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瑩，字兆仁，號玉生，廣東南海捕屬（今屬廣州市）人。嶺南文獻家、編書家和駢文家、詩人。 譚自少聰穎，喜作詩賦，12歲作《雞冠花賦》、《看桃花詩》，縣中耆宿驚贊為“後來之秀”。適值兩廣總督阮元督粵，遊越秀山寺，見到譚的題壁詩文，讚賞有加，一時傳為佳話。譚以縣考首選榜入學。 清道光初年，阮元在廣州越秀山創立學海堂，明言不教八股，專以經史考據課士，兼及詩賦，實際上是以講求實學之風氣，扭轉廣東文壇學術浮誇之弊。當時能躋身學海堂者，如陳澧、朱次琦、曾釗、陳蘭修、譚等十多個優秀學生，幾乎囊括當時嶺南士子的精英。 學海堂從另一角度說是嶺南最高學府的研究生院，成就斐然。譚在學海堂常受阮元讚譽，所作《蒲澗修禊序》、《嶺南荔枝詞》尤為欣賞。學官歎其“粵東固多俊才”、“此手合推第一”，文譽日隆。同時，譚以優行生（學行兼優的生員）入貢，院試名列前茅。文章憎命達。 儘管譚在學界傲視同儕，但他對功名有心而不迫切，導致鄉試屢遭失敗，20多年無緣科舉；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舉人，又因策問觸及時諱，降為榜末，險些失去。 譚赴京會試，名落孫山，從此無意科場，安居教職。他先後任肇慶府學教授、博羅院學教諭、嘉應州學和化州州學訓導、瓊州府學教授（未赴任）等職，後來，他充任粵秀、粵華、端溪等書院院監，數十年培育嶺南人才，誨人不倦。 譚一生為豐富嶺南文庫作出重大的貢獻。他和伍崇曜的合作，博採和整理海內罕見古籍，鉤沉佚著，刊播地方文獻，匯刻成叢，在嶺南文化大地和文獻之園無聲播種，裨益後代，青史留名。 兩人合作半生，所刻的書有《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楚庭耆舊遺詩》、《粵雅堂叢書》等。署名是伍崇曜，實際上由選題、選材和編纂的工作，從訪求、收集、研讀、鑒別，並加以校勘、審定和編排之統籌，直至叢書的序言和叢書所收各書的尾跋，都離不開譚的汗水和心血。 《粵雅堂叢書》是譚和伍崇曜合作最大型又最有影響的一部叢書。此書從道光三十年（1850）開始付刻，經咸豐、同治，直至光緒元年（1875）為止，歷時25年，前後出正、續、三編，共30集，收書208種、1289卷，是清代後期一部大型私刻綜合性叢書。 譚在審輯此書時，顯示出他作為國內有數的文獻家和編書大家的氣魄和特色。 一是收入《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輯出之逸書，如《寶刻類編》、《帝苑》。 二是收入《四庫全書》編後嘉慶年間，阮元進呈，而《四庫全書》未收之書。如《爾雅新義》、《九國志》。 三是收入日本學者林述齋所輯《佚存叢書》一部分之書：如《文館詞林》，是繼《文選》後最早的詩文總集，共1000卷。此書早於北宋亡佚，日本學者發現殘卷後，中土驚為秘笈。雖殘頁斷簡，彌足珍貴。 四是收錄四庫未收之書和其他叢書少收之書，如《虎鈐經》和《四書逸箋》等，大都極為罕見。 五是收入道光前後之近人有價值而又未刻之書，如錢大紹《類經》、全望祖《漢書地理志稽疑》等。《粵雅堂叢書》凡跋尾二百餘篇，其體例統一，又極有章法；徵引廣博，審考精詳；非廣攬群書、精思博見、洞識卓穎者不能為。 期間，譚受到當時學界和學術之尊阮元的高度稱讚，是對我國自漢劉向、劉歆所校訂古籍方法的繼承和改進。譚在書後跋語中，先概述作者生平和學術造詣，再分析內容，撮其要旨，評得失；又注重辯證學術，考核源流，甚得《四庫全書》紀氏之味。學術上，對《四庫提要》多所補正、駁正和補充，又為紀氏所不及。 譚編纂的《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及其他叢書序文，很有特色，其語體和語言風格充分地體現作者“尤工駢體文”、喜儷體和句式工整對稱的特點。每種書後所附跋語，介紹作者生平、書籍來源、版本情況和校勘情況，十分詳細。其學識之廣博，功力之深厚和見解之卓越。《嶺南遺書》計收75種，其書之序跋，譚之名雖隱，但功不可沒。 《粵十三家集》是輯者用心收錄，或借或抄或買，共得嶺南十三家詩文集，包括有宋代李昴英、趙必豫、區仕衡；明代李時行、黎民表、區大相、陳子壯、黎遂球、陳子升；清代方殿元、梁綱蘭、王隼、易宏，都是在粵詩家有一定影響的代表。 清同治十年（1871），譚在廣州去世，終年71歲。 譚瑩著有《樂志堂詩集》12卷、《樂志堂文集》18卷（約1861年出版）。有部分文章收入《學海堂叢刻》，題為《樂志堂文略》（四卷）；晚年時著有《續國朝駢文正宗》一卷（未完）。 譚瑩次子譚宗浚（1846-1888），字敘裕，後改懋安，進士，有文名，選為學海堂堂監。譚宗浚有父之風，創藏書齋“希古堂”；所繼承其父的藏書，後增至八萬餘卷，一度總數達到12萬卷；著有《希古堂文集》。[1] 譚瑩到過澳門遊歷，並作七律詩一首： 《澳門人饋青洲蟹》[2][3] 島中珍味冠熊魚，一例無腸企不如。[4]風雪估帆天氣換，烽煙蠻榼世緣疎。 誰堪出將徵佳兆，人笑居夷乏遠書。聞說避兵仍踵至，大都留饗武陵漁。[5] [1]佛山炎黃文化研究會、佛山政協：《佛山歷史人物錄》（第一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第149-154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52頁。 [3]黃德鴻：《澳門掌故》，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第265頁。 [4]譚瑩把“無腸公仔”比作珍味，甚至連熊魚也不及。但在從未嚐過此等珍味的人來說，確實是少有的滋味。因為此種黃油膏蟹只有在鹹淡水交雜的海岸邊才能生養。 [5]這首詩作於清咸豐四年（1854）冬。在此之前，詩人曾到澳門，一嚐青洲蟹的美味。此時在羊城接到澳門友人饋送的青洲蟹，遂有此詩之作。詩中“烽煙”、“避兵”及“武陵漁”等，與當時粵中紅巾軍之役有關。

陳芳，字國芬，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僑領、糖業鉅子。 父親陳仁昌在澳門經商，家境頗富。母親曾氏。陳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陳14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逐漸中落，之後，陳隨伯父陳仁傑到澳門、香港學做生意。陳仁傑在香港經營中西土特產。1849年，陳仁傑準備運一船貨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陳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陳和堂兄協助伯父處理完這批貨物，伯父就回國。陳卻愛上了這塊土地，決定留在這裡大展拳腳。他勤奮努力，不久學會英語。他先在貝爾街開設一間店鋪，銷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貨物，小店鋪一開張，生意興隆。1851年，陳與同鄉程植合股開辦新店鋪“芳植記”，它坐落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業旺地。“芳植記”開張那天，轟動整個檀香山。鋪面採用中式風格，紅色大門前面兩根圓柱上掛著兩個大紅燈籠，兩扇門上貼著鮮艷的門神，貨物擺設沿襲著廣府人開架賣貨的習慣，貨架上擺滿了精絲、瓷器、茶葉和香料等各種各樣的中國貨，生意一開始就紅紅火火。 陳用7600美金買來一艘舊帆船，起了一個新名字“中國夾克號”。他有了“中國夾克號”，極大地降低營運成本，“芳植記”商品價格隨之降低。1855年，美國國慶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人慶祝的煙花，一把大火點燃了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業區店鋪，“芳植記”變成殘垣斷壁。許多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芳植記”搶劫，警察懸賞200美金緝拿打劫者，沒有下文。何魁趁機捲走“芳植記”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蹤了。火災後第三天，陳讓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瓊‧布斯的酒吧，重新掛起“芳植記”的招牌，將倉庫裡的貨物全部搬出，擺滿所有貨架，儼然火災根本沒有發生。這一招，穩定了所有債權人的心。陳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銀行找朋友克拉克貸款，登上“中國夾克號”，直奔香港採購。依靠捕鯨船長們仗義相助，“芳植記”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約四點，陳推著一輛手推車，車裡裝滿了金燦燦的金銀幣，上面甚麼遮蔽物都沒有，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把鋪子裡收入的金銀幣送到銀行裡。陳富有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夏威夷每一個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陳以1368美金拍下羅奈爾得遺孀那棟精緻小巧的珊瑚石別墅，“芳植記”搬到珊瑚石別墅經營。陳在大島繼續從事土地投機生意，他把朱麗亞那個牧場周邊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後，他到裘蒂博士家裡鄭重向朱麗亞求婚。裘蒂博士雖對華人懷有歧見，但不敢當面拒絕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麗亞，請陳先建造一棟夏威夷最豪華的別墅。1856年，陳在檀香山市富人區努亞大街買下一塊地，請人設計圖紙，大興土木幹起來。他一直尋求機會醞釀成立一個華人社團，檀香山華人對陳的提議都表示贊成，華商們決定搞一場以華人名義舉辦的慶賀舞會，大家踴躍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華商會正式在檀香山註冊成立。 5月23日，陳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國籍。5月28日，陳和朱麗亞‧克納‧弗爾威斯爾小姐結婚，史密斯牧師擔任證婚人，婚禮在努亞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裡舉行，婚禮一切從簡。1857年8月1日，朱麗亞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請遺產繼承。七天後新任大法官麥克比因作出最後裁決，裁定朱麗亞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遺產，現金3881美金；獲得母親三分之一的遺產，是大島希洛鎮海邊的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正是陳所購土地包圍的那個牧場，這些土地聯結為一塊完整約5000英畝的地塊。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華人獨立經營的機器榨糖工廠“國芬製糖”正式開張。“國芬製糖”的工人工資比當時白人製糖廠高出30%。陳和劉禾林本來在夏威夷華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優厚。“國芬製糖”很快就招夠工人和技師，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國芬製糖”成為陳在夏威夷經商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誌著陳成功地邁進他夢寐以求的製糖業，開創事業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帶著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個小夥子特別醒目，第一個叫程利，是程植的一個堂侄；第二個叫盧嶽，是香山縣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個親戚；第三個是王貴，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鄉。都在老家做過乾貨鋪。陳與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讓盧嶽留在“芳植記”給程植當幫手，王貴被安排到“國芬製糖”。1864年，美國南北內戰促使夏威夷蔗糖業騰飛。三年來，夏威夷年食糖產量飛速上漲了16倍，並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商業結構，甘蔗園經濟成為支柱的產業。陳進入製糖業掙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產，而是通過壟斷運輸實現的。三年壟斷運輸，為他積累38萬美金的巨大財富，把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 陳決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島經營甘蔗園事業。達莫專程從三藩市來到檀香山，想與陳一起投資甘蔗園。陳和達莫在檀香山市註冊合股的通用商業公司，兩個好朋友各佔一半股份，陳出地，達莫出資金，準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達莫從德國訂製的榨糖機從三藩市運回來，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機在大島希洛鎮新甘蔗園調試完畢，讓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園主們羨慕不已。除這套五萬美金榨糖機外，達莫又拿出十萬美金，一共15萬美金成為他在通用商業公司的股本。陳把自己大島上的土地劃出約3000英畝，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資，剩餘3000英畝土地暫作牧場，作為新甘蔗園的預留土地。陳將自己這個甘蔗園命名為“皮皮艾克”，以單個甘蔗園面積來說，皮皮艾克農場位列夏威夷農場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陳回到檀香山一個月後，在以華商為主體的夏威夷手工業者行會的會議上，陳當眾宣讀一份由全體華商簽名的“告夏威夷公民書”。這是夏威夷歷史上華商第一次有組織地集體告白，它向全體夏威夷人提出華人對勞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議，反映這個正在崛起群體的潛在力量，這是華人力量在政壇上的第一次鄭重發聲。這份告白書旨在通過改變勞工制度，取消對華人的政策歧視。同年底，陳以26萬美金，拍下卡伯瓦農場。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亞報》以“糖王加冕”作為顯著標題，詳細介紹卡伯瓦農場拍賣的過程。從這一天起，陳的“糖王”稱號在夏威夷被叫了起來。 1870年度，夏威夷總商會出版商業年鑒，評比出夏威夷實力最強的八大企業，“芳植記”和通用商業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閎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後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陳帶著長子陳龍提前幾天到達三藩市，入住“皇宮大飯店”。容閎在“皇宮大飯店”第一次見到了陳。 陳比容閎大三歲，兩人初次見面，但經唐氏兄弟介紹，互相早有耳聞，相談甚歡。陳放心把陳龍交待給容閎，自己回到檀香山。陳龍連考四門功課，成績優異，順利考入耶魯大學。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鐵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給複雜的政局增加不少紛擾。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巴特親自主導，要求農業協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以加強夏威夷總商會的行業領導和協調能力。夏威夷總商會涵蓋夏威夷九大類行業商會，同時吸收華商會和智利商會參加，一個覆蓋面廣的商業組織，卻受到夏威夷最有實力的商人組織農業協會的抵制。但這次，農協不能不給內閣面子。大衛斯沒有辦法，點頭允諾農協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並答應推舉一人出馬競選本屆總商會會長職務。農業協會七人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推薦人竟然是陳。1873-1878年，陳擔任五年的夏威夷總商會會長，圓滿地協調各種經濟糾紛，起草制定大量的行業規則，贏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認同。 1874年8月，陳帶著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負責籌款。展望美夏貿易互惠協定實施在即，王國的財政收入屆時會有大幅增長，但眼下政府大舉建設，急需大量資金支持。陳到達三藩市，達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來與陳秘密洽談。這批富豪開礦發了大財，四處投資。陳三藩市一行，共籌得400萬美金的鉅款，圓滿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陳回到檀香山後，著手幫助準備卡拉卡瓦國王年底的訪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國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熱烈的歡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庫伊農場準備出售。卡波庫伊農場有超過4700英畝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數得上的大農場。卡拉卡瓦這次要把它當作第一筆酬勞，來還陳在兩次大選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沒想到，被陳謝絕了。陳不願意這樣操作，一方面這種私下交易會對國王的聲望有損，另一方面也損他糖王的聲譽。之後，陳從香港調集大筆資金，為保險起見，再度與達莫兩人聯手，準備參加卡波庫伊農場的競拍。陳與達莫以46萬美金鉅款，拿下了卡波庫伊農場，使他的蔗糖事業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陳接到三藩市華埠中華會館的信函，要他務必於7月25日前到達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陪同下，陳蘭彬一行抵達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華會館組織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陳的力陳下，陳蘭彬答應在檀香山設立一個領事館，條件是他必須出任領事一職。 1877-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災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災民多達兩億，死亡人數高達1300萬。陳認捐了5000美金，折合約7000兩白銀。根據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賑荒歉”、“其捐銀子千兩以上者，請旨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縣恭常都黃茅斜村陳家大院裡矗立起一座“樂善好施”牌坊，這座由陳灼父（陳芳二兄陳國禎的長子）委請當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為花崗岩建造。可惜，這座牌坊在“文革”期間毀於紅衛兵之手。 1879年是陳來到夏威夷第30個年頭，成為夏威夷響噹噹的“糖王”。拋開“芳植記”不計，僅三個農場每年給他帶來收益高達30萬美金，在他名下的這三個農場資產超過260萬美金。 6月21日，時值王國樞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額，樞密院共45名委員，其中上院15名委員為國王任命，卡拉卡瓦當政時期，只有貴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職務，同時也是國王用來晉升貴族的特權。陳以其顯赫的社會影響、不容爭辯的商業地位和無可挑剔的品行，贏得樞密院現任委員的一致認可。樞密院通過後，國王卡拉卡瓦當天簽署命令，正式任命陳為樞密院委員，從此，陳成為夏威夷貴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對陳的任命下來了。陳蘭彬把畢業後留在駐美公使館協助他工作的陳龍找來，指示陳龍把這個任命通知夏威夷駐美公使艾倫。同年耶誕節，老農協會員們為了慶祝陳榮膺貴族稱號，在市政廳舉辦盛大的慶祝舞會，夏威夷名流爭相參加。接著樞密院舉辦的慶祝舞會，國王卡拉卡瓦到會致辭，對陳的貢獻表示嘉獎。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國三角黃龍旗在陳的努亞別墅升起，這棟別墅被他用作夏威夷華人商會的辦公地址。儀式結束後，三藩市領事館派來的特使朱國君，在陳的陪同下，到王宮裡覲見卡拉卡瓦。陳出任首屆商董，中國駐夏威夷商務代辦處開始正式工作，聘用一個翻譯和一個秘書，經費由陳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華商會的基礎上籌建華人聯合會。第二項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華人權利的問題。3月17日，陳蘭彬親自簽署任命陳為夏威夷首任領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車送到三藩市領事館陳樹唐處。陳樹唐趕快先寫信給陳，要他好好準備一下，並說大家隨後乘船趕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龍旗再度升起在努亞別墅，陳身穿滿清官服，仰望著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陳出人意料地辭去清廷駐夏威夷領事一職。程利接任領事一職，駐節華盛頓的新任中國公使鄭藻如批准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陳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庫儀農場的股份轉賣了出去，這一舉動震驚夏威夷商界。他把價值106萬美金的股份出售給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這筆交易中，只有70萬美金用現金支付，其餘36萬美金置換了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合股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位於考愛島，歸於“朝蘭利服記”名下，程利和盧嶽將分期償還這筆錢給陳。陳用70萬美元現金用來購買香港道格拉斯火輪公司的控股權。這次投資戰略調整，一方面為了繼續減少白人和美國政府對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陳有意加大對香港投資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發了大水，百姓流離失所。陳遠在檀香山，聽到消息之後，捐贈3000兩白銀寄回國內，給朝廷賑災。這一次捐助報送朝廷後，光緒皇帝賜贈石牌坊一座，以示褒獎。1886年底，在黃茅斜村陳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樂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陳龍搭船從大島趕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發作，猝死於船上。 消息傳來，陳徹底被擊垮了。他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農場的一半股份，以9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達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後由朱麗亞承擔全部的商業風險。達莫派人來管理卡伯瓦農場，陳心裡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萬美金留給朱麗亞和孩子們；剩餘的40萬美金轉到了香港，陳先後投入東亞銀行的資本300萬美金。 陳回家鄉後，他又買了30多畝良田，加上原來的義田，共有60多畝，建立社學，好讓村裡貧困的孩子們能夠讀書。陳買回來兩部柴油發電機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戰前夕。他從澳門買回來水管，從村邊鳳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裡，過濾成自來水後讓村子裡的鄉親飲用；整治村容，修築道路，在村子裡挖了兩口大池塘，種植椰子和檳榔樹，給村子修築炮樓等。同時，他捐銀給地方政府。這年，陳以長孫陳永安的名義為陳龍請賜建“急公好義”牌坊，位於兩座“樂善好施”牌坊的旁邊。 陳投資擴大義學，創辦女子學校，開創香山縣的先河。1891年發生水災，沖毀了香山縣十幾個村莊。他拿出7000兩白銀捐給香山縣衙用於賑災；接著捐獻4000兩白銀，用於修築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為香山縣境內最早的公路。這一系列善舉，被香山縣衙呈報兩廣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陳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陳家大宅建設完成主體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風格一體的建築；2006年被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今成為國內外遊客赴珠海旅遊的首選景點。[2] 1906年9月25日，陳在家鄉去世，終年81歲。葬於梅溪。[3] 陳芳娶有兩位妻子，生育子女18個。他與元配妻子李杏兩子：長子陳龍（1852-1889）、三子陳賡儒（1863-1918）。他與第二任妻子朱麗亞‧費耶韋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兒長女愛米蘭（生於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於1861年）、四女茱麗葉、五女瑪莉亞、六女伊莉莎白（生於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愛麗絲、九女海倫、十二女梅拉茵等；兒子：次子陳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於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於1875年，出生個一個月夭折；五子阿爾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後，藉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陳阿芳》，陳芳成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檳王朝的風雲激蕩和一代糖王的傳奇經歷，連他後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從1964年起，在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歌舞劇《12個女兒》，講述陳家的故事，這個歌舞劇連續上演30年，歷久不衰。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評選了200位影響美國歷史的外籍人士，陳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陳芳回到家鄉定居後，來到澳門經營生意，以其傳奇的經歷和雄厚的財力引起澳門華夷各界廣泛關注。[3]據說，1891年夏，陳芳來到興記酒店住宿，當時酒店洋經理見他是華人予拒絕。陳芳一怒之下，要求買下酒店，當時適逢酒店準備放盤，開價三萬英鎊，且限三天交款。兩天後，陳芳從大西洋銀行開出一張三萬英鎊的本票將興記酒店買下，並將興記酒店改名為“澳門酒店”。此舉轟動了澳門，當時被港、澳、滬多家報紙報導。 1902年5月，“澳門酒店”以二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法莫爾（W. Farmer）先生。[5]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歡迎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陳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於曹善業、柯六、林含蓮、王棣等知名華商。可見，陳芳在當時澳門的影響之大。 除投資火輪業、酒店業外，陳芳對廣東政府及華人事務亦頗為關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兩千枚。近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費用，陳芳捐款過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廣東政府“籌借民款，藉助軍餉”，“其澳門一埠，則有富商報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6] 陳芳在澳門開辦牛奶公司，引進荷蘭牛，開創澳門養殖荷蘭牛的先河，生產加工牛奶供應澳門市場外，他每天派人運送牛奶回家鄉，供鄉親飲用。[7] 次子陳席儒專門從香港給父親買了輛雙排座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這輛汽車為黑色木製車身和車輪，車輪外包著橡膠輪胎，車燈是煤油燈，喇叭需要用手使勁捏。陳席儒買這輛汽車是當時最昂貴的汽車，價格是6700美金。這輛汽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輛汽車。[1] [1].劉雲德、徐煒：《陳芳傳記》，載“珠海梅溪牌坊＂網，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頁。 [3].《珠海歷史名人——陳芳》，載“珠海政協＂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紳：《陳芳傳奇一個華商家族的百年神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頁。 [6].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9-180頁。 [7].李蒲彌：《回歸後的澳門發展與粵澳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頁。

