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祚，字伯成，号留村，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入汉军正红旗籍。两广总督、诗人。 父亲吴执忠在礼亲王代善府中担当幕僚，被授予头等护卫。1650年初，吴兴祚以贡生身份被授予江西萍乡知县，当时白莲教聚众反抗朝廷，成为一大隐患，他开导和遣散教众。不久，他因犯错，被降补江南无锡知县。 无锡县吏亏欠了官库钱财，更换了几任也没法偿还，免职后仍留在任所不许离去。吴兴祚到任后，为本县请求豁免这笔亏欠款，那些应当偿还的则捐出私财代为缴纳。吴兴祚用耕种官田所得的租钱雇用劳役，老百姓的困难得以解除。发生饥荒时，他又叫人煮粥救济给饥饿的百姓。 八旗兵驻防苏州，吴兴祚向领兵的固山请求允许自己单骑前往军中进行约束。有的士兵偷吃老百姓家的鸡，被吴兴祚查出后，立即鞭打，以示处罚，使士兵都严格遵守纪律。1674年，吴兴祚迁为行人（官名，掌管接待诸侯及诸侯的上卿之礼），仍留下负责处理知县事务；又因漕运总督帅颜保举荐，他被破格提拔为福建按察使，为清廷收复郑成功所占厦门、金门等地。 1681年，吴兴祚被提升为两广总督。到任后，他上疏揭发尚之信在广东横征暴敛、老百姓深受其害长达几十年。他列举盐埠、渡税、渔课等各种弊端，上奏请求罢免。他上疏请求将禁界再拓宽，听任百姓捕采耕种。皇上派了尚书杜臻、内阁学士石柱会同吴兴祚巡历诸地，进行测量规划，使兵民都有安居乐业之地。 他又上疏称潮州海汛辽阔，商人往来贸易，因担心奸徒暗中骚扰破坏，应当将澄海协达濠营的水汛官兵船只改归南澳水师镇统辖，与碣石镇互相联络，巡视保卫外海的岛屿，得到朝廷允准施行。 1685年，吴兴祚上疏请在广东、广西二省设炉铸造兵器。给事中钱晋锡、御史王君诏上疏弹劾吴兴祚在铸造之事上弄虚作假，冒领功劳，将此事交由吏部商讨判决。1692年，吴兴祚被授为归化城右翼汉军副都统，但又因犯错被降级。 1696年，皇上亲征噶尔丹，命他从呼坦和硕前往宁夏安抚13个驿卡，但他请令愿意效力镇守沙克舒尔驿，没多久，官复原级。 1697年，吴兴祚去世，终年66岁。 吴兴祚为政时为民着想，免除苛税琐事，受到远近百姓的爱戴。他任过官职的地方，都将其列入名臣之中进行祭祀。[2]他著有《留村诗钞》、《宋元声律选》、《史迁句解》、《粤东舆图》等书。[1] 1684年春，工部尚书杜臻、内阁学士石柱在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的陪同下，在澳门巡视二天。之后，广东官员对澳门巡视频繁。[3] 现录吴兴祚约作于1682年的诗一首： 《自香山县渡海赴濠镜》[1] 欲经濠镜，薄暮正扬舲。风雨声相搏，鱼龙气自腥。 黑云迷远屿，白浪拥孤汀。隐隐闻钟鼓，蛮归议事亭。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41-46页。 [2]《中华全二十六史》编委会：《中华全二十六史》（白话文版第10册），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第8938-8939页。 [3]邓开颂：《葡萄牙占领澳门的历史过程》，载“潮汕风情网＂网，2013年9月30日，http://ren.csfqw.com/article-13779.html。

明代官员、学者、科学家。字子先。上海县徐家汇（今属上海市辖区）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崇祯五年（1632）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要。崇祯六年，兼文渊阁大学士。16世纪中，欧洲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医学、物理学、哲学等相继传入中国。徐光启、李之藻等一批学者通过利玛窦等传教士接触到西方科学知识，向往并潜心研习西学，翻译介绍西书，成为近代西学东渐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奠基人。徐光启早年在韶州教书时，曾结识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郭居静（Lázaro Catâneo，1594-1640），初次接触到西方文化。其后得知利玛窦在南京传教，1600年春专程赴南京拜访。1603年再次去南京时，利玛窦已在北京。罗儒望神父（Joannes de Rocha，1566-1623）向他讲论教理，遂领洗皈依天主教。徐光启43岁中进士。利玛窦、庞迪我（Diego Pantoja，1571-1618）正在北京传教，他常从利玛窦问学，研习格物及几何学。徐光启坚持研究西学30年，涉及范围广泛，以天文学、数学、农学最为突出。他十分重视数学的智育功能，认为数学是“不用为用，众用所基”，即诸学科基础的基础，大力倡导。万历三十四年（1606）由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录，翻译《几何原本》，到次年5月译成6卷。