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曹有，字应贤，号谓泉、益昌，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在澳门繁衍生息，发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马行街创立缫丝厂，成为晚清时期澳门最早的工业投资者之一。[1] 1870年，曹有与沈旺、王禄、德丰等人出资筹建镜湖医院，香山县政府和澳葡当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会办理登记立契手续，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会发布公告，批准在三巴门外沙岗山边兴建医院。 曹有与兄长曹雨亭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80年4月，曹有购买水车一架赠送给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认为曹有“乃属出于情愿，亦并无私益，越有功劳，是以本澳官乐为收领”，并对曹有“郑重表扬，实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赏给曹有御赐圣母金星，他成为当时首位获此殊荣的晚清澳门华商。[1]同年，他获得清政府钦赐二品顶戴花翎，并获赐牌坊“乐善好施”一座，以示旌奖。[3] 1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有的长子曹善业，何穗田、陈赓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资助，来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为镜湖医院的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见证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4]，与澳门知名人士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联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 曹有生育十多个子女：其中包括曹善业、曹善芳、曹善琼、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荣、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谦（子挥）等。[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页。 [4].《晚清澳门儒商曹有等创办镜湖医院借大量银款给孙中山办药局“赠药”》，载《羊城晚报》，2011年9月19日。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赐諡文达，江苏仪征（今江苏省仪征市）人。进士、清代著名学者。 阮元是清乾隆年间进士，官至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在史馆倡修《儒林传》，在杭州设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 阮元提倡朴学，精研经籍，学识广博；罗致学者，从事编书刊印工作；主编《经籍撰诂》，校刊《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由经籍训诂，求证于古代吉金、石刻，并扩大到天文、历算、地理，成为研究我国历代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古文字学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他的论文重文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为文提倡骈偶；著有《研经室集》58卷、《研经室诗录》5卷。 1849年，阮元去世，终年85岁。[1] 历代方志中，清嘉庆、道光年间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是学术界公认的具有较高品质的一部，历来备受史志专家所重视。从《阮通志》编纂的时代背景、他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看，其修志在主客观两方面都具备许多有利条件。 从修志过程中发生的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江、方之争考察，《阮通志》优长之处与特点很明显：全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十分完善；编纂选材相当广泛，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编纂手法方面采用“大字正文，小字笺案”，既较好地追本溯源，又完整地表述事物的演化；全书具有鲜明的从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反映在具体内容上，是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极为关注，并给予充分的阐述；对于历来方志普遍存在的夸饰攀附流弊则力加警戒，凡辨正与存疑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以全域观念克服以偏概全的地方偏见等。 阮元通过修志培育人才、为振兴广东文化教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2] 1821年至鸦片战争前，伶仃洋鸦片走私中心的形成，澳门鸦片贸易走向低谷。澳门与黄埔的鸦片走私越演越烈，引起两广总督阮元的关注。 1820年4月5日，阮元和粤海关监督阿尔邦阿联名颁布“严禁贩卖鸦片”的示谕。1821年，阮元采取果断措施，首先法办澳门屯户叶恒澍；接着惩罚庇护隐瞒外船夹带鸦片的广州行商之首伍敦元，摘掉他的三品顶戴。他派遣一名官吏做暗探，监视海关收税的哨艇，在缉拿之中，该官吏用刀砍伤了一两个走私贩子，令往日那些肆无忌惮的烟贩有所收敛。同年11月，清朝廷宣布驱逐泊在黄埔的趸船，同时封锁澳门。 澳门和黄埔的鸦片走私受到这一连串打击后，“夷商”无处存储鸦片，相率转赴伶仃洋。道光元年后，伶仃洋鸦片走私中心开始形成。[3] [1]王烈夫：《元明清诗词名作注解析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第148页。 [2]颜广文等：《论阮元与〈广东通志〉的编纂》，载“中华文史网＂，2007年10月16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sxs/2004-12-20/25776.shtml。 [3]《澳门的鸦片贸易》，载“文化共享网＂，2007年11月21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218113604/view?searchterm=None。

杨云骧，字贻騋，号楚田，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人。清代名将。 云骧自小习武，练就出一副刚强磊落的性格，为人正义不屈，重承诺，讲诚信，乐善好施。少年时，他是个活泼的武打生，每逢庙会就与其他武童一起，表演武术助兴。青年时代，他目睹洋人占据澳门，搞走私鸦片和侵略扩张活动，对外国侵略者的行为万分气愤。清道光十四年（1834），他毅然投军前山寨，决心投身于保家卫国。[1] 云骧办事机智勇敢，爱恨分明，出入于澳门与内地之间剿匪捉贼，捕无不获，葡萄牙人“闻云骧名皆畏服”。清咸丰三年（1853），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叶名琛率拖船三百余艘在沿海缉捕海盗，海盗头目潜藏澳门葡萄牙人的住地，自以为能有包庇脱身之日。云骧奉命追踪，深入虎穴，将海盗头目擒拿带走。 当时葡萄牙人干瞪眼，却不敢轻举妄动。陆丰县拐匪张炳勾结洋人贩卖华工牟利，诱骗93名乡民上船卖“猪仔”运至澳门。船将近到澳门时，这些“猪仔”知道上当，纷纷跳船逃走。他们聚在湾仔银坑村外，举目无亲，饿了三天，无疑在等死。云骧知道后，马上给予食宿，又禀告香山知县将这批人送返原籍。 同年，太平天国起义，上海发生反清小刀会起义，起义军一度控制了上海。清廷调派大军镇压。英、法、美等殖民主义者趁火打劫，以保护上海“租界为名”，出兵长江口；后又制造事端，发动侵略上海的“泥城之战”。 小刀会起义期间，云骧奉命率部分广东水师北上增援清军，遇到一支驻长江口耀武扬威的英军船队，英军无视中国主权，向附近清军陆军营地发炮，并逼近云骧所率水军。云骧奋然指挥水军发炮还击，一炮打中英军指挥船，炸伤指挥官手臂，英军慌作一团，狼狈逃窜。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保奏云骧为和平营都司（正四品），咸丰皇帝赐赏云骧花翎荷包。[2] 云骧对清廷出卖主权以换取上海殖民主义者联合攻打小刀会的做法，十分不满。小刀会起义平息后，清廷允许洋人在上海行使更大特权，洋人肆意欺负中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再次打了败仗，割地赔款。 有见及此，云骧悲观绝望，毅然辞官归里。之后，广东提督吴元猷、两广总督劳祟光、两江总督曾国藩他们分别向云骧赠送“公忠体国”、“正直无畏”、“四知衍泽”金匾悬额，劝其复职。他不为所动，一一谢绝。[1] 清同治三年（1864），云骧在南屏将军山和湾仔加林山之间，开辟“竹仙洞”隐居，寄意是修筑人间仙境，在此终老。后来，云骧和杨兰皋等族人筹划兴建杨氏大宗祠，致力于疏通石岐至前山水上交通，筹资办义学，教育后代，造福桑梓。[3] 同治十一年（1872）农历五月二十日，云骧去世，终年71岁。同治十年（1871），澳门镜湖医院创建之初，参与集资创建的澳门本土商人及商号共达152家，医院主体建筑为一连三幢的大平房，按前中后排列，各分正座和左右两边偏厅，共有大屋九间，另外还有医房三座60间，分别称为“福寿”、“康宁”、“平安”医房。初建时，医院占地达18.592亩，折合12万平方尺，是一座完全传统式的中国建筑。医院除建筑用地是由政府拨给外，其余费用全部由本地华商集资。 众人以始创维艰，绸缪不易，故集众推举倡建值事，三记行、柯秉樟、杨云骧等152人司其事。创建值事会管理镜湖医院三年。[4] 现存杨氏大宗祠是杨云骧故居，又称“下将军第”，建于清道光八年（1828），位于南屏镇北山村下街。 该祠堂为三进院落四合院式布局，坐南向北，主体建筑面阔五间并左右青云巷和两厢42米，深三进60米，硬山顶、青砖墙，抬梁与穿斗混合式木构架结构。建筑面积2520平方米，占地面积8838平方米。在建筑的梁枋、屋簷、山墙和基础等处，以精美的木雕、石雕、砖雕、灰塑等装饰。整座建筑的结构和艺术装饰结合完美，气势恢宏。 每年春节刚过，祠堂内右边盛开着艳丽的玉堂春。当年修建祠堂时，杨氏家族花了500两白银从外地买回来种植，至今有超过190年的历史。花开烂漫时，一树紫色烟云，美不胜收。[5] 晚年时候，杨云骧在竹仙洞石壁上题诗一首《觉步云路紫门登高望远》[6]，以述情怀： 廿年征战罢，解甲悟前因。 山水有直晖，园林各俗崖。 浮生寄古洞[7]，白道出迷津。 拟作沧江叟[8]，长落世外人。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343-344页。 [2]朱强：《关于杨云骧、杨镇海父子生平》，载《珠海文史》（第9辑），珠海：珠海政协，1990，第109-112页。 [3]珠海政协、《珠海文化遗产图集》编辑委员会：《珠海文化遗产图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95页。 [4]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1826页。 [5]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珠海市文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114页。 [6]珠海政协、珠海历史名人研究会：《珠海历代诗词选》（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150。 [7]古洞：竹仙洞，在珠海南屏镇北山村东南。 [8]沧江：泛称江。江水足青苍包，故称。

