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中国自古以来，本是闭关自守，迨至明朝洪武初年（一三六八），始立舶市，稍与南洋诸国贸易。正德时，葡人初来中国，原亦只求通商，及经过西草湾之役后，中国迺严加防范。施行海禁，互市遂致中辍。递至嘉靖初年（一五二二），广东官吏，又有请求复开蕃市者，如巡抚林富，尝力陈有四利，故卒获解禁。据《澳门纪略》云：“唐宋以来，诸蕃贡市领之市舶提举司，澳门无专官也。正德末，惩佛郎机频岁侵扰，绝不与通，嘉靖初，有言粤文武官俸，多以蕃货代。请复通市，给事王希文力争之。蕃舶禁绝。已而巡抚林富言，互市有四利……诏从之，诸蕃之复通市，自林富始。“中国既解除海禁，各国自是又得在浪白澳经营互市。至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都指挥黄庆受贿，代请将舶市由浪白澳移到濠镜，于是始有外人在澳门贸易。《澳门纪略》又云：“十四年，都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泊口于濠镜，岁输课二万金。澳之有蕃市，自黄庆始。“当时澳门之舶市，不过权准搭篷交易，市罢即撤去，舶亦出洋，不许外人居留者。及至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葡舶托言遇风，借澳地聊晒贡物，海道副使汪柏允之，葡人自是遂得在澳门居留。《澳门纪略》亦有云:“三十二年，蕃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初仅茅舍，商人牟奸利者，渐运瓴甓榱桷为屋，佛郎机遂得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遂专为所据。蕃人之入居澳，自汪柏始。“根据上文记载，可知葡人于嘉靖三十二年已来澳门。惟尚未实居，当时之明朝官吏，尚有一部份人主张，将葡舶再移回浪白澳者。但延至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故葡人品笃（Mernão Mendes Pinto）之《远游记（Peregrinação）》及蒙特托达朱萨士（Montalto de Jesus）之《澳门史 （Historico Macau）》皆认一五五七年为葡人获居澳门之正式年份也。梁嘉彬之《广东十三行攷》有云：“嘉靖以后，以防倭故，市舶时置时罢。十四年(一五三五)，市舶自电白移于濠镜，闽粤商人趋之若鹜。三十二年(一五五三)，葡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翌年，海道副使汪柏权以濠镜海外浪白滘与之互市。又越二年，汪柏立“客纲“，“客纪“于广州，以广、泉、徽商主之。至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始许葡人借地之请。”又据嘉靖四十三年广东御史庞尚鹏之《抚处濠镜澳夷疏》有云：“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恶，难于久驻，守澳官权令搭蓬栖息，待船出洋，即撤去。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以便交易…“其所谓往年者，当是三十二年以后之事；而所谓近数年来者，殆即指三十六年之间欤？盖庞尚鹏之疏，为澳门之最古记载，中国文献当以其为依据也。至云筑室以便交易，究竟其所交易者为何？攷林希元《与翁见愚别驾书》有云：“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之胡椒、苏木、象牙、稣油、沈朿、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属,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是即当时葡舶互市之情形也。

