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瑜，字廷美，香山县铁城（今属中山市石岐）仁厚里人。[1]岭南学者、自称“双槐老人”、世称“双槐先生”。黄泗之子、黄畿之父。 黄自幼聪颖，勤奋读书；明景泰七年（1456）考中丙子科举人。当时知县谢祺为他立石柱牌坊在县署左侧，命名擢秀，以志其事。 明天顺初年，英宗皇帝朱祁镇颁诏于天下，以求直言，图善朝政。黄应诏赴京晋见上疏，奏陈六事，世称《六事疏》。 《六事疏》：“一日正身则天下治；二日正家则天下定；三日正礼则天下化；四日正乐则天下和；五日正赋则天下富；六日正军则天下安。＂全文数千言，义正辞恳，声威震荡朝野。因此，黄触怒朝中权贵，欲加之罪。幸得吏部尚书王翱、户部侍郞薛远两人赏识他，并设法挽救而未遭祸害。 黄声誉大振，居在京师八年，却未能任事。大学士李贤、邱浚等多位名士器重黄，着意推荐他进入翰林院从事。黄书《七诱》一卷，以明志，但被拒。中御史选铨部写奏章保举他任事，因名册被一位俞姓侍授诏者盗去而纂改，夺走黄的任命。黄知道这事，但不作辩。明成化五年（1469），黄发回广东授长乐知县。 黄上任后，礼贤兴学，整肃纲纪，施行开明之策，竭力举办多宗百姓受惠之事：一收拢流浪闲荡人群，施以教化，引导他们从事农商正务。二清理民间积案，大开衙府公门，公开问案，广听呼声，秉公处事，有冤雪冤，有罪则判，应放则放，应杀则杀。三抑制豪强，慑服以州府朝廷权贵为靠山之辈，按章处置偷税贪赃之徒，切实充实邑仓邑库。四率先捐赠薪金办学，设法改善县学环境，宣导各界集资兴学，并于政暇时亲自为生员授课、考试等，从而使素来以贫瘠见闻之长乐城乡，稍向饶富转变，百姓安居乐业。 黄告辞官回归故里时，百姓为他立生祠在县学官前，作为铭念。 黄回乡后，迁居省城番山下，在庭院亲自种植两棵槐树，建筑休憩亭作为读书之处，自称“双槐老人”，学者称“双槐先生”。黄每日早起读书于亭，晚上咏诗于居室而后睡，对于声色纷华之事，一无所好。 黄去世时，终年73岁；著有《应诏六事疏》、《七诱》、《书传旁通》十卷、《双槐文集》十卷、《双槐岁钞》十卷。 其子黄畿著作较多，著有《易说》、《粤洲集》六卷、《皇极经世书传》八卷、《三五元书》25卷、《删正黄庭经》等。黄畿之子黄佐著有《诗经通解》21卷、《礼典》40卷、《乐典》36卷、《乡礼》七卷、《续春秋明经》12卷、《小学古训》一卷、《姆训》一卷。 黄瑜与父亲黄泗、儿子黄畿、孙子黄佐都成为香山郡学乡贤。 现录黄瑜的诗两首： 《悲井澳诗》[2][3] 白雁过，江南破[4]，更无一寸土可坐。 自闽人广随波流，氛尘暗天天亦愁。[5] 黄芦霾岸风飕飕[6]，上有深井，下有仙女澳，渔舟不到御舟到。 风吹御舟力排奡[7]，嗟嗟悲哉谁与告。 谁与告兮悲复悲，逢崖则止会有时[8]，星星之火奚灭为。[9] 君不见青苗行时不敢语[10]，大事已逐黄龙去。[11] 又不见金牌出时不可回[12]，杀气先传白雁来。 舒王生，鄂王死[13]，宋家刑赏乃如此，嗟嗟井澳徒悲尔。[14] 《夜宿凤凰山》[15] 桃花悄无源，仙妹渺河许。 空余一片山，欲逐凤凰翥。 长林暮萧飕，似送飞玉语。 倏然卧荒村，清猿深夜雨。 [1]《中山文化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241页。 [2]李畅友：《港澳诗选注》，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148-149页。 [3]井澳：在大横琴山下，又叫仙女澳。相传有樵者见二姝殊丽，就视之，化为双鲤，今有双鲤石。宋帝是乘船逃到此处，曾欲逃向占城，遇飓风，几乎溺死，遂得病死于澳门以东的大屿山。因史事发生于澳门附近海域，故录此诗。 [4]白雁过二句：宋季临安童谣有“白雁渡江来”，后元以伯颜为统帅破江南。 [5]氛尘：灾祸的尘气。古以氛为凶气。 [6]霾岸：指风尘滚滚的海岸。飕飕，风劲刮的样子。 [7]排奡：互相挤压。此写帝舟遇飓风颠覆的情景。 [8]逢崖则止：暗指南宋在崖山海战中最后败亡。 [9]星星之火：喻南宋王朝最后的一点抗争力量和复国希望。 [10]青苗：北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其中有青苗法，当青黄不接时，宫放贷于民，正月放而夏敛，五月放而秋敛，纳息二分。此借指王安石变法。作者认为，王安石变法使北宋朝政混乱，最后衰败。 [11]黄龙：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农安县，岳飞“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即指此。借指金国，此句谓金兵破汴，宋朝大势已去。 [12]金牌：指宋高宗当岳飞大破金兵，乘胜前进时以十二道金牌召岳飞回军的事。后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宋金和议，又失去恢复中原、振兴国家的机会。 [13]舒王：王安石死后的封赠。鄂王，岳飞死后的封赠。 [14]这首诗换韵频繁，且多用仄声韵，造成慷慨悲歌，哽咽不能续气的艺术效果，与诗的内容悲悼宋王朝飘零海上屡遭天灾相适应。但作者更把宋王朝灭亡原因溯于王安石变法、岳飞抗金受挫等，表现出学者的深刻，虽然王安石变法的是非仍是一个不易简单论定的历史问题。 [15]《黄家四代贤良》，载《中山文史》（第18辑），中山：中山政协，1990，第12-27页。

竺摩，俗姓陈，名德安，法名默诚，字守志，浙江省乐清市人。[2]高僧、书画家。 父亲陈红梅和母亲王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兄妹十个，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岁时，在家乡黄塘寿昌寺随方丈白云长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诚，字守志。一年后，白云长老派竺摩到温州普觉寺为芝峰法师护关，他得此机缘拜见弘一法师。后在白云长老等引荐和帮助下，他先到宁波观宗寺弘法社随谛闲法师、静权法师和宝静法师等天台宗大师学天台教观，后到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跟从太虚、印顺、东初等人学习，深受太虚法师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响，他开始发表积极鼓吹佛教改革的论文，受到太虚法师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闽南佛学院学习期满毕业，时值太虚法师应广东潮汕地区的佛教善信的邀请莅临弘法，太虚法师让竺摩随侍并做文字记录。