鮑俊，字宗垣，號逸卿，又自號石溪生，香山縣山場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山場村）人。進士、嶺南著名書法家和詩人。 鮑出身於書香世家，排行第二。他天資聰明，少懷大志，從小與兄長鮑禹入讀私塾，熟讀唐詩宋詞。他酷愛書法；當時偶見“能素吳公祠”的匾額，書跡秀逸灑脫，仰慕不已，回家日夕臨摹，旁人微詞側目，亦不為所動，堅持到底。除讀書外，他喜歡收集和研究古籍書畫，尤其喜愛書法珍本秘笈，其中收藏有岳飛手劄、吳鎮為子佛奴所作的山水冊等。[1] 清道光二年（1822），鮑與兄長鮑禹同時考中舉人，鮑禹再考不中。[2] 道光三年（1823），鮑榮登癸未科第二名進士。殿試卷子須用工整的小楷寫成，皇帝御覽的卷子中，鮑成為其中的佼佼者。道光皇帝賜他“書法冠場”四字，以示褒獎。他獲授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刑部主事，候補員外郎，即用郎中。 鮑的楷書源出二王，參照徐浩《不空和尚碑》的筆法，整飭中有渾厚之意。他最擅長行草，傳世之作以行書為多。他與張維屏、黎簡等齊名，成為晚清嶺南著名書畫家之一。[2] 鮑亦善擘窠大書，現今在石溪山上，存有其所題摩崖石刻“石溪”、“鵝”、“蓮島”等大字。“鵝”字行書，字大三尺見方，仿效紹興蘭亭中相傳為王羲之所書的“鵝池”碑中的“鵝”字。右下側有題記“名署亦蘭亭，誰作蘭亭記。敢說溪鵝書，止學古鵝字。道光庚戌春三月鮑俊題。” 鮑對水墨畫很有造詣，尤長於畫松、梅、竹、蘭、菊和仕女圖，用筆清爽，氣韻疏秀。他在鄉石溪作的《倒吊松》、《春天竹》、《落雨竹》等幾幅水墨畫，匠心獨運，巧奪天工。其中《倒吊松》長一丈三尺、寬六尺，當時寫生於石溪呂祖廟側一棵參天老松，朝暮觀摩，悉心鑽研；畫出為一條赤花藤組繞古松，一直蔓及禿斷的樹頂，再向橫斜的松推倒吊下來，構思獨特，著色濃重，色彩層次分明。 道光十一年（1831），鮑辭官回粵閒居，在廣州芳草街（今登峰南路仁生里）構築“榕塘吟館”，種植一棵老榕，古幹參天，榕樹之下為榕堂，有池有亭，池上有樓，有橋有廊，名曰“也圓”。春秋佳節，他置酒邀朋，吟詩作畫。 鮑生性孝順。父親喜愛山水，他請人繪畫《策杖觀山圖》，並遍邀名流題詠，欲使父親的精神意象流傳於詩詞翰墨間。 鮑的書法，變化多姿，清新古樸，自成一派。他從小聰穎過人，被父親譽為“心通手靈”。晚年時，鮑在家鄉松鄰祠設立一個書房，名曰“經佘”，與幾個文友一起觀書臨帖，切磋字畫。每日必在書房將名家字帖臨摹，以求神韻。他臨摹多年，刻苦用功，青年時代，就創造出個人獨特的書法風格，名噪一時。[1] 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41-1845），鮑在家鄉石溪仿王羲之蘭亭修禊，在半山臨溪之處築有亭榭兩座、書室兩間，經常邀文友雅集，在此曲水流觴，潑墨揮毫，作畫吟詩。沿溪留下32處摩崖石刻，都是當年來自南海、番禺、新會、香山等地文友的詩詞和題記。現今，亭榭書室已毀壞，但遺址尚存，石柱上刻著黃琛於道光乙巳年（1845）題寫的楹聯“到處有天機流水高山隨俯仰，此澗無俗客方巾野服即神仙”。 晚年時，鮑回歸故里，在鳳山書院和豐湖書院講學。 鴉片戰爭後，鮑出於義憤，道光二十九年（1849），支持義士沈亞米等刺殺澳門總督亞馬留。[4] 道光三十一年（1851），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登基，鮑以“咸歲雙春逢雨水，豐年盛世兩中秋”賦聯，呈獻咸豐帝。咸豐帝閱後大悅，遂召他“入都補官”。鮑應詔入京途中，突患癰疾，只好返回，不久在廣州去世，年僅54歲。 鮑俊著有《榕塘吟館詩鈔》、《倚霞閣詞鈔》、《羅浮游草》、《鮑逸卿草法》等文獻。原作多流失港、澳、穗、滬及珠海鄉間尚存有山石、祠廟的“墨寶”。[1][2] 鮑俊墓與妻子骸遷葬於家鄉山場蛇地墳場。1988年，珠海市博物館出資將鮑俊夫婦墓移葬石溪。[4] 現錄鮑俊的詩兩首： 《行香子‧澳門》[5] 濠鏡波平，四面鐘聲。禮耶穌，果供香迎。 簾垂粉壁，山鎖蓮莖。看海東西，樓高下，艇縱橫。 颶母時鳴，百丈潮生。卷腥風，浪拍蛟鯨。 沙關夕照，媽閣朝晴。愛蠟魚黃，銀蝦白，石螺青。 《晚望西樵》[6] 插天七十二芙蓉，朵朵都歸夕陽中。煙火萬家團遠樹，樓台上界動寒鐘。 似從空際尋瑤島，不辨岩邊走玉兔。滕杖芒鞋明月事，振衣同上大科峰。 [1].珠海政協：《珠海文史》（第4輯），珠海：珠海政協，1986，第73-83頁。 [2]盧德銘：《畫壇名家——鮑俊》，載《中山日報》，第3023期，第B3版，2003年4月17日。 [3].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7-9頁。 [4].《鮑俊》，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9月12日，http://new.zhda.gov.cn/show.aspx?id=4726。 [5].劉福鑄等：《歷代媽祖詩詠輯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第312頁。 [6].珠海政協、珠海歷史名人研究會：《珠海歷代詩詞選》（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10，第128-129頁。