攷明朝嘉靖年间，葡人最初来居澳门者，约有九百人。当时之澳门，不过被视作一个市舶贸易站耳，所以一切事件，初皆听命于我国，澳葡只有一位所谓代权官，来代表其葡国政令，遇有任何设施，得在议事亭奉商于我国官吏而已。后来民事渐繁，澳葡迺从中选出一位富商名比利喇(Diago Pereira)做本处首领，同时并选出马力加(Malaca)副主教传道神甫等，组设本处的民事及教会组织，故时常在议事亭来商讨建设计划。惟因比利喇一向不肯受葡萄牙本国政府节制，据朱萨士之《澳门史》尝称：“葡王为求中国皇帝准其在中国自由传教起见，本拟选派旅澳之比利喇赴中国，但当印葡总督奉谕命其出发时，比利喇已被澳门葡人公选为澳葡首领，不受印葡总督命令。后来事闻于葡王，以其未获葡国许可，擅受民众推选，怒其藐视王法，因于一五六三年以敕令废其职，惟迄至一五八七年比利喇依然在任，足见当时王令之不行也。”盖葡萄牙本国自从一五八一年起，至一六四零年止的六十年内，其本国国土已完全被西班牙王吞并，而葡主亦要流亡到巴西去矣。当一五八三年之际，澳葡主教贾尼路(D.Belchior Carneiro)为著欲保存澳门独立地位起见，遂召集澳葡民众大会，议决以民选自治制度治理澳门。规定检事一人，判事二人，长老三人，均从澳葡民众选任。得到印葡总督认可，迺于翌年(一五八四)组成，正名为“澳门议事局。”一五八二年(即明朝万历十年)，澳葡于议事亭内筹划民选自治，组织议事局。 明朝两广总督陈瑞知之，曾下令召澳门主教，及议事局判事委黎多前来诘责。据葡人朱萨士之《澳门史》载称：“一五八二年，方当澳门葡人正式公开缴纳地租与中国政府之际，有闽籍两广总督，以葡人在澳妄自滥使行政法权，有违中国皇帝恩准葡人居留澳门之初衷，特召澳门主教民政长官及议事局判事等前去诘责。初时各人拟不应召，奈为顾全澳门葡人安全计，迺不得不选派天主教教士骆基劳(Migue Ruggiero)及彭尼拉(Matthias Penella)二人，携备天鹅绒、镜子等名贵礼品前去，奉呈两广总督，藉邀欢宠；并郑重陈明澳葡臣服中国，对宪令弗敢有违，始蒙两广总督，许其无事焉。”查《广东通志》职官条有：陈瑞，福建长乐人，进士，万历九年以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任两广总督云。惜其以巍巍高官，竟贪图小利，不能彻底追究，致养成后忧，殆澳葡素来贿赂之手法胜利欤!后来至一五八六年，由印葡总督奉葡王诏论，授澳门议事局以特许状，准其依照印度柯枝市制，试行组织。迨后更得到统治葡萄牙之西班牙王承认，迺于一五九五年三月三日，正式成立为“澳门市议事局”，或称澳门市政厅，或俗称金巴喇。

溯自马郊开埠，镜海扬波，洋人遝至，异说纷讹，窃此西来初地，遂开欧化先河。东亚通航，辄夸华士古达嘉马。中原遍宝，曾传马哥勃罗。其实西域先通，古推博望，何况南洋三下，早有郑和。万王来朝，国门辐辏，四夷求市，环海艨舸。氓借一廛，葡萄牙岁输课币。时经四纪，莲花茎几阅干戈。英荷数度侵凌，恶迹超著。明清两朝交涉，史实滋多。载在香山志书，都堪佐证。攷蠔镜墺，与凤山邻，西译妈港，葡呼圣城。中国舆图旧属，澳门纪略详称。形似莲花，地为半岛，雅获莲岛之号。水变成澳，山对如门，故有澳门之名。口踞西江，南海三面环绕。背连北岭，中山一脉相乘。东眺小屿三三，计岛恰九洲洋数。南望四山对对，划水作十字门凭，堺别华洋，河隔湾仔，船通港澳，海出零丁。当年之望厦龙田，难辨雪泥鸿爪。今日之新桥塔石，只留风土雏型。摹张仙槎之白描，彝居绘影。法颜师古之蓝本，王会传神。索骥按图，庶看容易。斲蝇挥斧，仰赖高明，欣逢澳门日报，周年纪念。爰将濠江图片、隔日刊登。独惜蠔境异昔，螺山失秀。莲溪歇流。龙田没槈。马交之石迷蹝，燕岭之巢倾窦。澳城搜古，空賸断壁颓垣。海镜观风，每觉蛮烟貊岫。触景兴怀，伤时仰吼。浅湾劫后，永留福社之迷。