此次弘法非常圆满，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机缘，请求太虚法师帮助创办岭东佛学院。这是竺摩首次来潮汕地区弘法，给潮汕佛教界和专程来潮州听经学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虚法师应闽粤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请，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随侍并做记录。当月30日早上，太虚法师一行抵达香港，居住在利园的香港佛学分会。之后，太虚法师一行应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请，分别到东莲觉苑、荃湾东普陀、大埔墟大光园和菩提场等香港地区的著名佛教道场讲经说法，盛况空前，前来听经学佛的信众，除香港本地善信外，还有不少专程从澳门赶来的。 12月14日，太虚法师偕竺摩等一行应广州佛教善信的邀请到广州弘法，驻锡六榕寺广州佛教会，先后到广州民众教育馆、中山大学、广州居士林、复旦中学、广州佛学会、广州觉苑和菩提林等处讲经弘法，竺摩始终随侍在侧，并作文字记录。期间，太虚法师的老朋友金芝轩居士听闻太虚在广州弘法，特意从澳门赶来会面，竺摩陪同太虚法师盛情地接待金芝轩居士，并谈到澳门佛教问题。 次年年初，竺摩随侍太虚法师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区弘法，与潮汕和港澳地区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庆寺学习日语，准备赴日本留学。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他毅然中断学业，与闽南佛学院的同学暮迦、化庄等一起积极参加浙江“慈溪抗日后援宣传组”工作，为宣传抗战救国奔走呼号。不久，他奔赴武汉，参加由著名爱国寺僧宏明法师领导的“僧侣救护队”，并担任干事。后来，他奉命带领部分“僧侣救护队”成员开赴陇海铁路抗日前线，进行救护工作。 竺摩对于日寇入侵中国领土、蹂躏中国百姓的罪恶行径非常痛恨，充满爱国爱教的救世情怀。次年“僧侣救护队”解散后，他回到武昌佛学院，不久偕慧云法师南下广州，转赴香港弘法，开展救济难民的募捐和服务工作。他与墨禅法师一起，当选为“香港佛教救济难民会”委员兼驻会办事。 在业余时间，他撰文给《大公报》文艺版、《宇宙风》、《大风》等报刊，从而结识当时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许地山、叶灵风、萧乾、萧红、陶亢德和陆丹林等人，开始与港澳地区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进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特邀请竺摩前往澳门佛教功德林，创办“佛学研究班”，让他担任教学工作，学生来自港澳地区，澳门学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门佛教功德林“佛学研究班”，针对当时澳门地区居士学习佛教的热情，首先开讲《维摩诘经》，由跟随他的满慈法师做记录。这是竺摩自出家学佛以来第一次登台系统地讲授一部佛经。 他开讲时说“两三年前，太虚大师在宁波讲《金刚经》、芝峰法师在永嘉一个首刹丛林里——头陀寺——讲弥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讲过好多天，但始终由我个人搭上‘靓’黄绸海青和红衣来负责讲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为始。但这次之所以讲经，因少数同学要研究唯识，不久前霭法师和林居士要我来这里讲因明和五蕴论等唯识学的基本典籍，恰巧现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个人讲经，有了这种种因缘，自然我也不能推辞了。” 澳门佛教功德林开讲《维摩诘经》，对于竺摩个人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是他与澳门佛教界结缘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是他正式从事佛教文化教育、独立开展讲经说法活动的重要起点。40年代末，竺摩相继在澳门出版《地藏经讲话》、《佛学问题座谈》等文献，这些都是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说法的记录稿。 《觉音》杂志原名《华南觉音》，是粤港澳地区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于种种原因，《华南觉音》迁往香港后，改名为《觉音》杂志，在海内外佛教文化界的影响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门编辑出版后，使之逐渐享誉海内外，以至成为抗战时期与内地著名的佛教文化杂志《海潮音》、《狮子吼》、《佛学半月刊》一起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四大阵地的重要刊物。 这不仅扩大澳门和岭南地区佛教文化的影响，而且极大地推动澳门地区抗战期间澳门佛教文化的发展。竺摩经常为《觉音》撰稿。在该刊的第10期上发表他的《胜与胜经》、《敬悼常醒法师》等诗文。从第11期起，连续刊登他在澳门佛教功德林的讲经弘法记录稿《维摩经语体讲录》。竺摩对香港青山《觉音》杂志产生重要的影响，加上他个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觉音》杂志社同仁极力推举他担任该刊主编。 当时面临实际困难很多，竺摩还是勇于接受重任，从第12期起担任主编，原来负责该刊编辑事务的满慈法师继续留任，另聘妙音法师担任发行部主任。《觉音》第12期后，竺摩接受香港东莲觉苑的邀请到澳门佛教功德林讲经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两位法师因故回重庆的汉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觉音》杂志社的主要文件带到澳门佛教功德林，交给竺摩负责。 