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盛赞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徐光启还精于火器，仿西法制造大炮，抵抗清军。他编撰《农政全书》60卷，分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广类、种植、收养、制造、荒政等12章，除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文献进行系统的摘编外，还有他自己在农业和水利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西书的译述。晚年主编《崇祯历书》137卷，崇祯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最后向皇帝上疏报告此书成书情况时，距他逝世仅有八天。近代学者王重民辑有《徐光启集》。

黄佐，字伯才，号泰泉，香山县铁城（今属中山市石岐）人。教育家和文献学家。黄畿之子、黄瑜之孙、黄泗曾孙。 黄氏祖籍江西，明代定居香山。祖父黄瑜，世称“双槐先生”。父亲黄畿，世称“粤洲先生”。均为一代儒宗，以品学知名。 黄自小聪慧好学，幼承家风，三岁时读《孝经》，八岁时钻研诗、词及天文、历算之书。明正德五年（1510）考中解元；明嘉靖元年（1522）荣登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1] 当时，朝廷发生一宗“大礼议”政治事件。明正德皇帝（朱厚照）死后无子，明嘉靖皇帝（朱厚熜）以“兄终弟及”身份，由藩王继位。藩王授意大臣议尊他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即去世的太上皇），不少大臣认为不合礼法，应尊正德皇帝之父（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才是。黄联名签署奏章，据“礼”力争。因此得罪皇帝，黄被流放任江西佥事，不久改任广西督学。期间，黄倡修乡村社学，拆除淫祠，编印《理学本源》颁行所辖郡邑。[2] 后来，因母亲病重，黄辞官回家。他拜王守仁为师，“与论知行合一之旨，数相辨难”，得到王守仁的称赞。期间，远近学者从游甚众，为此，黄特别开辟“粤州草堂”，接待游学士子。 黄居家九年后，被重新起用，担任翰林院编修兼左春坊左司谏；不久，升任侍读，掌管南京翰林院，擢南京国子监祭酒。 母亲去世后，黄担任少詹事，与首辅夏言议河套事意见相左。当时，吏部右侍郎职位空缺，欲谋此位者互相诋毁，使龙颜大怒。黄未参与其中，却因是被荐举为候选人而受牵连被罢官。从此，他淡泊功名，绝意仕途。 黄回到广州居住后，改白云山景泰寺为泰泉书院，广收弟子。弟子中不乏俊贤之才，明代岭南诗坛著名的“南园后五先生”中，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都出自他的门下。讲学之余，黄潜心著述，经学、地方文献、诗词等都有大建树。 黄博通经藉，学术上尊重陈献章之学说，而与王守仁则数相辨难。其所持理气一体说，认为“理即气也，气之有条不可离者所谓理，理之全体不可离者谓之道。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在明代学坛独树一帜。 黄勤奋撰述，著作等身，著有《诗经通解》21卷、《礼典》40卷、《乐典》36卷、《乡礼》七卷、《续春秋明经》12卷、《小学古训》一卷、《姆训》一卷等经类。 黄是一代诗宗，著有《两都赋》两卷、《泰泉集》60卷等诗文集。他的诗任气而行，雄直恣肆，不傍门户，被后人尊为“吾粤之昌黎”。朱彝尊评价为“岭南诗派，文裕实为领袖，功不可没。” 黄在地方文献方面的贡献尤为卓著，正德年间撰成《广州人物传》24卷，分门别类记载广东历代先贤近200人。嘉靖六年（1527）纂成《广州市府志》70卷50余万字。此书有作有述，记秦至元史事，皆采录史书；明洪武至嘉靖史事，则据所见所闻。嘉靖三十七年（1558）主纂《广东通志》，历时三载，成书70卷。此书体例严谨，文字简雅，资料充实。 黄还著有《罗浮山志》、《志雍志》24卷、《广西通志》60卷、《香山县志》8卷。此外，黄著有《通历》36卷、《革除遗事》六卷、《翰林记》30卷等史类书。 黄平生操守严谨，住宅接近府寺，喧哗嘈杂，但他处之泰然，不为所动。居室使用简陋的布帐大床，长期以来都没有更换。每晚治学至夜深时分，他还未休息。另一方面，他对于周济贫苦人家的社会义举，惟恐落后于人，特意为此购置“义田”，用来赡养族人。每当发现乡村当中有孝义之人，他必定向地方官府申明报告。 嘉靖四十五年（1566），黄病逝，终年77岁。黄佐被诏赠为礼部左侍郎，諡号文裕。[1] 黄佐嘉靖年间编撰的《广东通志》记：香山县的浪白、濠镜、十字门等是广州地区沿海的舶口之一。其中，濠镜和十字门后合称为澳门。澳门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比浪白更方便于联系县城和省城。在通番贸易时代，澳门是外国朝贡的一条主要通道。