黃培芳，字子實，號香石，別署九天仙客，香山縣（今屬中山市）人，生於高州府石城縣（今廉江）。清代著名詩人、教育家、進步學者。[1] 黃氏家族原籍江西省高安縣（元代筠州）。元朝末年，先祖元朝西台御史黃化之，因直諫罪被貶嶺南，途中得病。後人流寓於廣東南海、東莞一帶。明初，黃氏落籍於香山縣。在明代，香山黃氏家族名儒輩出，最著名的有“雙槐公”黃瑜、“粵洲公”黃畿、“文裕公”黃佐。 明代黃氏家族成為聞名於嶺南的“文獻之家”。黃佐進士出身，歷任廣西督學、南京國子監祭酒、詹少府詹事等。黃氏家族在政治上顯赫一時，入清以後，黃氏家族在政治上走向衰落，但其後人“詩書世業歷十數世而家風不墜”。[1] 祖父黃冕、父親黃紹統學術造詣高深，道德文章為嶺南儒林所推崇。尤其黃紹統在廉江、海南等邊遠之地，充任教官，兢兢業業，艱難育人而終其一生，更為人們所景仰。 培芳九歲時，隨父黃紹統到海南瓊州任職；從小跟父學習儒家經典，並受到父親的為人品行所影響，自幼敦行績學，不務虛名。 1789年，黃紹統病逝於瓊州。11歲的培芳由堂兄黃沃棠帶回廣州生活。 培芳從小聰明，稍長工詩。一次，他赴縣試，題詩於山寺之中，為當時大學者、詩人翁方綱所見。翁方綱主動登門訪問，從此，他與培芳成為忘年之交。之後，培芳受教於廣東名詩人鄭士超、馮魚山等人，他詩才大進，並以少年詩人聞名於嶺南。後來，翁方綱讚揚培芳與番禺張維屏、陽春譚敬昭為“粵東三子”。從此，他與張維屏、譚敬昭齊名，為全國詩界所推崇。 1797年，培芳補弟子員，開始科舉仕途生涯。但他對科舉八股的厭惡和官場黑暗十分痛恨，使他從一開始未能專心學業；1804年考中副榜（副貢生），進入太學肄業；1822年充補武英殿校錄官。 培芳中年後，絕意科舉，不再涉足科場。他工詩文，善書畫；被時人譽為“粵東七子”之一。 1806年，培芳在廣州應元道院（今廣州三元公道院）授徒講學。1808年，應廣州知府之聘，他主講於廣州羊石書院；從此繼承父業，致力於興學育人的千秋之業。他恪守先父的辦學宗旨，嚴謹治學，在羊石書院任教多年，學生眾多，人才濟濟，其中最有成就有許乃普、羅文俊等。 1830年，培芳出任韶州府乳源縣教諭，後調任瓊州府陵水縣教諭，1835年，補肇慶府訓導。鴉片戰爭後，他出任教官，成為大埔縣教諭，後半生中，他發揚父輩的高尚風格，任職教官期間，為改變當地教育事業的落後狀況和振興儒林之風，不遺餘力。 培芳從教一生，桃李遍粵東，門下多出碩儒，成就卓著，對嶺南近代早期教育發展史作出重要的貢獻。更重要的是，為適應時代進步的需要，他倡行教育之改革。他異常痛恨當時各類學校均屈從於科舉八股舉業之需要，只教學生背誦時文，引誘學生追求功名利祿。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學校為科舉之學而設”，勢必“滅裂人才”，變學生為只有一片“俗腸私意”而全無真才實學的“俗儒”。 這種教育弊端造成了社會之在害，“俗儒”一得官，必定是“罔上行私，囊民肥己”的“俗吏”。他把教育之改革視為挽救社會危機、人才危機之大事。從道光初年起，他與廣東經世派之著名學者張維屏、林伯桐、曾釗、梁廷枏等在廣州學海堂、粵秀書院、越華書院，肇慶端溪書院，東莞寶安書院等廣東著名學府提倡實學，嘗試教育改革。 培芳的教育改革思想，重視德育教育。他針對當時人們為追求功名利祿而品德淪喪的狀況，親自制定“學規”，要求學生“官涵美襟期”，即注意道德修養，以去掉“俗腸私意”，把自己培養成為“天地間不可少之人”。 在改革教學內容方面，培芳認為，只學時文，“規模狹隘，難以為學”。他突破只教八股時文的陳規，力求教學之內容“至大至博”，上至六經諸史，天文地理，下到道德經濟以及詩古文詞，總之“有關於國計民生，有裨於人心學術”內容都列為講授課程，力求把學生培養成為真才實學的人才。 培芳繼承和發揚我國古代傳統教育中的精華，在反對科舉八股的艱難鬥爭中，培養新型人才，造就一批憂國憂民之士。這些人後來多數成為鴉片戰爭中的愛國之士，有的還是中國近代早期學習西方的先行者。 培芳當時與張維屏、林伯桐、吳藝修、曾釗等人成立進步的學術團體“希古堂”，眾人結社雅集，著書立說，提倡新學風，針砭時弊，鼓吹改革，講述興利除弊之學。在培芳等人努力下，鴉片戰爭前夕，廣東知識界的改革派勢力為之活躍，而他成為領袖人物之一。 1839年，林則徐到廣州主持禁煙，培芳先成為積極參與禁煙運動，後成為林則徐領導的廣東地主階級抵抗派的中堅力量。1839年12月，他參加林則徐召集的廣東知識界領袖人物會議，制定全面防衛計劃，以對付英國侵略者即將發動的戰爭。接著，林則徐出任兩廣總督，培芳和梁廷枏等受聘於林則徐，襄助軍務，參與民族自衛戰爭的重大決策。 1840年11月，投降派代表人物琦善到廣州，取代林則徐主持“夷務”。琦善倒行逆施，鎮壓民眾力量，媚外賣國。當時，廣東民眾和愛國人士掀起反琦善鬥爭，培芳和林則徐、梁廷枏等發動幾十名熱血義士聯名，借助道光皇帝之力打倒琦善。 1841年初，培芳受聘為兩廣總督祁𡎴的幕僚，繼續參與領導廣東民眾反抗英國侵略者的鬥爭。1841年8月，英國侵略軍重新挑起戰事，主力沿海北上；同時留守香港的英軍，不斷襲擊廣州，企圖逼使廣州地方當局執行不平等條約《廣州和約》的全部條款，使廣州成為不設防的城市。當時，培芳等領袖在兩廣總督祁𡎴的默許下，發動和組織廣州一帶民眾反擊英軍的挑釁。 培芳親自到周邊村落，在廣州及附近各縣發動民眾組織團練五萬多人，在虎門至廣州沿江險要處分兵設防。同時，他舉薦香山人林福祥率領香山民眾愛國武裝——香山水勇在廣州一帶遊戈巡邏，多次痛擊英軍。 培芳等發動、組織廣州城保衛戰，在三元戰役後，繼續有效地維持廣東人民抗英的戰略優勢，使英軍不敢正視粵東、越虎門一步。在這場戰鬥中，他為捍衛民族利益和國家主權作出突出的貢獻。[2] 培芳著作較多：《易宗》九卷、《書訓纂》12卷、《詩文參》20卷、《禮記鄭注翼》12卷、《春秋左傳翼》30卷、《十三經或問》13卷、《四書闡注闡》19卷、《四書考釋》19卷、《增訂四庫全書字辨》四卷、《十七史詳節補訂》273卷、《史傳事略》、《香山志》一卷、《重修肇慶府志》22卷、《重修新會縣志》14卷、《浮山小志》三卷、《嶺海樓藏書總目》三卷、《端州金石略》兩卷、《永思錄》、《粵嶽子》、《雲泉隨劄》三卷、《儒林錄約刻》四卷、《羅經簡明錄》、《相地要訣》、《虎坊雜識》四卷、《日下偶筆》四卷、《縹緗雜錄》、《藤陰小記》、《困學紀聞十箋》20卷、《香石山房叢鈔》四卷、《參同契摘要》、《陰符經注》、《校正火龍經》11卷、《兵略》、《良方偶存》、《繪事隨筆》、《碑帖偶跋》、《粵嶽山人集》、《嶺海樓文鈔》12卷、《嶺海樓詩鈔》12卷、《感舊集選》四卷、《廣三百首詩選》、《才調百首》、《唐賢三味集評鈔》三卷、《香石詩話》四卷、《粵嶽堂詩話》兩卷、《國風詩法隅舉》、《七古評鈔》、《七律評鈔》四卷、《秋興詩評》、《志札》、《香田水草》、《香說詩說》等50多種，共數百卷，被稱為“嶺南名儒”。[3] 培芳自幼生長海邊，喜歡遊覽，足跡遍及嶺南名山大川，多次“出遊吳越、涉江淮、歷燕趙齊楚”，飽覽北國壯麗河山和江南綺麗的風光。他的詩篇別具“山水清音”的韻味，對祖國山河充滿熱愛之情。 培芳作為一個憂國憂民之士，以詩作武器，反映社會矛盾，抨擊統治者的腐敗，歌頌人民反侵略的鬥爭。他的詩作，摒棄了那種“吞花臥月，弄月嘲風”的驕逸詩風，表現了品格高尚的現實主義傾向。 1853年，培芳以74歲高齡，重返故里香山，建造三公祠，以紀念黃氏家族的明代“三公”，並寫下《荔山小草》詩集。他六上羅浮，尊羅浮山為粵嶽，命名廣州居室為“粵嶽草堂”，人稱“粵嶽先生”；80歲時，重遊泮水；[2]1859年去世，終年81歲。 黃培芳的兄長黃沃楷，堂兄弟黃沃棠、黃芝；黃培芳之子黃熊文、黃照文。侄子黃鼎文；孫子黃泰奎、黃崇奎、黃應奎。侄孫黃藝奎、黃映奎等都有著作傳世。其中，黃映奎之子黃慈博（佛頤）是清末民初南社社員，著有《廣州城坊志》等文獻多種。[4] 現錄黃培芳的詩兩首：[5] 《春晚登蓮峰》 群峰繞翠擁嵐光，客裡登臨是故鄉。 海國深春無落雁，川原芳樹有斜陽。 人來近郭遊偏易，山愛佳名喚亦香。 久坐莓苔鐘又動，留霞暝色起蒼蒼。 《澳門蓮峰寺》 奇辟蓮花逸，蓮峰翠作屏。 海浮天外白，山擁寺前青。 薄岸魚龍躍，虛堂草木靈。 南隅原不盡，一氣接滄溟。 [1]《黃培芳》，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0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70460。 [2]朱新鏞：《鴉片戰爭時期香山愛國學者黃培芳》，載《中山文史》（第25輯），中山：中山政協，1992，第267-273頁。 [3]《黃紹統、黃培芳父子‧清》，載《中山文史》（第18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65-70頁。 [4]趙國勇：《黃培芳在荔山鄉》，載《斗門文史》（第9輯），珠海：斗門政協，1989，第40-41頁。 [5]李暢友：《港澳詩選注》，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189-190頁。

李遐齡，字芳健、又字香海，號菊水，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紫里人。[2]清代著名詩人、書法家。 遐齡自小聰穎過人，七歲能作詩，不時有奇句，尤其擅長樂府詩。他年紀雖小，當親人遇上悲傷憂愁的事情，他會婉轉詢問和演奏音樂來安慰，好像大人一樣。當其他兄弟被長輩責罵時，他就哭著跪下請求一起責罰。家裡貧困，遐齡很早就授徒，以微薄收入供養母親。兄嫂早逝，他待侄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樣。後來，弟弟李彭齡也不在了，他也是這樣對待李彭齡的孩子。 祖先遺留下來的祠堂祭田被土豪所奪，父親為此事打官司而不幸去世，當時遐齡19歲。父親去世後，家道中落。遐齡作《幼而無父曰孤》一文，以表達自己的哀痛。 遐齡繼承父志，最終取回被侵的祠堂祭田，族人拿錢來酬謝他，被他拒絕了。 遐齡23歲時，與伯兄李董書和堂弟李藹元同補弟子員。他28歲時，以優異的成績，取得廩生資格，享受廩膳補貼；之後參加考試，多次奪冠。 清嘉慶六年（1801），遐齡參加辛酉恩科鄉會試，取得草榜第17名，得到鄉里推薦。因為三場考試中有一兩個字的暇疵，沒有被錄用。當時鄉會試時分房閱卷的考官，向上力爭，沒有成功。從此，遐齡不打算做官，回到鄉里設館授課，如守謐、楊樹培、林謙、劉奮南等高足，個個都以孝廉明經在鄉邑聞名。 嘉慶二十一年（1816），遐齡補缺成為縣學教諭。清道光二年（1822），其次子鄉試中舉。遐齡勉勵他說“汝叨先人芘慎，毋自棄也”。次子急忙整理行裝，北上做官。 道光三年（1823）秋，次子歸來剛十天，遐齡去世，年僅57歲。 李遐齡生平勤奮好學，致力於詩，各種體裁仿照古人深入細緻，歌詩多構思奇妙，想像豐富，深得樂府詩的神髓。粵之先後輩，如順德黎二樵、黃虛舟，陽春譚康候，番禺張南山，與縣中黃香石、方竹孫等廣東名士，都與李遐齡相互切磋。 李遐齡回到鄉里，與黎二樵相遇於舟中，談詩通宵達旦，黎二樵評價遐齡的詩“一洗近人的塵囂浮誇纖巧庸俗之氣，字字都是本性情而出，非常高興青蓮一燈仍在，沒有掉下”。黎二樵為李遐齡的《勺園詩鈔》題曰“洶湧風塵那有此，清真詩句盡堪傳”。 譚康侯在《勺園詩鈔》序中，評價李遐齡的詩：“上自《騷》、《選》以迄杜、韓、白、蘇，旁及諸家，咸所取則，而化裁容冶出之。故其源遠，其氣盛，其所造者深也。” 劉朴石在《嶺南群雅》中，讚美李遐齡“其詩蒼健真朴，深於樂府”。 江西吳嵩梁在李遐齡的《勺園詩鈔》題詞中，說“其詩挺脫處酷似誠齋，而瘦勁亦似二樵”。 張南山在《聽松盧詩話》中說：菊水“答人問”詩二律有云“興會偶然到，性情於此深”。又說“造境逾人境，多師是汝師”前二句以天分言，後二句以學力言，二者不可追廢。若徒恃性靈而不講學歷，未必能深造也。按菊水詩，所以有此成就者，實兼二者而有之。 黃培芳在《香石詩話》中，評價李遐齡為“粵詩人中不可多得”。 何日愈在《退菴詩話》，贊李遐齡“為邑中詩人之傑出者”。 潘飛聲喜歡李遐齡的詩，尤其喜愛他的清雅，在《在山泉詩話》說“所謂乾坤清氣得難也”。 李遐齡著有《勺園詩鈔》四卷、《勺園詞鈔》二卷、《五代雜詩》四卷、《十國雜事詩》二卷。未刻者：計有《易蠡》14卷、《詩鵠》12卷、《讀史偶劄》二卷、《勝國遺制錄》二卷、《尤異錄》、《十國遺聞略》、《南華碎繡》一卷、《鴻烈一羽類鈔》二卷、《禺陽銷夏隨筆》三卷、《客潭隨錄》、《今雨偶述》、《對寐兩話》各一卷、《澳門述》、《勺園詞鈔》、《明詩宮闈錄》、《通俗偶鈔》、《容安堂文存》、《香山物產志略》及《香山竹枝詞》百首等文獻。[3] 嘉慶年間，《勺園詩鈔》初刻；光緒三十四年（1908），李遐齡之孫李達廬（贊辰）補輯印行。1937年，李遐齡的曾孫李仙根加以增補重印，並附錄所著《菊水詩鈔》上、下兩卷及李藹元《松溪詩鈔》一卷。已刊印的李遐齡著作有《容安堂集》、《容安堂零存》等。[4] 李遐齡的先世和後代大多能詩，有“七葉芸香，代有專集”之譽。 現錄李遐齡的詩兩首：[1] 《澳門海邊晚步》 十字雙門兩放晴[5]，晚來無事得閒行。偶從白鴿巢邊過[6]，坐愛牙琴舌撥聲。[7] 鴨綠鱗鱗細浪輕，垂楊深處釣舟橫。[8]兩三疍女團圞坐，背指鳳凰山月生。[9]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99-200頁。 [2]《中山文化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第242頁。 [3]《李修凝與李遐齡‧清》，載《中山文史》（第18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70-71頁。 [4]歐初：《五桂山房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第111頁。 [5]十字雙門：指上十字門和下十字門。 [6]白鴿巢：在澳門西北花王廟與沙梨頭之間。約在18世紀中葉闢為某西洋富豪的花園。道光《香山縣志‧濠鏡澳全圖》稱為白鴿巢。 [7]牙琴：象牙製的琴。舌撥聲，舌形的撥板撥動琴弦的樂聲。 [8]鴨綠二句：描寫沙梨頭海邊景色。鴨綠，形容水的深碧色。李白《襄陽歌》：“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發醅。”麟麟，形容波紋像魚麟似的。 [9]兩三二句：兩三個疍女聚集在一起，坐在海邊納涼。突然回過頭來，指著鳳凰山上初昇的明月。團圞，也作團欒，團聚。鳳凰山，即白鴿巢山，以山上遍植鳳凰木而得名。

