兼經理，狗會董包括股東、澳門政要和社會名流。正好有一支美國女子樂隊來遠東的軍事基地勞軍，潔朋通過關係，請她們來澳門旅遊觀光。 1932年元旦過後，澳門首屆賽狗會開幕，場地雖簡陋，但場面隆重。開幕之前，24位美國漂亮女郎身著禮服在澳門街上吹吹打打，弄得街知巷聞。開幕式邀請到澳督等政要，盧九和社會名流分別坐在澳督兩側的貴賓包廂，潔朋忙得不可開交。但之後的賽事，一場比一場冷清。澳門人口太少，賽狗本來就不是葡萄牙人的傳統娛樂節目，而廣東華人也不喜歡這種洋玩意，只熱衷於中式賭博。潔朋為求收支平衡，把門票定為一元，一元錢在當時相當於一個小廝半個月的薪水，對一般收入的葡人來說，也是高消費。昂貴的票價弄得賽狗會無人問津。潔朋期望二期工程完工後，扭轉頹勢，結果只是有所改觀，賽狗會仍然虧損厲害。 當潔朋邀請股東董事討論三期工程時，盧九建議他趁早結束賽狗生意，1933年，澳門賽狗會停辦。潔朋把賽狗會賣給英商嘉道理家族，之後賽狗會幾次易手，1938年銷聲匿跡。 1935年，豪興出現了危機。霍芝庭和傅老榕等在深圳另立門戶，開設了一間賭場，由於交通較澳門方便，省港兩地賭客紛紛湧向深圳，澳門賭場生意門庭冷落，開始虧本，走下坡路。1937年，“豪興”的本錢虧盡。[3] 1931年11月27日，潔朋和李際唐、高可寧、畢侶儉等發起成立的“澳門籌賑兵災慈善會”，成為澳門最早成立的有影響的救亡賑難團體。慈善會成立後，召集澳門各個行業，如疋頭行、理髮行、番攤行、鮮魚行、火柴廠、戲院等商討向國內抗日將士捐輸事宜。[4]潔朋被選為主席，帶頭捐出六千餘元，募集了十萬元，為抗日救國作出重要的貢獻。 1936年，國大選舉，潔朋被選為澳門華僑區監督，成為澳門華人領袖。在香港擔任出口炮竹商會主席、香港華商總會值理。對社會慈善、公益、教育事業多有支持襄助。潔朋擔任澳門商會主席、鏡湖醫院主席、同善堂值理、鏡湖學校校長、望德女中校董、聖羅撒女中校董等職。 范潔朋後來的情況不詳。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頁。 [3].《〈賭城往事之澳門風雲〉：賭王紛爭》，載“當當網＂，2013年9月12日，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747751?ref=read-3-C&book_id=3658。 [4].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68頁。

鄭仲，又名鄭汝仲，字錕賢，號侶忠，生於香山縣南屏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一個農民家庭。[1]興中會會員、革命家。 南屏鄭氏祖先，最早由福建莆田遷來，北宋慶歷年間（11世紀40年代），入粵任惠州路判官，九世時遷居東莞，後復遷至香山三鄉，與鄭觀應為同一大族。14世後，鄭氏一部分族人陸續遷來南屏，之後建有紀念15世祖的雪山祠、紀念16世祖的居一祠。 鄭是鄭居一的長房子孫，鄭氏傳至第二十三世祖父鄭彥龐，娶妻楊氏，生育兩子，長子鄭汝儉，早夭。次子鄭汝仲。 鄭在少年時代，因家境貧困，遠渡重洋前往檀香山謀生。經過十多年辛勞，頗有積蓄，與孫眉在當地合辦一個畜牧場，規模甚大，有牛羊等畜類一萬餘頭，復兼營商業，收入不菲，在檀香山頗有名望。 1878年，孫中山隨母到檀香山孫眉處求學，結識了鄭。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團體——興中會，鄭和孫眉率先參加，成為最早的興中會員之一。有志之士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宣傳和籌款活動，鄭首當其衝。起初，孫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時，孫眉反對，鄭極力勸說孫眉，並且在經濟上對孫中山盡力幫助。後來，孫中山幾次到檀香山進行宣傳籌款活動，都得到鄭和孫眉的大力支持。 由於革命志趣相投，志同道合，鄭和孫眉、孫中山義結兄弟。鄭居長，大孫眉四歲，稱大哥；孫眉居次，孫中山居末。三人簽字的金蘭譜與鄭的興中會會員證及鄭捐助的現金收據等珍貴文物，鄭及其後人悉心保存，抗戰期間日寇侵佔南屏時，鄭的兒子恐日軍搜得而遭其害，將這些東西全部燒毀，十分可惜。 鄭對革命更為傾心。他將與孫眉合力經營牧場變賣，所獲之款交給孫中山支配使用。[2] 1895年，鄭回到澳門省親和完婚，及料理澳門物業。適逢廣州起義失敗逃到澳門的孫中山，鄭將孫中山藏到他的婢女順霞家中，位於石牆街路口的“翁均利”鋪號。 1905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希爐埠成立興中會分會，重振革命聲威。同年，孫中山和黃興等組織同盟會，希爐埠興中會改為同盟會，鄭隨即轉為同盟會員。 後來，鄭在檀香山其他物業日漸蕭條，加上年事已高，他與孫眉相約回國。孫眉初居澳門，後移居香港九龍。鄭回到南屏家中，他十分關心國事，主理鄉政，慷慨豪爽，排難解紛，頗得鄉人擁戴。他與孫中山家人聯繫十分密切，常往澳門探望孫眉、盧慕貞。鄭的長子結婚時，孫中山贈喜幛禮物祝賀。 1912年，孫中山視察前山，鄭發動南屏群眾前往歡迎。孫中山為勘探鐵礦事到南屏時，鄭作嚮導在將軍山探測礦務。 1922年1月18日，鄭在家鄉病逝，終年72歲。 南屏鄉親給鄭仲舉辦隆重的葬禮，全鄉出動，學校停課，鄉民師生都參加送葬，孫科也率人前來參加，挽聯掛滿一屋，極盡哀榮。 鄭仲生育一女四子。元配張氏是本村張庸建之女，只生一女，居長，嫁給本村張姓，不久身故。鄭在檀香山時，孫眉收養一個美國孩子為義子，孩子生於1888年。 他見鄭仲無子，將義子轉送給鄭仲領養。鄭仲將義子帶回家鄉，取名鄭勝祥。鄭勝祥體魄魁梧，鄉人稱他為“番鬼仔”或“番鬼勝祥”。由於鄭勝祥自幼接觸革命前輩，耳聞目染，受到革命的熏陶，思想進步。當時孫中山在廣州組織中華民國政府，就任非常大總統，函邀鄭仲出任財務工作，他以年老多病，未能就任，就將義子交托給孫中山。 後來，鄭勝祥進入黃埔軍校學習，並參加東征討伐陳炯明的惠州戰役。利用戰役結束後的短暫時間，鄭勝祥全副戎裝，返鄉探親，鄉人聽他講戰鬥的事蹟，令人十分敬佩。不久，鄭勝祥被派往新加坡工作，起初兩年寄回三封信，說因工作關係，暫無定址，請緩回信。之後，音信全無，不知所終。 1895年，鄭仲從檀香山回鄉時，因元配張氏無子，又娶澳門路環李氏為妾，先後生育三子： 鄭金柞，又名鄭炳芬，生於1898年，曾在菲律賓經商，後來去世。 鄭金禧，又名鄭炳芳，生於1907年，受父兄影響，鄭金禧早年參加革命，成為30年代老共產黨員。他參與組織抗日先鋒隊，推動南屏地下抗日鬥爭工作，參加家鄉解放工作，復任澳門海員工會子弟學校校長，退休後閒居香港和南屏老家。 鄭金照又名鄭炳華，生於1911年。鄭金照早年到港澳謀生，後考入粵漢鐵路局報訓班受訓，畢業後適逢抗日戰爭，投筆從戎，參加第四路軍交通兵團擔任報務通訊工作，後因病轉入韶關電報局任報務員，並在樂昌、平遠、廣州等電信局服務，建國後任教於廣東省郵電學校，退休後定居廣州。[2] 鄭炳芳之子鄭少仁說，祖父鄭仲從檀香山回到南屏後，與孫眉來往密切，逢年過節，經常走動，親如兄弟。鄭炳芳幼時體弱多病，患有哮喘病。孫眉聽說狗肉湯煮雞蛋可以治療。於是，經常帶著一籃子用狗肉湯煮好的雞蛋來看鄭炳芳。孫眉住在澳門，盧慕貞不時接濟鄭家，兩家感情非同一般。 鄭少仁聽說，伯父鄭炳芬多次隨鄭仲去澳門孫家探訪，孫中山當時示意送鄭炳芬到嶺南大學讀書，後因政局變動，孫中山過早離世，未能成行。雖然鄭仲、孫中山相繼離世，但鄭仲後代依然堅持革命，完成先輩未盡夙願。[3]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03-105頁。 [2]鄭炳芳、鄭照：《回憶先父、興中會員鄭仲》，載《珠海文史》（第8輯），珠海：珠海政協，1989，第53-58頁。 [3]《與孫中山義結金蘭，急公好義樂善好施　鄭仲：傾其所有支持革命》，載“珠海視窗生活網＂，2011年12月31日，http://www.zh3721.com/2011/0927/0756_121714.html。