鲍俊，字宗垣，号逸卿，又自号石溪生，香山县山场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山场村）人。进士、岭南著名书法家和诗人。 鲍出身于书香世家，排行第二。他天资聪明，少怀大志，从小与兄长鲍禹入读私塾，熟读唐诗宋词。他酷爱书法；当时偶见“能素吴公祠”的匾额，书迹秀逸洒脱，仰慕不已，回家日夕临摹，旁人微词侧目，亦不为所动，坚持到底。除读书外，他喜欢收集和研究古籍书画，尤其喜爱书法珍本秘笈，其中收藏有岳飞手劄、吴镇为子佛奴所作的山水册等。[1] 清道光二年（1822），鲍与兄长鲍禹同时考中举人，鲍禹再考不中。[2] 道光三年（1823），鲍荣登癸未科第二名进士。殿试卷子须用工整的小楷写成，皇帝御览的卷子中，鲍成为其中的佼佼者。道光皇帝赐他“书法冠场”四字，以示褒奖。他获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刑部主事，候补员外郎，即用郎中。 鲍的楷书源出二王，参照徐浩《不空和尚碑》的笔法，整饬中有浑厚之意。他最擅长行草，传世之作以行书为多。他与张维屏、黎简等齐名，成为晚清岭南著名书画家之一。[2] 鲍亦善擘窠大书，现今在石溪山上，存有其所题摩崖石刻“石溪”、“鹅”、“莲岛”等大字。“鹅”字行书，字大三尺见方，仿效绍兴兰亭中相传为王羲之所书的“鹅池”碑中的“鹅”字。右下侧有题记“名署亦兰亭，谁作兰亭记。敢说溪鹅书，止学古鹅字。道光庚戌春三月鲍俊题。” 鲍对水墨画很有造诣，尤长于画松、梅、竹、兰、菊和仕女图，用笔清爽，气韵疏秀。他在乡石溪作的《倒吊松》、《春天竹》、《落雨竹》等几幅水墨画，匠心独运，巧夺天工。其中《倒吊松》长一丈三尺、宽六尺，当时写生于石溪吕祖庙侧一棵参天老松，朝暮观摩，悉心钻研；画出为一条赤花藤组绕古松，一直蔓及秃断的树顶，再向横斜的松推倒吊下来，构思独特，着色浓重，色彩层次分明。 道光十一年（1831），鲍辞官回粤闲居，在广州芳草街（今登峰南路仁生里）构筑“榕塘吟馆”，种植一棵老榕，古干参天，榕树之下为榕堂，有池有亭，池上有楼，有桥有廊，名曰“也圆”。春秋佳节，他置酒邀朋，吟诗作画。 鲍生性孝顺。父亲喜爱山水，他请人绘画《策杖观山图》，并遍邀名流题咏，欲使父亲的精神意象流传于诗词翰墨间。 鲍的书法，变化多姿，清新古朴，自成一派。他从小聪颖过人，被父亲誉为“心通手灵”。晚年时，鲍在家乡松邻祠设立一个书房，名曰“经佘”，与几个文友一起观书临帖，切磋字画。每日必在书房将名家字帖临摹，以求神韵。他临摹多年，刻苦用功，青年时代，就创造出个人独特的书法风格，名噪一时。[1]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41-1845），鲍在家乡石溪仿王羲之兰亭修禊，在半山临溪之处筑有亭榭两座、书室两间，经常邀文友雅集，在此曲水流觞，泼墨挥毫，作画吟诗。沿溪留下32处摩崖石刻，都是当年来自南海、番禺、新会、香山等地文友的诗词和题记。现今，亭榭书室已毁坏，但遗址尚存，石柱上刻着黄琛于道光乙巳年（1845）题写的楹联“到处有天机流水高山随俯仰，此涧无俗客方巾野服即神仙”。 晚年时，鲍回归故里，在凤山书院和丰湖书院讲学。 鸦片战争后，鲍出于义愤，道光二十九年（1849），支持义士沈亚米等刺杀澳门总督亚马留。[4] 道光三十一年（1851），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登基，鲍以“咸岁双春逢雨水，丰年盛世两中秋”赋联，呈献咸丰帝。咸丰帝阅后大悦，遂召他“入都补官”。鲍应诏入京途中，突患痈疾，只好返回，不久在广州去世，年仅54岁。 鲍俊著有《榕塘吟馆诗钞》、《倚霞阁词钞》、《罗浮游草》、《鲍逸卿草法》等文献。原作多流失港、澳、穗、沪及珠海乡间尚存有山石、祠庙的“墨宝”。[1][2] 鲍俊墓与妻子骸迁葬于家乡山场蛇地坟场。1988年，珠海市博物馆出资将鲍俊夫妇墓移葬石溪。[4] 现录鲍俊的诗两首： 《行香子‧澳门》[5] 濠镜波平，四面钟声。礼耶稣，果供香迎。 帘垂粉壁，山锁莲茎。看海东西，楼高下，艇纵横。 飓母时鸣，百丈潮生。卷腥风，浪拍蛟鲸。 沙关夕照，妈阁朝晴。爱蜡鱼黄，银虾白，石螺青。 《晚望西樵》[6] 插天七十二芙蓉，朵朵都归夕阳中。烟火万家团远树，楼台上界动寒钟。 似从空际寻瑶岛，不辨岩边走玉兔。滕杖芒鞋明月事，振衣同上大科峰。 [1].珠海政协：《珠海文史》（第4辑），珠海：珠海政协，1986，第73-83页。 [2]卢德铭：《画坛名家——鲍俊》，载《中山日报》，第3023期，第B3版，2003年4月17日。 [3].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7-9页。 [4].《鲍俊》，载“珠海档案资讯网＂，2012年9月12日，http://new.zhda.gov.cn/show.aspx?id=4726。 [5].刘福铸等：《历代妈祖诗咏辑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第312页。 [6].珠海政协、珠海历史名人研究会：《珠海历代诗词选》（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10，第128-129页。

黄恩彤，原名黄丕范，字绮江，号石琴，别号南雪，山东宁阳（今宁阳县蒋集添福庄）人。广东巡抚。 恩彤幼时聪颖，五岁时读家塾，11岁入童科，15岁县试第一，得选补邑生，岁科试皆名列前茅，以优等选为廪生；清道光二年（1822）中举；道光六年（1826）荣登进士，授刑部主事，潜心钻研律例，先后充任提牢、热河理刑司员等，随刑部大臣往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办案，升任刑部郎中。 道光十九年（1839），恩彤出任顺天府乡试同考官；次年，担任广西乡试正考官；不久任江南盐法道道员，监督官盐销售；道光二十二年（1842）调任江苏按察使。 鸦片战争开始后，恩彤参与办理对外交涉，力主妥协。道光二十二年（1842）夏，他随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侵略军谈判议和事宜，8月29日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当时有一个英兵调戏中国妇女，遭到群众痛打。恩彤得知后，“亟登舟往谢。以翌日枷锁军犯数名充殴者诣夷船谢罪”。为防备南京市民闹事，通令城内实行保甲法，并出告示宣称“夷人为乞抚而来，非求战也。”清廷以议和有功，授恩彤二品职衔。 南京缔约后，恩彤又随耆英、伊里布赴广东，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先后任广东按察使、布政使；道光二十五年（1845）升任广东巡抚。期间，英国侵略者提出进入广州城的无理要求，气焰嚣张。广东人民掀起了规模浩大的反入城斗争。对此，恩彤认为广东人民“结队横行，骄悍难削”、“粤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内也。”极力反对爱国人民武装反侵略的斗争。道光二十六年（1846），英人再次提出进入广州城的要求。 恩彤与耆英联衔发布告示，禁止人民阻挠英人入城，引起广州人民强烈义愤。数千民众冲进知府衙门，火烧知府刘浔朝珠公服。恩彤遭舆论斥责，被人参劾。不久，他监临文武乡试，因为一位逾八旬的武生请把总职衔上疏，遭道光帝严旨训斥，经吏部严议降三级调用，由两广总督耆英差遣，不久以同知起用。 道光二十七年（1847），英人又欲进入广州城，并向耆英提出诸多侵略条款，以武力相要胁。当时耆英已任协办大学士，欲摆脱困境，与恩彤等密谋对策。恩彤进言：“英人要约多款，若不尽许之，恐难拒其入城之请，不如尽许其他条款，惟进城之事则缓两年，期间，公早召内阁，可置身事外。”耆英采纳恩彤的建议，答应英国侵略者租地、建房等多项要求，并允许英人两年后入广州城。此事泄露后，舆论譁然，广州街头出现大量揭帖，痛斥耆英和恩彤等人“抑民奉外”的罪行。 此次事件后，恩彤以亲老遵例归养，返回宁阳。清咸丰元年（1851），他总纂《宁阳县志》，将所作部分诗文收入志中，并收入他的考证文章《成城辩》、《宁阳龚邱两故城之说》、《汶阳说》等。 咸丰三年（1853），他撰成《两汉史断》六卷；咸丰七年（1857），他将其《三国志》读书劄记汇为十卷。咸丰八年（1858）五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美、俄居间调停。咸丰帝派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办理议和交涉。惠亲王绵愉等人联衔保奏耆英参与其事。恩彤受命赴津协办，等他抵达天津，《天津条约》已定，之后他回归故里。 咸丰九年（1859），恩彤主持编纂《滋阳县志》，三月完成。在修志过程中，他节冗理乱，补缺润瘠，使该志书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使新志增色不少。咸丰十年（1860）九月，捻军大举进入鲁南地区。恩彤在添福庄举办团练，并亲自筹划建筑坞堡，坚壁清野，倡率连村筑堡，人共为守，以对抗捻军。捻军由添福庄一带经过数十次，都未能接近该堡。朝廷以恩彤“剿捻有功”，以三品封典。 同年，恩彤著成《知止堂文集》。文集中诗文大都平实自然，不事雕琢，从中可看出其宦海行踪和心态活动。书中收录耆英祝寿所作七律四首，对耆英推崇备至，亦自矜办外交之功。清光绪元年（1875），他手录70岁后所作诗文书稿为一卷，取刘禹锡“莫道桑榆晚，徽霞尚满天”诗意，名之曰《余霞集》。 当时他居乡25年，饱经人世沧桑、战争离乱。长期生活在民间，他对人民生活疾苦和胥吏贪酷多有了解。《余霞集》中所收《采料谣》、《催租隶》、《南村有老民》、《两生》等诗文，都为关心民瘼之作。次年，他上书大宪，撰文《代阖邑绅士禀请详免秸料》，力图减轻乡梓百姓负担。《余霞集》还收录《答尹仙桥水部论英吉利》、《友人论弗兰西》等，提出“以夷制夷”的见解。 恩彤居乡期间，关心农事，著有《蚕桑录要》五卷、《去腾必效录》二卷、《河干赘语》七卷，对农业生产颇有裨益。 光绪五年（1879），他再任总纂，重修《宁阳县志》。光绪八年（1882），重逢乡举，清廷赐予鹿鸣宴，赏还二品顶戴。 光绪九年（1883），恩彤在乡里去世，终年82岁。 黄恩彤一生著书甚丰，所编文集及杂着百余卷数百万言。主要著作还有《名宦传》二卷、《离骚分段约说》一卷、《余霞诗》一卷、《秋声词》一卷、《飞鸿集文》四卷、《抚远纪略》一卷、《憩亭诗稿》一卷、《使粤诗草》一卷、《忘余诗草》一卷、《飞鸿集诗》四卷、《大清律例按语根源》104卷、《稀龄追忆录》四卷、续一卷。[1] 现存黄恩彤的澳门妈阁庙石刻。道光二十四年（1844），黄恩彤与潘仕成等参加中美《望厦条约》签订谈判后，同游妈阁庙后所作。 “仓山峨峨，碧海回波，仗我佛力，除一切魔。 道光甲辰五月，偕潘德佘方伯仕成，赵怡山侍御长龄，铜竹樵司马□来游妈阁，书此以志。宁阳黄恩彤”[2] [1]王志民：《山东重要历史人物》（第四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65-67页。 [2]蒋维锬、刘福铸：《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第一辑诗词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第185-186页。