当时出版经费和稿源严重缺乏，但出于对满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关心和强烈的爱国爱教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竺摩不仅积极鼓励满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尽早到达重庆汉藏教理院深造，而且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全部编辑和出版工作。满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师离开澳门赴重庆前夕，竺摩特别为他们饯行，并赋诗以相勉励。 竺摩在编辑出版《觉音》时，先后编发杨慧贞的《赴汤蹈火的释迦弟子》、署名记者的《僧侣救护队抢救难胞》、天军的《释理妙从容就义》、西航的《一个忠实的伤兵》、卧秋的《悼念一个圣洁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门弟子舍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为扩大弘法范围，佛教组织创办《无尽灯》杂志，并出版多种讲经著述，风行港澳及海外。《太虚大师全书》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续明二师担任校对，全书64册，700万言，出到26册时，演培、续明二师赴台湾弘法，其余校对的责任，由竺摩和隆根担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创办“栖霞佛学院”，礼聘竺摩为副院长，全书校对工作由隆根法师一人担任。竺摩在佛学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国龙华佛教社，请他到曼谷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塔开光典礼，他离开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后，在龙华佛教社及中华佛学社两地讲经，并举行书画展。同年5月，槟榔屿的“菩提学院”礼请竺摩担任导师，兼任菩提中学佛学课程。 1956年，“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尼泊尔召开，竺摩以“马来西亚佛教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大会，副团长为毕俊辉居士，秘书是黎东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华佛教会礼请，出任檀香山檀华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师办妥入境签证，年底飞抵檀岛。竺摩在檀岛弘法一年，槟城菩提学院及东南亚信众函电促请，1958年底，返回槟榔屿。而祖印、泉慧两位法师在檀岛长期居留，按照竺摩规划的方针，继续为弘扬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槟城后十多年，经常游化于马来西亚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东南亚国家，讲经说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聪为会长，聘请竺摩担任该会顾问。1973年9月8日，为竺摩花甲之庆，槟城各界名流及四众弟子，三千多人为师祝寿，三日间筵开八百余席，收到贺仪四万多元，除数千元开支外，其余三万七千多元，悉数捐给佛总创办的马来亚佛学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湾芙蓉山“太虚大师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礼。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独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华佛学研究社”社长廖英源居士，礼请竺摩赴澳洲讲经。20余日后，竺摩返回槟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国合艾市的住持释继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请竺摩主持开光，并为徒孙显常、显性等多人，传授《沙弥十戒》。6月，应美国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参法师之请，竺摩为慈恩寺主持开光典礼。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讲堂闭关百日，编著《心经讲话》、《佛学问答第二辑》两书，并修订《普贤十愿讲话》。翌年春，他复闭关百日，编辑著作。同年6月，应加拿大温哥华市“世界佛教会”吕雒九、冯公夏二居士之请，竺摩前往温哥华讲经。他在世佛会讲《阿弥陀经》，圆满后返回槟城。 1982年4月，他两度应请赴温哥华，在世佛会讲《天台止观》。当时世佛会会长吕雒九于四月生西，他参加追悼会，并主持大蒙山法会超荐。 竺摩70岁后，对外活动逐渐减少，在槟城时驻锡三慧讲堂，到星洲时驻锡佛缘林，随缘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时35分，竺摩圆寂于三慧讲堂，终年89岁。[1] 竺摩生平除讲经弘道外，作书写画与人结缘。在澳门期间，师从高剑父习画，绘画之余，勤于诗词散文写作，书法别树一格，1941年在澳门举行首次书画展。[3] [1]于凌波：《竺摩》，载“佛教百科＂网，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杂志〉出版具历史和收藏价值的“竺摩法师与澳门”专辑》，载“佛教线上＂网，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纪前期聚居中国澳门的传统画家》，载“论文网＂，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