李鏡荃，字鏡荃[1]，又名李光、李鏡全、李鏡泉，新會縣七堡鄉（今屬江門市新會區七堡鎮）人。澳門富商、澳門商會副總理。 李鏡荃家族很早投資銀店生意。其父碧光堂於1881年，與盧九、蔡康等人合作經營寶行銀號生意。 除經營闈姓生意外，李鏡荃多次承充經營澳門火水（煤油）、火藥生意，成為當時著名的硝商。 1897年1月，李鏡荃承充澳門半島、氹仔、過路灣（今路環）及其屬地售賣出口入口火水生意，為期兩年。1897年3月，他承充澳門半島、氹仔、過路灣及其屬地出口入口、制賣火藥硝及硫磺生意，為期兩年。 李鏡荃與妻子陳氏生育三子：長子李際唐（翹燊）生於1882年；次子李翹慶（保榕），又名李子農，生於1884年；三子李耀倫生於1901年。 據說，1904年，李際唐參加光緒甲辰科（清朝最後一科）會試，當時李鏡荃在經營闈姓，以十萬元的代價，覓得“槍手”入闈作弊，把李際唐“扛”成一名翰林。李際唐成為澳門史上唯一的一位翰林學士。[2] 1908年，澳門舉辦賣物賑災會，李鏡荃積極參與其中，購買繡品、煙仔等物品。[3] 寶行銀號多個股東去世後，其後人掀起了一場浩大的訴訟，李鏡荃被捲入案中，但其經營的銀號屬於家族生意。在經歷寶行銀號風波後，1910年，李鏡荃另外投資寶得銀店，擔任司事一職，並以“未掛號商人”身份，參與當年理商局局紳的競選。 1911年，成為李鏡荃事業的鼎盛時期，年初，他出任公鈔會副會員；3月擔任公鈔會會員，同時被公鈔局列為“納公鈔至多之人”。1913年1月，澳門商會成立，他被選為副總理，成為新一代華商領袖。[2] 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時，李鏡荃積極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不顧長子李際唐等親友反對，義無反顧地資助革命黨人，公開為孫中山等革命活動撐場；長期接濟孫中山在澳門的家眷十多年。他多次在澳門和廣州與孫中山會晤，每次一定贈送孫中山金錢逾千元，大力支持革命。[4] 李氏家族在澳門的龍頭生意是“富而貴闈姓彩票廠”，位於草堆街船澳口七號（今“永安號”鋪位），是當時澳門“五大闈廠”之一，專做省城五邑（新會、台山、恩平、開平、鶴山）籍人士的彩票生意及五邑各鄉鎮的彩票生意，生意興隆。 在李際唐“扛”得翰林後不到一年，“富而貴闈姓彩票廠”結業了，因大清朝鄉會歲科試一律停止而停業。澳門人都說“李光（鏡荃）標到科舉會試標尾會了”。[1] [1]《澳商“標尾會”子成進士》，載《新報》，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34291。 [2]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81-183頁。 [3]湯開建等：《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218-219頁。 [4]金英傑：《靈芝藥房秘密搞革命》，載《新報》，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鄭卓，原名鄭卓軒，香山三鄉橋頭（今屬中山市三鄉鎮橋頭村）人。興中會會員、孫中山侍衛。 孫中山為他改名鄭卓，人稱德叔，早年參加三合會。1897年，鄭在香港加入興中會。在澳門草堆街孫中山創辦的中西藥局當搬運工。後來孫中山到廣州行醫，藥局交與程大元（程北海之子）做司理，成為革命黨人常集會之所。 鄭一方面做運貨，一方面擔任交通傳訊。鄭與孫昌是好朋友，常得機會與孫中山見面，孫中山見鄭身體好、功夫好，通曉英文、法文，又會開汽車和輪船，就留在身邊做侍衛，後鄭當上侍從武官。在廣西鎮南關起義時，鄭擔任司令部副官，負責掌管糧食。孫中山派鄭向馬君武學製炸藥。 1913年，他隨孫中山南下，巡視南方各省督辦鐵路，後隨孫中山赴美國三藩市、西雅圖、洛杉磯和加拿大溫哥華、法國巴黎、日本等地。 1918年，鄭擔任廣三鐵路機務段長，一年多後，回到孫中山身邊當侍從武官。 1923年8月，鄭被委任為大本營鞏固軍副官長；1925年1月被委任為廣東兵工廠管理委員會委員，1926年任財政部總務處緝私課課長，1931年任中山縣公安局局長，後任岐關車路公司副經理等職。後來，鄭定居澳門。[2] 1982年6月，應江門政協之邀，鄭撰寫《孫中山先生在江門軼事》一文。1908年，鄭、盧怡若等五人護衛孫中山，都帶有手槍和炸彈。孫中山喬裝為郎中，化名姓徐。時值農曆正月十五，茶庵寺進香人多，孫中山等推遲到正月十七日到達茶庵寺，在一間有秘密地下室“客房”休息，慧真和尚立即派了小和尚在上山的路上佈下哨崗。剛坐定不久，放哨的和尚突然發現山下來了一隊清兵。 一向很鎮定的孫中山感到意外。此行高度秘密中進行，難道走漏了消息？當時鄭等採取緊急措施，陳少白、劉義、黃順護衛孫中山，由慧真和尚派出心腹帶路，走上茶庵寺後山茂林深竹中一條小路，繞到海邊去。在那裡有小船可以過渡，必要時從水路撤退。盧怡若（三哥）前往台山。鄭裝作茶庵寺的“後生”，下山探聽消息。鄭趕到山腰，發現數十個清兵護擁著幾頂轎正上山。轎子裡坐的都是女眷。 鄭根據從事革命工作多年的經驗，清兵出動圍捕黨人，決不會帶女眷。鄭立即將消息飛報回去。事後，據茶庵寺的和尚向進香的女眷和清兵打聽，才知這是一場誤會。原來當時江門商業發達，與香港有火船往來，成為水陸交通要道，所以有一營清朝陸軍駐守。 營長當時叫“管帶”。另外，在江門堵頭山有個炮台，炮台台長是外省人，與陸軍營管帶、兩家女眷都有往來，這兩位“官太太”聽說茶庵寺香火很旺，決定前來參神，認為正月十五人多，選定正月十七才來。因茶庵寺在山區，她們的丈夫恐怕有“山賊”，多派護兵保護。 孫中山、陳少白、劉義、黃順等接到平安通知，又回到茶庵寺，在有地下室的“客房”住上一晚，第二天，陳宜禧派他的侄子陳忠堂到茶庵寺來迎接孫中山。[3] 1986年3月11日，鄭在澳門舉行102歲壽宴會；後與女兒一家同住。 1988年，鄭在石岐蘇華贊醫院逝世，終年104歲。[1] [1]中山市外事僑務局、中山市港澳事務局：《中山市華僑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第751頁。 [2]《鄭卓》，載“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xgrw.php?id=280。 [3]江門政協：《江門文史資料》（第8輯），江門：江門政協，1982，第1-3頁。

黎協，又名黎國民，生於澳門。夏威夷富商、同盟會分會部長。 1875年，黎來到夏威夷，起初在莫洛凱島上做工，後轉到夏威夷島希爐埠工作。他在種植園工作八年，稍有積蓄，開設一家小雜貨店，後發展到三四家商店。 黎開始投資房地產，兼種植甘蔗，成為希爐埠的華人富商。 黎慷慨捐助各種慈善事業，成為希爐華人社會的僑領，在整個希爐埠頗有名聲。 1903年12月，孫中山應毛文明之邀來到希爐埠演講，黎與另一華僑商人黃根組織歡迎委員會。孫中山乘船在夏威夷島卡烏登陸，黎和黃根陪同孫中山從卡烏乘火車來到希爐埠。孫中山在希爐埠時，住在黎家或黃根家。 黎與孫中山成為好友，積極支持革命運動，帶動希爐華人捐助起義活動。1910年，孫中山到夏威夷成立檀香山同盟會；同年5月到達希爐，停留約兩周，成立檀香山同盟會希爐分會，華僑踴躍入會，參加會員達385人，黎擔任分會部長。 孫中山離開夏威夷後，多次寫信給夏威夷同志，其中有三封信寫給“國民兄”（黎協）,信中孫中山要求緊急捐款。 1915年1月19日，在希爐市內，一名華僑對黎開槍射擊。他身中數彈，11月25日，因傷重去世，年僅52歲。 兇手當場被捕，認罪後被判刑。此案當時沒有深究兇殺的動機。但黎協的家屬稱，兇手背後有人指使。 孫中山得悉黎協被害後，1915年12月14日和1916年1月26日，寫信給希爐分部和籌餉局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 黎協與有一半夏威夷半白人血統的婦女結婚，生育七個子女。 黎協之女伊莉莎白（Elizabeth Lai Hiplum）說父親支持孫中山革命，所以有人反對他，他被人槍殺與此有關。 黎協的孫女Muriel De Ponte，是黎協次子之女。她說，父親告訴她，祖父遇害是有人暗中指使。 黎協的許多個孫子和孫女現住在火奴魯魯。其中，伊莉莎白及其兒子Ted Lum十分珍惜黎協的生平事蹟，向作者馬兗生提供許多寶貴資料。2000年4月伊莉莎白去世。親友說，她生前能把黎協和她見過孫中山的資料告訴馬兗生，是她晚年最高興的事。[1] [1]馬兗生：《孫中山在夏威夷：活動和追隨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第163-164頁。

楊鐵夫，名玉銜，字懿生，號鐵夫、季良、鸞坡，香山縣申明亭鄉（今屬中山市沙溪鎮申明亭村）人。同盟會會員、著名詩詞人、國立無錫圖書館館長。 1901年，鐵夫考中舉人，擔任廣西歸順州知州、晉安府知府；後畢業於京師大學師範專業，又東渡日本求學。期間，受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他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1] 時值光緒末年，舉國上下廢科舉制度、責令書院皆改公學時，廢科舉，興學堂，廢除舊的教育體系，構建新的學堂教育體系。鐵夫學成回國後，提倡研究中西方教育，尤其要振興新學方可救國圖強。他召集全都紳士決議把龍山書院改為隆都高等小學堂，首先公推彭炳綱等五人為籌備委員，並以鄉紳捐助及書院田產收入等作為教育經費，在書院旁購地建築宿舍和教室，擴建校舍，保證校園足夠大。 另外，在師資力量上，他不惜大手筆，以年俸300兩的優厚待遇聘請舉人、中大教授等能人賢才為教席，確保師資雄厚。在改制初期，學堂沒有章程可考，鐵夫參考日本學制課程，不少數、理、化科目所需要的標本儀器從日本購回，之後，隆都興學之風開始普及。[2] 香山隆都地區教育發達，英才輩出，鐵夫貢獻較大。其兄楊季廷（玉瑚），侄子楊清甫（兆涇），先後接掌龍山書院，故有“一門三校長”的美譽。 鐵夫非常關懷家國，力圖澄清吏治，喚醒國魂。他結識不少革命志士，與蔡鍔將軍在桂林共事，互以戮力國是相許，結為異姓兄弟。 1904年秋，胡漢民再度留學日本，開始接受孫中山革命思想，加入同盟會，次年投身革命。胡漢民與鐵夫鄉榜同首並共事，革命意志相投，共同參與反清活動。後來，胡漢民被舉為廣東都督，邀請鐵夫出任秘書。鐵夫準備行裝將作歐洲之遊而婉拒。鐵夫前往歐洲時，撰寫《旅歐紀遊》一書，留居新加坡，開辦實業，經營錫礦，後因故離開新加坡回國。 民國初年，鐵夫擔任北京師範大學孫文學院院長，1913年任廣東高等師範學堂（今中山大學）文案一職，後因故辭職。