蔡保官，原名蔡全青，字尔善。澳门大鸦片商。[1] 蔡保官贩卖鸦片发了财，捐官成为“州同知衔”（知府，从六品文官）。当时澳门华籍鸦片烟商，几乎人人都捐官，既耀祖光宗，又能给做生意带来便利。时人称他蔡保官，成为澳葡“华籍仕绅”。[2] 清嘉庆二十二年二月初二（1817年3月19日），香山县丞周飞鸿据澳门举人赵允箐举报，查处蔡保官租赁洋楼开设的鸦片烟馆。[3] 嘉庆年间，张保仔做海匪红旗帮首领时，与多位澳门鸦片烟商关系密切，参与大规模走私澳门鸦片活动。他与蔡保官的关系最好。后来，张保仔向两广总督百龄递信表露想接受招安之意，此信由蔡保官转递给香山县驻澳门佐堂县丞。经蔡保官介绍，张保仔认识了澳门朋友、中医周飞鸿。 嘉庆十五年（1810）四月二十日，张保仔率海匪17000多人、匪船200多艘、大炮1300多门、武器2700多件，在香山石岐向两广总督百龄正式投降。 清廷授予张保仔“福建水师千总”职衔，并允许他保留一支30艘帆船的船队，同时赏赐他大笔银两，让他为部下在陆上买地建房定居。随即朝廷命令张保仔率水师到粤西沿海剿灭海盗，用的是“以海匪治海盗”的高招策略。投降招安过程中，张保仔对清廷供出澳门有一个“鸦片窝子”。 两广督抚立即在张保仔投降招安后的翌日，发出海捕文告（通缉令），捉拿“澳门华民”蔡保官和纪申官、王扁、朱梅官、纪开凤、王栈官、王蓄官、吴党官、郑祥官、朱明官、陈二舍、陈子髦、陈焕官、陈钦官、王玷官、许宁官、卢裕官、许霞运、卓开官、徐秀官等20人，最后只抓获朱梅官等12人治罪，其他人都逃脱了，其中包括蔡保官。据说张保仔在作供后，心有不安，派人及早通知蔡保官暂避风头。 蔡保官在澳门开设的鸦片公司，原在大堂街三角亭味囒楼（现今圣约瑟教区中学对面），是一幢三层葡式洋楼，天台上有一个大凉亭，红瓦亭顶，十分抢眼。 蔡保官经常邀请朋友在这凉亭下饮茶谈事，眺望南湾海景。当时有一位叫刘志鹏的秀才在蔡保官处做师爷，他精通风水术数，曾劝蔡保官不可把鸦片公司设在如此显眼招摇处，更指味囒楼顶的红顶凉亭“受风招邪”，定会对宅主不利，不出三年，必有大祸临到。 蔡保官不为所动。据说不到三年，他被官府通缉，生意大败。[2]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42页。 [2].金丰居士：《味囒楼红瓦招摇受风招邪不利宅主》，载《新报》，2013年6月12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27932。 [3].黄巧波：《清末民初时期中山地区禁毒概况》，载《中山日报》，第4406期，第B1版，2007年2月4日。

中国近代海关税务司、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英国人。1862年随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到北京，任总税务司署署理文案税务司，兼任李泰国的首席秘书。赫德接手总税务司后，金登干成为赫德的助手与密友，与之合作34年。在中国任职期间，为创办中国邮政提出重要建议。他又是海关稽核工作的权威，经常出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䜣之门。赫德把原来的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性质加以改变，使它从一个纯事务性的机构变成一个具有广泛权力的机构。1874年派金登干以“无任所秘书”的头衔任主任。赫德插手中国的外文事务，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也成为代理清政府办理某些欧洲事务的外文机构，使英国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代清政府向英国购买船舰，筹集借款等。金登干于1885年参与策划《中法新约》。1887年赫德指示金登干前往里斯本参加缉私会议时直接同葡国政府谈判，3月26日，金登干与葡国政府在议订的《中葡里斯本草约》上签字。草约共四款，其中第二款是“中国允准葡国永驻理澳门及属澳之地”。同年12月1日，由奕劻、孙毓汶为全权代表，同葡萄牙大使兼澳门总督罗沙签署《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根据条约，中国正式同意“葡国永驻管理澳门及属澳之地”，葡萄牙同意“永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

陈兰芝，字拂霞，号馥亭[1]，香山县小黄圃乡（今属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小黄圃社区）人。[2] 兰芝自幼聪敏好动，读书重在领会大意，不愿受繁文缛节所束缚，对科举考试不感兴趣。稍长，广泛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同时，刻苦练习骑马射箭，志在大干一番事业。 青年时代，兰芝多次到江南探望任知县的胞兄，并且出谋划策协助兄长解决政务上的棘手问题。兄长见弟弟足智多谋，为人正直，适合从政，决定入京设法为他筹谋官职。 后来，在兄长帮助下，兰芝被任命为山东高唐知县。高唐县地处七省要冲，军需、京饷、重囚往来不绝，稍有疏忽就会出现事故。历任县官尽管小心翼翼，难免不出差错。而兰芝虽初出茅庐，在任四年，把政务治理得井井有条，无可挑剔，使原先对他心存怀疑的上司同僚无不佩服，刮目相看。 兰芝作风刻苦，勇于任事，事无大小，从不掉以轻心，坚持亲力亲为，一抓到底。 清乾隆年间，兰芝从弟子员生调任山东高唐州州判，主理农事生产和官粮储运事务。当时高唐南部河道淤塞，水灾时有发生，百姓难以维持生计，纷纷逃荒，百里荒芜，罕见人烟。 兰芝深入勘察地势，发现漯河故道，几百里长，直抵禹城，堵塞很久了。他向上司建议重修漯河故道，获得批准。兰芝奉命监督工程，调动民夫近万人上阵。他废寝忘餐投入工作，使日以继夜在各工地巡查，检查过问每个环节。工程后期，兰芝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但他坚持上堤巡视。部下深受感动，大家都忠于职守，拼命工作。做到一半时，忽然大雨淋漓，掘泥工程前功几乎尽废。知州意欲停工，撤退民夫。 兰芝坚信工程可以成功，劝说现在上游已初步疏通，下流仍然阻塞，万一天雨滂沱，下流乡县必成泽国，造成灾难就不可收拾。工程继续做下去，竣工有望。 不久，天气转晴，兰芝亲自督工，露宿河岸，力争早日完成疏导工程，工程终于在雨季前竣工。竣工不久，就遇上河水氾滥，已经疏通好的河道发挥重要的作用。高唐及邻县农田庐舍无恙，黎民百姓皆大欢喜，将这条河叫作陈公河。[3] 兰芝修筑城墙，在原先估计之外，命令人员多造砖数百万加固地基。州长因此责备兰芝劳民伤财。兰芝说城工坚固，十年内不管有没有涝灾，都备无患，这不是重伤财劳民。 第二年夏雨，西边城墙突然塌陷。兰芝马上命人搬来砖块在原先做好的地基上修建，工程不多花力气就完成了。大家都十分佩服他。 兰芝为官，从来不独断和自恃聪明，一心为民请命，正直不阿，以身作则，努力推行利民便民措施，树立正气，上下同心，迅速营造出有利于执法的局面。另一方面，他爱护部下，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威信甚高，下级都乐于为他效力。[1] 有一年冬，朝廷西北用兵，上级官员赏识兰芝的才能，指派他押运山东全军粮饷百余万出大散关，限期紧迫。时值连日大风雪，经过四川时道路被雨雪阻断。 兰芝以浓厚的情谊和诚信为人，感动了将士，率领他们日夜兼程，饥渴劳顿，艰苦备尝，而部下始终没有怨言。 最后几天，风雪更急，赶路更多，在晚上三更时分才到达驿站，仅休息两个时辰。天一亮，军士们就不顾疲倦，一致要求上路。纵然道路崎岖万状，大家义无反顾。等到抵达军门，还未到规定的时限。 兰芝负责通缉搜捕王伦的余党，该案牵涉面很广，他把尺度抓得很严，认真把主犯、从犯与胁从区别开来，许多与此案有牵连的人都没被滥捕错判。沿路见到遗下的骸骨，兰芝不禁流下了眼泪。有人说逆贼的尸骨值得可惜吗？兰芝说，愚蠢的民众造反，国法已得到申张，掩埋他们的尸骨，以彰法外的仁度，不更好吗？于是，兰芝命令手下捡埋沿途的尸首，几个县百姓听闻，无不感动哭泣。[3] 之后，兰芝指导修筑高唐城垣和押解百万军饷往四川两件重要工作中，都有出色的表现。当时，朝廷以军功优待，决定委任他当重要官职并予封赏。[2]兰芝急流勇退，托病谢辞，请假休养。他离开时，数以万计黎民百姓相送，沿途数十里人群挥泪道别。[2] 相传相庄立村之前，此处是一个很大的村庄，后来因为一种叫红金豆的害虫致使全村灭绝，才由官府迁民至此的。相庄之前，此地就建有东方朔祠，据《高唐州志》（光绪）载：“东方朔祠在州东北十里，朔平原人，高唐旧隶平原。祠废碑存……州判陈兰芝立东方朔故里碑于城北”。 后来，兰芝遍游泰岳、嵩山、华山、西湖、天山、五台、雁荡、罗浮诸名胜。 兰芝编辑的作品有《岭南风雅》三卷，收录自唐代张九龄起，至清朝止，分为诗、赋、记、序等体裁，其中收入穗籍崔有之、李昂英、李德、黄哲等人作品，包括《广州歌》、《白云山》、《荔湾渔隐》等描写广州风物的诗歌。[4] 兰芝编著《鲁蜀文献》两卷、《锦岩志略》，并补校《家礼辨定》、《岭南名胜记》、《愿体集》等。[1] 约清乾隆五十年（1785），兰芝在番禹河南澳峡东街卉木精舍居住，增辑明代郭棐（笃周）《岭海名胜记》32卷。[5]其中，《岭海名胜记》第一卷。首白云山记，次海珠记，次灵洲山记，次崖山记，次南海庙志，次浮邱山记，次西樵山记，次海幢志，次澳门记，次石门记，次飞来寺记，次花田记，次江门记，次七星崖记，次羚羊峡记，次鼎湖山记，次三峡记，次九成台记，次珠池记，次奇甸记，次梅岭，次韩山祠记，次鹤峰记，次曹溪志略，次丹霞胜略，次风度楼记，次罗浮山记。兹篇共记岭南27处名胜。每一名胜，皆择其最显胜处详述，余则略明其事，可谓有详有略。其于因名人留迹而其地亦名者，则有详证。如风度楼条下，详考张九龄之有关故实。[6] 现录陈兰芝的诗两首：[7] 《赠海光大师入主海幢法席》 梵王宫殿镇南天，阂敞辉煌七座连。金色映摇珠海月，慈云飞度素馨田。 毗卢阁上千山雨，瘗鹿亭中万树蝉。福地若无师愿力，是公何以证真诠。 白云山色入香台，门接曹溪水绕来。廿八叶传天竺远，大千法说海幢开。 鱼龙泊岸听清梵，獦狚参师学辩才。镫火万龛明彻夜，游人错认是黄梅。 [1].《陈兰芝》，载李有华、张解民编：《顺德历史人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182-184页。 [2].《陈兰芝‧清》，载《中山文史》（第18辑），中山：中山政协，1990，第58页。 [3].《陈兰芝》，载《香山县乡土志》（卷四‧耆旧录）。 [4].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南海神庙文献汇辑》，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第7页。 [5].高唐政协：《地名专辑》，载《高唐文史资料》（第19辑），高唐：高唐政协，第183页。 [6].《岭海名胜记》，载“知识贝壳＂网，2013年6月22日，http://www.zsbeike.com/index.php?m=content&c=zhuanye&a=show_qw&id=43091183。 [7].陈景锴：《陈兰芝》，载《海珠古诗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8，第207-208页。