望厦约成，曷洗石枱之垢，牌坊一炬何辜，残阙千秋独寿。扪莲峰之石，实属无聊。读妈阁之碑，尤堪研究。寻风问俗，雅俚何嫌。猎古探今，图文并狩。分门别类，务教瓜葛分明。据典引章，大可葫芦依旧。至若朱纨禁蕃，林富容虏，黄庆迁舶，汪柏借庑，鼎元痛论粤夷，薛馧详记澳士，是皆朝宦政施，且述名人措举。纪诗十二，霾凤石镜水漫游。学道三巴，吴渔山蠔江羁旅。灵出铜鼓，北田五子留踪。舟返銕城，楚庭耆旧结侣。石濂栖壑，宏开道场。光鹫淡归，珍遗墨楮。水月宫，是何吾驺留题真迹。莲峰庙，迺林则徐驻节旧处。种种轶事遗闻，片片吉光绣羽。

“澳城，明季创自佛郎机”。《澳门纪略》此一语，已经说明澳城之由来矣。但攷其详细历史经过，首当明白佛郎机之所自来。佛郎机本为西文（Franks）之译音，迺古代北欧民族之一。后来移居欧洲西南各地，尝建立一强大帝国，雄视全欧，如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皆其支系也。故中古时代之阿拉伯人，常与欧人来往，皆称欧人为佛郎机。而当明季葡萄牙人初来中国时，亦沿用阿拉伯人通译，竟然专称葡萄牙人为佛郎机。按日人藤田丰八著之《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攷》一书，其注有云:“佛郎机又作佛朗机及佛狼机。东方海上诸国人，一般均称Frank，此在宋元时代既然。嗣后因近世葡萄牙人，航至东方，故遂变为其特称。佛郎机学葡语Fran-gves之对音，据Barros氏云，当时之东方人，已如此呼葡人矣。”澳城创自佛郎机，是即葡萄牙人所建也。故欲研究澳城之由来，则对葡人来中国之历史，对葡人到澳门之经过，必须有全面之认识，有精详之探讨，方能明白。溯葡萄牙人之最初到中国海岸者，为欧维士(Jorge Alvares)，是于公元一五一四年（明朝正德九年），由麻剌甲（马六甲）乘帆船来到中国广东沿海之屯门(Taman)。即于岸上竖立其携备来之石柱徽志。该式样，即如竖立在澳门南湾澳葡政府大厦对门之欧维士石像是也。

攷屯门，在广东东莞县属南头之东，与九龙相接。唐朝韩愈诗有:“屯门虽云高，亦应波浪没。”之句，盖即指此。据《广东名胜志》有云:“东莞南头城，古之屯门镇。”又岭外代答之航海外夷条亦有云:“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是即为葡人初至中国之门槛也。葡人欧维士，原是印葡之海军将领亚丰素雅布基之部下，尝充当圣约翰罗未沙号船船长。被委寻求到中国之航路。遂于一五一三年五月，偕同其子，及一书记官，共三葡人，乘坐一艘葡国帆船，跟随一位老华侨率领之四艘渔船指引，于一五一四年同抵屯门。是年其子死于该处。欧维士随即返回麻剌甲（马六甲）。翌年（明正德十年，公元一五一五），印葡政府迺正式派遣葡人斐来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由欧维士领导，聘问中国。至一五一七年六月（正德十二年），再隆重委出拜访中国之葡国使节比留斯（Thomaz Pirez），由葡吏安刺德（F.Peres Andrade）护送，先到屯门，请求南头之备倭官，准其直驶广州。几经交涉, 始蒙许可。到达广州后，比留斯拟入觐明帝，递呈国书，请求通商。惟广东守臣，未便递允，奏闻于帝。惟诏谕不允其请，迺返屯门。以上均见中国典籍所载。如《天下郡国利病书》有云：“广东巡抚林富奏疏云，至正德十二年，有佛朗机夷人，突入东莞县界。时布政使吴廷举许其朝贡，为之奏闻，此不攷成宪之过也。”又东西洋攷有云：“佛朗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铳声如雷，以进贡为名。抚按查无会典旧例，不行，迺退泊东莞南头。“以上所叙各葡人，皆为历史记载中之最早到中国者，除欧维士于一五一四年最先寻得到广东屯门之航路外，其他则为正式受命聘问中国，及为请缔国交之使节。