[3] 嘉靖八年（1529），林富任两广总督时，见到广东沿海实行海禁的结果：外贸萧条停滞，朝廷要的奇珍异宝无著，人民生活困苦，政府失去税收，损失重大，各阶层都难以忍受。于是，他请香山县学者黄佐，代拟了一封给朝廷的奏疏，叫《代巡抚通市舶疏》，其中写道：“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4] 现录黄佐的诗两首： 《石岐夜泊》[5] 香山秀出南海壖，四围碧天涵青天。七星峰峦拥楼阁，北斗照耀开云烟。 云烟长至峰峦起，覆露千家连百里。渔歌菱唱不胜春，桂棹兰桡镜光里。 石岐夜泊白鸥沙，南台缥缈浮梅花。蛟浦澄澄洗明月，龟城蔼蔼升繁霞。 繁霞明月从昏晓，翠栱朱蒃纷窈窕。井澳空传北骑仙，鸟岩多见南枝鸟。 鸟飞仙去杳难寻，木自成乔水自深。登堂一入青山郭，尚友惟闻绿绮琴。 绮琴古韵真奇绝，正气当年动寥泬。共言解愠协熏风，谁悟知音成白雪。 白雪熏风调莫弹，栽桃栽柳世称难。身随列宿归天上，迹比灵光寄此间。 大北山前松柏老，寿星原上多瑶草。采采今为南陌行，迢迢昨忆青门道。 道出青门月子冈，浴凫飞鹭满莲塘，竟夸北里量牛马，绝胜西康集凤凰。 豪华比屋何须数，海错山珍弃如土。到处那无种玉田？营家自有藏金坞。 豪华堪美更堪悲，零落山丘能几时？红棉葳蕤装半臂，磨灭芳名谁复知。 此时壮志期鸿鹄，此夜疏灯照帆宿。浩歌梁甫回阳春，沧波渺渺桑田绿。 《春夜大醉言志诗》[6] 拔剑起舞临高台，北斗插地银河回。长空赠我以明月，天下知心唯酒杯！ 门前马跃箫鼓动，栅上鸡啼天地开。倦游却忆少年事，笑拥如花歌落梅。 [1]林子雄：《黄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2]杨万秀：《广州名人传》，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第2-46页。 [3]《论澳门海洋文化》，载“读书人网＂，2012年1月1日，http://www.reader8.cn/data/2008/0803/article_148001.html。 [4]黄启臣：《16至19世纪中国政府对澳门的特殊方针和政策》，载《学术论坛》，1990年第6期，第65-71页。 [5]何文广：《〈香山诗略〉续编》，载《中山文史》（第5-6辑），中山：中山政协，1987，第151页。 [6]康忠慧：《明代岭南大学者黄佐》，载《南国早报》，2009年6月8日。

明朝官员。字少南。广东南海人。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历任江西乐平知县，监察御史，右佥都御史，后出任浙江、福建等省巡抚。生性耿直，不畏权贵豪强，素以敢言著称。《明史·庞尚鹏传》称他“慷慨任事，颇有经济之才”，“所至搏击豪强，吏民震慑”。因民苦徭役，他在浙、闽、粤三省推行一条鞭法，政声卓著，各地民众皆立生祠祀之。庞尚鹏出任广东监察御史之初，十分关怀澳门。他认为，葡萄牙人入住澳门后仅数年，使荒岛变成“雄然巨镇”，成为一处繁华商埠。出于士大夫对国家的责任感，嘉靖四十三年（1564）冬，在他离开广东出任浙江巡抚时，将其在澳门所见及他对澳门问题的态度，写成一份奏章上报朝廷。奏章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又称《区划濠镜保安海隅疏》或《抚处濠镜澳疏》。这份奏章节细记载了澳门开埠初期的真实情况，内容丰富。它较早地记录了“濠镜澳”和最早记载“澳门”两个地名；首次记载16世纪葡萄牙商人在浪白外洋及澳门近海的贸易情况，还记载了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澳门的迅速发展，以及葡萄牙人的骄悍和“不甚守法”的情况。这份奏章以后曾在多种典籍中载录，如《广东通志》、《明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澳门纪略》、《香山县志》等，是一份史料价值极高的澳门文献。

明代戏曲家。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江西临川人。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后，任南京大常寺博士和礼部主事。万历十九年，上疏直请皇帝罢斥奸臣，提拔贤才，但万历皇帝有意袒护权臣，把他远谪到广东徐闻县，降职为典史。汤显祖翻越大庾岭，来到广东南雄县，后到达广州。直到十一月，汤显祖乘船从番禺南下，出虎门，来到珠江左侧的贸易港香山澳（即澳门）。这期间，汤显祖写下了《听香山译者》（两首）、《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香岙逢贾胡》四首关于澳门的诗。在这些诗篇中，他描绘了葡萄牙商人：“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形容葡萄牙少女：“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这些诗篇，成了传世最早以澳门为素材的中文古诗。汤显祖来到华洋杂处的澳门，香山澳通事向他介绍了海外贸易的盛况，他用诗的语言，描绘了一幅16世纪的澳门风情画，不仅在澳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价值，还成为直接反映明朝万历年间澳门历史及社会生活最生动、最珍贵的史料。他在澳门的短暂停留所获得的深刻印象，甚至影响其日后的文学创作。他的传世之作有传奇《牡丹亭》（即《还魂记》）、《南柯记》、《邯郸记》和《紫钗记》，合称《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牡丹亭》的第二十一出“谒遇”中提到“番鬼们建造”的香山澳多宝寺，从侧面反映了澳门圣保禄教堂的影响。