郑文瑞，字启华，号秀峰，香山县三乡雍陌乡（今属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慈善家。郑观应之父。 文瑞出身于封建知识份子家庭，“夙承家学，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富，手自校仇，丹铅殆遍”。 文瑞从小聪慧，读书勤奋，早年致力科举，但未能考取功名，经过奋斗官至巡按，当过上海道。遵循郑家传统，科举不成，为养家糊口，他四处跑生意，到过南洋，多次出入澳门，但仍不忘读书和著述。清咸丰三年（1853），文瑞前往上海经商，稍有积蓄后，回到故乡，在家乡香山雍陌和澳门开设私塾，长期充当“蔽貌科名，设帐授徒”的布衣塾师。他对先贤教诲和嘉言懿行特别感兴趣，一边读书，一边抄录大量格言和故事，并编辑成书，名为《训俗良规》和《劝戒录》，自费印刷，广为派送和热心讲解。 文瑞回乡后，热心参与乡村中筹置义田，兴立善堂，修建宗祠、书院、道路、桥梁等公益事业，关注民生。曾任陕西布政使的王承基等绅士在《上李鸿章禀》中，说郑文瑞“家居筹置义田，兴立善堂。地方公举：若水利，若桥梁，若义仓，或创或困，无不尽力乐输，弹心规画”。 清光绪三年（1877），文瑞发动亲戚和分散各地谋生的儿子们劝赈倡捐数十万两银，赈济山西特大旱灾，救活不少人。经山西巡抚卫荣光、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奏请，清政府准许在香山家乡竖立郑氏一门“乐善好施”牌坊。在澳门下环龙头左巷新建的郑家大屋里，悬挂由湘军首领曾国藩胞弟、太子少保兵部侍郎山西巡抚一等威毅伯曾国荃赠送的一块横匾，上面写着“崇德厚施”四个金漆大字，上款是诰封荣禄大夫郑文瑞。光绪十九年（1893），文瑞去世，终年81岁。 郑文瑞诰授奉直大夫，光禄寺署正随带，加二级，赏戴花翎，覃恩晋封通政大夫，叠封荣禄大夫。 郑文瑞娶香山三乡平岚旧大墟陈氏（1814-1849）为妻，即郑观应母亲，生育郑思齐、郑观应、郑思贤；诰赠宜人，屡赠太夫人，覃恩叠赠一品太夫人；葬于广州省城大北门小金钟岗将军岭（地名）。 后娶香山石岐刘氏（1838-1906）为继室，生育郑官桂、郑庆麟、郑庆蕃、郑官寿、郑庆镗、郑九如；诰封宜人，晋封夫人，覃恩叠封一品夫人；葬于香山前山三台石（今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又娶香山那洲（今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那洲村）梁氏（1827-1921）为妾，诰封宜人；葬于香山前山三台石（地名）。郑文瑞共生育九子和八女，八个女儿依次嫁与曾、区、邓、陈、陈、张、杨、容姓人家。[1] 郑文瑞一生节俭持家，却尽力周济贫苦亲邻，他的行为和思想，成为郑观应树立良好的榜样。 郑观应故居位于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该故居为郑观应出资为父亲郑文瑞而建。现今，故居门额镶嵌一块长2.35米、宽65厘米的石匾，楷书阴刻“秀峰家塾”四字，落款“光绪二十九年孟春立”。[2]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第16-17页。 [2]《（郑观应故居）百年“秀峰家塾”荣耀三乡仁厚郑氏兄弟名留故里》，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5月14日。

晚清政府官员。满洲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介春。鸦片战争爆发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3月，奕经在浙江战败，耆英署杭州将军，旋任钦差大臣，赴浙江向英军求和。8月，与英国代表谈判，完全接受英国提出的条件，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844年任两广总督，7月30日在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俗称观音堂）与美国专使顾盛签订美国强加于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即《中美五口贸易章程》）。1848年任文渊阁大学士，1850年被革职。1858年（咸丰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派赴天津与英美侵略者交涉，因擅自回京获罪赐死。

晚清官员。博尔济吉特氏，字静安。清末满洲正黄旗人。袭侯爵。曾历任河南按察使、巡抚，山东布政使、巡抚，两江总督，四川总督，直隶总督等。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授协办大学士。1838年擢文渊阁大学士。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兼署海关监督赴广东，一反林则徐所为，撤废战备，力主对英妥协。1841年多次来澳门并在澳与英方代表义律谈判，败北而去，擅自口头承认英国单方面制定的《穿鼻草约》。嗣又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向义律求降，议定所谓《约议戢兵条款》。后因新任参赞大臣杨芳抵广州，而未敢如期盖用公印而失效。同年3月被革职拿问。后复被起用，曾任驻藏办事大臣、四川总督。1853年初（清咸丰二年底）任钦差大臣，建立江北大营，对抗太平军。次年病死军中。

名天显，号道普，小名阿爽，在广东行商时名吴天垣，外国人称为爽官。广东香山翠微乡（今属珠海）人。出身寒微，早年曾在澳门、广州等地贩鸡为业。1832年在广州开设同顺行承充行商。1839年曾参加与外商商议禁止鸦片入口的具结问题。1843年广州开埠后，经营茶叶贸易，积累巨资，并投资旗昌洋行，成为该行七大股东之一。约1845年到上海，经营鸦片走私、茶叶贸易、典当业等。还捐资获候补道。1848年任苏松太道，嗣兼江海关监督。任职期间，与英、法、美等国初步确立了近代海关税务司制度和租界制度，出卖海关主权和领土主权。1853年又倡行“借师助剿”，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因涉官场权力倾轧，被清廷革职，后被复用。传1859年后从上海返回广东。1866年在家乡病卒。