故中国之文献，皆以彼等之来，始作首次记载。但各书所纪之年份，则稍有出入， 兹为参证起见，爰将各说录出如后:胡宗宪之《筹海图编》云:“刑部尚书顾应祥云，佛郎机，国名也，非铳名也。正德丁丑十二年(一五一七)，予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蓦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即报总督陈西轩公金，临广城，以其人不知礼，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具本参奏，朝廷许之，起送赴京。时武庙南巡，留会同馆者将一年...“又姚虞之《岭海舆图》云:“其佛郎机国，前次朝贡不与，正德十二年自西海突入东莞县界，守臣通其朝贡。“以上皆载其于明朝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来中国者，惟以下则载其于正德十三年，及正德十四年来中国者。何乔远之《名山藏》云:“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国王苏端妈末为佛郎机酋所逐，而据其地，使三十人者从广东入贡，时广东左布政使吴廷举兼海道副使，议许之。“又严从简之《殊域周咨录》云:“本朝正德十四年（一五一九）。佛郎机大酋……遣必加丹末等三十人入贡请封。“攷日人藤田丰八所记，则谓正德十三年来中国者，不过乃满剌加之使臣耳。而葡人蒙特托达朱萨士所记，则谓一五一七年（明正德十二年）。葡舰长安拉德护送葡国使臣比留斯初至中国屯门。是则《筹海图编》及《岭海舆图》等所说为确也。自从比留斯滞于屯门后，经过数年，后来得到一位通译火者阿三之介，夤缘权贵，终于正德十五年（一五二零年），获许先到南京。翌年（一五二一年），始得到达北京，居于会同馆，亦称四夷馆。攷火者阿三，自言本是中国人，善葡萄牙语，为比留斯之通译。想是回教人，盖昔之回教徒，常用火者以冠姓氏。案元史尝有火者传，曰：“火者，其官称也。“后来火者阿三卒因骄纵无礼而伏法，比留斯亦被连累，送返广东。终于一五二四年五月，病殁狱中。当一五二二年时，安拉德之弟西蒙安刺德(Simao D.Andarde)又在屯门被逐，致构成新会西草湾之役，自是以后，葡人再未来屯门者凡数十年。迨至一五四一年，才又有葡人法利亚(Faria)率舰至浙江宁波，葡人称之为“Liampo”实即宁波湾内之双屿岛。据日本一鉴云：“嘉靖庚子，许松许楠许栋许梓等兄弟，及王直，由麻剌甲引佛郎机来浙海，泊于双屿岛大茅等港“。又俞大猷《正气堂集》有云：“数年前徽州浙江等地方之番徒，引诱西南诸蕃至浙江双屿等为贸易。“延至一五四八年（嘉靖二十七年）才完全离开双屿岛。自离开双屿岛后，乃转徙福建之漳州。最初到漳州之葡人为左治麦加连那（Jorge Mazcarenhas），案东西洋攷有云：“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年），有佛郎机船载货泊浯屿，漳泉之贾人，往贸易焉。“攷福建漳州，即昔之月港，亦即海澄县属。而葡人之在漳州者，实乃居于海澄近边之浯屿，并尝自建房屋，以为贸易中枢，据传说，当时葡人曾推举苏舍（A. Botelho de Sousa）为漳州港太守云。后因商人钱债纠纷，卒致酿成漳州之役，时在嘉靖二十八年（一五四九年）也。葡舶自漳州退出后，曾一度到诏安县地，但卒返回广东，而在浪白澳居留。据《明史•佛郎机传》云：“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年），朱纨为巡抚，严禁通番，其人无所获利，则整众犯漳州之月港浯屿，副使柯乔等御却之。二十八年（一五四九年）又犯诏安，官军迎击于走马溪。”是即纪此役也。葡人后来在粤居留之浪白澳，或称浪白港,及浪白滘。在香山之南，当时不仅为葡人贸易之所，且其他各国之市舶，亦皆停泊于此，故《读史方与纪要》云：“浪白澳在香山之南，为番舶等候接济之所。”