中國近代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原名光照，族名達萌，號純甫。廣東香山南屏鄉（今屬珠海，與澳門一水之隔）人。1841年入讀澳門馬禮遜學堂。1847年隨校長塞繆爾‧布朗赴美，入讀孟松學校及耶魯大學。1854年畢業，為中國最早的留美著名大學畢業生，也是第一個獲外國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次年經澳門回國，先後在香港高等審判廳、上海江海關等處任職，並曾一度經商。1860年赴太平天國天京（今南京）參觀，向洪仁玕提出實行新政的七項建議。1863年入曾國藩幕，為籌建江南製造局，赴美購買機器。多次向清廷建議選派青少年赴美留學，以振國勢，1872-1875年受命主持選派幼童赴美留學，任留美學生監督，開創了中國近代留學教育之先河。為國家培養了詹天佑、唐紹儀等100多位名人，在中國現代化事業上貢獻良多。容閎堪稱中國留學生之父。1875年兼任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副公使。1895年返國後，曾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改革的方案。1898年參加變法維新活動，戊戌政變後逃離北京。1900年在上海參加唐才常主持的張園會議，被推為“中國國會”會長，旋因清廷通緝而出逃香港，途中結識孫中山。1902年再度赴美，居美期間積極支持同盟會的革命事業。1912年4月21日病逝於美國寓所。著有《西學東漸記》等。其女兒曾居澳門，孫兒現尚在澳門。

鄭文瑞，字啟華，號秀峰，香山縣三鄉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慈善家。鄭觀應之父。 文瑞出身於封建知識份子家庭，“夙承家學，讀書過目成誦，藏書頗富，手自校讎，丹鉛殆遍”。 文瑞從小聰慧，讀書勤奮，早年致力科舉，但未能考取功名，經過奮鬥官至巡按，當過上海道。遵循鄭家傳統，科舉不成，為養家糊口，他四處跑生意，到過南洋，多次出入澳門，但仍不忘讀書和著述。清咸豐三年（1853），文瑞前往上海經商，稍有積蓄後，回到故鄉，在家鄉香山雍陌和澳門開設私塾，長期充當“蔽貌科名，設帳授徒”的布衣塾師。他對先賢教誨和嘉言懿行特別感興趣，一邊讀書，一邊抄錄大量格言和故事，並編輯成書，名為《訓俗良規》和《勸戒錄》，自費印刷，廣為派送和熱心講解。 文瑞回鄉後，熱心參與鄉村中籌置義田，興立善堂，修建宗祠、書院、道路、橋樑等公益事業，關注民生。曾任陝西布政使的王承基等紳士在《上李鴻章稟》中，說鄭文瑞“家居籌置義田，興立善堂。地方公舉：若水利，若橋樑，若義倉，或創或困，無不盡力樂輸，彈心規畫”。 清光緒三年（1877），文瑞發動親戚和分散各地謀生的兒子們勸賑倡捐數十萬兩銀，賑濟山西特大旱災，救活不少人。經山西巡撫衛榮光、直隸總督李鴻章等人奏請，清政府准許在香山家鄉豎立鄭氏一門“樂善好施”牌坊。在澳門下環龍頭左巷新建的鄭家大屋裡，懸掛由湘軍首領曾國藩胞弟、太子少保兵部侍郎山西巡撫一等威毅伯曾國荃贈送的一塊橫匾，上面寫著“崇德厚施”四個金漆大字，上款是誥封榮祿大夫鄭文瑞。光緒十九年（1893），文瑞去世，終年81歲。 鄭文瑞誥授奉直大夫，光祿寺署正隨帶，加二級，賞戴花翎，覃恩晉封通政大夫，疊封榮祿大夫。 鄭文瑞娶香山三鄉平嵐舊大墟陳氏（1814-1849）為妻，即鄭觀應母親，生育鄭思齊、鄭觀應、鄭思賢；誥贈宜人，屢贈太夫人，覃恩疊贈一品太夫人；葬於廣州省城大北門小金鐘崗將軍嶺（地名）。 後娶香山石岐劉氏（1838-1906）為繼室，生育鄭官桂、鄭慶麟、鄭慶蕃、鄭官壽、鄭慶鏜、鄭九如；誥封宜人，晉封夫人，覃恩疊封一品夫人；葬於香山前山三台石（今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又娶香山那洲（今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那洲村）梁氏（1827-1921）為妾，誥封宜人；葬於香山前山三台石（地名）。鄭文瑞共生育九子和八女，八個女兒依次嫁與曾、區、鄧、陳、陳、張、楊、容姓人家。[1] 鄭文瑞一生節儉持家，卻盡力周濟貧苦親鄰，他的行為和思想，成為鄭觀應樹立良好的榜樣。 鄭觀應故居位於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建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該故居為鄭觀應出資為父親鄭文瑞而建。現今，故居門額鑲嵌一塊長2.35米、寬65釐米的石匾，楷書陰刻“秀峰家塾”四字，落款“光緒二十九年孟春立”。[2] [1]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第16-17頁。 [2]《（鄭觀應故居）百年“秀峰家塾”榮耀三鄉仁厚鄭氏兄弟名留故里》，載《南方都市報》，2009年5月14日。

美國第一位來華牧師，也是美國研究中國語言文學的第一人。1801年4月22日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12歲洗禮。1826年畢業於安姆赫特學校，隨後入安道華神學院就讀。1829年10月受美國公理會派遣赴中國。1830年3月22日抵達澳門，受到馬禮遜接待。由於裨治文專向中國人傳教，故先要學習華文，並得梁發協助其工作。1830年裨治文與馬禮遜、雅裨理等人發起組織廣州基督教徒聯會，主要宗旨是聯絡西國教徒；設立資料庫、圖書館；出版華文聖經教本。隨後參加益智會、馬禮遜教育協會、醫藥傳道會的工作。1832年創辦英文《中國叢報》（又譯《澳門月報》、《中國文庫》），先後在廣州、澳門出版。該報是鴉片戰爭前後外國人在華創立的重要刊物。初由馬禮遜倡議，美商奧利芬特負責在紐約進行印刷器機設備的籌募。裨治文辦報態認真、立論較持平，以大量文字記錄了鴉片戰爭前後重大事件及背景。1843年11月，任英商馬地臣創辦的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秘書。1839年2月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容閎曾在該學堂學習六年。同年6月15日應欽差大臣林則徐之邀，到虎門觀察銷煙。1843年出席香港傳教士商討重譯《聖經》會議。1844年2月，美國使團到達香港，裨治文充當顧盛的翻譯和秘書。1845年參加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853年任上海公理會牧師。1856年在上海外僑組成的學術團體一上海文理學會任會長。1857年促成皇家亞洲協會華北分會成立，被選為主席。1858年為簽訂《中美天津條約》而出謀策劃。他於1841年在澳門出版《廣東方言撮要》，此書有助歐美人士學習中國語文，更可從學習中認識中國文化。1861年11月12日在上海去世。

第一位來華傳教的基督教士。英國人。生於莫佩斯。1804年加入倫敦傳道會。1807年1月封為牧師，旋被選派到中國。9月4日到達澳門，9月8日至廣州，後在澳門長期居住，秘密活動和傳教。在東印度公司庇護下充當公司翻譯員，使當地政府、天主會未能發現他的真正身份。1813年，翻譯出版《聖經》第一個中譯本。1814年，秘密吸收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工人蔡高入教，並為他洗禮（蔡高是中國第一個基督徒）。1815年編寫出版英文版《漢語語法》。1816年，吸收梁發等人入教，並封授梁發牧師（梁發是第一個中國牧師）。後與米憐（William Milre，1785-1822）合編出版巨著《華英字典》（6冊，4595頁）；1818年與米憐在馬六甲創辦華人學校──英華書院（1843年遷往香港）。1820年，協助東印度公司李文斯敦醫生在澳門開設診所，兼有中醫，實施贈醫施葯。1824年回國，設辦東方語言學校，還在家中開辦女子中文研究班。1826年5月重返中國，把家安在澳門。1927年，協助英人馬地臣創辦中國第一份英文報紙《廣州紀錄報》（1839年改名《澳門雜錄》，1843年改稱《香港雜錄》），並任副主編；協助東印度公司醫生郭雷樞在澳門開辦眼科診所。1834年，擔任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的秘書兼翻譯。1834年8月1日病逝，葬於澳門馬禮遜墓園。為紀念他，1835年在澳門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馬禮遜教育會，1839年該會在澳門創辦馬禮遜學堂（前身是1831年設立的馬禮遜書塾）

一稱梁亞發或阿發，號學善者，別署學善居士。廣東高明人。1804年（清嘉慶九年）到廣州學習雕版印刷。1810年起，為來華英傳教士馬禮遜所僱用，刻印《聖經》中譯本。1816年11月在馬六甲由英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re，1785-1822）受洗入基督教（新教）。1819年回高明著《救世錄撮要略解》一書，勸告世人應崇信基督教，被捕罰款。1823年（清道光三年）12月在澳門被馬禮遜委為宣傳士，成為新教第一個華人牧師。1828年在高明與一教徒合設書塾藉以傳教，被斥為宣傳迷信及賣國，被迫逃往澳門。1830年撰寫《真道尋源》、《靈魂篇》及《異端論》，並至高州傳教。1832年在廣州著《勸世良言》，經馬禮遜修改後廣為散發，對洪秀全等產生較大影響。1834年赴廣州嚮應考士子散發佈道書時被捕，半途逃脱，後赴澳門、新加坡等地傳教。1839年返廣州繼續傳教。1855年（清咸豐五年）病卒。墓地在嶺南大學（今中山大學）院園內，現仍存。

英國倫敦傳道會教士。1813年（嘉慶十八年）受教會差遣來華協助馬禮遜工作。7月抵澳門，惟澳門政府限令其在18日內離境。米憐偷渡到廣州，其妻則居留於澳門馬禮遜家。1814年南遊爪哇、馬六甲、檳榔嶼等地，在馬六甲建立傳教基地，向當地人傳教。1815年8月在馬六甲創刊《察世俗每月統紀傳》月刊，是基督教的第一種中文期刊。該刊除發表宣教文字之外，並刊載新聞及新知識（該刊至1821年停刊）。1816年11月3日米憐為梁發受洗，使他成為中國第二位基督教新教徒。1817年到澳門小住，與馬禮遜會合在1818年創辦華英書院和印刷所。1819年《兩友相論》（中文）出版，1820年撰《開首十年之回憶》在馬六甲英華書院印行。1822年因患肺病逝世，年僅37歲。

盧文起，字深潮，號斗韓，別字瀚星，香山縣上柵鄉（今屬珠海市高新區唐家灣鎮上柵村）人。進士、縣令。 文起自小聰明過人，當時得到知學使惠士奇的賞識，用心栽培他。他不負所望，補諸生第一。清乾隆三年（1738），文起考中舉人；乾隆十三年（1748）上京會考，榮登戊辰科進士。當時，他的恩師惠士奇罷官回歸吳地，因生活貧困而變賣房屋。文起獲悉後，聯同其他同學捐贈600兩，為恩師將房產“紅豆齋”贖回。此事四方傳為美談。 文起先後擔任湖南臨湘縣令、貴州仁懷縣令。仁懷當地偏僻貧窮，苛捐雜稅十分沉重。到任後，他減免貧民稅收，改善人民的生活。當地文化落後，許多人不識字。他燒錄詩文，興辦教育；秉公執法，磊落辦事，深受仁懷民眾的愛戴和擁護。[1] 某日，某婦人夥同姦夫殺死親夫，將屍體投入山洞中。文起派官兵搜尋數月，找到死者未變質的屍體。杵作按照慣例，需要拆解屍體檢驗。文起加以制止，說死者的傷痕清晰可見，為甚麼還要拆解屍體呢？他有甚麼罪呢？於是，文起請示撫軍，說貴州山高土厚，凡屍體不易變質且能夠檢驗的，一概不要剖屍檢驗。撫軍表揚他，並採納他的建議。[2] 文起深得民心，老百姓把他當成自己的再生父母。仁懷民眾自發組織起來，為他建造一座遺愛祠，表彰他的功績。後來，文起因病，回到廣東韶州府（今韶關市）從事教學工作。 清乾隆十四年（1749），文起回到香山，與兄長盧文興一起大力支持家鄉建設，倡議集資建橋，帶領村民興建官涌橋，橋長14丈，寬5尺，方便村民出入，免除他們長途跋涉之苦。 蓮峰廟是澳門華人求神拜佛和集議商事的公共場所。清雍正元年（1723）蓮峰廟進行大規模擴建，命名為“慈護宮”。乾隆十七年（1752），文起擔任清廷戶部侍郎，積極聯同香山縣事等，捐資修建廟內觀音殿，他所撰《重修觀音殿碑記‧觀音大士殿宇記》記載“其中基址廣延，肇造宏麗，惟蓮峰慈護一宮，直並象教鷲嶺。其前為天后殿，其後為觀音殿，建自雍正元年，迄今三十餘載矣。[3]” 乾隆五十七年（1792），文起去世，終年89歲。 盧文起博學多才，著有《四書纂要》十卷、《易經講義》五卷、《周易纂要》五卷、《湖連鄉志》、《四書講義》等書。 現今中山市沙溪鎮濠涌村前有一座雲亭峰，北面就是金鼓山。當年，盧文起以一首《金鼓朝陽》詩贊曰：[4] 一聲金鼓半峰丹，麗日崢嶸復旦看。鏜答應天暄負早，離暉出地曙光團。 花呈錦繡籠煙瑞，澗繞春陽煦穀寒。靜傳雲亭濠上望，咸池焜耀舞蛟鸞。 [1]香洲區唐家灣鎮人民政府、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唐家灣鎮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第382頁。 [2]盧文起：《香山縣鄉土志》（卷四‧耆舊錄）。 [3]岡虎：《澳門蓮峰廟始建時期探微》，載《五邑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第29頁。 [4]《“香山八景”始於元代》，載“中山文化資訊網＂，2006年11月16日，http://www.wh3351.com/rwzs/whcs/cscontent.php?bc_id=91。