卢文起，字深潮，号斗韩，别字瀚星，香山县上栅乡（今属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上栅村）人。进士、县令。 文起自小聪明过人，当时得到知学使惠士奇的赏识，用心栽培他。他不负所望，补诸生第一。清乾隆三年（1738），文起考中举人；乾隆十三年（1748）上京会考，荣登戊辰科进士。当时，他的恩师惠士奇罢官回归吴地，因生活贫困而变卖房屋。文起获悉后，联同其他同学捐赠600两，为恩师将房产“红豆斋”赎回。此事四方传为美谈。 文起先后担任湖南临湘县令、贵州仁怀县令。仁怀当地偏僻贫穷，苛捐杂税十分沉重。到任后，他减免贫民税收，改善人民的生活。当地文化落后，许多人不识字。他烧录诗文，兴办教育；秉公执法，磊落办事，深受仁怀民众的爱戴和拥护。[1] 某日，某妇人伙同奸夫杀死亲夫，将尸体投入山洞中。文起派官兵搜寻数月，找到死者未变质的尸体。杵作按照惯例，需要拆解尸体检验。文起加以制止，说死者的伤痕清晰可见，为甚么还要拆解尸体呢？他有甚么罪呢？于是，文起请示抚军，说贵州山高土厚，凡尸体不易变质且能够检验的，一概不要剖尸检验。抚军表扬他，并采纳他的建议。[2] 文起深得民心，老百姓把他当成自己的再生父母。仁怀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为他建造一座遗爱祠，表彰他的功绩。后来，文起因病，回到广东韶州府（今韶关市）从事教学工作。 清乾隆十四年（1749），文起回到香山，与兄长卢文兴一起大力支持家乡建设，倡议集资建桥，带领村民兴建官涌桥，桥长14丈，宽5尺，方便村民出入，免除他们长途跋涉之苦。 莲峰庙是澳门华人求神拜佛和集议商事的公共场所。清雍正元年（1723）莲峰庙进行大规模扩建，命名为“慈护宫”。乾隆十七年（1752），文起担任清廷户部侍郎，积极联同香山县事等，捐资修建庙内观音殿，他所撰《重修观音殿碑记‧观音大士殿宇记》记载“其中基址广延，肇造宏丽，惟莲峰慈护一宫，直并象教鹫岭。其前为天后殿，其后为观音殿，建自雍正元年，迄今三十余载矣。[3]” 乾隆五十七年（1792），文起去世，终年89岁。 卢文起博学多才，著有《四书纂要》十卷、《易经讲义》五卷、《周易纂要》五卷、《湖连乡志》、《四书讲义》等书。 现今中山市沙溪镇濠涌村前有一座云亭峰，北面就是金鼓山。当年，卢文起以一首《金鼓朝阳》诗赞曰：[4] 一声金鼓半峰丹，丽日峥嵘复旦看。镗答应天暄负早，离晖出地曙光团。 花呈锦绣笼烟瑞，涧绕春阳煦谷寒。静传云亭濠上望，咸池焜耀舞蛟鸾。 [1]香洲区唐家湾镇人民政府、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唐家湾镇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第382页。 [2]卢文起：《香山县乡土志》（卷四‧耆旧录）。 [3]冈虎：《澳门莲峰庙始建时期探微》，载《五邑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29页。 [4]《“香山八景”始于元代》，载“中山文化资讯网＂，2006年11月16日，http://www.wh3351.com/rwzs/whcs/cscontent.php?bc_id=91。

吴应扬，字礼臣，香山县翠微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翠微村）人。[2]进士、刑部江苏司。 吴应扬生于清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初七（1835年1月5日）；清同治七年（1868）荣登进士，授刑部江苏司。[3] 同治六年（1867），吴应扬来到澳门，撰写《重修观音古庙碑志》一文。[4]澳门望厦村北头，有观音古庙，清光绪二年（1876）重修，吴应扬书撰碑记。[5] 光绪二十四年（1898），维新变法前，吴应扬等117人参加“不缠足会”。[6] 光绪十四年（1888），格致书院成立，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岭南学堂，1926年发展为岭南大学。光绪三十年（1904），岭南大学的前身岭南学堂尚未从澳门迁回广州发展时，吴应扬等广东省官绅商学界名流就联名请求美国董事会将其迁回广州开办。[7] 清宣统元年（1909）春，两广总督组织咨议局筹办处，聘有22名“议绅”，其中约有一半是研究社成员，包括吴应扬、邓华熙、张振勋、吴道镕、梁诚、陈如岳、黄宝熙、易学清、丘逢甲、李渊硕，他们对筹办咨议局选举表现出一定的热心，向各地士绅发出通函，希望在办理选举中，“官绅合作，上下相维”，劝告士绅不要“观望延迟”，将咨议局章程广为传播，向士绅说明宣传咨议局议员之荣誉与选举权不可放弃，使人欢欣鼓舞，恍然于朝廷重视舆论之至意，踊跃争先。[8] [1]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15页。 [2]珠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珠海市志》，珠海：珠海出版社，2001，第1077页。 [3]《中山百家姓寻源》，载“中山网＂，2008年12月11日，http://www.zsnews.cn/zt/zszx2012/2006/02/27/545555.shtml。 [4]中国内地、香港法律制度研究与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470页。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348页。 [6]王晓秋：《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364-365页。 [7]章开沅等：《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辛亥革命前后的官绅商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675-676页。 [8]《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第62页。

曹有，字应贤，号谓泉、益昌，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人。澳门富商。曹雨亭弟弟。 曹氏先祖移居澳门，曹氏家族在澳门繁衍生息，发家致富。 1882年4月，曹有在白马行街创立缫丝厂，成为晚清时期澳门最早的工业投资者之一。[1] 1870年，曹有与沈旺、王禄、德丰等人出资筹建镜湖医院，香山县政府和澳葡当局都表示支持。1871年向澳葡政府公物会办理登记立契手续，同年10月28日澳葡公物会发布公告，批准在三巴门外沙岗山边兴建医院。 曹有与兄长曹雨亭创办曹存善堂、曹连益堂等商号，拥有大量物业和房地产。[2] 1880年4月，曹有购买水车一架赠送给澳葡政府。澳葡政府认为曹有“乃属出于情愿，亦并无私益，越有功劳，是以本澳官乐为收领”，并对曹有“郑重表扬，实堪嘉尚”。同年6月17日，葡萄牙王室特赏给曹有御赐圣母金星，他成为当时首位获此殊荣的晚清澳门华商。[1]同年，他获得清政府钦赐二品顶戴花翎，并获赐牌坊“乐善好施”一座，以示旌奖。[3] 1892年秋，孙中山毕业后，得到曹有的长子曹善业，何穗田、陈赓虞等港澳知名人士资助，来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首席义务西医，创办西医西药。孙中山拟在澳门实施“药局赠药”，向镜湖医院借款1440两开办药局，此举得到医院董事们的大力支持。 曹有作为镜湖医院的早期倡办者，最具资历，以他为首签名作为孙中山借款的见证人之一，借出相当于镜湖医院半年经费的银两给孙中山。对于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宣传，曹善业尽力相助[4]，与澳门知名人士卢九、陈席儒、吴节薇、宋子衡、何穗田等联名，1893年9月26日、10月7日在《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刊登“春满镜湖”告白，介绍孙中山在澳门的地点、时间、业务范围及高明的医术，表彰孙中山的崇高医德。 曹有生育十多个子女：其中包括曹善业、曹善芳、曹善琼、曹善布、曹善瑚、曹善元、曹善荣、曹善允、曹善根、曹善麟、曹善谦（子挥）等。[1] [1].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3-174页。 [2].《曹氏家族资助孙中山澳门开办西医》，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9月21日。 [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9》（奏议九），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51页。 [4].《晚清澳门儒商曹有等创办镜湖医院借大量银款给孙中山办药局“赠药”》，载《羊城晚报》，2011年9月19日。

黄瑜，字廷美，香山县铁城（今属中山市石岐）仁厚里人。[1]岭南学者、自称“双槐老人”、世称“双槐先生”。黄泗之子、黄畿之父。 黄自幼聪颖，勤奋读书；明景泰七年（1456）考中丙子科举人。当时知县谢祺为他立石柱牌坊在县署左侧，命名擢秀，以志其事。 明天顺初年，英宗皇帝朱祁镇颁诏于天下，以求直言，图善朝政。黄应诏赴京晋见上疏，奏陈六事，世称《六事疏》。 《六事疏》：“一日正身则天下治；二日正家则天下定；三日正礼则天下化；四日正乐则天下和；五日正赋则天下富；六日正军则天下安。＂全文数千言，义正辞恳，声威震荡朝野。因此，黄触怒朝中权贵，欲加之罪。幸得吏部尚书王翱、户部侍郞薛远两人赏识他，并设法挽救而未遭祸害。 黄声誉大振，居在京师八年，却未能任事。大学士李贤、邱浚等多位名士器重黄，着意推荐他进入翰林院从事。黄书《七诱》一卷，以明志，但被拒。中御史选铨部写奏章保举他任事，因名册被一位俞姓侍授诏者盗去而纂改，夺走黄的任命。黄知道这事，但不作辩。明成化五年（1469），黄发回广东授长乐知县。 黄上任后，礼贤兴学，整肃纲纪，施行开明之策，竭力举办多宗百姓受惠之事：一收拢流浪闲荡人群，施以教化，引导他们从事农商正务。二清理民间积案，大开衙府公门，公开问案，广听呼声，秉公处事，有冤雪冤，有罪则判，应放则放，应杀则杀。三抑制豪强，慑服以州府朝廷权贵为靠山之辈，按章处置偷税贪赃之徒，切实充实邑仓邑库。四率先捐赠薪金办学，设法改善县学环境，宣导各界集资兴学，并于政暇时亲自为生员授课、考试等，从而使素来以贫瘠见闻之长乐城乡，稍向饶富转变，百姓安居乐业。 黄告辞官回归故里时，百姓为他立生祠在县学官前，作为铭念。 黄回乡后，迁居省城番山下，在庭院亲自种植两棵槐树，建筑休憩亭作为读书之处，自称“双槐老人”，学者称“双槐先生”。黄每日早起读书于亭，晚上咏诗于居室而后睡，对于声色纷华之事，一无所好。 黄去世时，终年73岁；著有《应诏六事疏》、《七诱》、《书传旁通》十卷、《双槐文集》十卷、《双槐岁钞》十卷。 其子黄畿著作较多，著有《易说》、《粤洲集》六卷、《皇极经世书传》八卷、《三五元书》25卷、《删正黄庭经》等。黄畿之子黄佐著有《诗经通解》21卷、《礼典》40卷、《乐典》36卷、《乡礼》七卷、《续春秋明经》12卷、《小学古训》一卷、《姆训》一卷。 黄瑜与父亲黄泗、儿子黄畿、孙子黄佐都成为香山郡学乡贤。 现录黄瑜的诗两首： 《悲井澳诗》[2][3] 白雁过，江南破[4]，更无一寸土可坐。 自闽人广随波流，氛尘暗天天亦愁。[5] 黄芦霾岸风飕飕[6]，上有深井，下有仙女澳，渔舟不到御舟到。 风吹御舟力排奡[7]，嗟嗟悲哉谁与告。 谁与告兮悲复悲，逢崖则止会有时[8]，星星之火奚灭为。[9] 君不见青苗行时不敢语[10]，大事已逐黄龙去。[11] 又不见金牌出时不可回[12]，杀气先传白雁来。 舒王生，鄂王死[13]，宋家刑赏乃如此，嗟嗟井澳徒悲尔。[14] 《夜宿凤凰山》[15] 桃花悄无源，仙妹渺河许。 空余一片山，欲逐凤凰翥。 长林暮萧飕，似送飞玉语。 倏然卧荒村，清猿深夜雨。 [1]《中山文化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241页。 [2]李畅友：《港澳诗选注》，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148-149页。 [3]井澳：在大横琴山下，又叫仙女澳。相传有樵者见二姝殊丽，就视之，化为双鲤，今有双鲤石。宋帝是乘船逃到此处，曾欲逃向占城，遇飓风，几乎溺死，遂得病死于澳门以东的大屿山。因史事发生于澳门附近海域，故录此诗。 [4]白雁过二句：宋季临安童谣有“白雁渡江来”，后元以伯颜为统帅破江南。 [5]氛尘：灾祸的尘气。古以氛为凶气。 [6]霾岸：指风尘滚滚的海岸。飕飕，风劲刮的样子。 [7]排奡：互相挤压。此写帝舟遇飓风颠覆的情景。 [8]逢崖则止：暗指南宋在崖山海战中最后败亡。 [9]星星之火：喻南宋王朝最后的一点抗争力量和复国希望。 [10]青苗：北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其中有青苗法，当青黄不接时，宫放贷于民，正月放而夏敛，五月放而秋敛，纳息二分。此借指王安石变法。作者认为，王安石变法使北宋朝政混乱，最后衰败。 [11]黄龙：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农安县，岳飞“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即指此。借指金国，此句谓金兵破汴，宋朝大势已去。 [12]金牌：指宋高宗当岳飞大破金兵，乘胜前进时以十二道金牌召岳飞回军的事。后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宋金和议，又失去恢复中原、振兴国家的机会。 [13]舒王：王安石死后的封赠。鄂王，岳飞死后的封赠。 [14]这首诗换韵频繁，且多用仄声韵，造成慷慨悲歌，哽咽不能续气的艺术效果，与诗的内容悲悼宋王朝飘零海上屡遭天灾相适应。但作者更把宋王朝灭亡原因溯于王安石变法、岳飞抗金受挫等，表现出学者的深刻，虽然王安石变法的是非仍是一个不易简单论定的历史问题。 [15]《黄家四代贤良》，载《中山文史》（第18辑），中山：中山政协，1990，第12-27页。