應校方之約，鐵夫推薦侄子楊清甫接任。1914年，鐵夫任廣東警察廳衛生科科長；1915年因辦廣東水災賑濟，鐵夫獲授七等嘉禾章，以縣知事用；1916年出任揭陽縣知事，發展教育和振興實業，事事親力親為。 早年以最優等成績畢業於高級師範學堂的楊清甫隨任，委以教育實業科長一職，為揭陽人多辦實事。揭陽官衙有肥缺稱，又為鴉片煙苗產地，人皆以為此任“腰纏十萬貫”。鐵夫絕不同流合污、恃權謀私，而是關心民間疾苦。他認為鴉片禍國殃民，深惡痛絕，嚴厲禁種鏟苗，當地豪紳，以數竹籮盛黃金、白銀行賄，請求寬期。他終不為所動，憤然表態“刁民可惡！”親自率馬隊於罌粟地往來奔馳，盡將煙苗踐踏剷除，奔波三月，始告肅清。 1926年，鐵夫回鄉擔任中山師範校長。上任不久，他以私人名義，委託旅檀香山鄉親募捐修繕校舍，籌得美金2000元。後因款項不必動用，他將募得之款，分文不少，寄回檀香山捐款人。為此，不少僑胞讚他“一塵不染”。 後來，鐵夫旅居上海，常出入於同鄉小欖人甘翰臣的別苑“非園”，當時，來“非園”客人有朱疆村、王病山、陳伯嚴、曾農髯等當代詩詞大家。鐵夫是朱疆村在粵督學時所錄取的人才，多次呈獻自己的作品，多得獎勉。 朱疆村示意他多讀《夢窗詞》。鐵夫對詞章更進行深入探索，完成《夢窗詞箋釋》一書，並出版他所填的《抱香詞》一卷問世，聲名大噪。詞集由前國民政府鐵道部長兼國學館館長葉恭綽題寫書名，陳石遺題詞，有“疆村夜缽晚年強”之句。 當時，古文學家唐太史（文治）以保存國學為職志，在江蘇無錫設立國學專修學院，聘請鐵夫為詞學教授，陳石遺為詩學教授，章太炎時來講學，一時有“國學堡壘”之稱。 鐵夫擔任國立無錫圖書館館長，經常出遊就近太湖諸勝，夜宿黿頭渚廣福寺。在治學流覽中，他似別有醒悟，陷於虛幻，一度萌發出家的念頭，居住浙江普陀山慧濟寺一年，以居士身份學佛，唯未剃度。鐵夫既欣賞浩瀚大海，又喜愛突兀山峰，江南諸山遍遊。年紀漸大時，他腰腳尚健，前往遊黃山、衡山，在衡山順至嶽麓，祭拜蔡鍔將軍墓，並撰文憑弔。南返廣州小住後，他又遊羅浮、鼎湖諸山，在鼎湖弔慕經老和尚。慕經以慶雲寺方丈退院圓寂，稱大德，是鐵夫少時問道的朋友。 鐵夫的長子楊兆燾當時供職於寧波市府，迎往一遊，並到奉化雪竇寺觀千丈岩瀑布之奇。寧波舊稱“四明”，有藏書名樓“天一閣”，在月湖之西，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藏書樓，創建於明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明朝兵部右侍郎范欽所建。又有“四明圖書館”，上承薛觀察福成之儲，藏古今書籍頗豐；鐵夫受聘為館長，遷館於公園中央，館前高梧蔭簷，十分怡人。 辛亥革命後，鐵夫歷任中山師範學校校長、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孫文學院院長、無錫市國學專修學院詞學教授、香江廣州大學國民大學教授等職。 鐵夫畢生鑽研古典文學，詞學底蘊深厚，素有“嶺南詞人”之稱；著作有《抱香詞》、《雙樹居詞》、《五厄詞》、《清真詞箋》、《鐵城土語語原考》、《隆都語原總例》、《夢窗詞箋釋》等書。 1943年6月6日，鐵夫去世，終年74歲。 在追悼會上，朱庸齋撰寫悼聯“一瞑巧逢‘教師節’，萬人傳誦《抱香詞》。” 國民時期，6月6日是教師節。該聯對仗工整，切時切人，令人潸然淚下。當時楊鐵夫之子遠在梅汕，交通不便，未能馬上回鄉奔喪，一切由侄子楊清甫（楊正繩之父）料理。楊鐵夫元配妻子黃氏生於1873年，長洲名門望族之女，誥封恭人，溫和賢淑，勤儉持家；1939年逝於香港。 楊鐵夫生育二女三子。其中長女楊惠文，適本邑李應庚解元之子李轅孫（楊鐵夫署鎮安府時，與李應庚先生交誼甚厚，以兒女姻事為約）。次女楊惠明師範畢業後病逝。長子楊兆燾，兒媳唐逸馨是唐紹儀侄女。次子楊兆熊，兒媳楊潔莊。三子楊兆煦，幼時夭折。 楊兆燾夫婦都獲得公費留美，取得碩士學位，同任上海復旦、廣州中山大學、香港大學教授。楊兆燾供職於寧波和廣州府，1935年擔任中山縣民眾教育館館長。楊兆熊夫婦長期供職於香港、梅汕一帶學校，居住汕頭市。 楊鐵夫的堂弟楊澤常、楊澤圖旅居檀香山，美國眼科學者楊思祿博士、火奴魯魯市前勞工局副局長、隆都從善堂主席楊兆佳、英文書記楊兆文、申明亭同鄉會主席楊獻墀及楊獻琛、楊獻東等都是楊鐵夫的侄輩。已故馬來西亞吉隆玻中山同鄉會主席是楊鐵夫的侄孫輩。[1] 楊鐵夫所著的《鐵城土語語原考》一文，對澳門“馬交”得名，持另一種說法： “葡萄牙租借地之澳門，西人名之曰‘馬交’，或曰前以有馬蛟石得名。按《說文》瓜部，小瓜也。徐鍇曰‘今有馬如小瓜也。’（按：古人於動植物，往往因其大小而加以牛馬之名，馬亦然）。澳門一隅與前山相隔，有一窄長之過脈小徑聯之，今人呼為蓮花莖，實瓜蔓也，蓋澳門如瓜然耳。又曰南環者，亦瓜環也。”楊鐵夫沒有提出更多的論據，其眼力頗有穿透力，“馬”之說，成為專家學者一新視聽，非常有意義。[3] [1]楊正繩：《嶺南詞人楊鐵夫及其家世》，載《中山文史》（第43輯），中山：中山政協，1998，第101-102頁。 [2]《山川靈淑蔚人文興學立教多才俊》，載《南方都市報》，2008年10月16日。 [3]陳紹錦：《關於隆都話的研究》，載《中山日報》，第2572期，D3版，2002年1月21日。

字復生，號冬郎，筆名魯一。廣東南海人。少時隨舅舅朱九江就讀於禮山草堂。與陳少白、鄭士良等交好。先後在《世界公益報》、《廣東報》、《華僑報》等報社任編輯，利用“粵謳”、“班東”等地方歌謠形式，宣傳革命。並進行粵劇改革，曾創辦澳門優天影粵劇團，以平喉時裝演出。編有劇本《賊現官身》、《虐婢投江》等，在澳門、新加坡等地演出，影響甚大。1926年卒於香港。

字樹園，號孔庵，筆名捫虱談虎客。廣東番禺人。監生出身。1891年入廣州萬木草堂，師從康有為，曾協助康有為編著《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任萬木草堂學長，號長興里十大弟子之一。後任湖南長沙時務學堂教習、澳門《知新報》撰述。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協助梁啟超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和橫濱大同學校。1900年參加自立軍起義。民國初年，在廣州辦南強公學、覺是草堂。晚年留寓香港。1944年病歿於九龍。著作編為《樹園先生遺集》。

畫家、嶺南畫派創始人之一。名崙，號爵廷。廣東番禺人。青少年曾肄業於廣東水陸師學堂及澳門嶺南學堂。後師從居廉學畫。1905年在澳門師從法國畫家加麥學習西洋畫。1906年起兩度赴日留學，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歷任同盟會廣東支會會長，支那暗殺團副團長。辛亥革命後，先後創辦春睡畫院，南中美術院，授徒傳藝。後歷任廣東甲種工業學校校長，中山大學、南京中央大學教授，廣州市立藝專校長等。1938年廣州淪陷後輾轉到澳門，下榻普濟禪院妙香堂，繼續開辦春睡畫院，多次舉辦師生抗日畫展，為難童籌備經費。生平提倡藝術革命，以“折衷中西，融匯古今”為號召，掀起“新國畫”運動，創立嶺南畫派，與高奇峰、陳樹人並稱嶺南三傑。擅花鳥蟲魚、山水、人物，又長詩、書。畫作曾在意大利、比利時等博覽會獲最高獎。1951年3月在澳門中央酒店舉辦平生最後一場個人畫展。不久後便因糖尿病，病逝鏡湖醫院，葬於新西洋墳場。著有《我的現代繪畫觀》、《劍父畫集》等。

李鏡荃，字鏡荃[1]，又名李光、李鏡全、李鏡泉，新會縣七堡鄉（今屬江門市新會區七堡鎮）人。澳門富商、澳門商會副總理。 李鏡荃家族很早投資銀店生意。其父碧光堂於1881年，與盧九、蔡康等人合作經營寶行銀號生意。 除經營闈姓生意外，李鏡荃多次承充經營澳門火水（煤油）、火藥生意，成為當時著名的硝商。 1897年1月，李鏡荃承充澳門半島、氹仔、過路灣（今路環）及其屬地售賣出口入口火水生意，為期兩年。1897年3月，他承充澳門半島、氹仔、過路灣及其屬地出口入口、制賣火藥硝及硫磺生意，為期兩年。 李鏡荃與妻子陳氏生育三子：長子李際唐（翹燊）生於1882年；次子李翹慶（保榕），又名李子農，生於1884年；三子李耀倫生於1901年。 據說，1904年，李際唐參加光緒甲辰科（清朝最後一科）會試，當時李鏡荃在經營闈姓，以十萬元的代價，覓得“槍手”入闈作弊，把李際唐“扛”成一名翰林。李際唐成為澳門史上唯一的一位翰林學士。[2] 1908年，澳門舉辦賣物賑災會，李鏡荃積極參與其中，購買繡品、煙仔等物品。[3] 寶行銀號多個股東去世後，其後人掀起了一場浩大的訴訟，李鏡荃被捲入案中，但其經營的銀號屬於家族生意。在經歷寶行銀號風波後，1910年，李鏡荃另外投資寶得銀店，擔任司事一職，並以“未掛號商人”身份，參與當年理商局局紳的競選。 1911年，成為李鏡荃事業的鼎盛時期，年初，他出任公鈔會副會員；3月擔任公鈔會會員，同時被公鈔局列為“納公鈔至多之人”。1913年1月，澳門商會成立，他被選為副總理，成為新一代華商領袖。[2] 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時，李鏡荃積極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不顧長子李際唐等親友反對，義無反顧地資助革命黨人，公開為孫中山等革命活動撐場；長期接濟孫中山在澳門的家眷十多年。