《香山县志》亦云：“浪白澳在香山澳 西迤南九十里……昔番舶薮也。”浪白澳，自从嘉靖二十八年葡人始来贸易，后来因其风浪险恶，始渐渐移到澳门来，大约于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年）之间。按庞尚鹏之《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有云：“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恶，难于久驻，守澳官权令搭蓬栖息，待船出洋，即撤去。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以便交易。”根据以上所说，可知葡人之来中国后，只在广东，已有三处港口，即屯门，浪白，及澳门也。后来卒放弃其二，而只留澳门，筑城建市。

溯自葡人欧维士（Jorge Alvares）于公元一五一四年，初到中国广东省之屯门镇；次岁一五一五年，印葡总督正式遣使中国；至一五三五年，前山都指挥黄庆纳贿，以濠镜澳为蕃市；后于一五五三年，海道副使汪柏又徇赂，许葡舶借濠镜澳隙地，曝诸水渍贡物，初仅茇舍，渐且建室，来居日众，俨然成坊，遂称澳门街焉。至一五五七年，澳葡竟正式自认澳门为居留地，更扩大区域；又于一六二二年，筑城以自固，由是澳门街变而为澳门城焉。再到了一八四九年，澳葡借口亚马勒事件，占领关闸汛墙，并从此以后，竟自认由三巴门以北至关闸之地皆为葡领，于是澳城再被扩展至整个濠镜澳，而称为澳门市焉。又于光绪年间，更将澳门附近之岛屿潭仔、过路环，置为澳门附属地；并于一九五五年七月，葡国颁布澳门海外省组织法，于是澳门，氹仔，路环合并被称为澳门省焉。纵观澳门历史，由一五五七年而迄，在澳历时四百余年。足见明朝官吏之贪污，清季皇帝之苟安，以致金瓯坐缺，玉版由人，令人不胜慨叹。明末清初之志士屈翁山先生咏诗澳门诗，节录数首：“广州诸舶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山头铜铳大，海畔铁墙高，一日番商据，千年汉将劳。”“路自香山下，莲茎一道长。”“蛮王孤岛里 ，交易首诸香。”“南北双环内，诸番尽住楼。”“筑城形势固，全粤有余忧。”

孤城天设险　远近势全吞宝聚三巴寺　泉通十字门 以上之五言绝句，乃古人李珠光咏澳城诗也。攷澳城，乃澳门之古城。明朝天启年间，为葡萄牙人所筑。溯嘉靖以前，葡人尚未来澳时，澳门本属中国一个小小渔村，并无城廓。不过是香山县南之香山澳一小部分。香山澳又名濠镜澳，乃珠江口濒海之一个小半岛。岛内当时除澳门外，尚有数条小村，如望厦、新桥、龙田、龙环、沙梨头、芦兜城、沙冈、塔石等地区。后葡人拢合各村，将整个濠镜澳扩展成为澳门市，且更将氹仔路环连同澳门，称为“澳门省”矣。比之当年之澳城面积，何只倍徒。但澳城虽小，比诸未筑城前之澳门街，则又似是一泱泱大城也。澳城旧事，载在中国典籍可稽者不鲜。兹略举数则，聊供参证。如周景濂编之 《中葡外交史》有云。“一六一五年（万历四十三年），澳门葡人乃建筑三巴炮台，及加思栏炮台，以为之备。一六二二年（天启二年）荷兰亚洲殖民地太守郭氏（Kocn），率舰队多艘，由喀西里亚斯海岸登陆，作第二次之袭澳。终被三巴炮台炮击溃退，自此以后，葡人并进一步，将三巴门与水坑尾之间砌成围城一道,俨然成澳城矣。惟以未得广东地方政府之允诺，显系有背中国主权。故天启四年（一六二四），为明总督何士缙所堕。既而葡人又筑，又为海道副使徐如珂所毁。澳城虽被毁，然不久葡人仍有围墙之恢复焉。”对于澳城之兴废，澳门海防同知印光任，其所撰之《澳门纪略》，又有如是之记载:“澳城，明季创自佛郎机（按明时称葡人为佛郎机）。万历中，蔡善继由香山令仕至岭西道。总督何士缙采其言，下令隳澳城台。天启时，徐如珂署海道副使。澳夷奔告，红毛将犯香山，请兵，请饷，请木石以缮墉垣，如珂昌言于两府曰，此狡夷尝我也。