梁家瑛，香山县六区上栅乡（今属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上栅村）人。天津海关关长、天津市政协党委书记。 家瑛家境殷实，青年时代外出求学，30年代中期在上海市的海关税务专科学校毕业，进入海关工作。 1937年，家瑛调任珠海拱北海关，次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港澳工委的直接领导下，他成功组织拱北海关关警的罢工斗争，并吸收了五名队员入党。 1940年初，家瑛调到四川省万县海关工作，其地下党的组织关系转到川东特委。抗战期间，他遵照党的指示，致力开展社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先后为三位上级领导人安排社会职业，作为掩护。 抗战胜利后，万县海关撤销，家瑛被海关总署的地下党组织安排到天津海关任职。 1948年4月，任职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变节，出卖一批川东地区的地下党员。幸好家瑛离开四川，行踪不定，未被国民党抓捕。 1948年冬，家瑛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南下，参加香港九龙海关起义准备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家瑛重返天津海关工作，历任副关长、关长。60年代初，在他的领导下，天津海关获得“全国红旗海关”的荣誉称号。 “文革”期间，家瑛受到康生的迫害，被诬陷为冉益智一伙的叛徒和潜伏在党内的异己分子，坐牢21个月。打倒“四人帮”后，他获得平反昭雪，后被海关总署调到北京外贸学院筹建海关学系。 两年后，家瑛调任天津市侨务办副主任，继任天津市政协党委书记。 1985年，家瑛离休后，担任海关学会副会长，主持26万字的《海关职工革命斗争史》一书的编辑工作。[1]他撰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海关职工革命斗争历史述略》一文，发表在《海关研究》1991年第3期上。[2] 1992年初，家瑛及家人从深圳蛇口乘船来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珠海。拱北海关领导人为这位八旬老人提供了生活起居的方便。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榕达及市委政策研究室原主任龙贵兴陪同家瑛，回到金鼎镇看望故居，并拜访镇政府。[3] 1999年，家瑛在天津病逝，终年86岁。[1] [1]香洲区唐家湾镇人民政府、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唐家湾镇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第400-401页。 [2]戴一峰：《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述评》，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第17-24页。 [3]卓华明：《梁家瑛和抗战初期拱北海关的地下革命斗争》，载《珠海文史）（第14辑），珠海：珠海政协，2006，第67-71页。