天主教传教士。字敦伯。比利时人。1641年入耶稣会，1658年抵澳门。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自陕西奉诏赴京，助汤若望修历。1669年（康熙八年）授钦天监副职，所造天文仪器，计有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天体仪、地平经仪、经平纬仪（即象限仪）、纪限仪等，又撰《新制灵台仪象志》16卷，以说明各仪之制法、用法及安置法，并有绘图。1674年（康熙十三年），授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少卿职衔。十七年（1678年）又成《康熙永年历法》32卷，加通政使衔。1688年病逝，康熙以其治历劳苦功高，赐諡号“勤敏”，为西洋教士蒙赐諡号之始。

李孙宸，字代玄，别字伯襄，号小湾[1]，香山榄都（今属中山市小榄镇）人。明代进士，礼部、户部尚书，书法家。 明万历四十年（1612），孙宸参加乡试获得第二名；万历四十一年（1613）荣登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万历四十三年（1615），孙宸完成六科考试后，准假回乡办理先人骨骸安葬事宜。期间，他登罗浮、游西樵，与农夫樵汉牧人相处，共叙山茶素餐；所到之处，皆有赋咏，也到香山胜境虎逊岩游览，有诗志其事。 一年后，孙宸返回京师覆命，授职掌内书堂，之后掌管左春坊左庶子，奉命纂修文章书翰。 明天启五年（1625），孙宸升任国子监祭酒；天启六年（1626）升詹事府侍读学士（掌管皇后与太子家事、教太子读书等事务）兼庶吉士教司；不久，晋升南京礼部右侍郎兼署礼部、户部尚书。 明崇祯初年，孙宸升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察典、经筵讲官。当时通州、蓟州、遵化等城为清军攻陷，京师告急戒严。孙宸上疏陈述应变方略七条，并与闽粤籍京官上德胜门，协助将士守城，发誓以身殉国；倡议捐献薪俸，变卖金饰用以犒劳守城将士。当时，很多官吏到市上抢购马匹，作为逃难所用。孙宸却说：“君辱臣死，买马何用？！”充分体现他报国忠君的坚决态度。 崇祯三年（1630），孙宸返礼部视事，次年十月晋升南京礼部尚书（享受一品俸禄）。 崇祯七年（1634），孙宸在任内病故，年仅58岁。 李孙宸被追赠太子太保，諡号“文介公”。他的曾祖父李惇、祖父李诒德、父亲李厥永，都被封光禄大夫、太子太保，追赠为礼部尚书衔。 李孙宸之子李果植。孙子李世纶受庇荫进入国子监读书。 李孙宸著有《建霞楼文集》十卷、《诗集》21卷、《翔斋稿》、《南沐斋稿》、《北舟小草》等。[1] 小榄舜举何公祠，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现存李孙宸为该祠中堂题写的“积厚流芳”木匾，因此，何公祠俗称“积厚祠”。[2] 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二十日，巡按广东监察御史王以宁奏：“澳夷借口防番，收买健斗倭夷以为爪牙，亦不下二三千人”。刑科给事中郭尚宾的奏疏中提到：“番夷无杂居中国之理，彼且蓄聚倭奴若而人，黑番若而人，亡命若而人，以逼处此土”。当时，李孙宸说：“澳故多蓄倭奴，托为备御红夷，而阴实示梗。”可见，当时明朝政府及其官员对居住在澳门的日本人统称为“倭奴”，充满戒备防范之心，驱倭出澳门，消除这些危险。[3] 现录李孙宸的诗一首：[2] 《园榄连理树并序》（园榄山头有双树连枝者，下有古墓存焉，与诸子巽而赋之。） 双根古树接连垂，下有荒坟事可疑。应是芳魂曾未死，故将幽恨表连枝。 想像泉台事岂真，来生未尽宿生因。人间欢合随流水，得似双枝岁岁新。 白杨烟雨昼冥迷，何处牛羊下古提。独有关情双鬲瑦？春来偏傍墓枝栖。 [1]《菊城传世三名士》，载“中山网＂，2008年8月6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05/11/28/529359.shtml。 [2]何仰镐：《小榄镇现存的明清两代建筑物》，载《中山文史》（第14-15辑），中山：中山政协，1988，第84-87页。 [3]孔颖：《明季澳门“倭奴”辨析》，载“中国论文网＂，2013年6月3日，http://www.xzbu.com/4/view-3238735.htm。