已而，夷警寂然，而澳垣日筑百丈。如珂遣中军领兵戍澳，谕之曰，墉垣不毁，澳人力少也，吾助若毁，不两日，粪除殆尽。”观上二说，可知葡人于明朝时候，已在澳门筑城自固。后为明吏所毁，但葡人仍旧修回围墙，照常保留城基界址，历二百余年，至清朝同治初年，葡人才自拆去，但澳城之遗迹，又据汪慵叟之澳门杂诗，曰: “澳城固而庳，明代已毁坏。基阯犹可寻，纤儿昩边隘，地志亦有言，倚水以为界。长城称万里，自大诚狡狯。安得张许才，威棱慑中外。”其自注云:“今妈阁炮台后街，称万里长城。前临北湾，所谓东南倚水为界也。 西北围墙，今东望洋山下，尚有雉堞遗迹，迤逦下属，水坑尾与荷兰园大炮台相对处，故城基阯，髣髴可寻，当是昔时，以此为界。”澳城之存在，既获明证。

葡人自筑澳城，虽明朝官吏，隳其垣墉，而仍再修之。后来葡人又自毁之，虽清朝官吏，勘存界址，而其竟毁灭之，原因无他，澳城要扩展，其经历所必然者也。澳城扩展之经过，始终一如几何理法，由点而线，而平面，而全图。其初由濠镜隙地，而澳门街，而澳城，而整个濠镜澳，寖且建氹仔、路环也包涵在内，而称“澳门省”焉。攷其历史经过，今试就中国旧有文献，举例证述之。徐继畲之《瀛环图志》云：“隆庆初，葡萄牙国人抵粤东香山县之濠镜，请隙地建屋，岁纳租银五百両 ，疆臣林富代请，许之，葡萄牙人遂立埔头于澳门，是为欧罗巴国通粤东之始。”此即濠镜隙地之例证也。张鸣冈《奏请约东澳夷疏》云：“奏请就其聚庐大街，中贯四维，各树高棚，榜以“畏威怀德”，分左右定其门，藉以旅，獒，明，王，德，四，译，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服，食，器，用二十字，分东西各十号，使互相维系讥察，毋得容奸，一听约束。”此即澳门街之例证也。《香山县志》海防篇云：“番禺举人卢廷龙会试入都，请尽逐澳中诸蕃，出居浪白外海，还我濠镜故地，当事不能用。蕃人既筑城，聚海外杂蕃，广通贸易，至万余人。”此即澳城之例证也。由是观之，所谓濠镜隙地，实即澳城之始点，亦即葡人最初到来澳门之地也。兹就陈沂所著之《澳门》一书所载：“葡人初入中国，寄碇澳口，是处有大庙宇，名曰妈阁。葡人误会此庙宇为地名，故以初到所见者名其地。各国历史称澳门为（Macao）者，其名当起于此。”又据西文强克斯脱（今译龙思泰 Ljungsted）所著之《中国葡萄牙殖民地史略》又称：“于一五五七年，有名 ‘阿妈’一荒芜小岛，被指定为彼等居住地。及彼等乘船直驶其地，知其地即为（Macao）。”更据托利各尔脱（Trigault）所著之《中国基督教传教史》亦有说：“澳门之名，起于其地有阿姆（Ama）一神祠。以神祠之名，名其地者也。有阿姆海门之意。此祠迄今犹存。”根据以上中西文献所说，可证葡人最初到澳之地，实为濠镜澳旧时之北湾，即今妈阁下环。盖昔妈祖阁庙前海傍，原有石碑一块，刻着“妈祖阁渡头”数字，传即为旧日葡人最初来澳之登陆地点。按当年葡舶既泊碇北湾，借地晒晾水渍货物；又搭篷楼息，以谋贸易；寖且住此不忍离去，更请岁输课税聚居，明吏许之，遂成澳城之始点。攷龚翔麟《珠江奉使记》有云：“今之澳门，即旧名濠镜地，有南北二湾。明万历中，有大西洋人至此乐之。遂请濠镜为澳,就湾停泊。久之,益自彼国遣众聚居,岁输税五百金。”嗣是，濠镜隙地,便扩展成为澳门街焉。澳门街，既是由濠镜隙地扩展而来，而澳城，亦是后来由澳门街扩展而成者也。盖明嘉靖时，葡舶既泊妈祖阁渡头，遂于北湾海滨，结篷曝货。初仅茅舍，继且筑室。明吏受贿，居渐内移。广开贸易，呼羣而至。以湾作澳，依谷置市，严然成坊，遂称为澳门街焉。攷澳门街，古只称大街焉，即今之营地大街也，昔时该街之两端，各设闸门一度。东曰“石闸门”，西曰“红窗门”。中国设关扼守。所以石闸门外，今有关前街。而红窗门之街名，今葡文译作有“Rua da Afândega”，即关卡也。且李家围内，其壁上，旧有“澳门”两个擘巢大字，所以标示此处方为澳门，但今已湮灭矣。当日澳门街之区域，只限于此。