黃紹統，字燕勳，號翼堂[1]，香山縣（今屬中山市）人。教育家。黃培芳之父、黃佐第七代孫。 紹統八歲時，父親黃冕去世。[1]家裡貧苦，他吃幾個螺就算一餐，卻怡然自得，勤奮讀書。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紹統考中己卯科舉人，選授石城（今廉江）縣訓導。期間，他善於根據各個學生的天資、性格、勤情等情況，分類給予教導，建立一套使各類生員都能接受，並能促使學業長進程序。對於貧寒儒士，尤加意扶持指導，極大地鼓舞學生們勤奮苦學，被推薦鄉試者就有多名。紹統授課的課堂，稱為“仰山堂”，後人稱他為“仰山先生”。 紹統在石城任教18年，後調任瓊州（海南島）府學教授。赴任時，石城民眾送行隊伍排了20多里，沿途設帳篷30多個，作為接待紹統休息的地方，成為該縣空前盛事。 瓊州府有一個紈絝子弟，行為惡劣，生活浪蕩，被府學開除學籍。紹統到任不久，該生由父兄陪前來拜訪，送上千兩銀錠，以請求准予復學；又請州府高官代為說情。 紹統正言厲色拒之說，我萬萬不能收不義之財，不做非禮非義之事。否則，敗壞學風，遺臭萬年。 紹統為人正直，恭儉勤奮，潛心治學，為海南島培養了大批有識之士。 乾隆五十三年（1788），紹統在海南去世，終年62歲。 弔唁者絡繹不絕。石城人士聽聞噩耗，也渡海過來致哀。黃家人扶靈經石城返回香山時，大批民眾素衣攔路哭奠。靈柩運抵省城泰泉舊里時，石城百姓有來省城作客者，都前來弔唁。之後，每逢考期，石城縣人赴考者，一定先到泰泉舊里的黃氏祠門下舉行拜祭儀式。 黃紹統博學能文，尤長於詩；遺著有《石城縣志》八卷、《仰山堂集》三卷、《三唐詩選》三卷、《歷朝賦選》四卷、《列朝古文雜選》四卷及《古文五選》等。 黃紹統在仰山堂自署堂楹云：“為倫類中所當行之事，作天地間不可少之人＂。 《粵東詩海》評價黃紹統：“詩不炫異，不求工，不規規摹仿，即事抒懷，自合溫柔敦厚。” 現錄黃紹統的詩一首： 《蓮峰晚照》[2] 繞城山勢折，取道晚登臨。雲過篩松影，風來送梵音。 炊煙浮地起，夕照入林深。今日多園樂，依然作客心。 黃紹統生育兩子：黃式方（沃楷）、黃培芳。黃式方是清代詩人，21歲時病逝。[1]黃培芳是清代著名詩人、教育家、進步學者；著作有《易宗》九卷、《書訓纂》12卷、《詩文參》20卷、《禮記鄭注翼》12卷、《春秋左傳翼》30卷、《十三經或問》13卷、《四書闡注闡》19卷、《四書考釋》19卷等50多種共數百卷。[3] [1]林子雄：《黃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第98頁。 [2]《黃紹統、黃培芳父子‧清》，載《中山文史》（第18輯），中山：中山政協，1990，第65-70頁。 [3]趙國勇：《黃培芳在荔山鄉》，載《斗門文史》（第9輯），珠海：斗門政協，1989，第40-41頁。

趙允箐，字孔堅，號筠如，香山縣人，世居澳門望廈村。舉人、詩人。趙元輅之子、趙同義之孫。[1] 先祖原籍浙江浦江，明洪武年間趙彥方擔任香山知縣，死於任內，其後人一直寄籍香山。明崇禎年間，香山趙彥方後人一支遷居澳門，歷六世至趙封石，在澳門望廈村建設趙氏家廟。之後，望廈村趙氏家族以書禮傳家。[2]1777年，趙元輅成為丁酉科第十八名舉人。 1801年，趙允箐成為辛酉科第四名舉人，擔任始興訓導。[3]趙氏父子相繼高中舉人，有“父子登科”的美譽。牌匾現仍存於營地大街趙家巷趙氏大屋。[1] 1817年10月2日，香山縣官員派出趙允箐、監生葉恆澍會同地保清查澳葡私佔官地的情況。根據他們回來上交的報告記錄“澳門夷人歷來添造，房屋俱係漢人瞞稟照舊修復，拼工包整，已照原界溢出數倍”。說明在鴉片戰爭以前，葡人租界圍牆未被拆除，但租界內葡人房屋增加幾倍，而且澳門圍牆以外一帶建造許多房屋，許多到澳門謀生的華人居住。[3] 1828年，趙元輅獲聖旨誥封。同年小陽春，趙允箐將祖父趙同義的詩《臘日登海覺寺》刻在澳門媽閣廟石上。[4]1819年，趙允箐著有《重修澳門望廈村普濟禪院碑記》、《重修媽祖閣碑記》等文獻。[5]畫家招子庸從小隨父親讀書，後又向趙允箐、張維屏等名士拜師學藝。[6]趙允箐評價詩人黃仲則（1749-1783）“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7] 趙元輅、趙允箐創辦的趙氏父子私塾是澳門最早的私塾，建於19世紀初葉。當時澳門教育界素乏名望之士培育人才，趙氏父子以位於望廈村觀音堂對面的趙氏家廟偏殿作為私塾，教授學生以八股文章，或對聯詩賦，或四書五經。因教育得法，其門下弟子大多成為知名人士，如內閣侍讀學士曾望顏等人。當時趙氏父子私塾成為最受歡迎的私塾，而趙氏父子成為澳門最有聲望的教師。[1] [1]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540頁。 [2]黃鴻釗：《澳門同知與近代澳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59頁。 [3]嚴忠明：《一個海風吹來的城市：早期澳門城市發展史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195頁。 [4]蔣維錟、劉福鑄：《媽祖文獻史料彙編》（第一輯詩詞卷），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第121頁。 [5]《中國內地、香港法律制度研究與比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第469頁。 [6]陳瀅：《嶺南花鳥畫流變1368-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30頁。 [7]蔣寅：《擬與避：古典詩歌文本的互文性問題》，載“中國社會科學網＂，2010年10月28日，http://www.cssn.cn/news/533246.htm。

羅濂，字雲翹，號勺庵、又號拜梅，順德大良（今屬佛山市順德區大良鎮）人。詩人。羅濂16歲時，父親去世。他刻苦讀書，26歲時，補諸生；以文救貧，馳京華，走中州，蹭蹬（失意）無成。辛亥革命後，他授徒講學，設帳穗城，移硯香海（香港），再遷澳門。 晚年時候，羅濂寄居澳門，能詩文，工書，學蘇軾及米元章，饒有大氣。當時，學生潘家豪等人湊錢，為他刊印詩文，名為《勺庵全集》。1941年，羅濂去世，終年79歲。 現錄羅濂作於1923年的詩三首：[2] 《遷席澳門南灣》[3] 九洲洋望雪濤堆，入幕依人又一回。曉岸車聲疑雨急，夜江燈火識潮來。 殘生病骨惟工臥[4]，亂世家書總怯開。掛起南窗天水闊，鬢絲榻畔且徘徊。[5] 《澳寓感詠》 寥落鄉心一雁飛，江湖仍戀稻粱肥。[6]書非白首胡知讀？座有黃花便欲歸。[7] 敢扶經心膺講席[8]，還償酒債典寒衣。卷堂欲趨茱萸節[9]，爭奈依人此願違。 江村黃葉好歸休[10]，濠鏡劬書又滯留。[11]斗室瓜牛終自槁[12]，故鄉稻蟹不成秋。[13] 籠中术供多病[14]，袖裡湖山足臥遊。[15]人事漫悲滄海幻[16]，元龍到處有高樓。[17] [1]張解民、葉春生等：《順德詩萃順德文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第274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31-236頁。 [3]遷席：謂遷移講席。 [4]病骨：猶病軀。謂病中體瘦露骨。 [5]鬢絲：鬢邊白髮。 [6]稻粱肥：喻易於謀求衣食之處。稻梁，鳥食。 [7]黃花：菊花秋開，秋令在金，故以黃為正，因稱黃花。 [8]經心：縈心，煩心。 [9]卷堂：全堂盡散夥。 [10]黃葉：落葉。喬知之《從軍行》：“南庭結白露，北風掃落葉。” [11]劬書：讀書。劬，勤勞。程俱《和柳子厚讀書》詩：“誰能三萬卷，懸頭苦劬劬？” [12]瓜牛：瓜牛廬，即蝸廬。此與斗室意同，喻己居處。 [13]稻蟹：食稻之蟹。謂吳田地荒蕪，國無餘糧。不成秋，秋為收穫季節，謂年成不好。 [14]术：人參與白术，都是藥材。，通參。 [15]袖裡湖山：指畫圖。臥遊，謂看圖。 [16]滄海幻：滄海桑田的變幻。 [17]元龍、高樓：陳登，字元龍，東漢下邳人，深沉有大略。此喻詩人南灣居處。

黃耀堅，澳門鏡湖醫院著名醫生、鏡湖護校首任校長。 1935年秋，柯麟醫生舉家遷至澳門，開辦診所，掛牌行醫。他醫術高明，醫德高尚，對窮苦病人收費低廉，對特別困難的病人給予免費醫療，深受澳門居民的讚揚；1937年10月被聘為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名譽顧問。柯麟是共產黨員，不久，他接受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的建議，進入澳門鏡湖醫院當醫生，作為掩護，開展黨的地下工作。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廣州一批名醫生如黎鋒、王德光等陸續到澳門避難居住，得到柯麟的熱情接待和安排工作。 1941年，柯麟聯絡從廣州逃難來澳門居住的醫學界黎鋒、黃耀堅、王德光、陳伯強等十多人組成“鏡湖醫院西醫顧問團”，並成立中華醫學會澳門分會，為改革和發展鏡湖醫院準備了雄厚的人才力量。 1943年，鏡湖醫院建立護士學校（今鏡湖護理學院），聘請“西醫顧問團”的醫生義務學校上課。[1]1941年，鏡湖醫院值理會的推選過程中，值理會兩次面謁總督報告情況，總督介紹的人選戴恩賽、王德光、郭秉琦、黃蘇、劉敘堂、胡肇春、黃耀堅、趙七、梁後源、高福耀、董慶堂、吳偉佳等12位成為當年新任值理。[2] 1943年2月，鏡湖醫院醫藥部主任黃德光和黃耀堅、吳鳴、柯麟聯名再提建議建立手術室。3月2日，澳門衛生局覆函，准予設立，但手術時須由葡籍醫師到場負責。這份覆函使醫生們無限憤慨，但柯麟和馬萬祺沉住氣，請富商高可寧捐資8000雙毫（貳毫銀幣），著手建設手術室，1944年，手術室初具雛形。[3] 抗戰期間，澳門人口激增，從30年代十萬多人增至40年代初的三四十萬人。社會醫療需要及珠江三角洲敵後遊擊區傷患的治療，鏡湖護士學校任務加重。護校首任校長黃耀堅，既為鏡湖值理會成員，又為西醫顧問團成員，更是懂行的醫生，日理萬機。其夫人林柳堅女士主要負責護士學校校務。林柳堅原為廣州博濟醫院護士長，把博濟醫院的模式移植到澳門，對護理教育和訓練進行大力的改革，使護校漸臻完善，打下良好的基礎。[4] [1]《明清以來的粵澳關係》，載“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網，2013年9月30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36485&secid=36499。 [2]婁勝華：《澳門法團主義體制的特徵》，載《行政》，2004年第3期，第661-687頁。 [3]《香港淪陷後的“孤島”澳門》，載“文化共享網＂，2008年10月22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218113101/view?searchterm=None。 [4]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第164頁。

譚瑩，字兆仁，號玉生，廣東南海捕屬（今屬廣州市）人。嶺南文獻家、編書家和駢文家、詩人。 譚自少聰穎，喜作詩賦，12歲作《雞冠花賦》、《看桃花詩》，縣中耆宿驚贊為“後來之秀”。適值兩廣總督阮元督粵，遊越秀山寺，見到譚的題壁詩文，讚賞有加，一時傳為佳話。譚以縣考首選榜入學。 清道光初年，阮元在廣州越秀山創立學海堂，明言不教八股，專以經史考據課士，兼及詩賦，實際上是以講求實學之風氣，扭轉廣東文壇學術浮誇之弊。當時能躋身學海堂者，如陳澧、朱次琦、曾釗、陳蘭修、譚等十多個優秀學生，幾乎囊括當時嶺南士子的精英。 學海堂從另一角度說是嶺南最高學府的研究生院，成就斐然。譚在學海堂常受阮元讚譽，所作《蒲澗修禊序》、《嶺南荔枝詞》尤為欣賞。學官歎其“粵東固多俊才”、“此手合推第一”，文譽日隆。同時，譚以優行生（學行兼優的生員）入貢，院試名列前茅。文章憎命達。 儘管譚在學界傲視同儕，但他對功名有心而不迫切，導致鄉試屢遭失敗，20多年無緣科舉；道光二十四年（1844），考中舉人，又因策問觸及時諱，降為榜末，險些失去。 譚赴京會試，名落孫山，從此無意科場，安居教職。他先後任肇慶府學教授、博羅院學教諭、嘉應州學和化州州學訓導、瓊州府學教授（未赴任）等職，後來，他充任粵秀、粵華、端溪等書院院監，數十年培育嶺南人才，誨人不倦。 譚一生為豐富嶺南文庫作出重大的貢獻。他和伍崇曜的合作，博採和整理海內罕見古籍，鉤沉佚著，刊播地方文獻，匯刻成叢，在嶺南文化大地和文獻之園無聲播種，裨益後代，青史留名。 兩人合作半生，所刻的書有《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楚庭耆舊遺詩》、《粵雅堂叢書》等。署名是伍崇曜，實際上由選題、選材和編纂的工作，從訪求、收集、研讀、鑒別，並加以校勘、審定和編排之統籌，直至叢書的序言和叢書所收各書的尾跋，都離不開譚的汗水和心血。 《粵雅堂叢書》是譚和伍崇曜合作最大型又最有影響的一部叢書。此書從道光三十年（1850）開始付刻，經咸豐、同治，直至光緒元年（1875）為止，歷時25年，前後出正、續、三編，共30集，收書208種、1289卷，是清代後期一部大型私刻綜合性叢書。 譚在審輯此書時，顯示出他作為國內有數的文獻家和編書大家的氣魄和特色。 一是收入《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輯出之逸書，如《寶刻類編》、《帝苑》。 二是收入《四庫全書》編後嘉慶年間，阮元進呈，而《四庫全書》未收之書。如《爾雅新義》、《九國志》。 三是收入日本學者林述齋所輯《佚存叢書》一部分之書：如《文館詞林》，是繼《文選》後最早的詩文總集，共1000卷。此書早於北宋亡佚，日本學者發現殘卷後，中土驚為秘笈。雖殘頁斷簡，彌足珍貴。 四是收錄四庫未收之書和其他叢書少收之書，如《虎鈐經》和《四書逸箋》等，大都極為罕見。 五是收入道光前後之近人有價值而又未刻之書，如錢大紹《類經》、全望祖《漢書地理志稽疑》等。《粵雅堂叢書》凡跋尾二百餘篇，其體例統一，又極有章法；徵引廣博，審考精詳；非廣攬群書、精思博見、洞識卓穎者不能為。 期間，譚受到當時學界和學術之尊阮元的高度稱讚，是對我國自漢劉向、劉歆所校訂古籍方法的繼承和改進。譚在書後跋語中，先概述作者生平和學術造詣，再分析內容，撮其要旨，評得失；又注重辯證學術，考核源流，甚得《四庫全書》紀氏之味。學術上，對《四庫提要》多所補正、駁正和補充，又為紀氏所不及。 譚編纂的《嶺南遺書》、《粵十三家集》及其他叢書序文，很有特色，其語體和語言風格充分地體現作者“尤工駢體文”、喜儷體和句式工整對稱的特點。每種書後所附跋語，介紹作者生平、書籍來源、版本情況和校勘情況，十分詳細。其學識之廣博，功力之深厚和見解之卓越。《嶺南遺書》計收75種，其書之序跋，譚之名雖隱，但功不可沒。 《粵十三家集》是輯者用心收錄，或借或抄或買，共得嶺南十三家詩文集，包括有宋代李昴英、趙必豫、區仕衡；明代李時行、黎民表、區大相、陳子壯、黎遂球、陳子升；清代方殿元、梁綱蘭、王隼、易宏，都是在粵詩家有一定影響的代表。 清同治十年（1871），譚在廣州去世，終年71歲。 譚瑩著有《樂志堂詩集》12卷、《樂志堂文集》18卷（約1861年出版）。有部分文章收入《學海堂叢刻》，題為《樂志堂文略》（四卷）；晚年時著有《續國朝駢文正宗》一卷（未完）。 譚瑩次子譚宗浚（1846-1888），字敘裕，後改懋安，進士，有文名，選為學海堂堂監。譚宗浚有父之風，創藏書齋“希古堂”；所繼承其父的藏書，後增至八萬餘卷，一度總數達到12萬卷；著有《希古堂文集》。[1] 譚瑩到過澳門遊歷，並作七律詩一首： 《澳門人饋青洲蟹》[2][3] 島中珍味冠熊魚，一例無腸企不如。[4]風雪估帆天氣換，烽煙蠻榼世緣疎。 誰堪出將徵佳兆，人笑居夷乏遠書。聞說避兵仍踵至，大都留饗武陵漁。[5] [1]佛山炎黃文化研究會、佛山政協：《佛山歷史人物錄》（第一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04，第149-154頁。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0-52頁。 [3]黃德鴻：《澳門掌故》，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第265頁。 [4]譚瑩把“無腸公仔”比作珍味，甚至連熊魚也不及。但在從未嚐過此等珍味的人來說，確實是少有的滋味。因為此種黃油膏蟹只有在鹹淡水交雜的海岸邊才能生養。 [5]這首詩作於清咸豐四年（1854）冬。在此之前，詩人曾到澳門，一嚐青洲蟹的美味。此時在羊城接到澳門友人饋送的青洲蟹，遂有此詩之作。詩中“烽煙”、“避兵”及“武陵漁”等，與當時粵中紅巾軍之役有關。