劳之辨，字书升，号介岩，浙江石门（今属桐乡县）人。进士、左副都御史。 清康熙三年（1664），之辨荣登进士，选庶吉士，由主事迁郎中，外任直隶山东、贵州、广东地方官，内擢太仆、大理寺卿、顺天府丞。[1] 康熙二十四年（1685），之辨被提升为通政使参议，后迁兵部督捕理事官。后来，他连遭亲人去世，解职守制；服满后，起用仍任原官，升到左副都御史，多有倡议。[2]康熙四十七年（1708），他晋升左副都御史，不久，以言事罢归。 康熙五十二年（1713），之辨赴京祝贺皇帝万寿，恢复原官位；第二年，在家中去世，终年75岁。[2] 劳之辨写诗学白居易，喜欢以杂律记时事，善于写物状情，鲜活生动，且寄寓讽谕；著有《静观堂诗集》30卷。所他的作品为多种清诗总集、选集收录，《清诗别裁集》、《两浙輶轩录》、《晚晴簃诗汇》、《清诗铎》、《清诗纪事初编》、《清诗纪事》都选录其诗作多首。[3] 康熙二十四年（1685）春，在广南韶道任上，劳之辨与粤海关监督巡历澳门。 他所撰《自序》记载：“乙丑初设海关，额未定。商人仗新榷立威。乘澳夷演礮悮触其船，以夷人劫货伤人起讼端。余会同榷使宜、成二君尅期进澳，焚香告神，誓无枉纵。薄暮抵行馆，有通事怀橐中金求见，不下陆大夫装。余使吏人叱之去。通事白云‘此官司进澳故事，纳则夷人心慰，不则反滋疑惧。’余卒严却之。诘朝会鞫，商辞半属张大。余止以礮损洋船，断偿修艌银三百两。仍坐商以诬，欲笞之，奸商俛首。夷人扶老携幼送及关，感激涕零而返。自此商舶澳夷两相帖服。西洋之司历都下者，前则南君怀仁，后则闵君明我，传达以为美谈。” 现录劳之辨的诗四首： 《同满汉榷部巡历濠镜岙四首》[1] 漫言观海去，翻作入山行。蜡屐争猿捷，篮舆似鸟轻。 荔枝随地发，翡翠避人鸣。放眼乾坤阔，春潮万里生。 蓬莱绝顶上，曾眺日东升。市本蛟宫现，楼从蜃气凝。 忽移炎徼节，重睹海云蒸。采捕新无禁，渔家夜结罾。 纶音来北阙，货贝自西洋。刀剑非常制，衣冠亦采章。 玻瓈浮竹叶，钿盒贮槟榔。不识沧桑换，相呼只大唐。 孤屿何雄峙，兹门实壮哉。珠江初置榷，烽火旧遗台。 玉帛通千岛，梯航走八垓。新悬平准法，互市仗长才。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63-66页。 [2]《中华全二十六史》编委会：《中华全二十六史》（白话文版第11册），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第9070页。 [3]故人、张森生：《清代诗人劳之辨》，载《嘉兴日报》，2013年11月25日。

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两广总督张鸣冈上奏，主张对澳人加强防范，申明约束。海道副使俞安性向葡人立下五条禁例。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吴兴祚，字伯成，号留村，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入汉军正红旗籍。两广总督、诗人。 父亲吴执忠在礼亲王代善府中担当幕僚，被授予头等护卫。1650年初，吴兴祚以贡生身份被授予江西萍乡知县，当时白莲教聚众反抗朝廷，成为一大隐患，他开导和遣散教众。不久，他因犯错，被降补江南无锡知县。 无锡县吏亏欠了官库钱财，更换了几任也没法偿还，免职后仍留在任所不许离去。吴兴祚到任后，为本县请求豁免这笔亏欠款，那些应当偿还的则捐出私财代为缴纳。吴兴祚用耕种官田所得的租钱雇用劳役，老百姓的困难得以解除。发生饥荒时，他又叫人煮粥救济给饥饿的百姓。 八旗兵驻防苏州，吴兴祚向领兵的固山请求允许自己单骑前往军中进行约束。有的士兵偷吃老百姓家的鸡，被吴兴祚查出后，立即鞭打，以示处罚，使士兵都严格遵守纪律。1674年，吴兴祚迁为行人（官名，掌管接待诸侯及诸侯的上卿之礼），仍留下负责处理知县事务；又因漕运总督帅颜保举荐，他被破格提拔为福建按察使，为清廷收复郑成功所占厦门、金门等地。 1681年，吴兴祚被提升为两广总督。到任后，他上疏揭发尚之信在广东横征暴敛、老百姓深受其害长达几十年。他列举盐埠、渡税、渔课等各种弊端，上奏请求罢免。他上疏请求将禁界再拓宽，听任百姓捕采耕种。皇上派了尚书杜臻、内阁学士石柱会同吴兴祚巡历诸地，进行测量规划，使兵民都有安居乐业之地。 他又上疏称潮州海汛辽阔，商人往来贸易，因担心奸徒暗中骚扰破坏，应当将澄海协达濠营的水汛官兵船只改归南澳水师镇统辖，与碣石镇互相联络，巡视保卫外海的岛屿，得到朝廷允准施行。 1685年，吴兴祚上疏请在广东、广西二省设炉铸造兵器。给事中钱晋锡、御史王君诏上疏弹劾吴兴祚在铸造之事上弄虚作假，冒领功劳，将此事交由吏部商讨判决。1692年，吴兴祚被授为归化城右翼汉军副都统，但又因犯错被降级。 1696年，皇上亲征噶尔丹，命他从呼坦和硕前往宁夏安抚13个驿卡，但他请令愿意效力镇守沙克舒尔驿，没多久，官复原级。 1697年，吴兴祚去世，终年66岁。 吴兴祚为政时为民着想，免除苛税琐事，受到远近百姓的爱戴。他任过官职的地方，都将其列入名臣之中进行祭祀。[2]他著有《留村诗钞》、《宋元声律选》、《史迁句解》、《粤东舆图》等书。[1] 1684年春，工部尚书杜臻、内阁学士石柱在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的陪同下，在澳门巡视二天。之后，广东官员对澳门巡视频繁。[3] 现录吴兴祚约作于1682年的诗一首： 《自香山县渡海赴濠镜》[1] 欲经濠镜，薄暮正扬舲。风雨声相搏，鱼龙气自腥。 黑云迷远屿，白浪拥孤汀。隐隐闻钟鼓，蛮归议事亭。 [1]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41-46页。 [2]《中华全二十六史》编委会：《中华全二十六史》（白话文版第10册），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第8938-8939页。 [3]邓开颂：《葡萄牙占领澳门的历史过程》，载“潮汕风情网＂网，2013年9月30日，http://ren.csfqw.com/article-13779.html。