朱念高，香山县（澳门）第一任县丞。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香山寨升级为香山县。从明隆庆六年（1572）起，葡萄牙每年缴交的地租银500两，由香山县代为征收。 清雍正八年（1730），两广总督郝玉麟奏请朝廷增添香山县丞一名，专门处理华人与葡萄牙人之间事务和纠纷。 雍正九年（1731），香山县丞衙署设立，最初驻扎于前山寨。朱念高出任香山第一任县丞，负责对澳门行使主权和实施管理。县丞是知县副职，派出副知县一级官员专门驻守澳门，说明清政府对澳门十分重视。[1] 为了显示郑重，广东巡抚策楞还奏请发给香山县县丞印记，上刻“管理广州府香山县左堂关防”，后改为“香山县分防澳门县丞之关防”，授予香山县丞相对独立的外事职权。从此，由香山县丞签发给澳葡机构的公文，于日期之上加盖此印。[2] 清乾隆八年（1743），两广总督策楞在处理一宗葡萄牙人杀害华人案后，上疏清廷加强防范。乾隆九年（1744），县丞衙署从前山寨移至澳门望厦村，隶属于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加强对澳门事务的管理。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澳门总督亚马留为扩张地界，将县丞衙署连同《澳夷善后事宜条议》石碑拆毁，县丞和官员被迫迁回前山寨驻扎。 朱念高任职一年，雍正十年（1732），顾嵩接替担任香山县丞。[3] [1]《香山县历任县丞驻节澳门表：1731-1906》，载《中山文史》（第45辑），中山：中山政协，1999。 [2]刘景莲：《明清澳门涉外案件司法审判制度研究：1553-1848》，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44页。 [3]黄启臣：《澳门主权问题的历史审视》，载“中华文史网＂，2007年3月21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gat/2006-09-28/27411.shtml。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陈芳，字国芬，香山县下恭都黄茅斜村（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侨领、糖业钜子。 父亲陈仁昌在澳门经商，家境颇富。母亲曾氏。陈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成为秀才。陈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逐渐中落，之后，陈随伯父陈仁杰到澳门、香港学做生意。陈仁杰在香港经营中西土特产。1849年，陈仁杰准备运一船货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陈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陈和堂兄协助伯父处理完这批货物，伯父就回国。陈却爱上了这块土地，决定留在这里大展拳脚。他勤奋努力，不久学会英语。他先在贝尔街开设一间店铺，销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货物，小店铺一开张，生意兴隆。1851年，陈与同乡程植合股开办新店铺“芳植记”，它坐落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业旺地。“芳植记”开张那天，轰动整个檀香山。铺面采用中式风格，红色大门前面两根圆柱上挂著两个大红灯笼，两扇门上贴著鲜艳的门神，货物摆设沿袭著广府人开架卖货的习惯，货架上摆满了精丝、瓷器、茶叶和香料等各种各样的中国货，生意一开始就红红火火。 陈用7600美金买来一艘旧帆船，起了一个新名字“中国夹克号”。他有了“中国夹克号”，极大地降低营运成本，“芳植记”商品价格随之降低。1855年，美国国庆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处飞舞著美国人庆祝的烟花，一把大火点燃了国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业区店铺，“芳植记”变成残垣断壁。许多不明身份的人闯进“芳植记”抢劫，警察悬赏200美金缉拿打劫者，没有下文。何魁趁机卷走“芳植记”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踪了。火灾后第三天，陈让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琼‧布斯的酒吧，重新挂起“芳植记”的招牌，将仓库里的货物全部搬出，摆满所有货架，俨然火灾根本没有发生。这一招，稳定了所有债权人的心。陈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银行找朋友克拉克贷款，登上“中国夹克号”，直奔香港采购。依靠捕鲸船长们仗义相助，“芳植记”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约四点，陈推著一辆手推车，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金银币，上面甚么遮蔽物都没有，大摇大摆地走上街头，把铺子里收入的金银币送到银行里。陈富有的名声，一时间传遍夏威夷每一个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陈以1368美金拍下罗奈尔得遗孀那栋精致小巧的珊瑚石别墅，“芳植记”搬到珊瑚石别墅经营。陈在大岛继续从事土地投机生意，他把朱丽亚那个牧场周边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后，他到裘蒂博士家里郑重向朱丽亚求婚。裘蒂博士虽对华人怀有歧见，但不敢当面拒绝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丽亚，请陈先建造一栋夏威夷最豪华的别墅。1856年，陈在檀香山市富人区努亚大街买下一块地，请人设计图纸，大兴土木干起来。他一直寻求机会酝酿成立一个华人社团，檀香山华人对陈的提议都表示赞成，华商们决定搞一场以华人名义举办的庆贺舞会，大家踊跃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华商会正式在檀香山注册成立。 5月23日，陈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国籍。5月28日，陈和朱丽亚‧克纳‧弗尔威斯尔小姐结婚，史密斯牧师担任证婚人，婚礼在努亚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里举行，婚礼一切从简。1857年8月1日，朱丽亚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请遗产继承。七天后新任大法官麦克比因作出最后裁决，裁定朱丽亚获得父亲三分之一的遗产，现金3881美金；获得母亲三分之一的遗产，是大岛希洛镇海边的一个牧场。这个牧场正是陈所购土地包围的那个牧场，这些土地联结为一块完整约5000英亩的地块。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华人独立经营的机器榨糖工厂“国芬制糖”正式开张。“国芬制糖”的工人工资比当时白人制糖厂高出30%。陈和刘禾林本来在夏威夷华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优厚。“国芬制糖”很快就招够工人和技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国芬制糖”成为陈在夏威夷经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著陈成功地迈进他梦寐以求的制糖业，开创事业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带着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个小伙子特别醒目，第一个叫程利，是程植的一个堂侄；第二个叫卢岳，是香山县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个亲戚；第三个是王贵，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乡。都在老家做过干货铺。陈与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让卢岳留在“芳植记”给程植当帮手，王贵被安排到“国芬制糖”。1864年，美国南北内战促使夏威夷蔗糖业腾飞。三年来，夏威夷年食糖产量飞速上涨了16倍，并彻底改变了夏威夷的商业结构，甘蔗园经济成为支柱的产业。陈进入制糖业挣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产，而是通过垄断运输实现的。三年垄断运输，为他积累38万美金的巨大财富，把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 陈决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岛经营甘蔗园事业。达莫专程从三藩市来到檀香山，想与陈一起投资甘蔗园。陈和达莫在檀香山市注册合股的通用商业公司，两个好朋友各占一半股份，陈出地，达莫出资金，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达莫从德国订制的榨糖机从三藩市运回来，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机在大岛希洛镇新甘蔗园调试完毕，让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园主们羨慕不已。除这套五万美金榨糖机外，达莫又拿出十万美金，一共15万美金成为他在通用商业公司的股本。陈把自己大岛上的土地划出约3000英亩，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资，剩余3000英亩土地暂作牧场，作为新甘蔗园的预留土地。陈将自己这个甘蔗园命名为“皮皮艾克”，以单个甘蔗园面积来说，皮皮艾克农场位列夏威夷农场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陈回到檀香山一个月后，在以华商为主体的夏威夷手工业者行会的会议上，陈当众宣读一份由全体华商签名的“告夏威夷公民书”。这是夏威夷历史上华商第一次有组织地集体告白，它向全体夏威夷人提出华人对劳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议，反映这个正在崛起群体的潜在力量，这是华人力量在政坛上的第一次郑重发声。这份告白书旨在通过改变劳工制度，取消对华人的政策歧视。同年底，陈以26万美金，拍下卡伯瓦农场。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亚报》以“糖王加冕”作为显著标题，详细介绍卡伯瓦农场拍卖的过程。从这一天起，陈的“糖王”称号在夏威夷被叫了起来。 1870年度，夏威夷总商会出版商业年鉴，评比出夏威夷实力最强的八大企业，“芳植记”和通用商业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闳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后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陈带着长子陈龙提前几天到达三藩市，入住“皇宫大饭店”。容闳在“皇宫大饭店”第一次见到了陈。 陈比容闳大三岁，两人初次见面，但经唐氏兄弟介绍，互相早有耳闻，相谈甚欢。陈放心把陈龙交待给容闳，自己回到檀香山。陈龙连考四门功课，成绩优异，顺利考入耶鲁大学。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铁工厂发生工人罢工，给复杂的政局增加不少纷扰。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巴特亲自主导，要求农业协会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夏威夷总商会，以加强夏威夷总商会的行业领导和协调能力。夏威夷总商会涵盖夏威夷九大类行业商会，同时吸收华商会和智利商会参加，一个覆盖面广的商业组织，却受到夏威夷最有实力的商人组织农业协会的抵制。但这次，农协不能不给内阁面子。大卫斯没有办法，点头允诺农协加入夏威夷总商会，并答应推举一人出马竞选本届总商会会长职务。农业协会七人委员会选举出来的推荐人竟然是陈。1873-1878年，陈担任五年的夏威夷总商会会长，圆满地协调各种经济纠纷，起草制定大量的行业规则，赢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认同。 1874年8月，陈带着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负责筹款。展望美夏贸易互惠协定实施在即，王国的财政收入届时会有大幅增长，但眼下政府大举建设，急需大量资金支持。陈到达三藩市，达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来与陈秘密洽谈。这批富豪开矿发了大财，四处投资。陈三藩市一行，共筹得400万美金的钜款，圆满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陈回到檀香山后，着手帮助准备卡拉卡瓦国王年底的访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国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热烈的欢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库伊农场准备出售。卡波库伊农场有超过4700英亩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数得上的大农场。卡拉卡瓦这次要把它当作第一笔酬劳，来还陈在两次大选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没想到，被陈谢绝了。陈不愿意这样操作，一方面这种私下交易会对国王的声望有损，另一方面也损他糖王的声誉。之后，陈从香港调集大笔资金，为保险起见，再度与达莫两人联手，准备参加卡波库伊农场的竞拍。陈与达莫以46万美金钜款，拿下了卡波库伊农场，使他的蔗糖事业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陈接到三藩市华埠中华会馆的信函，要他务必于7月25日前到达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国驻华公使的陪同下，陈兰彬一行抵达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华会馆组织的盛大欢迎仪式。在陈的力陈下，陈兰彬答应在檀香山设立一个领事馆，条件是他必须出任领事一职。 1877-1878年，中国北方发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灾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陈认捐了5000美金，折合约7000两白银。根据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赈荒歉”、“其捐银子千两以上者，请旨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县恭常都黄茅斜村陈家大院里矗立起一座“乐善好施”牌坊，这座由陈灼父（陈芳二兄陈国祯的长子）委请当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为花岗岩建造。可惜，这座牌坊在“文革”期间毁于红卫兵之手。 1879年是陈来到夏威夷第30个年头，成为夏威夷响当当的“糖王”。抛开“芳植记”不计，仅三个农场每年给他带来收益高达30万美金，在他名下的这三个农场资产超过260万美金。 6月21日，时值王国枢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额，枢密院共45名委员，其中上院15名委员为国王任命，卡拉卡瓦当政时期，只有贵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职务，同时也是国王用来晋升贵族的特权。陈以其显赫的社会影响、不容争辩的商业地位和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枢密院现任委员的一致认可。枢密院通过后，国王卡拉卡瓦当天签署命令，正式任命陈为枢密院委员，从此，陈成为夏威夷贵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对陈的任命下来了。陈兰彬把毕业后留在驻美公使馆协助他工作的陈龙找来，指示陈龙把这个任命通知夏威夷驻美公使艾伦。同年耶诞节，老农协会员们为了庆祝陈荣膺贵族称号，在市政厅举办盛大的庆祝舞会，夏威夷名流争相参加。接着枢密院举办的庆祝舞会，国王卡拉卡瓦到会致辞，对陈的贡献表示嘉奖。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国三角黄龙旗在陈的努亚别墅升起，这栋别墅被他用作夏威夷华人商会的办公地址。仪式结束后，三藩市领事馆派来的特使朱国君，在陈的陪同下，到王宫里觐见卡拉卡瓦。陈出任首届商董，中国驻夏威夷商务代办处开始正式工作，聘用一个翻译和一个秘书，经费由陈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华商会的基础上筹建华人联合会。第二项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华人权利的问题。3月17日，陈兰彬亲自签署任命陈为夏威夷首任领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车送到三藩市领事馆陈树唐处。陈树唐赶快先写信给陈，要他好好准备一下，并说大家随后乘船赶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龙旗再度升起在努亚别墅，陈身穿满清官服，仰望着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陈出人意料地辞去清廷驻夏威夷领事一职。程利接任领事一职，驻节华盛顿的新任中国公使郑藻如批准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陈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库仪农场的股份转卖了出去，这一举动震惊夏威夷商界。他把价值106万美金的股份出售给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这笔交易中，只有70万美金用现金支付，其余36万美金置换了布伦威尔和卡斯特尔合股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位于考爱岛，归于“朝兰利服记”名下，程利和卢岳将分期偿还这笔钱给陈。陈用70万美元现金用来购买香港道格拉斯火轮公司的控股权。这次投资战略调整，一方面为了继续减少白人和美国政府对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陈有意加大对香港投资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发了大水，百姓流离失所。陈远在檀香山，听到消息之后，捐赠3000两白银寄回国内，给朝廷赈灾。这一次捐助报送朝廷后，光绪皇帝赐赠石牌坊一座，以示褒奖。1886年底，在黄茅斜村陈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乐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陈龙搭船从大岛赶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发作，猝死于船上。 消息传来，陈彻底被击垮了。他万念俱灰，下定决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农场的一半股份，以90万美金的价格卖给达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后由朱丽亚承担全部的商业风险。达莫派人来管理卡伯瓦农场，陈心里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万美金留给朱丽亚和孩子们；剩余的40万美金转到了香港，陈先后投入东亚银行的资本300万美金。 陈回家乡后，他又买了30多亩良田，加上原来的义田，共有60多亩，建立社学，好让村里贫困的孩子们能够读书。陈买回来两部柴油发电机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他从澳门买回来水管，从村边凤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里，过滤成自来水后让村子里的乡亲饮用；整治村容，修筑道路，在村子里挖了两口大池塘，种植椰子和槟榔树，给村子修筑炮楼等。同时，他捐银给地方政府。这年，陈以长孙陈永安的名义为陈龙请赐建“急公好义”牌坊，位于两座“乐善好施”牌坊的旁边。 陈投资扩大义学，创办女子学校，开创香山县的先河。1891年发生水灾，冲毁了香山县十几个村庄。他拿出7000两白银捐给香山县衙用于赈灾；接着捐献4000两白银，用于修筑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为香山县境内最早的公路。这一系列善举，被香山县衙呈报两广总督衙门，总督衙门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陈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陈家大宅建设完成主体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风格一体的建筑；2006年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今成为国内外游客赴珠海旅游的首选景点。[2] 1906年9月25日，陈在家乡去世，终年81岁。葬于梅溪。[3] 陈芳娶有两位妻子，生育子女18个。他与元配妻子李杏两子：长子陈龙（1852-1889）、三子陈赓儒（1863-1918）。他与第二任妻子朱丽亚‧费耶韦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儿长女爱米兰（生于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于1861年）、四女茱丽叶、五女玛莉亚、六女伊莉莎白（生于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爱丽丝、九女海伦、十二女梅拉茵等；儿子：次子陈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于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于1875年，出生个一个月夭折；五子阿尔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后，藉著杰克‧伦敦的小说《陈阿芳》，陈芳成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槟王朝的风云激荡和一代糖王的传奇经历，连他后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国人的好奇，从1964年起，在美国百老汇上演的歌舞剧《12个女儿》，讲述陈家的故事，这个歌舞剧连续上演30年，历久不衰。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之际，评选了200位影响美国历史的外籍人士，陈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陈芳回到家乡定居后，来到澳门经营生意，以其传奇的经历和雄厚的财力引起澳门华夷各界广泛关注。[3]据说，1891年夏，陈芳来到兴记酒店住宿，当时酒店洋经理见他是华人予拒绝。陈芳一怒之下，要求买下酒店，当时适逢酒店准备放盘，开价三万英镑，且限三天交款。两天后，陈芳从大西洋银行开出一张三万英镑的本票将兴记酒店买下，并将兴记酒店改名为“澳门酒店”。此举轰动了澳门，当时被港、澳、沪多家报纸报导。 1902年5月，“澳门酒店”以二万澳门元的价格出让给法莫尔（W. Farmer）先生。[5] 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欢迎俄国皇太子访澳公会，陈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于曹善业、柯六、林含莲、王棣等知名华商。可见，陈芳在当时澳门的影响之大。 除投资火轮业、酒店业外，陈芳对广东政府及华人事务亦颇为关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经澳中绅商捐资修建，以便往来，香山人陈芳首捐洋银两千枚。近已竣工，计用料费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费用，陈芳捐款过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广东政府“筹借民款，借助军饷”，“其澳门一埠，则有富商报捐候选道，香山人陈芳报捐候选知府”。[6] 陈芳在澳门开办牛奶公司，引进荷兰牛，开创澳门养殖荷兰牛的先河，生产加工牛奶供应澳门市场外，他每天派人运送牛奶回家乡，供乡亲饮用。[7] 次子陈席儒专门从香港给父亲买了辆双排座的“奥兹莫比尔”牌汽车，这辆汽车为黑色木制车身和车轮，车轮外包著橡胶轮胎，车灯是煤油灯，喇叭需要用手使劲捏。陈席儒买这辆汽车是当时最昂贵的汽车，价格是6700美金。这辆汽车是澳门历史上第一辆汽车。[1] [1].刘云德、徐炜：《陈芳传记》，载“珠海梅溪牌坊＂网，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页。 [3].《珠海历史名人——陈芳》，载“珠海政协＂网，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绅：《陈芳传奇一个华商家族的百年神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页。 [5].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四卷‧清后期1845-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页。 [6].林广志：《晚清时期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第179-180页。 [7].李蒲弥：《回归后的澳门发展与粤澳关系研究》，香港：香港汉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页。