他多次在澳門和廣州與孫中山會晤，每次一定贈送孫中山金錢逾千元，大力支持革命。[4] 李氏家族在澳門的龍頭生意是“富而貴闈姓彩票廠”，位於草堆街船澳口七號（今“永安號”鋪位），是當時澳門“五大闈廠”之一，專做省城五邑（新會、台山、恩平、開平、鶴山）籍人士的彩票生意及五邑各鄉鎮的彩票生意，生意興隆。 在李際唐“扛”得翰林後不到一年，“富而貴闈姓彩票廠”結業了，因大清朝鄉會歲科試一律停止而停業。澳門人都說“李光（鏡荃）標到科舉會試標尾會了”。[1] [1]《澳商“標尾會”子成進士》，載《新報》，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34291。 [2]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81-183頁。 [3]湯開建等：《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218-219頁。 [4]金英傑：《靈芝藥房秘密搞革命》，載《新報》，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林君復，生於香山縣隆都安堂（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香山起義組織者和領導者、同盟會澳門總支部創辦人。安堂第19世孫。 君復出身於名門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讀書，後到廣州入讀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期間，他深感清廷腐敗，外侮日甚。受到康梁變法維新思想的影響，清光緒年間，他東渡日本。他摒棄封建八股文，希望學有所成，報效祖國，先後入讀東京宏文書院、早稻田大學。 1900年，孫中山多次在東京向留學生演講，鼓吹民主革命，並聽取師生的意見。君復當即站起，慷慨陳詞，公開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給孫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孫中山的鼓勵下，君復加入同盟會，並接受孫中山安排的任務，負責革命籌款工作。孫中山將廖仲愷、朱執信、黃興等人分別介紹給君復認識。[2] 1906年，君復奉孫中山之命前往澳門，成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澳門支部，組織香山起義。君復、鄭彼岸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3]他和鄭彼岸、林警魂等制訂細緻周密的計劃，籌集起義資金、偷運軍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軍。在起義前，他親自潛回香山，在蕭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開骨幹緊急會議，宣佈起義。 1908年，君復潛回香山大涌，動員妹妹林壽華、表妹黃文軒，以及蕭世冰、劉振群、黃芙蓉等人參加革命，並發動她們從香港、澳門分批攜帶武器至廣州，為廣州起義作好準備。林壽華和黃文軒等以秋瑾為榜樣，冒著生命危險，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多次往返港澳與廣州之間，擔任運送武器的任務。 香山起義成功後，1911年11月建立香山縣臨時革命政府，君復將各路起義軍整編成香軍，並親自率領3000名香軍開赴廣州，與廣東各路軍民會師，為光復廣東作出突出的貢獻。 之後，君復揮師北伐，先後參加宿州、徐州戰役，戰功卓越，受到孫中山的讚揚。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廣東各界一致推舉君復為廣東省都督，被他婉拒。孫中山親筆書寫“毀家紓難，功成身退”條幅相贈。 “五四”運動以後，君復與魯迅會面，魯迅問他對國運之設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為根本國策，願民眾奮起救國，挽狂瀾與未倒。他對魯迅之幽默與諷刺文風，表示欽敬不已。當時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君復經常閱讀《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閱讀新文化運動雜誌，並教育子女必須接受“五四”運動的新思想，以適應新形勢發展。 1933年，中山大學舉行畢業典禮，君復以家長身份出席，學校請李宗仁講話。會後，李宗仁迎前與他握手寒暄，並頌贊他“高風亮節，不勝欽佩”。 君復向來重視文化藝術和教育事業。他在澳門時，以南灣41號為社址，創辦“仁聲”劇社。為了開展革命宣傳，他和革命黨人張若屏、林了儂等變賣田產得白銀兩萬多元，作為劇社常年活動經費；並親自粉墨登場，先後扮演《血淚》、《金錢毒》、《齊家鏡》等劇碼角色。該劇社被史家譽為“我國現代劇第一塊奠基石”。 1906年，君復在家鄉安堂創辦“覺群小學”、“同仇女學”，邀請鄭彼岸相助。“同仇女學”貼著一副門聯“同袍同澤，仇滿仇洋”，見者無不瞠目結舌。覺群小學成立典禮時，香山縣知事鄭榮親臨觀禮。拜桌不供皇帝萬萬歲牌，僅安孔子牌位，又令學生不行三跪九叩禮，以三鞠躬代之。 當時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遠，隆都民風向來強悍。鄭榮知道上報“逆情”，只會給自己惹來麻煩，索性裝聾扮啞。“覺群小學”成為當時中山最早的小學之一。君復不當高官，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資產，自己的後代變成貧窮的知識份子。 君復治學甚篤，尤喜翻譯，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大量古籍書中，無一不精通。他的文學修養淵博，偶有所感，詩詞、對聯計有四千餘首，抗戰時散失無存。 前海軍部長程璧光在護法鬥爭中被暗殺。程璧光石碑立於廣州長堤，碑刻的《殉難記》，是君復遵孫中山的囑咐，用“四六駢文體”撰寫。 20年代末，君復赴日本大量翻譯禪宗佛經和中醫書籍，孜孜不倦，數年如一日。他的翻譯工作，不但體現個人的治學精神，而且對中日兩國文化交流，貢獻頗大。 君復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隨孫中山期間，總統府一切對外對內重要文件都由君復撰寫，孫中山對他非常信任，嘉許他的工作。 君復與伍廷芳友善，酷愛研究禪宗佛經。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榮西禪師兩次來中國學習禪宗，我國與日本友情源遠流長。君復在日本期間住長崎妻弟家，終日孜孜不倦翻譯佛經及中醫書，他所攜帶書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燈繕寫，常常伏案書寫而至通宵達旦，數年如一日。這種堅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欽佩。 晚年時候，君復對腐朽舊社會，產生悲觀情緒，前往惠陽象山寺削髮為僧。當時民主人士陳銘樞及李宗仁多次勸他下山。君復表明了心跡，長居古刹。 1942年，君復在古刹病逝，終年63歲。臨終時遺言“只帶赤心來，不攜寸草去”。 林君復一生不謀名利，身無長物，但對革命戰友，情誼深厚，經常解囊相助。他與劉思復為肺腑之交。劉思復刺殺清水師提督李准未成，出獄後肺病危殆。君復日夕守望照顧，直至劉思復與世長辭。之後，君復出賣衣物，將劉思復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復之孫林紹聲擔任中山市政協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他與小兒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區。林紹聲回憶，從他出生到五歲，一直與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後，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與他相處的時間實在太短了。當時自己是個孩童，但祖父對自己的那份疼愛，牢牢地留在記憶的深處。[4] [1]《香山起義裡的大涌安堂》，載《中山僑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憶先父林君復烈士》，載《中山文史》（第07-09輯），中山：中山政協，1992，第7-13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復：《毀家紓難功成身退》，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鄭仲，又名鄭汝仲，字錕賢，號侶忠，生於香山縣南屏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一個農民家庭。