杨匏安，原名杨麟焘，又名杨锦焘，笔名匏庵、王纯一，生于香山县北山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北山村）一个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论家，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 父亲杨富祥是家中长子，父母去世后，家道破落，以贩卖茶叶、瓷器为生。匏安是独生子，父亲病逝时，他才15岁。母亲陈智生于香山县古鹤乡（今中山市三乡镇古鹤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读过不少书，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写得一手好字。她通达明理，秉性刚直，敢作敢为。丈夫去世后，她力挑家庭重担，生活困难，但从不向娘家求助，决不受嗟来之食。这种品格，深深影响着匏安的成长。 匏安从三四岁起，在母亲膝上跟着她诵读诗词。稍长，母亲节衣缩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历史，在诗文写作方面渐显才华。 匏安小学毕业后，母亲变卖仅有的几亩薄田，供他到广州广雅书院读书。期间，匏安经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军阀龙济光踞粤等事件，广泛接触张之洞洋务派，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及孙中山革命派，刘思复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他不满国家的现状，却又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学毕业后，回到恭都学堂任教，与同事一起揭发校长贪污渎职，反被扣以“图谋不轨”罪名，关进监狱。后经母亲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此事，更增加匏安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欲远行追求真理，得到母亲的支持。 同年，他筹得一笔旅费，与比他大两岁的族叔杨章甫随商人东渡日本。在横滨，匏安租住一个小阁楼，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饱受饥寒与歧视。尽管环境恶劣，匏安仍然执著地追求光明，奋发学习，以极惊人的毅力，战胜重重困难。到日本不久，他就能从事日文翻译，经常跑图书馆和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日后深入探究科学社会主义和发表大量译著打下坚实的基础。 1916年，匏安从日本回乡，在母亲主持下，与翠微乡姑娘吴佩琪成婚。婚后不久，匏安离家前往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他举家迁住广州，寄居在家乡人杨氏兴建的杨家祠（今广东省民政厅内）。当时，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独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除在时敏、道根两校任教外，他为《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以“匏安”笔名发表诗作，以帮补家计。 “十月革命”爆发后，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性质，还没透彻地了解，但抱着极大的兴趣研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所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从世界革命和“五四”运动中，他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又从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中受到启发，思想迅速变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奋笔疾书，为《广东中华新报》等报刊撰写近十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世界学说”专栏中，系统地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学说，诸如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帮助读者了解各种新思潮及其来龙去脉，供他们分析比较、选择。在李大钊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站在李大钊一边。 匏安在“五四”时期发表的许多文章中，当推同年11月马克思主义的《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最为重要。当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是中国最早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宣传活动不仅为华南地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了思想准备。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第一个共产党小组。接着，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同年底，陈独秀南下广州，找到居于杨家祠的匏安和杨章甫。在陈独秀的推动下，广东共产党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以《广东群报》为基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建设活动。 