卢光裕，字圣珍，号舜渠，讳光裕，广东省新会潮莲乡（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街卢鞭村）人。澳门富商。卢九的长兄卢华锦第三子。[1] 卢光裕少年老成，勇作敢为，深得叔叔卢九所器重，待之如子。他经营商业，逐步致富。卢光裕与堂兄卢廉若多次承充澳门闱姓生意。1899年，他和卢廉若、葡人伯爵‧飞难地合作，承充澳门闱姓。1901年，内地义和团运动兴起，恩科奉旨延迟，以致所收银票，全部退回。 1886-1896年，卢九与林西、何连旺连续三届承充澳门番摊生意，担保人是亚纳伯爵妻子晏拿爹厘士‧飞难地，每年上交规银升为150000元。新合同是旧合同期满后延期。 1897年7月28日，各股东与新三记公所签订合同，经营澳门闱姓生意。该项生意分成300股，每股1000元，李升占80股，卢光裕占17股，何连旺占40股，尤勉之占30股，卢九占43股，Lu-Lau-Shan和卢廉若占60股，飞难地妻子（Anna Thereza Ferreira）占30股。卢氏家族共占120股，控制着新三记公所和此项生意。 1897年，卢光裕、卢九与另一名赌商柯六合作创立恒和公司，承充包售仁慈堂彩票，合作经营十年。卢光裕担任该公司司事，“卢光裕做该公司司事多年，所有公司所得每百元票价一十二元之利益及中票不到收银之遗彩，均由其一手收存”；宝行银号是卢九一手创建的最重要的家族企业之一，1905年初，卢九委任卢光裕为该银号司事，掌管银号日常事务。可见卢九对卢光裕的倚重。[2] 1906年1月，卢光裕和卢廉若成为澳门业钞公会副会员。 1907年3月，卢光裕与萧登合作，承批位于马蛟石炮台相连之山脚一块空地。 1909年1月2日，卢光裕被柯六控告，暴露经营仁慈堂彩票的内幕。恒和公司三大股东，卢家占了两个，而且卢光裕长期担任公司司事。但卢光裕已去世，该案不了了之。 同年11月20日，柯六登报请求将恒和公司解散。[1] 卢光裕是澳门第一批的住宅电话使用者。[3] 卢光裕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后，通过捐钱做官。前清时为候选道，赏戴花翎，诰授中宪大夫。卢光裕去世时，女儿卢梅君14岁，妻子侯氏是女儿代理人。妾秦氏，儿女卢亚苏、卢芳姑不到14岁，秦氏是儿女的代理人。妾伊氏，女儿卢波详不到14岁，伊氏是女儿的代理人，都不在澳门。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62-173页。 [2]林广志：《卢九家族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8-29页。 [3]程惕洁：《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85页。

汪文炳，字冠时，号伴樵，香山县铁城（今属中山市石岐）南门人。进士、作家、《香山县志续编》总编纂。 清光绪二年（1876），汪文炳考中丙子科举人，光绪二十六年（1880）荣登庚辰科进士，殿试二甲第93名。他先任吏部主事，选授浙江富阳知县，署理钱塘知县，升候补知府；后迁任庚子科浙江乡试同考官、乙酉科顺天乡试弥封官，赏花翎、盐运使衔。[1] 1915年，汪文炳和张丕基（仲弼）被聘为《香山县志续编》总编纂，重修《香山县志》（光绪志）共16卷，志成于1923年。[2]《香山县志续编》提到“澳门为西洋人所住，始自前明嘉靖年间，载在县志，每年仅纳地租银五百两”。“20世纪20年代，澳门半岛及其附近岛屿，合计周围水陆地方平面计算共约370里。” 晚年时候，汪文炳归隐，与邑中名士李赞辰、林星舫、梁碧珊、郑鼐等人，在南门迎阳石成立“仿白香山九老会”，唱游为乐。 汪文炳善于作诗，现录四首：[1] 《壬子重九仿白香山九老会宴集迎阳石》 朋辈招邀让我先，联欢九老继唐贤。重阳节幸留佳日，南极星欣聚九天。 石上题诗伟韵事，楼头醉月迈英年。沧桑世变撩人感，徙倚斜阳古树边。 《步郑君熙见赠四首韵》 管领湖山记宦游，饱餐风月集清流。宰辞花县图归隐，恨抱萱帷莫解忧。 三窟功名嗤狡兔，一生心迹寄浮欧。且倾樽酒酬佳节，胜会春明瞬复秋。 《闻本邑专审所员曾罗被逮捕解省感赋》 其一 扫除专制说共和，何物豺狼遍地多。 贿赂公行无枉直，脂膏尽吮等妖魔。 欧风美丽阴全翳，白镪黄金抚且摩。 幸有法庭公道在，作囚阶下罪严科。 其二 恨煞机关布爪牙，作伥引虎罪应加。 通风兔狡营三窟，败露狼贫哭几家。 草木有知能指佞，雷霆不测尽诛邪。 诸公有意休钳舌，莫比寒林宿暮鸦。 [1]《汪文炳‧清末》，载《中山文史》（第18辑），中山：中山政协，1990，第102-103页。 [2]《香山县志续编》，载“中山市档案资讯网＂，2013年12月1日，http://www.zsda.gov.cn/html/zsdq/zszs/xz/。