而葡人亦只许在此范围内，经营贸易或居住，不准闲出或阑入也。所以明朝督抚，有要于其聚庐大街，中贯四维，树栅设防，以约束澳夷云云。话虽如此，但法久玩生，而葡人以贸易所获不赀，遂竞相举族而来，年以澳门街之小小区域，保持甚暂。不久便逾限筑室，明吏受贿，视若无睹，葡人建城墙，设堡垒，居然由澳门街而扩展为澳城焉。据庞尚鹏之《抚处濠镜澳夷疏》云：“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数百区，今且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济，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筑室又不知几许，而众殆万人矣。”由此以观，可知其当时扩展之速也。澳门街既扩展成为澳城后，由明而清，至道光廿九年以前，葡人都一向保持此范围。该城墙界址，虽历来皆不为中国官吏所承认，且曾屡次堕其城，毁其垣，但随摧随修，葡人终仍砌回短墙一道，而自以为限耳。查该短墙旧址，以杨文骏《查覆澳门新旧界址情形疏》，言之最详，兹节录之云：“由家私栏炮台起，向北转西，至水坑尾门；又转西北，至大炮台，再西北，至三巴门；又转北，沿白鸽巢，至沙梨头闸门；向西南，至海边高楼止。”由此以观，葡人于当时，已拥有整个濠镜澳之西南半壁。至于沙梨头，沙岗，塔石，龙田，望厦等村，及青洲小岛等，尚未在范围之内。而围墙内之澳城面积，据当时张甄陶之《澳门图记》有云：“由望厦而西三里，为澳门。其地周一千三百八十余丈。因山势高下，筑屋如峰房螘垤者，澳夷之居也。”至于当年澳城之形势，据《香山县志》说：“夷所居地，西北枕山，高建围墙，东南倚水为界。小门三：曰小三巴门，曰沙梨头门，日花王庙门，今俱塞：大门三：曰三巴门，曰水坑尾门，曰新开门；炮台六，最大为三巴炮台，台冠山椒，列炮四十七，铜具十六、余铁，上宿蕃兵，下为窟室，贮焰硝；次则东望洋，西望洋，两台对峙东西山上……”按所说“东南倚水为界”一语，盖昔日濠镜澳尚未填海，故东面山麓，便是海滨；南湾规圆如镜，亦是一泓绿水；而北湾旧址，即今之炉石塘一带，旧本是河边渡头。当年澳城陆地，实未有如现在之广阔也。明朝天启年间，葡人已将澳门街扩展成为澳城矣。嗣后，其族人来澳日众。至万历初年，明吏为防范其再事扩展计，迺于濠镜澳之莲花茎处，建立一度关闸门，以便戍守，并以统制澳城粮食，盖此处迺濠镜之咽喉也。按《澳门纪略‧形势篇》有云：“出（前山寨城）南门，不数里为莲花茎。即所谓一径可达者。前山、澳山对峙于海南北，茎以一沙堤亘其间。径十里，广五六丈。茎尽处，有山拔起，跗萼连蜷，曰莲花山。茎从山而名也。万历二年，茎半设闸，官司启闭。上为楼三间，岁久圯。康熙十二年，知县申良翰修，增建官厅于旁，以资戍守。每月给夷人米石，讫即闭。”又据H.Bernard之《天主教十六世纪传教志》亦云：“一六七四年，中国当局，靠土腰之最窄处莲花茎，筑高垣一道，中留一大门，门上置有岗警。大门每隔五日开放一次。除规定时间外，门上贴有封条六张，上面写着中文（孚威镇德）等字。”至于葡人蒙特托朱萨士(C. A. Montalto de Jusus) 所著之《澳门史（Historic Macau）》则称：“广东地方政府之设立此关闸，除限定境界外，并藉以统制澳门葡 人食粮之购买也。”其所谓“限定境界”一语，究属错误。盖当时之关闸门以南，和澳城以北，整个濠镜澳半岛中，尚有望厦，龙田，龙环，沙岗，塔石，新桥，沙梨头等七村，仍是中国之神圣禹甸。即当时澳城之法治，亦有澳丞管辖也。葡人自从在澳门筑垒建城后，迄明而清，二百余年来，何以都谨守城墙，未有越雷池半步者？良以明清官吏，对葡人来澳后，扩展之迅速，不得不谋严密防范。如万历时，设立关闸门于莲花茎，以限制其粮食，后又于香山之雍陌营，置参将，集千兵以戍守。至天启时，更改置参将于前山寨，配备水陆精兵哨船等。戒备益严，处此严重防备之下，自然边境安谥无事，故《明史‧佛郎机传》有说：“终明之世，此蕃固未尝为变也。”