张学华，字汉三，晚号闇斋，原籍江苏省丹徒县，先世游幕于广东，寄籍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进士、清朝政治人物、书画家、诗人。 清光绪十六年（1890），学华参加光绪庚寅科殿试，荣登进士三甲第八名；同年五月，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历任国史馆协修，山西道监察御史，山东登州、济南知府，济东泰武临道，兼管济南商埠监督，山东清理财政公所会办、法政学堂提调、通志局提调。[1] 清宣统三年（1911），学华被授江西提法使，后因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独立，未上任而回广东。[2]之后，学华前往港澳，或隐居故里，闭门著述；著有《闇斋词稿》、《采薇百咏》等；为吴道镕校补《广东文征》遗稿，这是一部明清时期辑录历代粤人作品最多、时间跨度最长、保留粤人文献最完整的重要的岭南文献，其整理编纂及至保存和流传，是在粤港澳三地完成的。[3] 学华一生六次前往澳门，其中抗战时期两次居住澳门七年，抗战胜利后，从澳门返回广州。[2] 1939年，汪兆镛在澳门逝世。学华撰写挽联一副：[4] 水云大隐，志节皎然，著述有千秋，身后益为公论重； 汐社旧游，凋零尽矣，迁流方万变，海内弥伤吾道孤。[5] 1951年，学华去世，终年88岁。 现录张学华的楹联一副： 《题澳门药山寺》[6] 药师亲授元悟录，山鬼潜听老衲经。 [1]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名人信劄选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82页。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76-197页。 [3]陈广恩：《吴道镕、张学华与〈广东文征〉》，载《文化杂志》，2009年夏季，第71期，第192-197页。 [4]《相关人物介绍——张学华》，载“积昌家塾史料汇＂网，2013年3月30日，http://hi.baidu.com/864905657/item/ca243e1634b9ff582a3e2294。 [5]“水云”是宋朝遗民诗人汪元量的别号，“汐社”为宋遗民在元初所结的文社。因汪兆镛是前清举人，同属遗民身份，学华故引为同调。 [6]《港澳宗教场所联》，载“本溪旅游＂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bxbx.cn/travel/jingdain/2012/0819/13755.html。

何作猷，字汝宏，号仲秩，香山榄都（今属中山市小榄镇）人。进士、翰林院编修。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何作猷荣登戊戌科第215名进士，殿试二甲第十名，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九年（1903），何作猷为癸卯科乡试担任十八省磨勘官；光绪三十年（1904），他为甲辰科会试任同考官；朝廷赏戴花翎二品衔。后来，何作猷担任甘肃甘州府知府。[1] 中日战争后，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尤其牵动人心。内外官员、在京会试举人2000多人纷纷上书，要求废约抗战，反对割地赔款，涉及当时全国23个省区，与台湾岛内的抗日战斗一起形成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何作猷参与上书。当时，他住在北京珠朝街中山会馆，也是会馆管理者。孙中山曾莅临中山会馆。[2] 1917年，广东图书馆复馆时，实行董事会制，冯愿等五人任董事，朱念慈任监理，后改委员制。第一任馆长是冯愿，李茂之、何作猷、茅谦之先后继任馆长。[3] 澳门哪吒古庙簷际悬一匾额，题“哪吒古庙”四字，乃何作猷所书。该庙所在地原名柿山，既有庙碑及对联参证。[4] 何作猷墓在邑城外龙拱村（今中山市城区槎桥村龙拱街）。 现今小榄何家祠，又称仆射何家祠，是清康熙初年，由何越巢倡建，经历200年之后，清同治十二年（1873）建成，1915年重修，三进三间，台梁式木架构，后座寝室原有顶脊长联一副，以表彰仆射何公的忠烈史迹，是由清浙闽总督何璟所撰长联： 谏二帝割三镇，早知和议之非，其如国步艰难，一木当风支大厦； 察敌骑将再来，代草勤王之诏，岂意人心涣散，孤魂随日返虞渊。 中座亭堂有一副顶脊联，是时任清翰林院编修何作猷所撰：[5] 上祀合两房，兄弟发祥钟凤岭；[6] 孤忠垂万古，君臣大节树燕山。[7] [1]王远明：《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459页。 [2]刘征：《海峡两岸的文化枢纽》，载《中国文化报》，2009年2月3日。 [3]方志钦、蒋祖缘：《广东通史》（近代下册），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1317页。 [4]郝雨凡等主编：《澳门学引论──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第425页。 [5]何仰镐：《榄溪风物》，载《中山文史》（第46辑），中山：中山政协，2000，第159-221页。 [6]凤岭：指小榄。 [7]燕山：指徽、钦二帝被金人囚禁老死之所。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同盟会会员、中国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参与发起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1912年初，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在广东都督府任参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经广东都督胡汉民和钟荣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加入国民党。当时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办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他出任该校校长并兼黄埔海军学校教官；1913年因母亲辞世离任，后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县立师范学校校长；1917-1923年复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1年，曾澄担任广州市第一届参议员、广东教育学会会长、广东大学教育长、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及广州华侨教育后援会主席。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他回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广州大学校长、国民大学董事长、国立法官学校教授及中央银行董事等职。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担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学校设在粤北坪石镇），1945年春，日寇企图打通粤汉线，曾澄组织全校师生疏散到连县、五华、兴宁和梅县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2] 广州沦陷后，广州教忠学堂在澳门南湾设校，时任董事长曾澄兼代校长；另在郁南连滩设分校。抗战胜利后，迁回文德路原校复课，学校有高中八个班、初中七个班。解放后，改为市立第十三中学。[3]在澳门期间，曾澄留下不少诗篇。 抗战胜利后，曾澄历任仲恺农业学校、执信女校和教忠中学等校校长，兼任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特约教授、广州大学董事长，并当选为广州市参议会参议员兼驻会委员。 1949年广州解放后，70岁的曾澄仍担任广州私立教忠中学（今广州市十三中学）校长职务。1953年9月，广州市文史馆成立，他受聘为馆员；1957年1月任副馆长；1955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广州病逝，终年78岁。[1] 金曾澄著有《澄宇斋诗存》、《视察报告书》、《三民主义问答》、《广东教育史略》等文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收藏的金曾澄档案资料，包括有关金曾澄简介、人物传、书法、《澄宇斋诗存》、图片集及照片集等。[3] 现录金曾澄的诗两首：[2] 《遣怀‧香江陷敌返澳》 老去悲秋强自宽，一年生计一年难。衰颜日暮惟增病，粒米时荒莫劝餐。 魑魅噬人天意乱，豺狼当道客心寒。哀哀猿鹤长鸣夜，蜡烛成灰泪欲干。 《除夕澳门》 濠江度岁却前缘，寒夜恹恹客不眠。米贵尚悭黄曲酒，家贫何用压囊钱？ 霜添白发真疑老，镜揽衰颜枉自怜。爆竹无声灯映寂，斜风细雨度残年。 [1]曾绍洙：《教忠中学沿革》，载“广州文史＂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页。 [3]《教育名家金曾澄》，载“中国广州档案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