曹有，字应贤，号谓泉、益昌，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在澳门繁衍生息，发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马行街创立缫丝厂，成为晚清时期澳门最早的工业投资者之一。[1] 1870年，曹有与沈旺、王禄、德丰等人出资筹建镜湖医院，香山县政府和澳葡当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会办理登记立契手续，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会发布公告，批准在三巴门外沙岗山边兴建医院。 曹有与兄长曹雨亭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80年4月，曹有购买水车一架赠送给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认为曹有“乃属出于情愿，亦并无私益，越有功劳，是以本澳官乐为收领”，并对曹有“郑重表扬，实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赏给曹有御赐圣母金星，他成为当时首位获此殊荣的晚清澳门华商。[1]同年，他获得清政府钦赐二品顶戴花翎，并获赐牌坊“乐善好施”一座，以示旌奖。[3] 1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有的长子曹善业，何穗田、陈赓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资助，来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为镜湖医院的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见证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4]，与澳门知名人士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联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 曹有生育十多个子女：其中包括曹善业、曹善芳、曹善琼、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荣、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谦（子挥）等。[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页。 [4].《晚清澳门儒商曹有等创办镜湖医院借大量银款给孙中山办药局“赠药”》，载《羊城晚报》，2011年9月19日。

何作猷，字汝宏，号仲秩，香山榄都（今属中山市小榄镇）人。进士、翰林院编修。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何作猷荣登戊戌科第215名进士，殿试二甲第十名，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九年（1903），何作猷为癸卯科乡试担任十八省磨勘官；光绪三十年（1904），他为甲辰科会试任同考官；朝廷赏戴花翎二品衔。后来，何作猷担任甘肃甘州府知府。[1] 中日战争后，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尤其牵动人心。内外官员、在京会试举人2000多人纷纷上书，要求废约抗战，反对割地赔款，涉及当时全国23个省区，与台湾岛内的抗日战斗一起形成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何作猷参与上书。当时，他住在北京珠朝街中山会馆，也是会馆管理者。孙中山曾莅临中山会馆。[2] 1917年，广东图书馆复馆时，实行董事会制，冯愿等五人任董事，朱念慈任监理，后改委员制。第一任馆长是冯愿，李茂之、何作猷、茅谦之先后继任馆长。[3] 澳门哪吒古庙簷际悬一匾额，题“哪吒古庙”四字，乃何作猷所书。该庙所在地原名柿山，既有庙碑及对联参证。[4] 何作猷墓在邑城外龙拱村（今中山市城区槎桥村龙拱街）。 现今小榄何家祠，又称仆射何家祠，是清康熙初年，由何越巢倡建，经历200年之后，清同治十二年（1873）建成，1915年重修，三进三间，台梁式木架构，后座寝室原有顶脊长联一副，以表彰仆射何公的忠烈史迹，是由清浙闽总督何璟所撰长联： 谏二帝割三镇，早知和议之非，其如国步艰难，一木当风支大厦； 察敌骑将再来，代草勤王之诏，岂意人心涣散，孤魂随日返虞渊。 