当此时期，葡人正谋自固其围。且尝求援于我国，因当时之荷兰，英，法等国，皆艳羡葡人得居澳门，正欲夺取澳门而代之，屡见于行动也。如《中葡外交史》所载：“一五八零年，西班牙王（兼葡萄牙王）禁止荷兰商人出入于里斯本，荷人迺有谋夺取葡人东方贸易中心地澳门之举。于一六零一年，派测量队至澳门， 当时虽被葡人所获，然葡人终以澳门缺乏防御设备，恐慌异常。一六零四年，荷兰司令官华威克第二次东来，拟袭取澳门，以阻于飓风，未果。”又有云：“一六二二年，荷兰亚洲殖民地太守郭氏，率舰队多艘，由喀西里亚（按今之海国游魂处）之海岸登陆，作第二次之袭击，终被三巴炮台炮击溃退。”按是役之前，葡人已向明朝乞援。并请准其修筑城垣，即《澳门纪略》所载：“澳夷奔告，红毛将犯香山，请兵，请饷，请木石，以缮垣墉。”以上所举，皆为荷兰人䁗睮澳门，葡人请中国官吏援助之例证。至于英法人谋夺澳门之事实，容再详述之。澳门，原迺神明华甸，实毋须辩言者，故昔葡人虽扩展澳城以居，但其保护和法令权责，悉须听命于我国，虽在清朝乾嘉间亦然也。今试就当年英法觊觎澳门，澳葡尚藉我国出头抗拒，唯清吏谕令调处言之。如一七九五年时，葡法两国，在欧洲正处交战状态中。一法舰诿称追捕英船，侵入澳门。后得香山县官，出来干涉，其事迺寝。又如一八零二年，英印总督鉴于法舰袭澳，藉恐危及中英贸易为词，先征果亚葡督同意，派舰来澳。澳葡拒其登陆，英军竟强占澳城。葡人迺乞援于两广总督吉庆，卒谕英兵退出澳城。又据《香山县志》载称：“侦报鹦颈有红夷三舶，诡言将往日本贸易。不数日又三舶至，光任闻大府，调集舟师分布防范，八月九日皆升帆若远扬状。俄而佛郎西来告亟，光任与统巡香山协副将林嵩，令各营哨船横截海面，且遣澳夷目，宣谕威德。会日暮西南风作，佛郎西三舶疾驶入口。红夷计沮,迺逡巡罢去。”此又一事也。又一八零八年县志又载：“会弗郎西与英吉利构兵，遣人告西洋王毋与英吉利通。英吉利闻之，先遣兵胁西洋王，随迁美利加洲。大班拉弗侦知其事，致书伊国孟加刺之总管，遣兵头喥𡀔唎来澳，以防护弗郎西为名。于八月二日拥入澳门。澳夷弱不能拒，其理事官唩嚟哆报县，知县彭昭麟请大府封舱，撤买办，禁在澳服役人从之……晓喥𡀔唎以利害，迺俯首服罪，随回澳门归国，十一月七日也。”统上以观，昔年澳城凡有事，葡人皆请中国官吏出头抗拒或调处，如此态度，已为当时澳门地位之最好例证也。澳城历久再无扩展，大抵因中国防范严密，及荷英频年骚扰所致也。惟于一六零四年时，罗马教耶稣会之大三巴修院院长贾华辽（Val.Carvalho）与东方巡教监范礼安（Valignano）二人，尝私自到濠镜澳西北隔水之小屿青洲岛，建立教堂。但因其未得广东地方官许可，且疑其为建筑炮垒，迺于一六零六年由驻澳华官，亲自率众到青洲将之焚毁。竟触怒耶稣会徒愤恨，澳城骚动。后得香山县令准其复建，惟另立一石碑，表明此岛为中国领土。更筑高墉，如城垣然。按《明史‧佛郎机传》云：“万历三十四年，又于隔水青洲建寺，高六七丈，闳敞奇閟，非中国所有。知县张大猷请毁其高墉，不果。”张大猷欲毁其墉未果。但至天启时，终为广东监司冯从龙所毁。《明史‧佛郎机传》又记其事：“天启元年，守臣虑其终为患，遣监司冯从龙等，毁其所筑青洲城，番亦不敢拒。”会当时耶稣会士与其他会士，党争正烈，值中国官民疑青洲筑垒，一般反对耶稣会之教徒，迺诡说耶稣会士郭居静（Lazare Cattaneo）有谋叛明帝阴谋。遂使居澳华人，及广东官吏大为恐慌，于是民则避居，军则秣马，封仓闭闸，全粤骚然。据《中国基督教传教史》记其事，“澳葡粮断受困，迺急遣葡员二人，赴省陈述：谓葡居澳久，向爱和平，对中国并无危害企图，请毋误会。因是中国派人莅澳调查，知是谣言，疑团迺释。”又据《中国葡萄牙殖民略史》则大略谓：“两广总督戴曜自得郭居静谋叛告后，立命总兵袭取澳门，事先遣探侦察。始悉此仅为澳门宗教内哄所致，绝无谋叛事实，迺罢攻澳之举。”嗣是，澳局遂平定如初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