馮桂秋，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1]詩人。 1946年春，澳門志道堂舉行教友大會，議決為擴展教育事業及利於青年升學起見，租賃馬大臣街一號為校舍，由協英中學轉讓一批圖書、儀器、台椅等，由崇實中學轉讓標本，以資增辦初級中學（先辦中一班）；並組織校董會，推舉陸鏡輝、余美德、謝永生、廖沃心、羅有節、馮桂秋、廖奉露、張祝齡、黃國權等人為校董，加強校務工作。[2] 馮桂秋、繆君侶、曹菊齋、林葉天等人與竺摩法師交好，1941年，竺摩法師整裝北歸，眾友人或設宴媽客餞別，或以詩文書畫見祝作為紀念。[3] 現錄馮桂秋的詩兩首： 《讀王惺岸先生〈戊寅除夕〉次韻奉和》[1] 殘年猶是百忙身，卅載塵勞鏡海濱。困苦遺黎難卒歲[4]，荒涼焦土不成春。 滄桑飽閱人嗟老，鐘漏頻催序轉新。[5]今夕故鄉誰臘祭？[6]燈前回首總傷神。 《開春彌月皆雨尤大不寐感賦》[7] 千金一刻是春宵，容易虛過暮復朝。未見風花樂開笑[8]，但看煙柳濕柔條。 寒侵衾枕聲淒苦，光點帷燈影動搖。何處曉鐘催覺夢，落紅滿地總魂銷。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60頁。 [2]《蔡高中學史略》，載“蔡高中學＂網，2012年12月29日，http://www.choikou.edu.mo/school/about/history.php。 [3]盧友中：《雁蕩山僧：竺摩法師傳修訂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第108頁。 [4]遺黎：亡國之民。《晉書‧地理志》：“自中原喪亂，遺黎南渡，並僑置牧司，在廣陵丹徒南城，非舊土也。”此指流亡至澳門的難民。 [5]鐘漏：鐘，佛寺懸掛的鐘。漏，漏壺。皆為古報時之具。溫子昇《常山公主碑》：“鐘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樹。” [6]臘祭：歲終祭祀眾神祖先。《禮記》：“臘，先祖五祀。”《疏》：“臘祭之時，暫出田臘以取禽。” [7]《覺音》，1924年第23期，第8頁。 [8]未見一句：原文只有六個字，章文欽在《澳門詩詞箋注》，聯繫上下文加上“樂”字。

吳寄夢，女，澳門知名教育人士。 1923年，吳寄夢來到澳門辦校，先在工匠街七號開辦“勵群女子小學”。[1]學校以關心家長、管教嚴謹見稱，深得家長的信任。 1927年，學校在澳門葡政府民政廳立案，名為華人私立勵群女子小學。[2] 1941年，學校兼收男生，改為勵群小學[2]；先後在工匠街七號、沙梨頭口巷二號和白鴿巢前地三號A辦校。 1959年，吳寄夢自購校址兩座，1962年學校改建，創辦初中部，改為勵群學校。1977年結束初中部，仍開辦小學部。 學校校址雖不靠近碼頭，但由於吳寄夢辦校方針和教育宗旨深得家長贊同，歷時幾十年，漁民子弟的學生始終佔有一定比例，更有三代同校的例子。50年代，漁民子弟開始增加；60年代，全校漁民子弟達三四百人；90年代，仍有200個漁民子弟就讀。[3] 1988年，學校有小學及幼稚園學生920人，1992年有小學及幼稚園學生1360人。[4] 1996-1997年度，學校設學前教育及小學教育預備班兩個班，小學15個班，在校學生1066人，教師27人。 勵群學校是澳門辦學經費全靠學費收入而能維持半個多世紀的獨立私校，幾十年來，以“有教無類、自力更生”為辦學方針，“以培養學生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發展”為宗旨，為學生打下良好的基礎，為未來進一步修業作好準備。 吳寄夢將自己的一生精力和心血貢獻給勵群學校，為澳門教育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1973年，吳寄夢去世，終年78歲。香港著名粵劇藝人“二幫王”李香琴早年居於澳門，入讀勵群小學。[5] [1]顧明遠：《中國教育大系：20世紀中國教育》（四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4041頁。 [2]顧明遠：《教育大辭典》（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560頁。 [3]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勵群中學》，載“百度百科＂網，2012年12月30日，http://baike.baidu.com/view/2378059.htm。 [5]《李香琴》，載“豆瓣＂網，2012年12月30日，http://movie.douban.com/celebrity/1275009/。

傅漁冰，浙江省杭州市人。澳門浸會會佐。 漁冰自小在杭州接受教育。1925年，他來到澳門，在浸信會熱心事主，被按立為會佐，經常代表教會出席全國和兩廣浸會聯會。[1] 1937年9-11月，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獨力組織五期籌款活動，舉行遊藝和乒乓球賽、義演、義舞及勸銷國旗國花等籌得現款五千多元。首期籌募，各界踴躍購買門券，收到社會熱心人士的慷慨捐助，如傅漁冰和梁潔英夫婦、陳章唐和李淑顏夫婦、蘇無逸和陳紫英夫婦等殷商各捐結婚戒指一枚。[2] 1946年，漁冰被兩廣浸會聯會推選為培正培道校董，為教育事業貢獻力量。 1953年，因學校需要，校董會聘請漁冰兼任澳門培正中學義務校長，對學校發展貢獻良多。同時，他是板樟堂精益眼鏡公司的老闆。[3] 1963年，漁冰向校董會請辭，全家遷居香港。 1982年9月25日，漁冰在香港去世，終年81歲。[1] 1928年，傅漁冰在澳門與梁潔英女西醫結婚，生育兩女五子。 1952年，傅漁冰的女兒傅忠愛與滕近輝結婚，子孫十多個。 滕近輝是山東青島人，字懷智，畢業於國立西北大學外文系；1950年，在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神學院畢業；是一位資深牧師，著名神學教育家、書法家、音樂家及神學教育家。他擔任美國華人宣道會主席、《生命季刊》顧問、著名華人教會牧者、“驅動差傳事工”的先鋒。擔任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榮譽主席及榮譽牧顧長、宣道會北角堂榮譽顧問牧師、牧職神學院講師、世界華福會國際會榮譽主席。宣道會北角堂現時是香港宣道會中最大的教會，每主日崇拜人數超過五千人。[4] [1]《先賢小傳》，載“培正學校同學會＂網，2013年4月11日，http://www.puiching.org/database/whos_who.htm。 [2]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30頁。 [3]鄭振偉：《鄺秉仁先生與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51頁。 [4]《滕近輝》，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5日，https://zh.wikipedia.org/zh/%E6%BB%95%E8%BF%91%E8%BC%9D。

黃節，原名黃晦聞，字玉昆，號純熙，生於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杏壇鎮右灘一個陶瓷商人家庭。著名詩人和學者。 黃自幼聰敏好學，深明事理；22歲時在簡岸草堂讀書，深受嶺南大儒簡朝亮道德學問的熏陶。兩年後，赴廣州深造。約1900年，他北遊齊、魯、幽燕等各地，並東渡日本，廣泛結識進步人士，深刻認識國情，形成啟迪心智、喚醒民心的反清革命思想。 1905年，黃在上海與章太炎、馬敘倫等創立國學保存會，刊印《風雨樓叢書》，創辦《國粹學報》，對整個學術界的影響很大；編輯出版《國粹學報》、《國粹叢書》，將清代焚毀的書淘尋，獲得15萬卷，黃將這些書籍圖冊分門別類印刷出版，為保存散落民間的珍貴書籍作出巨大的貢獻。 民國成立後，黃加入南社，長居北京，擔任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他以詩名世，與梁鼎芬、羅癭公、曾習經合稱嶺南近代四家。 黃著有《蒹葭樓集》。作品兼見唐詩的文采風華與宋詩的峭健骨格，人稱“唐面宋骨”。他對先秦、漢魏六朝詩文有很多精當見解，學界視為一代宗師。他還著有《詩旨纂辭》、《變雅》、《漢魏樂府風箋》、《魏文帝魏武帝詩注》、《曹子建詩注》、《阮步兵詩注》、《鮑參軍詩注集說》、《謝康樂詩注》、《謝宣城詩注》、《顧亭林詩說》等。 20世紀30年代。在清華園裡，有好幾位不向當局買帳的學者，他們以學人的風骨，維護著學術的尊嚴，其中一位就是精通國學的黃。無論是汪精衛電召出席所謂“國難會議”，還是陳濟棠邀任教育廳長，他堅辭不就。 黃本是一個關心政治的人。早年在順德簡岸草堂讀書時，與同窗以匡世扶危相勉勵；後浪跡大江南北，廣泛接觸進步人士，接受反清思想，一意從事文化救國事業。為此，他變賣祖業，赴上海與章太炎、鄧實、馬敘倫等創報刊，創辦學會，闡明反清思想，寫下大量愛國詩文，為胡漢民草擬《誓師北伐文》。 袁世凱復辟帝制期間，黃頻頻撰文抨擊，致遭忌恨。之後，他不再從事新聞輿論工作，專心致力於學術研究和教育事業。1917年，黃受聘為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專授中國詩學。1922年，他拒任北洋政府秘書長；後擔任一年的廣東省教育廳長兼通志館館長；因對時局不滿，1929年辭職，仍回北大工作，同時兼任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 1935年1月24日，黃在北京病逝，終年62歲。安葬在廣東白雲山御書閣畔。[1] 1929年10月，冼玉清來到北京大羊宜賓胡衕的“蒹葭樓”，拜會黃節，並以《碧琅玕館詩集》文稿呈覽。黃節批語“陳想未除，陳言未去，獨喜其真。”黃節的批語意在鼓勵冼玉清要突破舊體詩的舊傳統，有更多大膽創新，包括新的思想、新的言辭、新的意境，以激勵冼玉清在詩歌創作中開創一代新風，成為獨領風騷的詩人。黃節肯定冼玉清詩的優勝處在真切感人、情感自然流露。並提醒她“吾粵詩之濫，濫於張南山”、“囑謝絕應酬之作”、“勿成篇太捷”。[2] 黃節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注解很有見地，對那個時代詩歌的注解自成一家，尤其是對曹植詩歌的注解，為學界所稱道。 黃節所寫《詩學》，學界評論說，這是近80年來甚為傳統學界所推崇的一本中國古典詩學批評史，比陸侃的《中國詩史》早了20年面世，可以說是近代最早的一部詩學史，朱自清以《論詩學門徑》一文舉清代詩話代表作葉燮《原詩》與黃節並提。曾有學者表示，《詩學》是近代研究中國的開創性著作，它與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王國維的《宋元戲劇考》、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一樣具有學科建設的奠基意義。 黃節不僅是一個詩人，而且對詩歌的創作技巧，既有理論探索，又有創作，還是詩歌的傳播者，在近現代學者當中，成就十分突出。 黃節對顧炎武詩歌的研究很有影響，20世紀20至30年代，中國東北被日本侵略，顧炎武詩歌的研究激勵、影響當時一大批學生，投身抗日前線。 黃節又是一名出色的書法家，他的書法在嶺南書法家中排名靠前。 晚年時期，黃節研論《毛詩》，凡是與《毛詩》、《楚辭》、《文選》有關的書籍盡數收藏，直到去世，除了圖書外，身無長物。[1] 1928年春夏，黃節來到澳門，天氣十分酷熱。詩人筆下也多夏日景致。如“夏苗無雨多鬅鬙，行雲暫作須臾陰”、“濕草低田草亦枯”、“雨帶朝暾風又催，井泉枯渴未能回，海夾山氣行行去，鴨上枝陰脈脈哀。”苗鬅鬙、草乾枯、井無水、鴨上枝，可見當時旱熱難耐，熱極生風雨。在黃節筆下，又是一幅大雨傾盆、浪如逝川的壯麗景象。如“天逢一雨欲欲樂，海納群峰故故彎，得水鵜鴣逾鬥大，漫田良莠與人頑”、“大魚出樹時高下，渴馬收江直萬千”。 當年澳門夜景，雖無今天霓虹燈映照下的璀璨絢麗，但海天共一色，明月灑清輝，確也醉人。在黃節筆下，既有“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的明淨，又有“浩浩海上鷗，寥寥欄外星”的遼闊、更有“浮雲落與人爭渡，漁火明如海有涯”的絢爛。黃節在澳門逗留，成為世人更深入瞭解這位詩人豐富細膩內心世界的絕佳切入點，同時，為歷史留下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3] 2008年，黃節之孫黃炳瑜66歲，五年前開了一家製衣廠。黃炳瑜有八個姐妹，為了謀生，除他及弟弟黃炳蝦還住在右灘，其他兄弟姐妹移居到香港、廣州、番禺等地發展。 “文革”期間，黃炳瑜之父黃大星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對於黃節的歷史，黃炳瑜說“父親不敢說，也不願意再提及”。黃大星在香港求學，回鄉後在一所小學教書，擔任學校校長。退休後，家裡經濟困難，只有靠姐姐在廣州的縫紉機廠做工來補貼生活。後來生活好一點，搬到廣州，在那裡呆了十多年，去世時80多歲。 黃錦暉是黃節的曾孫，現是杏壇鎮光華社區民警中隊一名民警。對於曾祖父黃節的事蹟，他在父親偶爾提及時才瞭解到，只知道曾祖父曾經是一位名人。[1] 現錄黃節的詩五首： 《濠鏡寄廣州羅原覺》[4][5][6] 山翠當門且卜居，一年塵事了無餘。意多始覺泉明晚，跡近能令務觀疏。 鄰樹鳥鳴同止止，海波鷗沒不徐徐。眼前物我俱難得，回首鄉邦獨累歔。 《澳居雜詩》（五選四）[7] 倚欄樹不到簷庭，白日初黃月淡青。樓外是山山后海，人生難得此居停。 一灣水弱不流花，寂寂連山長草芽。五月海風多帶雨，亂帆隨雨過前沙。 濕草低田旱亦枯，海洲誰謂水都無！憬然《中谷》三章後，不是深憂獨老夫。 巢鳥因風落短簷，屢回頭處語詹詹。此情只有卿能識，雨後闌干不上簾。 [1]《一代詩人學者黃節》，載《珠江商報》，2008年10月25日。 [2]冼劍民：《嶺海育才女風華鑄詩魂——拜讀冼玉清教授詩歌有感》，載“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網，2012年9月28日，http://www.zhgpl.com/crn-webapp/cbspub/secDetail.jsp?bookid=7689&secid=8705。 [3]《發現順德‧澳門專題》，載“順德圖書館＂網，2012年8月11日，http://www.sdlib.com.cn/2011/news_view.asp?newsid=3701。 [4]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順德市政府文體局：《嶺嶠春秋黃節研究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第72頁。 [5]羅原覺：（1892-？），南海人，一名元覺，廣東著名收藏家。 [6]劉斯奮：《黃節詩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282-283頁。 [7]羅原覺：（1892-？），南海人，一名元覺，廣東著名收藏家。