[1]興中會會員、革命家。 南屏鄭氏祖先，最早由福建莆田遷來，北宋慶歷年間（11世紀40年代），入粵任惠州路判官，九世時遷居東莞，後復遷至香山三鄉，與鄭觀應為同一大族。14世後，鄭氏一部分族人陸續遷來南屏，之後建有紀念15世祖的雪山祠、紀念16世祖的居一祠。 鄭是鄭居一的長房子孫，鄭氏傳至第二十三世祖父鄭彥龐，娶妻楊氏，生育兩子，長子鄭汝儉，早夭。次子鄭汝仲。 鄭在少年時代，因家境貧困，遠渡重洋前往檀香山謀生。經過十多年辛勞，頗有積蓄，與孫眉在當地合辦一個畜牧場，規模甚大，有牛羊等畜類一萬餘頭，復兼營商業，收入不菲，在檀香山頗有名望。 1878年，孫中山隨母到檀香山孫眉處求學，結識了鄭。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團體——興中會，鄭和孫眉率先參加，成為最早的興中會員之一。有志之士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宣傳和籌款活動，鄭首當其衝。起初，孫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時，孫眉反對，鄭極力勸說孫眉，並且在經濟上對孫中山盡力幫助。後來，孫中山幾次到檀香山進行宣傳籌款活動，都得到鄭和孫眉的大力支持。 由於革命志趣相投，志同道合，鄭和孫眉、孫中山義結兄弟。鄭居長，大孫眉四歲，稱大哥；孫眉居次，孫中山居末。三人簽字的金蘭譜與鄭的興中會會員證及鄭捐助的現金收據等珍貴文物，鄭及其後人悉心保存，抗戰期間日寇侵佔南屏時，鄭的兒子恐日軍搜得而遭其害，將這些東西全部燒毀，十分可惜。 鄭對革命更為傾心。他將與孫眉合力經營牧場變賣，所獲之款交給孫中山支配使用。[2] 1895年，鄭回到澳門省親和完婚，及料理澳門物業。適逢廣州起義失敗逃到澳門的孫中山，鄭將孫中山藏到他的婢女順霞家中，位於石牆街路口的“翁均利”鋪號。 1905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希爐埠成立興中會分會，重振革命聲威。同年，孫中山和黃興等組織同盟會，希爐埠興中會改為同盟會，鄭隨即轉為同盟會員。 後來，鄭在檀香山其他物業日漸蕭條，加上年事已高，他與孫眉相約回國。孫眉初居澳門，後移居香港九龍。鄭回到南屏家中，他十分關心國事，主理鄉政，慷慨豪爽，排難解紛，頗得鄉人擁戴。他與孫中山家人聯繫十分密切，常往澳門探望孫眉、盧慕貞。鄭的長子結婚時，孫中山贈喜幛禮物祝賀。 1912年，孫中山視察前山，鄭發動南屏群眾前往歡迎。孫中山為勘探鐵礦事到南屏時，鄭作嚮導在將軍山探測礦務。 1922年1月18日，鄭在家鄉病逝，終年72歲。 南屏鄉親給鄭仲舉辦隆重的葬禮，全鄉出動，學校停課，鄉民師生都參加送葬，孫科也率人前來參加，挽聯掛滿一屋，極盡哀榮。 鄭仲生育一女四子。元配張氏是本村張庸建之女，只生一女，居長，嫁給本村張姓，不久身故。鄭在檀香山時，孫眉收養一個美國孩子為義子，孩子生於1888年。 他見鄭仲無子，將義子轉送給鄭仲領養。鄭仲將義子帶回家鄉，取名鄭勝祥。鄭勝祥體魄魁梧，鄉人稱他為“番鬼仔”或“番鬼勝祥”。由於鄭勝祥自幼接觸革命前輩，耳聞目染，受到革命的熏陶，思想進步。當時孫中山在廣州組織中華民國政府，就任非常大總統，函邀鄭仲出任財務工作，他以年老多病，未能就任，就將義子交托給孫中山。 後來，鄭勝祥進入黃埔軍校學習，並參加東征討伐陳炯明的惠州戰役。利用戰役結束後的短暫時間，鄭勝祥全副戎裝，返鄉探親，鄉人聽他講戰鬥的事蹟，令人十分敬佩。不久，鄭勝祥被派往新加坡工作，起初兩年寄回三封信，說因工作關係，暫無定址，請緩回信。之後，音信全無，不知所終。 1895年，鄭仲從檀香山回鄉時，因元配張氏無子，又娶澳門路環李氏為妾，先後生育三子： 鄭金柞，又名鄭炳芬，生於1898年，曾在菲律賓經商，後來去世。 鄭金禧，又名鄭炳芳，生於1907年，受父兄影響，鄭金禧早年參加革命，成為30年代老共產黨員。他參與組織抗日先鋒隊，推動南屏地下抗日鬥爭工作，參加家鄉解放工作，復任澳門海員工會子弟學校校長，退休後閒居香港和南屏老家。 鄭金照又名鄭炳華，生於1911年。鄭金照早年到港澳謀生，後考入粵漢鐵路局報訓班受訓，畢業後適逢抗日戰爭，投筆從戎，參加第四路軍交通兵團擔任報務通訊工作，後因病轉入韶關電報局任報務員，並在樂昌、平遠、廣州等電信局服務，建國後任教於廣東省郵電學校，退休後定居廣州。[2] 鄭炳芳之子鄭少仁說，祖父鄭仲從檀香山回到南屏後，與孫眉來往密切，逢年過節，經常走動，親如兄弟。鄭炳芳幼時體弱多病，患有哮喘病。孫眉聽說狗肉湯煮雞蛋可以治療。於是，經常帶著一籃子用狗肉湯煮好的雞蛋來看鄭炳芳。孫眉住在澳門，盧慕貞不時接濟鄭家，兩家感情非同一般。 鄭少仁聽說，伯父鄭炳芬多次隨鄭仲去澳門孫家探訪，孫中山當時示意送鄭炳芬到嶺南大學讀書，後因政局變動，孫中山過早離世，未能成行。雖然鄭仲、孫中山相繼離世，但鄭仲後代依然堅持革命，完成先輩未盡夙願。[3]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03-105頁。 [2]鄭炳芳、鄭照：《回憶先父、興中會員鄭仲》，載《珠海文史》（第8輯），珠海：珠海政協，1989，第53-58頁。 [3]《與孫中山義結金蘭，急公好義樂善好施　鄭仲：傾其所有支持革命》，載“珠海視窗生活網＂，2011年12月31日，http://www.zh3721.com/2011/0927/0756_121714.html。

黃健，又名黃如誠，字曉生，香山縣長洲（今屬中山市西區）後山村人。[1]革命家。 父親原在煙洲小學執教，積極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被捕入獄；出獄後先在私塾任教，不久棄教從商，全家開始過上小康生活。 兄弟姐妹12個，黃的弟弟黃鞅（真鈞），1944年1月31日在五桂山戰鬥中英勇犧牲，年僅22歲。[2] 1925年，黃在縣立中學讀書時從事革命活動，擔任學生聯合會和新學生社中山分社負責人、中山學生救亡工作團副團長、廣東省學聯第一屆執行委員。 1926年6月，黃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共青團中山縣委書記；同年底任中共中山縣委委員。1927年，他因策反駐守中山的第三十九團團長周景臻參加賣蔗埔起義不成而被捕，囚禁於廣州監獄。同年12月廣州工人起義，黃率領難友衝出監獄。 1928年春，黃前往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擔任該校中共黨支部書記。同年8月，執行第三國際共產決議在東京舉行國際反帝示威遊行，遭到日本軍警大肆鎮壓而被捕。黃被嚴刑拷打逼供，無效後，敵人在食物中暗放毒藥，企圖殺害，幸及早發覺，經催吐洗胃脫險，後僱請律師辯護才獲釋放。 1932年1月28日日軍入侵上海，當時愛國軍民為聲援十九路軍抗日舉行示威遊行，黃在領導大家高呼口號時遭特務逮捕，被關進英租界巡捕房，後來英人以遊行無罪釋放他。不久，黃在張貼抗日標語和《新群眾》壁報時，被警察逮捕。在獄中，黃堅持宣傳抗日，通過手抄《鐵窗報》，喚醒難友起來鬥爭。後由“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律師出庭辯護，獲得保釋出獄。[1] 1933年底，黃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幹事，編印出版《要人報》開展宣傳工作。1934年初，他被敵人盯梢追蹤而被捕，由上海轉解南京。在獄期間，黃與杜嵐認識，放風時候、“聽訓會”上，他與杜嵐互相傾訴，志同道合，萌生愛情，相約出獄後結為終身伴侶。黃有個同鄉叔叔黃仲榆，當時是國民黨中央委員，通過陳策、鄭占南、謝作民等保釋，極力斡旋，擔保兩人於1934年底出獄。黃與杜嵐先後返回廣東中山長洲，在黃家舉行婚禮。[3] 1935年初，黃與杜嵐來到澳門，興辦教育事業，以培育人才，提高民族素質，振興中華為己任。他決定團結爭取有利的社會關係，集資辦校。當時黃仁輔、鮑雁坡、鮑夢光、楊振聲、楊雪溪、楊雪傖等社會熱心人積極支持，1932年創辦濠江中學暨附屬小學。同年秋後，該校校長黃仁輔和創辦者多人，因事先後離開澳門或從事其他工作，1936年2月1日將該校正式移交黃接辦，並鄭重地簽訂一份合約，提出“接辦之後益加努力，使學校日臻發達”的要求。 黃掌管學校後，首標辦學方針和宗旨，為澳門廣大勞苦同胞子女服務，培養學生成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用人才，組成以黃仲榆為董事長，黃桂紀、黃豫樵、黃渭霖、黃福隆、黃漢興等為董事的校董會；同時團結一批有為青年及熱愛祖國、同心同德的教師，盡心辦學，當時的老師有黃一峰、曾枝西、張鐵柔（陽）、陳雪、黃瑞坤、周筱真、鄭冷刃（少康）、區白霜（夢覺）等，他（她）們都抱著獻身教育事業、為國家為社會培育人才的志願，全心全意投入工作，不避艱苦，不計報酬。 初期學校經濟困難，黃想盡辦法請親友捐助，甚至自己自編自製釘裝成“畫報”，供同學們閱讀。黃和全校教職員工，以“忠誠勇敢，勤勞樸素”為校訓，對學生言傳身教，取得一定的成效，使濠江中學在社會上奠定較好的基礎。