同年春夏，经谭平山介绍，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继谭平山等之后广东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在上海入党的林伯渠五六月间来到广州，与谭平山、陈公博、匏安等进行座谈。杨家祠成为党的活动据点和联络中心，不少会议、洽谈都在此进行。匏安和杨章甫在祠堂里办起“注音字母讲习班”，为革命活动作掩护。 这时，匏安已离开时敏中学，他主笔的《广东中华新报》被陈炯明查封，经新闻界朋友陈大年介绍，他转入南武中学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任教。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他积极从事阐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提出“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他是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文书部中文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青年团学习马列革命理论的热情迅速高涨，他组织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以“专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关于马克思主义各种问题以至如何应用于中国”为宗旨，先后撰写《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民治主义》等文章，以配合广大青年学习的需要。 6月，陈炯明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逮捕廖仲恺，迫害革命者，查禁党、团刊物，广东区团委书记阮啸仙被迫转移。由匏安代理区团委书记。翌年5月，广东区团委改选，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除致力于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视工人运动。经杨殷介绍，他担任粤汉铁路广州分局编辑主任。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他常与杨殷、潘兆銮、杨章甫等深入到广三、广九和武汉铁路工人中活动，广泛接触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斗争。他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脸庞清瘦而有精神，善于利用各种日常生活问题，深入浅出地演绎大道理，语言生动，引人入胜，工人们十分喜欢与他在一起，杨家祠内几乎每晚都挤满了访客。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同年冬，党组织指派谭平山和匏安分别担任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书记，以统一参加国民党及出席国民党会议的共产党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思想和行动。之后，匏安战斗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统战岗位上，他和阮啸仙、杨殷、刘尔崧、潘兆銮等具体协助国民党重建工作，他并被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执行委员兼秘书。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党员林伯渠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谭平山为组织部长，匏安为组织部秘书。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也是极为繁忙的一个部门，不仅要选派人员到全国各省市开展国民党改组工作，而且要掌管军队、机关、学校、工厂、海外及广东各县党务工作，身为组织部长的谭平山因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委，经常要参与处理各方面要务，组织部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制定的方针，审慎地处理国共两党间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努力维护团结，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 同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匏安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从甚密。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身居要职，但廉洁奉公，用人唯贤。周恩来欣赏他“为官廉洁、家境涪贫”。在匏安牺牲多年后，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与孙中山、廖仲恺建立良好的关系。 早在日本期间，匏安结识了廖仲恺。国民党改组时，又在一起工作，两人相知颇深，合作默契。孙中山对匏安、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十分赏识，说这些有为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谭平山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由匏安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足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爱国运动爆发。