中座亭堂有一副顶脊联，是时任清翰林院编修何作猷所撰：[5] 上祀合两房，兄弟发祥钟凤岭；[6] 孤忠垂万古，君臣大节树燕山。[7] [1]王远明：《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459页。 [2]刘征：《海峡两岸的文化枢纽》，载《中国文化报》，2009年2月3日。 [3]方志钦、蒋祖缘：《广东通史》（近代下册），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1317页。 [4]郝雨凡等主编：《澳门学引论──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425页。 [5]何仰镐：《榄溪风物》，载《中山文史》（第46辑），中山：中山政协，2000，第159-221页。 [6]凤岭：指小榄。 [7]燕山：指徽、钦二帝被金人囚禁老死之所。

朱念高，香山县（澳门）第一任县丞。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香山寨升级为香山县。从明隆庆六年（1572）起，葡萄牙每年缴交的地租银500两，由香山县代为征收。 清雍正八年（1730），两广总督郝玉麟奏请朝廷增添香山县丞一名，专门处理华人与葡萄牙人之间事务和纠纷。 雍正九年（1731），香山县丞衙署设立，最初驻扎于前山寨。朱念高出任香山第一任县丞，负责对澳门行使主权和实施管理。县丞是知县副职，派出副知县一级官员专门驻守澳门，说明清政府对澳门十分重视。[1] 为了显示郑重，广东巡抚策楞还奏请发给香山县县丞印记，上刻“管理广州府香山县左堂关防”，后改为“香山县分防澳门县丞之关防”，授予香山县丞相对独立的外事职权。从此，由香山县丞签发给澳葡机构的公文，于日期之上加盖此印。[2] 清乾隆八年（1743），两广总督策楞在处理一宗葡萄牙人杀害华人案后，上疏清廷加强防范。乾隆九年（1744），县丞衙署从前山寨移至澳门望厦村，隶属于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加强对澳门事务的管理。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澳门总督亚马留为扩张地界，将县丞衙署连同《澳夷善后事宜条议》石碑拆毁，县丞和官员被迫迁回前山寨驻扎。 朱念高任职一年，雍正十年（1732），顾嵩接替担任香山县丞。[3] [1]《香山县历任县丞驻节澳门表：1731-1906》，载《中山文史》（第45辑），中山：中山政协，1999。 [2]刘景莲：《明清澳门涉外案件司法审判制度研究：1553-1848》，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44页。 [3]黄启臣：《澳门主权问题的历史审视》，载“中华文史网＂，2007年3月2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gat/2006-09-28/27411.shtml。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黎翔，字腾翮、仁卿，号凤楼，香山县人。[1]进士、太史、书法家。 清咸丰十年（1860），黎翔荣登庚申科二甲第八十二名进士[2]，选庶吉士，未散馆；官至太史（明清时，修史之事由翰林院负责，又称翰林为太史）。 黎翔为澳门镜湖医院撰写《镜湖医院记碑》。[3] 澳门三街会馆在清道光十五年（1835）重修后，日渐废圮，澳门八百余家商人、店号遂“商议醵金数千有奇，爰集鸠工”，在其旧址重修三街会馆。由三街会馆值理总领其事，从馆内保存的买卖房屋契约看，咸丰八年（1858）前开始重修，清同治二年（1863）完成。这次重修将会馆有所扩充。重修竣工后，立有《重建阖澳公所碑记》，撰碑者为国史馆协修、前兵部主事黎翔。[4] 黎翔工于书法，创作的一副对联立轴，规格为133厘米×30厘米×2。[5] [1]张根全：《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增补本》，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第900页。 [2]中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中山市志》（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第1549页。 [3]《澳门万象》编写组：《澳门万象：简明澳门百科全书》（下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第601页。 [4]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753页。 [5]《黎翔　对联立轴》，载“卓克艺术网＂，2011年8月8日，http://artist.zhuokearts.com/nojmartist/artsview.aspx?id=312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