[3] 同年，黃與華南工委接上組織關係，被任為“南委”秘書長，同年底調任五縣（南海、番禺、中山、順德、東莞）特支書記；1936年任博羅縣特派員。期間，經組織同意，他利用黃仲榆當博羅縣長關係，當上博羅縣一個區區長。在任期間，黃組織百多人的“義勇警察隊”，為象頭山、羅浮山一帶建立武裝根據地做好準備。 1938年，黃擔任中共博羅縣委會書記。同年底，他赴香港治病，與難友李少石、于益之相會，李少石、于益之建議調黃到八路軍駐香港情報組工作，並以澳門濠江中學為聯絡站，開展統戰策反工作。1949年8月中山解放前夕，黃先後策反中山縣聯防大隊長黃森、廣東保安一師、東江護路總隊起義。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他回到中山先後任石岐鎮副鎮長、石岐市副市長、中共石岐市委常委、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職。 1957年，黃調廣東省政協秘書處任副處長；不久調任省參事室、省文史館辦公室副主任；1959年任暨南大學辦公室主任和總務處副處長。[4] 1965年，暨南大學在廣西籌辦後方三線建校工作，黃接受了更艱巨的任務，任勞任怨。 “文革”期間，黃被誣衊為“叛徒”、“特務”、“走資派”、“漢奸”、“國民黨殘渣餘孽”，扣上五頂大帽子；威迫他誣陷周總理；將他關進牛欄，扣發工資，受盡抄家、毒打、毆鬥、遊街等凌辱、折磨、摧殘；但他始終沒有屈服，堅持真理，堅持實事求是，從不低頭，充分表現出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浩然正氣。 1980年，黃身患高血壓、哮喘、心肌炎等多種頑症，忍痛離開暨南大學回到澳門治病，但他念念不忘暨大的事業發展，積極呼籲在澳門及中山的老戰友、親朋為暨大募集資金，實現培育僑生當四化建設棟樑的宏願。他擔任暨大校董會副秘書長，經常與留澳門的校董討論暨大發展的計劃，提出積極的建議。[1] 1982年6月，黃因體弱病重不幸逝世，終年76歲。 黃健與杜嵐（1912-2013）生育四子二女，都服務於社會。杜嵐辛勤服務濠江中學，刻苦自勵，辛勤育人，造就許多良才，許多學生服務社會，卓有成就；獲得澳門政府總督頒贈勞績勳章。[5] [1]《黃健》，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6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392。 [2]中共中山市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山英烈》（第一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第53-57頁。 [3]楊蔭清：《澳門濠江中學校長杜嵐》，載《中山文史》（第22輯），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85-88頁。 [4]《黃健同志革命的一生》，載“中山網＂，2008年10月11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06/03/02/546550.shtml。 [5]《澳門濠江學校名譽校長杜嵐辭世享年101歲》，載“新華網＂，2013年6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9/c_115215265.htm。

陳孔屏，字昆耕，香山南朗山門（今屬中山市南朗鎮山門村）人。[1]烈士。 陳孔屏家中有些錢，成為三合會頭子，組織本地人入會。入會時，斬雞頭，滴血入冊。三合會有時開大會，點起火把，聲勢很大，共有會員近千人。當時，他與孫中山、陸皓東等三合會人來往較多，經常出入澳門。[2] 清光緒十九年農曆八月十六日，即1893年9月26日，《鏡海叢報》刊登了一則“聲明告白”：“啟者，本醫生晉省有事，所有中西藥局事務，統交陳孔屏兄代理一切，出入銀兩揭借匯兌等件陳孔屏兄簽名即算為實，別無異言。光緒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孫逸仙謹啟。” 從1892年9月孫中山受聘鏡湖醫院起，到這則“聲明告白”發表之日，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整整一年時間。孫中山被澳葡當局排擠而遺憾地離開澳門，轉至廣州設立“東西藥局”，但他在澳門建立良好的社會關係，並打下了革命基礎。 “聲明告白”揭示：孫中山在中西藥局開診醫病後，絡繹不絕。但醫局裡所請的職員，未必是人人盡都忠實。其中更有人冒名揭借銀兩；或是賒借貨物，以致東窗事發，被孫中山知曉，不得不登報，以此制止不法之事的蔓延，免致一發不可收拾，後患無窮。可見，兩人情誼非同一般。 1895年，陳孔屏在翠亨響應孫中山、陸皓東號召，響應廣州起義。[1][3] 後來，山門村龍舟地有個甘木交得了一個五品官，聽說三合會是反光緒皇帝的，要回來捉拿三合會人。蘭溪村甘灶安（以前在大祠堂村住的）因經常在孔屏家中吃飯，對他家情況非常熟悉。甘木交串通、收買甘灶安做內線，去捉陳孔屏。當時半夜，陳昆耕（孔屏）家中被包圍，他無路可走，逃下井中，被人捉去坐牢，折磨至死。 1912年3月5日，孫中山在《追悼粵中倡義死事諸烈士通告》中提到陳孔屏烈士，通告說“殆因緣被難，株累重牢，若楊烈蓬（衢）雲、鄭烈弼臣、陳烈孔屏，泊辛丑役之梁烈慕義、洪烈全福諸賢，暨所有名不具詳之諸志士者，成負知覺之先，耆義如飴，真嶺海之芳丞民哉！” 約1937年，中山縣政府出資將陳孔屏厚葬，其墳墓原在今翠亨賓館一帶，80年代因修賓館被遷移到犁頭尖山地區。[2] [1].《陳孔屏》，載“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網，2012年3月10日，http://www.sunyat-sen.org:1980/b5/192.168.0.100/sun/showxgrw.php?id=369。 [2].鄒佩叢：《孫中山家世研究與辨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547-548頁。 [3].孫重貴：《孫中山與香港澳門的不解之緣》，載《貴州政協報》網，2012年11月12日，http://www.gzzxb.com/pages/news.aspx?id=%CD%B3%D5%BD%D5%FE%D0%AD46480。

范潔朋，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早期同盟會會員、澳門富商、慈善家。 潔朋參與討伐龍濟光與陳炯明之役，擔任廣東省長公署和滇軍總司令部諮議。1922年後從事工商實業，定居澳門。他所辦企業分佈粵港澳三地，最大型的有亞通織造廠和澳門置業公司。[1] 1892年，澳門鏡湖醫院董事會根據富商曹有等人提議和捐贈，分別在澳門各區的連勝街、賣草地、新埗頭、水坑尾、新橋等處，分別設立五所義塾，統稱“鏡湖義塾”，成為澳門第一所免費學校；1912年起，改為七年學制，更名為“鏡湖小學”；1924年在下環街區開設鏡湖小學分校；1948年與澳門平民免費小學合併，改稱“鏡湖平民聯合小學”；曹子基、何賓岩、潔朋、徐偉卿等人歷任該校校長，都由鏡湖醫院董事推選。[2] 潔朋是澳門賭界的前輩，嗜好賽馬，成為澳門臨時馬會的會董、馬主。當時，馬主一般並不擁有馬，馬是葡籍騎兵的軍馬，臨賽前充當賽馬，由社會名流投買，就成為馬匹的臨時主人。潔朋每逢賽馬都要做一回馬主，又熱衷馬會慈善，1915年廣東大水災，港澳華人同胞在澳門黑沙環臨時馬場舉行馬會義賽、粵劇義演等活動，他十多天沒做生意，捐了不少義款。 1930年，商人盧九聯合潔朋、何土等人組成“豪興公司”，在廣東銀行行長霍芝庭和香港康年銀行創辦人李聲炬的支持下，投得澳門賭場的經營權。由於沒有其他賭場競爭，豪興生意不錯，為吸引更多香港人來澳門賭錢，賭場內水果、食物、香煙等全部免費奉上。 1933年，豪興斥資購入奧地利一艘驅逐艦，改裝成客輪行駛港澳之間，航程時間縮短為2.5小時，船隻行走較穩定。這使前往澳門的港客逐漸增多。澳門的專營賭博業從此走上正軌。 1930年的一天，潔朋提出建議，上海賭博非常興旺，賭式多，賭徒眾，有不少南方沒有的花樣。如引進過來，就會吸引更多的香港人來澳門賭錢。 盧九否定了潔朋的建議，潔朋覺得盧九思想十分守舊，他跟盧九談過幾次，盧九就是不同意做上海人的“跟屁蟲”。他不理盧九的想法，以個人的身份前往上海。 上海賭場使潔朋大開眼界，賭場規模遠大於澳門，很多西洋賭式。上海賽馬場有三個，賽狗場也有三個。澳門不是搞賽馬的地方，香港賽馬存在一天，澳門黑沙環跑馬場只能做配角。 潔朋認為澳門可以開辦賽狗博彩，一是香港沒有，二是無需佔用大塊土地。上海第一個跑狗場叫明園，1928年英商麥邊創辦，成為上海熱門賽事。賽事在每週三、六、日三晚舉行，分平地賽和跳欄賽；彩票有“獨贏”、“位置”、“搖珠彩票”三種，公司每晚從門票、彩票抽取的佣金，收入七八千元。 同年7月底，英國紳士伊文思創立申園賽狗場。申園是明園的翻版，只是時間錯開，每週一、四晚上開賽。開賽前請來英租界的蘇格蘭軍樂隊演奏助興。申園的賽狗較明園少，收入稍遜。同年12月底，逸園賽狗場開辦。賽場看台非常氣派豪華，附設跳舞廳、酒吧間、餐廳及摔跤、拳擊台。