6月初，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挑起武装叛乱，匏安发动铁路工人罢工，以协助广东革命政府平叛。胜利后，匏安以廖仲恺的代表身份，与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邓中夏一起前往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一起筹划发动香港工人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当时，香港许多工会领袖担心罢工工人回到广州后食宿无著、流落街头。 匏安代表财政部长廖仲恺，向罢工会领袖保证，罢工工人回穗后，由广州政府安排食宿问题，消除了工人们的顾虑。各工会相继发出罢工命令，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序幕由此揭开。罢工工人冲破港英当局封锁和镇压，返回广州。罢工开始后，港英当局惊恐万状，四处搜捕罢工“煽动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员工人家里商量工作时，被捕入狱。消息传出，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发表《杨长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万罢工工人的愤慨，斗志昂扬。匏安等被关了近两个月后，因港英当局找不到“煽动工潮”的证据，只得释放他，并宣布驱逐出境。匏安出狱的消息给省港罢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号连续报导。 8月2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在省教育会举行欢迎会。欢迎苏俄总工会代表团到访和匏安出狱。但匏安没有出席，他谦逊地认为欢迎国际友人是应该的，自己为革命做一点事、受一点苦，是共产党人的本分，不应居功接受这份荣誉。27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聘请匏安为罢工委员会顾问，后来他兼任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1925年11月，国民党广东省省党部成立，匏安当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广东统一后，省党部在匏安主持下，广东地区的国民党党务工作发展十分迅速，且较健全，广东各县市党员在短短两个月内，从15000余人增至48000多人；党员成分从过去以华侨为主，变为以农民、工人、学生为主力。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匏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出席中共“八七”会议。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担任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九次派人劝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 杨匏安著有《杨匏安文集》。 杨匏安夫妇生育子女七个，其中两个幼儿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长子杨文达，又名杨宗玄。次子杨明，又名杨宗锐。长女杨绛辉。三子杨志，又名杨宗。1931年杨匏安在上海遇难后，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杨宜春患白喉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年仅三岁。[1] [1]珠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页。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赐諡文达，江苏仪征（今江苏省仪征市）人。进士、清代著名学者。 阮元是清乾隆年间进士，官至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在史馆倡修《儒林传》，在杭州设诂经精舍，在广州创立学海堂。 阮元提倡朴学，精研经籍，学识广博；罗致学者，从事编书刊印工作；主编《经籍撰诂》，校刊《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由经籍训诂，求证于古代吉金、石刻，并扩大到天文、历算、地理，成为研究我国历代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古文字学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他的论文重文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为文提倡骈偶；著有《研经室集》58卷、《研经室诗录》5卷。 1849年，阮元去世，终年85岁。[1] 历代方志中，清嘉庆、道光年间阮元主修的《广东通志》是学术界公认的具有较高品质的一部，历来备受史志专家所重视。从《阮通志》编纂的时代背景、他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看，其修志在主客观两方面都具备许多有利条件。 从修志过程中发生的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江、方之争考察，《阮通志》优长之处与特点很明显：全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十分完善；编纂选材相当广泛，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编纂手法方面采用“大字正文，小字笺案”，既较好地追本溯源，又完整地表述事物的演化；全书具有鲜明的从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反映在具体内容上，是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极为关注，并给予充分的阐述；对于历来方志普遍存在的夸饰攀附流弊则力加警戒，凡辨正与存疑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以全域观念克服以偏概全的地方偏见等。 