陳寂，字寂園，又字寂爰[2]，自號枕秋生，原籍廣東懷集，生於廣州。 陳少時入讀城中私塾，接受傳統文化教育，打下良好的古文基礎。他讀中學時，成績優異；博覽群籍，尤好讀詩古文辭，創作詩詞。畢業後因家境貧困，無力升讀大學，謀得一份小學教職。 1926年，應廣西省立第四中學的聘請，陳前往柳州任教。當時廣西建設廳長陸希澄賞識陳的才幹，調任他為廣西省國民黨黨部幹事。一年後，因母親病重，陳回到廣州。 陳歷任廣東省立女子中學、知用中學、台山師範學校、新會縣立中學及澳門知用中學教員。1941年，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1945年，擔任法商學院教授；1952年，擔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1966年2月退休。 陳沒有接受大學教育，而能進入廣東著名高等學府——中山大學任教，除他本身的學術成就外，最重要的還是前輩獎掖和朋友扶助。20世紀20年代初，陳還是一個無名的文學青年，投稿《學衡》雜誌，馬上受到主編吳宓的關注，並分期刊出數十首。學者劉永濟讀到陳的詩詞後，與他通信。後來，陳多次對人感歎地說“知我者劉弘度也”。廣東名宿葉恭綽、陳融對陳更是青睞有加，殷勤期許。葉恭綽更親為陳的詩詞集《魚尾集》作圈點，並加眉批。時值抗戰，廣州淪陷，中山大學遷到坪石，陳北上韶關。時任教育部督學張北海與中山大學校長金曾澄，能文擅詩，經詩人阮退之介紹，閱讀陳的詩詞，大為讚賞，破格聘請陳為中山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與音樂家馬思聰成為同事。 抗戰勝利後，陳擔任法商學院教授期間，張北海出任《廣東日報》社長，特闢文藝專欄《嶺雅》，聘請陳主事。在任上，陳廣交嶺南詩友，組織稿件，在主編50期中，發表了數千篇品質堪稱上乘的古文詩詞，保存嶺南一代文獻。1949年後，陳在中山大學中文系任教授，過著安穩的書齋生活。當時陳寅恪、方孝岳、容庚、黃海章、詹安泰、陳玉森、冼玉清、王季思、潘允中、謝健弘、盧叔度等校中教授都是陳的舊友新知，時有酬唱。歷史系周連寬教授回憶說，陳寅恪多次在他面前說“寂園的詩詞寫得好”。陳的助手黃萱在《懷念陳寅恪教授》一文中，提到陳寅恪非常誇獎陳的詩詞。黃海章、方孝岳、詹安泰等是陳多年好友，點評其詩詞。 1969年，陳從教授樓被迫遷到集體宿舍。“端居類”詩多作於此時。他已是垂暮之年，與傭保雜處，生活環境的巨大差距，一時難以適應。居住環境惡劣，妻子長期患病，三個子女又需撫養，打入“牛棚”後所發的“生活費”不到原工資的三分之一，經濟十分拮据，為了償還債務，陳不得不廉價出賣珍藏多年的書籍。1976年，陳去世，終年76歲。 陳寂的詩詞集，最早有《寂園詩詞鈔》一卷，編定於1924年10月。鈔本。所錄者皆為廣東《商報》文藝專欄者，計40餘篇。後有《魚尾集》一卷，刊於1935年。錄詩71篇，詞30闋。《魚尾集‧二集》二卷，編定於1949冬。卷一錄詩150多篇，卷二錄詞30餘闋。《枕秋閣詩鈔》七卷，為陳晚年手抄本，錄1949年以後詩。卷一錄古風、律詩70餘篇。卷二至卷七為七絕，以題材編排，分為身世、哀痛、感時、端居、紀遊、寄人、詠物、詠史、論詩、論詞、題畫等11類。錄絕句1300多首。《枕秋閣詞》一卷，錄詞260多闋。 其子陳方教授復從舊報刊中輯得集外詩詞120多篇，編為一卷。[1] 抗戰時期，陳寂避居澳門，住在青洲過渚磯。[2] 陳寂一直以幽默著稱，上課也不例外。他有兩撇往上翹的花白鬍子，配合著嘴唇的捭闌而一動一動的，令人一見就想笑。教案寫在類似舊時記帳用的那種折疊式的本子上，一邊講課，一邊向講台前緩緩往地板上掉，講完課匆匆收攏來塞回手提袋裡，這在全系教授、講師中是絕無僅有的，也往往引人發笑。有一次，一位同學站起來問及“含蓄”一詞。他不作直接解釋，而是眉飛色舞地說日前一位朋友從馬來亞回廣州省親，見面敘舊時，他贈給對方一首詩：“一別鄉關三十疇，曾經相約共南遊；南瀛浪惡千帆遠，怎奈梅花勸我留！＂他得意洋洋地吟了一遍，即高聲說：“寫成‘梅花’就含蓄啦！寫成‘老婆’就不含蓄啦！當年倘不是老婆拖後腿，反對我和友人同往，我不也成了“番客”麼？”就這樣，算是對“含蓄”一詞作了解答。又有一次，上課電鈴響過，學生們坐在座位上等了20來分鐘，仍不見他的蹤影。忽然，他步履匆匆地登上講壇，把手提袋往講台一擱，呼吸還沒有恢復均勻，就煞有介事地宣佈：“剛才，我想了一首詩。”他緩慢地吟了起來，原來就是大家背得滾瓜爛熟的孟浩然的“春眠不覺曉”，吟罷，他說：“我想呀，想呀！想來想去，就忘記來上課囉！”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有一回，他在課堂上吟了一首七絕：“幔帳低垂鎖玉嬌，溶溶細語度良宵。本是月明星朗夜，何來急雨打芭蕉?＂大多數聽者目瞪口呆，猜不透此詩的含意；只有少數知情者明白，昨天晚上有同學從高樓視窗撒尿下來，很失體統。他是用詩句對那位同學提出批評啦！[3] 現錄陳寂的詩三首： 《題〈青洲圖〉》 堂前踮踮白鷗翻[4]，堂後森森古柏存。隔岸數峰清似水，夢來還得近中原。 二月桃花落井根，客愁漠漠滿江村。[5]嬉春記得兒時事[6]，故國東風望眼昏。[7] 《過望廈》[2] 碧翳林塘聒午蟬，萍開還見橛頭船。[8]澹師去後江山老[9]，行過寺門無杜鵑。[10] [1].陳永正：《枕秋閣詩詞略論》，載《詩論詩訊》，2011年第1期，總第86期，2012年12月20日，http://www.zhsc.net/Item.aspx?id=40313。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79-580頁。 [3].彭頌聲：《心裡充滿著愛》，桂林：灕江出版社，1989，第77-78頁。 [4].踮踮：墮落貌。《後漢書‧馬援書》：“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踮踮墮水中。” [5].漠漠：彌浸貌。 [6].嬉春：遊春。 [7].以上二首詩作於1941年春。當時詩人約邀張逸、張谷雛、鄭哲園、黎廷棨等到其青洲附近遇渚磯山園雅集，作畫題詩。上首“夢來還得近中原”和下首“故國東風放眼昏”之句，寄託故國之思，頗有蒼涼之感。 [8].橛頭船：又作橛頭。小木船。張元幹《漁家傲‧題玄真子圖》詞：“釣笠披雲青障繞，橛頭雨細春江渺。” [9].澹師：指澹歸和尚。 [10].寺：指普濟禪院。這首詩亦作於1941年。