發起人有上海萬國儲金會董事長司比門、青幫頭子黃金榮、杜月笙等，司比門任逸園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按照三個“狗園”的協議，逸園賽事定在週二、五的晚上，周日下午逸園增設特別賽。 逸園的出現，使明園、申園每況愈下。1931年初秋，潔朋上明園、申園觀摩，發現看台上稀稀落落。他與公司頭面人士接觸，他們說逸園洋經理拉上上海灘的大流氓做後盾，為所欲為，破壞行規，唆使“小癟三”進場搗亂。這樣下去，只有關閉。 范潔朋馬上回到澳門，先跟盧九商量。盧九說，你去上海掛帥辦賽狗，我坐陣豪興；你在豪興的股份不動，賽狗會若籌資有困難，我參一股。 盧九的爽快和豁達，令潔朋覺得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馬上求見澳葡府的要員，立即得到包括阿爾‧巴爾博托總督在內等要員的支持，以優惠的價格批出望廈山以西的新填海地。潔朋佔的股權較大，盧九居次，另外還有數個賭商參股。按明園的規模作預算，估計需要50萬元。工程分幾期進行，股東屆時按股份注資。潔朋安排下屬暫建簡易跑狗場，兩次赴宴上海。 潔朋買來一批澳洲“格力”狗388隻，按廣東人習慣，圖個好意頭。他擔任“澳門賽狗會”主席兼經理，狗會董包括股東、澳門政要和社會名流。正好有一支美國女子樂隊來遠東的軍事基地勞軍，潔朋通過關係，請她們來澳門旅遊觀光。 1932年元旦過後，澳門首屆賽狗會開幕，場地雖簡陋，但場面隆重。開幕之前，24位美國漂亮女郎身著禮服在澳門街上吹吹打打，弄得街知巷聞。開幕式邀請到澳督等政要，盧九和社會名流分別坐在澳督兩側的貴賓包廂，潔朋忙得不可開交。但之後的賽事，一場比一場冷清。澳門人口太少，賽狗本來就不是葡萄牙人的傳統娛樂節目，而廣東華人也不喜歡這種洋玩意，只熱衷於中式賭博。潔朋為求收支平衡，把門票定為一元，一元錢在當時相當於一個小廝半個月的薪水，對一般收入的葡人來說，也是高消費。昂貴的票價弄得賽狗會無人問津。潔朋期望二期工程完工後，扭轉頹勢，結果只是有所改觀，賽狗會仍然虧損厲害。 當潔朋邀請股東董事討論三期工程時，盧九建議他趁早結束賽狗生意，1933年，澳門賽狗會停辦。潔朋把賽狗會賣給英商嘉道理家族，之後賽狗會幾次易手，1938年銷聲匿跡。 1935年，豪興出現了危機。霍芝庭和傅老榕等在深圳另立門戶，開設了一間賭場，由於交通較澳門方便，省港兩地賭客紛紛湧向深圳，澳門賭場生意門庭冷落，開始虧本，走下坡路。1937年，“豪興”的本錢虧盡。[3] 1931年11月27日，潔朋和李際唐、高可寧、畢侶儉等發起成立的“澳門籌賑兵災慈善會”，成為澳門最早成立的有影響的救亡賑難團體。慈善會成立後，召集澳門各個行業，如疋頭行、理髮行、番攤行、鮮魚行、火柴廠、戲院等商討向國內抗日將士捐輸事宜。[4]潔朋被選為主席，帶頭捐出六千餘元，募集了十萬元，為抗日救國作出重要的貢獻。 1936年，國大選舉，潔朋被選為澳門華僑區監督，成為澳門華人領袖。在香港擔任出口炮竹商會主席、香港華商總會值理。對社會慈善、公益、教育事業多有支持襄助。潔朋擔任澳門商會主席、鏡湖醫院主席、同善堂值理、鏡湖學校校長、望德女中校董、聖羅撒女中校董等職。 范潔朋後來的情況不詳。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頁。 [3].《〈賭城往事之澳門風雲〉：賭王紛爭》，載“當當網＂，2013年9月12日，http://read.dangdang.com/content_747751?ref=read-3-C&book_id=3658。 [4].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68頁。

陳樹人，名韶，號葭外，生於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詩人、畫家、“嶺南三傑”之一。 樹人自幼潛心繪事，17歲時師從隔山鄉先輩居巢、居廉畫師習畫。期間，樹人與高劍父、高奇峰都打下良好的畫畫基礎。樹人特獲居巢畫師青睞，將孫女居若文許配給他為妻。 時值晚清，國家內憂外患。樹人心存報國，治學之餘，主持廣州、香港兩地新聞筆政，暗中鼓吹革命。 1906年，孫中山從美洲轉道香港赴日，樹人與陳少白、黃世仲同謁於舟中，大家相見恨晚，樹人隨即加入同盟會。 孫中山對樹人頗賞識和推重，邀請他共赴日本襄助同盟會務，之後，樹人進入京都美術學校繪畫科攻讀直至畢業。民國成立後，樹人回國擔任粵省優級師範學校和廣東高等學校圖畫教授。為深研世界文學，他再次東渡日本，畢業於東京立教大學文學科，先後留學日本十多年，與藝術、文學事業結下不解之緣。 樹人回國後，一直追隨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當時袁世凱陰謀篡國，樹人以事被袁黨所誣入獄，雖繫桎梏中，猶吟詩不絕，曠達膽識過人。1922年夏，樹人奉命從加拿大回國述職。返抵香港時，恰遇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蒙難，情勢十分危急。樹人獲悉後，第一時間訣別妻兒，冒險趕回廣州，登上“永豐”號艦，表示願任孫中山秘書，誓與孫中山共患難。孫中山經過慎重考慮，要求樹人趕赴上海，向各地華僑揭露、聲討叛軍陳炯明的罪行。兩天後，樹人不得不離艦。從此，他深得孫中山的信任和器重。1922年9月，脫險後的孫中山在上海召開會議，商討改進中國國民黨計劃，樹人由孫中山指定的國民黨改進案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一；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擔任大會主席的孫中山指定樹人為廣東省代表，出席國民黨“一大”。 1931年冬，樹人出遊桂林。期間，他的心態發生了變化。在《雜詩四十四首》之二中，他作了表白“鴛鴦江水辨難真，也為臨流一愴神。不信本源能混去，到頭清濁漫無分。”從中可看，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的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和一盤散沙，已讓樹人筋疲力竭、心灰意冷。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在俯仰天地的刹那間，他頓悟，促成了他以一種高蹈出世、潔身自好的方式完成桂林山水的愉快體驗。之後，桂林山水寫生成為他藝術生涯中重要的轉捩點。 1932年8月10日下午，長子陳復在路上被國民黨特務綁架，當晚11時被秘密押至河南南石頭“懲戒場”慘遭殺害，年僅25歲。樹人得知消息後，悲憤至極，作《哭子賦》詩八首，並將陳復生前的住處起名為“思復樓”，後親自將遺骸葬於故園隅山鄉劉王殿崗息園。陳復之死使樹人在政治鬥爭中，更加超然灑脫。 樹人在繪畫上的成就，一是在紮實的傳統功夫上，通過融匯中外技法，實現構圖、線條、色彩等方面創新。他對畫面空間十分重視，讓空間有迴旋的餘地，虛實相生，使人遐想；就像詩歌，口角生香是必要的，蘭心蕙質的底蘊更不可少。如作於1928年夏的《躍鯉》，畫面上半部是一條跳躍著的鯉魚，下半部則是水和草，各佔畫面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桃花待雨濃》也是如此。二是在用色方面，他善於敷彩。他畫紅棉，用深朱反映其英雄偉大。他尤其善於用綠色畫竹子、蘆葦、楊柳、梧桐等，濃淡相宜，清秀明麗，色彩中孕育著噴薄欲出的生命。人們常說“陳樹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樹人工詩善畫，尤長花鳥、山水畫；1931年創作《嶺南春色》、《木棉圖》，寓壯碩於雄麗，獲得比利時萬國博覽會的最優等獎。樹人生於江南，愛畫春雨、杏花、楊柳，展現出春意盎然的境界，1936年創作的《雨後》，有雨過天晴的清新氣氛。他的山水畫《鼎湖飛瀑》、《柳浪聞鶯》都有景秀華潤的特色，線條圓潤，輕巧而疏朗。後期深入蜀地，繪有《峨眉雲海》、《夔門秋色》等作品，畫風偏於雄勁峭削，筆墨濃重粗獷。畢生作畫達千幅以上，追求恬淡雋秀的情趣，熔詩、書、畫於一爐。他與高劍父、高奇峰被稱為“嶺南三傑”。 樹人一直當官，雖亦官亦畫並不矛盾。1927年，他辭去各種職務後，長時間流連於山水、詩畫，不問政治。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他住在重慶山區茅屋裡，無論工作多忙，他仍然每天清晨5時多起床作畫，首先練線條，練筆墨，星期天練寫生。抗戰勝利後，身負閒職的他回到廣州專門從事藝術創作，與高劍父以振興中華藝術的大任共勉，後又與趙少昂、關山月、黎葛民、楊善深等弟子晚輩組成“今社”，並舉行畫展，孜孜不倦地進行新國畫藝術的探索和開拓。蔡元培評價“陳樹人先生，純粹美術家，而具優美個性者也”。[1] 抗戰初期，樹人避居澳門，與高劍父、張純初、鄭哲園等重組“澳門清遊會”。[2] 1948年10月4日，樹人因患胃潰瘍而病逝，終年64歲。 陳樹人著有《樹人畫集》三輯、《桂林寫生集》一輯及《專愛集》、《戰塵集》、《寒綠吟草》、《自然美謳歌集》等書。 現存作於1930年的《紫藤遊魚》畫一幅，容大塊畫鯉魚，陳樹人補上了紫藤和題識。 廣州藝術博物院收藏的三幅容大塊的作品中，有一幅是他與陳樹人的合作，其中容大塊畫桃花，陳樹人畫牡丹花。還藏有一幅合作畫《嶺海春光》，畫作由陳樹人寫萱花，高劍父畫紅棉，高奇峰作牡丹，張純初繪茶花，再由羅仲彭描紫藤，黎葛民畫黃葵，容大塊作桃花等。[3] [1].王翯：《“嶺南三傑”之——陳樹人》，載“新華網＂，2008年9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08-01/24/content_7484783_1.htm。 [2].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12月28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3].《[廣州臉譜][廣州畫卷‧第38期]容大塊1900年-1963年壯遊寫生被桃李不求盛名只求心》，載“中國青年網＂，2012年11月30日，http://bbs.1205.cn/thread-32437-1-1.html。

黎協，又名黎國民，生於澳門。夏威夷富商、同盟會分會部長。 1875年，黎來到夏威夷，起初在莫洛凱島上做工，後轉到夏威夷島希爐埠工作。他在種植園工作八年，稍有積蓄，開設一家小雜貨店，後發展到三四家商店。 黎開始投資房地產，兼種植甘蔗，成為希爐埠的華人富商。 黎慷慨捐助各種慈善事業，成為希爐華人社會的僑領，在整個希爐埠頗有名聲。 1903年12月，孫中山應毛文明之邀來到希爐埠演講，黎與另一華僑商人黃根組織歡迎委員會。孫中山乘船在夏威夷島卡烏登陸，黎和黃根陪同孫中山從卡烏乘火車來到希爐埠。孫中山在希爐埠時，住在黎家或黃根家。 黎與孫中山成為好友，積極支持革命運動，帶動希爐華人捐助起義活動。1910年，孫中山到夏威夷成立檀香山同盟會；同年5月到達希爐，停留約兩周，成立檀香山同盟會希爐分會，華僑踴躍入會，參加會員達385人，黎擔任分會部長。 孫中山離開夏威夷後，多次寫信給夏威夷同志，其中有三封信寫給“國民兄”（黎協）,信中孫中山要求緊急捐款。 1915年1月19日，在希爐市內，一名華僑對黎開槍射擊。他身中數彈，11月25日，因傷重去世，年僅52歲。 兇手當場被捕，認罪後被判刑。此案當時沒有深究兇殺的動機。但黎協的家屬稱，兇手背後有人指使。 孫中山得悉黎協被害後，1915年12月14日和1916年1月26日，寫信給希爐分部和籌餉局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 黎協與有一半夏威夷半白人血統的婦女結婚，生育七個子女。 黎協之女伊莉莎白（Elizabeth Lai Hiplum）說父親支持孫中山革命，所以有人反對他，他被人槍殺與此有關。 黎協的孫女Muriel De Ponte，是黎協次子之女。她說，父親告訴她，祖父遇害是有人暗中指使。 黎協的許多個孫子和孫女現住在火奴魯魯。其中，伊莉莎白及其兒子Ted Lum十分珍惜黎協的生平事蹟，向作者馬兗生提供許多寶貴資料。2000年4月伊莉莎白去世。親友說，她生前能把黎協和她見過孫中山的資料告訴馬兗生，是她晚年最高興的事。[1] [1]馬兗生：《孫中山在夏威夷：活動和追隨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第163-164頁。

陳恭尹，字元孝，號獨漉子，又號半峰，晚號羅浮布衣，生於順德大良（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大良鎮）錦岩岡東麓。清初“嶺南三大詩家”之一。 恭尹自幼聰敏，好學深思，12歲喪母，15歲補諸生。16歲時，父親陳邦彥起兵抗清，恭尹隨庶母及兩個幼弟回到原籍順德龍山鄉下居住。清朝巡撫佟養甲偵知，派兵前來劫持。恭尹適值外出，聽到消息，喬裝逃到增城縣新塘鄉，在父親的朋友湛珩如家中躲藏數月，才避過緝捕。同年九月，父親和二弟陳馨尹遇害，全家只他一個倖存。第二年，清將李成棟反正，廣東重建南明旗號，永曆帝遷居肇慶。恭尹入朝泣陳父親殉難情狀，得授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之職，給假歸家治喪。清順治七年（1650）冬，清軍大舉反攻，再陷廣州，永曆君臣西走桂、滇。恭尹不及相隨，逃匿於西樵山中，從此與永曆朝廷失去聯繫。 之後十年，恭尹懷著國破家亡的深痛巨創，積極從事反清活動。起初三年，他奔走於福建、浙江、江蘇一帶，意圖與鄭成功、張煌言等抗清人士聯繫，但沒結果。 順治十一年（1654）春，恭尹折回廣東，在增城與湛珩如女兒成婚；第二年回到順德，寄居羊額友人何衡、何絳家中，密切關注時局，與何氏兄弟、梁璉、蔡艮若等讀書切磋之餘，同赴陽春、澳門；到新會崖門，渡銅鼓洋，秘密結交遺臣志士共圖大業，未能成事。 順治十五年（1658），恭尹與何絳再度遠行，打算西走雲貴，投奔永曆朝廷。行至湖南昭潭（今湘潭），因清軍封鎖嚴密，只好改道北上，轉徙湖北、江蘇、河南，北渡黃河，直扺太行山下。他沿途留心觀察地形和關隘，結合以前在東南沿海所見，繪成《九邊圖》，以備他日之需，但當時西南地區抗清力量已成強弩之末。第二年冬，他在鄭州遇見平西王吳三桂由雲南遣送京城的象隊，得知南明政權傾覆，永曆帝逃入緬甸，只得鬱鬱南歸，隱居於增城新塘。兩年後，他聽到永曆帝遇害的噩耗，哀慟之餘，見新朝統治已成定局，痛心復興無望，再也無意遠遊，攜眷回到順德，隱居於羊額七年。他與友人何衡、何絳、梁璉、陶璜相與砥礪名節，抑志讀書，世稱“北田五子”。 中年以後，恭尹銳氣逐漸消磨，息影田廬，以詩文琴酒自娛。清康熙七年（1668）夏，湛氏夫人病逝，他領著兒女扶柩移居增城新塘。八年後，三藩之亂爆發，居地正當要衝，不堪兵燹困擾，恭尹舉家回到順德，先後寓居羊額和龍江。1678年秋，官府懷疑恭尹與三藩反叛事件有瓜葛，拘捕他入獄二百多天。經此變故，恭尹心存畏懼，明哲自保，1684年，築室廣州小禺山（今禺山路附近），日夕以詩酒酬世，“貴人有折節下交者，無不禮接”。他被友人梁璉當面批評“何事而僕僕走風塵”，但終其一生不仕清，並常以鬱勃沉酣的詩筆，撻伐新朝統治者，民族大節實無虧損。 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月十二日，恭尹去世，終年69歲。 陳恭尹一生以詩名世，著有《獨漉堂全集》。他與父親學生、著名詩人屈大均思想行藏接近，交誼相當深厚，藝術上互相切磋濡染，共同輝映清初嶺南詩壇。 北方大詩家朱彝尊、王士禎、趙執信、納蘭性德等人，對陳恭尹十分敬重，彼此建立友誼。陳恭尹詩集中最有價值的，是感時傷世、托古諷今、反映民生疾苦、描繪地方風貌的作品。他以抒發性情為宗旨，藝術風格上不拘泥宗唐宗宋的偏見，兼採眾長。在各種體裁中，以七律成就最高。今人劉斯奮、周錫《嶺南三家詩選》評陳恭尹的詩“既豪邁雄奇，又藴藉含蓄，鬱勃沉雄而不晦澀生硬，堪稱舉重若輕，舒卷自如”，概括他的藝術特色。[1] 陳恭尹和番禺屈大均、南海梁佩蘭被譽為清初“嶺南三大詩家”。他不僅是一代文學宗師，而且是個書法家。他的隸書主要取法於漢碑，得益最多的為《夏承碑》、《曹全碑》。《曹全碑》主要特色為秀逸，而《夏承碑》以靈動著稱，兩碑的特色構成陳恭尹隸書的主要風格。他能以瘦逸遒勁之筆，盡量避免隋唐以來那種呆板孱弱的習氣，不為漢碑所囿，在當時廣東書壇極具開拓性意義。但受條件限制，當時所能見到的漢碑不多，不像乾隆以後金石學、小學的興盛和各種碑版的大量出土，這使得陳恭尹無法博採眾家之長。 陳恭尹的傳世書跡比屈大均、梁佩蘭較多，朱萬章編著的《廣東傳世書跡知見錄》中錄有其書跡51件，其中隸書有20多件，主要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廣州藝術博物院、天津藝術博物館及私人藏家中，其隸書名跡主要有故宮博物院所藏《題明史列傳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詠月詩》軸、廣州藝術博物院藏《隸書》軸，以及廣東省博物館所藏《祝龍翁》詩賦斗方和《詠花十詩》卷等，尤以《詠花十詩》卷為精湛。 陳恭尹的隸書在當時享有很高的聲譽，清初文人王士禎在其《香祖筆記》、《漁洋詩話》中屢次提及，陳奕禧的《隱綠軒題跋》有所論及。作為嶺南地區一代文學宗師，其隸書能揚名嶺外，名垂書史，在廣東書法史上並不多見。[2] 澳門普濟禪院，又稱澳門觀音堂，為中國佛教建築，具有中國名山古刹的特色，禪院的首座是大雄寶殿，次殿是長壽佛殿，後座正殿是觀音殿。院後還有廣闊幽深的後花園。禪院內收藏很多名家的書畫、書法、文物，包括馳譽中外畫壇的嶺南派大師高劍父及其學生關山月，陳恭尹、章太炎等人的作品懸掛於殿堂，供遊客欣賞。[3] [1].《清初詩人陳恭尹》，載“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網，2012年10月30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31321&secid=31361。 [2].《陳恭尹》，載“順德文化＂網，2012年10月29日，http://www.sdartol.com/html/2011/whmr_1019/633.html。 [3].《澳門觀音堂》，載“搜藝搜＂網，2012年10月29日，http://yishujia.findart.com.cn/10510789-180061-zixu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