陳芳，字國芬，香山縣下恭都黃茅斜村（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梅溪村）人。[1]檀香山著名商人、僑領、糖業鉅子。 父親陳仁昌在澳門經商，家境頗富。母親曾氏。陳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參加科舉考試，成為秀才。陳14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逐漸中落，之後，陳隨伯父陳仁傑到澳門、香港學做生意。陳仁傑在香港經營中西土特產。1849年，陳仁傑準備運一船貨物到檀香山出售，要陳及其堂兄一起同往。 陳和堂兄協助伯父處理完這批貨物，伯父就回國。陳卻愛上了這塊土地，決定留在這裡大展拳腳。他勤奮努力，不久學會英語。他先在貝爾街開設一間店鋪，銷售伯父留下的部分貨物，小店鋪一開張，生意興隆。1851年，陳與同鄉程植合股開辦新店鋪“芳植記”，它坐落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的商業旺地。“芳植記”開張那天，轟動整個檀香山。鋪面採用中式風格，紅色大門前面兩根圓柱上掛著兩個大紅燈籠，兩扇門上貼著鮮艷的門神，貨物擺設沿襲著廣府人開架賣貨的習慣，貨架上擺滿了精絲、瓷器、茶葉和香料等各種各樣的中國貨，生意一開始就紅紅火火。 陳用7600美金買來一艘舊帆船，起了一個新名字“中國夾克號”。他有了“中國夾克號”，極大地降低營運成本，“芳植記”商品價格隨之降低。1855年，美國國慶日第三天，檀香山上空到處飛舞著美國人慶祝的煙花，一把大火點燃了國王大街和努瓦努大街十字路口商業區店鋪，“芳植記”變成殘垣斷壁。許多不明身份的人闖進“芳植記”搶劫，警察懸賞200美金緝拿打劫者，沒有下文。何魁趁機捲走“芳植記”的28000美金，神秘地失蹤了。火災後第三天，陳讓程植用30美金的月租，租下瓊‧布斯的酒吧，重新掛起“芳植記”的招牌，將倉庫裡的貨物全部搬出，擺滿所有貨架，儼然火災根本沒有發生。這一招，穩定了所有債權人的心。陳回到檀香山，到比舍普銀行找朋友克拉克貸款，登上“中國夾克號”，直奔香港採購。依靠捕鯨船長們仗義相助，“芳植記”起死回生。每天下午約四點，陳推著一輛手推車，車裡裝滿了金燦燦的金銀幣，上面甚麼遮蔽物都沒有，大搖大擺地走上街頭，把鋪子裡收入的金銀幣送到銀行裡。陳富有的名聲，一時間傳遍夏威夷每一個角落。1855年11月25日，陳以1368美金拍下羅奈爾得遺孀那棟精緻小巧的珊瑚石別墅，“芳植記”搬到珊瑚石別墅經營。陳在大島繼續從事土地投機生意，他把朱麗亞那個牧場周邊的土地全部收入囊中。回到檀香山後，他到裘蒂博士家裡鄭重向朱麗亞求婚。裘蒂博士雖對華人懷有歧見，但不敢當面拒絕他，提出如有心追求朱麗亞，請陳先建造一棟夏威夷最豪華的別墅。1856年，陳在檀香山市富人區努亞大街買下一塊地，請人設計圖紙，大興土木幹起來。他一直尋求機會醞釀成立一個華人社團，檀香山華人對陳的提議都表示贊成，華商們決定搞一場以華人名義舉辦的慶賀舞會，大家踴躍捐款。同年10月，夏威夷華商會正式在檀香山註冊成立。 5月23日，陳正式被批准加入夏威夷國籍。5月28日，陳和朱麗亞‧克納‧弗爾威斯爾小姐結婚，史密斯牧師擔任證婚人，婚禮在努亞路Afong先生那所著名的新房子裡舉行，婚禮一切從簡。1857年8月1日，朱麗亞向夏威夷最高法院申請遺產繼承。七天後新任大法官麥克比因作出最後裁決，裁定朱麗亞獲得父親三分之一的遺產，現金3881美金；獲得母親三分之一的遺產，是大島希洛鎮海邊的一個牧場。這個牧場正是陳所購土地包圍的那個牧場，這些土地聯結為一塊完整約5000英畝的地塊。 1859年10月17日，檀香山第一家華人獨立經營的機器榨糖工廠“國芬製糖”正式開張。“國芬製糖”的工人工資比當時白人製糖廠高出30%。陳和劉禾林本來在夏威夷華人中口碑好，加上薪酬優厚。“國芬製糖”很快就招夠工人和技師，熱火朝天地幹起來。“國芬製糖”成為陳在夏威夷經商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它標誌著陳成功地邁進他夢寐以求的製糖業，開創事業新篇章。 1860年10月，程植帶著一批人回到檀香山，其中三個小夥子特別醒目，第一個叫程利，是程植的一個堂侄；第二個叫盧嶽，是香山縣隆都人，也是程植的一個親戚；第三個是王貴，程植老家四大都安定村小老鄉。都在老家做過乾貨鋪。陳與程植商量了一下，把程利派到三藩市，讓盧嶽留在“芳植記”給程植當幫手，王貴被安排到“國芬製糖”。1864年，美國南北內戰促使夏威夷蔗糖業騰飛。三年來，夏威夷年食糖產量飛速上漲了16倍，並徹底改變了夏威夷的商業結構，甘蔗園經濟成為支柱的產業。陳進入製糖業掙得第一桶金，不是依靠生產，而是通過壟斷運輸實現的。三年壟斷運輸，為他積累38萬美金的巨大財富，把事業推向另一個高峰。 陳決定集中精力，全力在大島經營甘蔗園事業。達莫專程從三藩市來到檀香山，想與陳一起投資甘蔗園。陳和達莫在檀香山市註冊合股的通用商業公司，兩個好朋友各佔一半股份，陳出地，達莫出資金，準備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達莫從德國訂製的榨糖機從三藩市運回來，這套世界最新型的榨糖機在大島希洛鎮新甘蔗園調試完畢，讓夏威夷所有白人甘蔗園主們羨慕不已。除這套五萬美金榨糖機外，達莫又拿出十萬美金，一共15萬美金成為他在通用商業公司的股本。陳把自己大島上的土地劃出約3000英畝，算作自己的股本投資，剩餘3000英畝土地暫作牧場，作為新甘蔗園的預留土地。陳將自己這個甘蔗園命名為“皮皮艾克”，以單個甘蔗園面積來說，皮皮艾克農場位列夏威夷農場前三甲。 1869年10月29日，陳回到檀香山一個月後，在以華商為主體的夏威夷手工業者行會的會議上，陳當眾宣讀一份由全體華商簽名的“告夏威夷公民書”。這是夏威夷歷史上華商第一次有組織地集體告白，它向全體夏威夷人提出華人對勞工制度的看法和建議，反映這個正在崛起群體的潛在力量，這是華人力量在政壇上的第一次鄭重發聲。這份告白書旨在通過改變勞工制度，取消對華人的政策歧視。同年底，陳以26萬美金，拍下卡伯瓦農場。第二天的《波利尼西亞報》以“糖王加冕”作為顯著標題，詳細介紹卡伯瓦農場拍賣的過程。從這一天起，陳的“糖王”稱號在夏威夷被叫了起來。 1870年度，夏威夷總商會出版商業年鑒，評比出夏威夷實力最強的八大企業，“芳植記”和通用商業公司名列其中。 1872年7月初，容閎為了妥善安排留美幼童到美後的事宜，先抵三藩市。陳帶著長子陳龍提前幾天到達三藩市，入住“皇宮大飯店”。容閎在“皇宮大飯店”第一次見到了陳。 陳比容閎大三歲，兩人初次見面，但經唐氏兄弟介紹，互相早有耳聞，相談甚歡。陳放心把陳龍交待給容閎，自己回到檀香山。陳龍連考四門功課，成績優異，順利考入耶魯大學。 1873年9月23日，夏威夷鐵工廠發生工人罷工，給複雜的政局增加不少紛擾。為了防止此類事情發生，巴特親自主導，要求農業協會以團體會員的身份，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以加強夏威夷總商會的行業領導和協調能力。夏威夷總商會涵蓋夏威夷九大類行業商會，同時吸收華商會和智利商會參加，一個覆蓋面廣的商業組織，卻受到夏威夷最有實力的商人組織農業協會的抵制。但這次，農協不能不給內閣面子。大衛斯沒有辦法，點頭允諾農協加入夏威夷總商會，並答應推舉一人出馬競選本屆總商會會長職務。農業協會七人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推薦人竟然是陳。1873-1878年，陳擔任五年的夏威夷總商會會長，圓滿地協調各種經濟糾紛，起草制定大量的行業規則，贏得夏威夷商界的一致認同。 1874年8月，陳帶著卡拉卡瓦的秘密使命，赴三藩市負責籌款。展望美夏貿易互惠協定實施在即，王國的財政收入屆時會有大幅增長，但眼下政府大舉建設，急需大量資金支持。陳到達三藩市，達莫安排他的哥哥和斯布勒特等一批富豪，前來與陳秘密洽談。這批富豪開礦發了大財，四處投資。陳三藩市一行，共籌得400萬美金的鉅款，圓滿完成卡拉卡瓦的使命。陳回到檀香山後，著手幫助準備卡拉卡瓦國王年底的訪美事宜。2月15日，卡拉卡瓦國王回到檀香山，受到熱烈的歡迎。 1875年6月，夏威夷王室名下的卡波庫伊農場準備出售。卡波庫伊農場有超過4700英畝的土地，在夏威夷是數得上的大農場。卡拉卡瓦這次要把它當作第一筆酬勞，來還陳在兩次大選中鼎力相助的人情。沒想到，被陳謝絕了。陳不願意這樣操作，一方面這種私下交易會對國王的聲望有損，另一方面也損他糖王的聲譽。之後，陳從香港調集大筆資金，為保險起見，再度與達莫兩人聯手，準備參加卡波庫伊農場的競拍。陳與達莫以46萬美金鉅款，拿下了卡波庫伊農場，使他的蔗糖事業再攀新的高峰。 1878年，陳接到三藩市華埠中華會館的信函，要他務必於7月25日前到達三藩市。 7月27日，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陪同下，陳蘭彬一行抵達三藩市，受到三藩市中華會館組織的盛大歡迎儀式。在陳的力陳下，陳蘭彬答應在檀香山設立一個領事館，條件是他必須出任領事一職。 1877-1878年，中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是200年不遇的大災荒。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災民多達兩億，死亡人數高達1300萬。陳認捐了5000美金，折合約7000兩白銀。根據大清朝廷典章，“凡士民等助賑荒歉”、“其捐銀子千兩以上者，請旨賜建‘樂善好施’牌坊”。 1878年底，在香山縣恭常都黃茅斜村陳家大院裡矗立起一座“樂善好施”牌坊，這座由陳灼父（陳芳二兄陳國禎的長子）委請當地名工匠精心打造的石牌坊為花崗岩建造。可惜，這座牌坊在“文革”期間毀於紅衛兵之手。 1879年是陳來到夏威夷第30個年頭，成為夏威夷響噹噹的“糖王”。拋開“芳植記”不計，僅三個農場每年給他帶來收益高達30萬美金，在他名下的這三個農場資產超過260萬美金。 6月21日，時值王國樞密院上院空出一名缺額，樞密院共45名委員，其中上院15名委員為國王任命，卡拉卡瓦當政時期，只有貴族才能出任的具有高尚地位的職務，同時也是國王用來晉升貴族的特權。陳以其顯赫的社會影響、不容爭辯的商業地位和無可挑剔的品行，贏得樞密院現任委員的一致認可。樞密院通過後，國王卡拉卡瓦當天簽署命令，正式任命陳為樞密院委員，從此，陳成為夏威夷貴族。 1879年8月13日，清廷對陳的任命下來了。陳蘭彬把畢業後留在駐美公使館協助他工作的陳龍找來，指示陳龍把這個任命通知夏威夷駐美公使艾倫。同年耶誕節，老農協會員們為了慶祝陳榮膺貴族稱號，在市政廳舉辦盛大的慶祝舞會，夏威夷名流爭相參加。接著樞密院舉辦的慶祝舞會，國王卡拉卡瓦到會致辭，對陳的貢獻表示嘉獎。 1880年月11日，一面中國三角黃龍旗在陳的努亞別墅升起，這棟別墅被他用作夏威夷華人商會的辦公地址。儀式結束後，三藩市領事館派來的特使朱國君，在陳的陪同下，到王宮裡覲見卡拉卡瓦。陳出任首屆商董，中國駐夏威夷商務代辦處開始正式工作，聘用一個翻譯和一個秘書，經費由陳自己支付。他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在華商會的基礎上籌建華人聯合會。第二項工作是向夏威夷政府交涉未入籍華人權利的問題。3月17日，陳蘭彬親自簽署任命陳為夏威夷首任領事的文件，派人坐火車送到三藩市領事館陳樹唐處。陳樹唐趕快先寫信給陳，要他好好準備一下，並說大家隨後乘船趕到。1881年5月7日，大清龍旗再度升起在努亞別墅，陳身穿滿清官服，仰望著這面三角旗，百感交集。1882年3月底，陳出人意料地辭去清廷駐夏威夷領事一職。程利接任領事一職，駐節華盛頓的新任中國公使鄭藻如批准這一任命。 1882年的4月，陳把自己所持的卡波庫儀農場的股份轉賣了出去，這一舉動震驚夏威夷商界。他把價值106萬美金的股份出售給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這筆交易中，只有70萬美金用現金支付，其餘36萬美金置換了布倫威爾和卡斯特爾合股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位於考愛島，歸於“朝蘭利服記”名下，程利和盧嶽將分期償還這筆錢給陳。陳用70萬美元現金用來購買香港道格拉斯火輪公司的控股權。這次投資戰略調整，一方面為了繼續減少白人和美國政府對自己的注意力，一方面是陳有意加大對香港投資的力度。 1885年，香山恭常都發了大水，百姓流離失所。陳遠在檀香山，聽到消息之後，捐贈3000兩白銀寄回國內，給朝廷賑災。這一次捐助報送朝廷後，光緒皇帝賜贈石牌坊一座，以示褒獎。1886年底，在黃茅斜村陳家大院矗立起第二座“樂善好施”牌坊。 1889年8月11日下午，陳龍搭船從大島趕往檀香山，突然急性腹膜炎發作，猝死於船上。 消息傳來，陳徹底被擊垮了。他萬念俱灰，下定決心回香山去。他把卡伯瓦農場的一半股份，以90萬美金的價格賣給達莫，他不希望自己走後由朱麗亞承擔全部的商業風險。達莫派人來管理卡伯瓦農場，陳心裡放心。他拿出其中的50萬美金留給朱麗亞和孩子們；剩餘的40萬美金轉到了香港，陳先後投入東亞銀行的資本300萬美金。 陳回家鄉後，他又買了30多畝良田，加上原來的義田，共有60多畝，建立社學，好讓村裡貧困的孩子們能夠讀書。陳買回來兩部柴油發電機供全村照明使用，一直使用到抗戰前夕。他從澳門買回來水管，從村邊鳳凰山下用水管把山泉水引到村子裡，過濾成自來水後讓村子裡的鄉親飲用；整治村容，修築道路，在村子裡挖了兩口大池塘，種植椰子和檳榔樹，給村子修築炮樓等。同時，他捐銀給地方政府。這年，陳以長孫陳永安的名義為陳龍請賜建“急公好義”牌坊，位於兩座“樂善好施”牌坊的旁邊。 陳投資擴大義學，創辦女子學校，開創香山縣的先河。1891年發生水災，沖毀了香山縣十幾個村莊。他拿出7000兩白銀捐給香山縣衙用於賑災；接著捐獻4000兩白銀，用於修築白石到前山石板路，成為香山縣境內最早的公路。這一系列善舉，被香山縣衙呈報兩廣總督衙門，總督衙門又上奏朝廷。第四座石牌坊降落到陳家大院。 1892年初秋，陳家大宅建設完成主體部分，1896年竣工。它是一座融合中、西風格一體的建築；2006年被評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今成為國內外遊客赴珠海旅遊的首選景點。[2] 1906年9月25日，陳在家鄉去世，終年81歲。葬於梅溪。[3] 陳芳娶有兩位妻子，生育子女18個。他與元配妻子李杏兩子：長子陳龍（1852-1889）、三子陳賡儒（1863-1918）。他與第二任妻子朱麗亞‧費耶韋瑟（Julia Fayerweather），生育12女4子，包括女兒長女愛米蘭（生於1858年5月13日）、次女南茜（生於1861年）、四女茱麗葉、五女瑪莉亞、六女伊莉莎白（生於1869年）、七女亨利埃提、八女愛麗絲、九女海倫、十二女梅拉茵等；兒子：次子陳席儒（1859-1937），英文名唐尼，生於1859年6月12日；四子吉米生於1875年，出生個一個月夭折；五子阿爾伯特（1877-1948）；六子阿伯拉姆（1882-1933），又名亨利。 1909年後，藉著傑克‧倫敦的小說《陳阿芳》，陳芳成為白手起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夏威夷香檳王朝的風雲激蕩和一代糖王的傳奇經歷，連他後人的家庭也引起了美國人的好奇，從1964年起，在美國百老匯上演的歌舞劇《12個女兒》，講述陳家的故事，這個歌舞劇連續上演30年，歷久不衰。1976年，美國建國200周年之際，評選了200位影響美國歷史的外籍人士，陳芳和基辛格等人名列其中。[4] 1890年，陳芳回到家鄉定居後，來到澳門經營生意，以其傳奇的經歷和雄厚的財力引起澳門華夷各界廣泛關注。[3]據說，1891年夏，陳芳來到興記酒店住宿，當時酒店洋經理見他是華人予拒絕。陳芳一怒之下，要求買下酒店，當時適逢酒店準備放盤，開價三萬英鎊，且限三天交款。兩天後，陳芳從大西洋銀行開出一張三萬英鎊的本票將興記酒店買下，並將興記酒店改名為“澳門酒店”。此舉轟動了澳門，當時被港、澳、滬多家報紙報導。 1902年5月，“澳門酒店”以二萬澳門元的價格出讓給法莫爾（W. Farmer）先生。[5] 光緒十七年（1891）四月，澳葡政府成立歡迎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陳芳是董事之一，排名第一，位前於曹善業、柯六、林含蓮、王棣等知名華商。可見，陳芳在當時澳門的影響之大。 除投資火輪業、酒店業外，陳芳對廣東政府及華人事務亦頗為關注。1894年10月，“由白石至前山之石路，前經澳中紳商捐資修建，以便往來，香山人陳芳首捐洋銀兩千枚。近已竣工，計用料費四千元有奇”。此次修路費用，陳芳捐款過半。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廣東政府“籌借民款，藉助軍餉”，“其澳門一埠，則有富商報捐候選道，香山人陳芳報捐候選知府”。[6] 陳芳在澳門開辦牛奶公司，引進荷蘭牛，開創澳門養殖荷蘭牛的先河，生產加工牛奶供應澳門市場外，他每天派人運送牛奶回家鄉，供鄉親飲用。[7] 次子陳席儒專門從香港給父親買了輛雙排座的“奧茲莫比爾”牌汽車，這輛汽車為黑色木製車身和車輪，車輪外包著橡膠輪胎，車燈是煤油燈，喇叭需要用手使勁捏。陳席儒買這輛汽車是當時最昂貴的汽車，價格是6700美金。這輛汽車是澳門歷史上第一輛汽車。[1] [1].劉雲德、徐煒：《陳芳傳記》，載“珠海梅溪牌坊＂網，2012年6月3日，http://www.zhmx.com/cn/aboutInfo.aspx?Id。 [2].《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1992，第260-261頁。 [3].《珠海歷史名人——陳芳》，載“珠海政協＂網，2010年1月3日，http://www.zhzx.gov.cn/zww/wszlw/gzdt/200804/t20080423_44024.html。 [4].曾紳：《陳芳傳奇一個華商家族的百年神話》，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0，第420-422頁。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13頁。 [6].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9-180頁。 [7].李蒲彌：《回歸後的澳門發展與粵澳關係研究》，香港：香港漢典文化出版公司，2003，第4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