阮元通过修志培育人才、为振兴广东文化教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2] 1821年至鸦片战争前，伶仃洋鸦片走私中心的形成，澳门鸦片贸易走向低谷。澳门与黄埔的鸦片走私越演越烈，引起两广总督阮元的关注。 1820年4月5日，阮元和粤海关监督阿尔邦阿联名颁布“严禁贩卖鸦片”的示谕。1821年，阮元采取果断措施，首先法办澳门屯户叶恒澍；接着惩罚庇护隐瞒外船夹带鸦片的广州行商之首伍敦元，摘掉他的三品顶戴。他派遣一名官吏做暗探，监视海关收税的哨艇，在缉拿之中，该官吏用刀砍伤了一两个走私贩子，令往日那些肆无忌惮的烟贩有所收敛。同年11月，清朝廷宣布驱逐泊在黄埔的趸船，同时封锁澳门。 澳门和黄埔的鸦片走私受到这一连串打击后，“夷商”无处存储鸦片，相率转赴伶仃洋。道光元年后，伶仃洋鸦片走私中心开始形成。[3] [1]王烈夫：《元明清诗词名作注解析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第148页。 [2]颜广文等：《论阮元与〈广东通志〉的编纂》，载“中华文史网＂，2007年10月16日，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sxs/2004-12-20/25776.shtml。 [3]《澳门的鸦片贸易》，载“文化共享网＂，2007年11月21日，http://218.4.83.214:8089/datalib/2004/AreaSummary/DL/DL-20040218113604/view?searchterm=None。

王淑陶，香山县人。[2]港澳早期著名教育家、硕果诗社成员。[3] 1938年，淑陶在香港创办华侨工商学院。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华侨工商学院迁移柳州，翌年柳州失守，转徙重庆。[4]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初，香港华侨工商学院恢复上课，淑陶担任院长。[1] 1947年秋，华侨工商学院迁到广州河南沙园，增设文法两学院，改为广州私立华侨大学。全校有教师80余人，设立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教育、政治、经济、法律、电机工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等12个学系。 1949年2月，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成立董事会。该校继承原工商学院面向华侨，从实际出发，注重学以致用。图书馆收藏有两广文献、南洋文献等珍贵图书二万余册，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时停办。[4] 广州被日军占领后，知用中学等几所广州私立中学迁往澳门。1944年3月10日，淑陶接任粤省党部书记长，李大韶、孙甄陶担任执委。[5] 1949年1月，淑陶担任广州华侨大学校长，约唐君毅与钱宾四赴穗讲学。4月4日，唐君毅与钱宾四同赴上海，7日转乘金刚轮赴粤，11日抵广州，淑陶派人迎接。[6] 1970年1月1日，广州中山图书馆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邀请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博士主持揭幕仪式，总秘书长方治、董事长黄麟书致辞，气氛热烈。方孔希、王淑陶等百余嘉宾参加开幕典礼，场面热烈。[7] 淑陶历任重庆中华文商学院院长、香港华侨中学校长及董事长、澳门华侨大学校长。现今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校友会设立纪念王淑陶教授学业优异奖，奖励学业优异学生。 1991年，淑陶去世，终年85岁。著有《新哲学体系》、《物理学与心理学之新关系》、《陶园诗文钞》等，《海天楼诗钞》1967年由泰印务公司出版；《华侨教育的片面观》一文发表在1943年《华侨先锋》第5期上。[2] 现录王淑陶的七绝诗一首： 《松山访友》[3] 几丛黄菊留秋色，一壑青松贮白云。 毕竟名山如有识，已藏风月又藏君。 [1]杨宝霖等：《东莞文史》（第24辑），东莞：东莞政协，1996，第86页。 [2]《港澳大百科全书》编委会：《港澳大百科全书》，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9页。 [3]澳门基金会：《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第八届粤台港澳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基金会，2007，第82-83页。 [4]《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载“知识百科＂网，2012年9月30日，http://www.upicture.com.cn/Knowledge/nPost/nPost_16273.htm。 [5]沙东迅：《广东抗日战争纪事》，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第541页。 [6]《刘国强唐君毅其人》，2011年6月28日，http://library.crtvu.edu.cn/sfw/ReadNews.asp?NewsID=916。 [7]《中山图书馆简介》，载“中国文化协会＂网，2011年6月28日，http://chineseca.org.hk/library01.php。

释光鹫，释名光鹫，初名成鹫，后易名光鹫，字迹删；原名方颛恺，字趾縻，生于番禺县韦涌乡（今属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韦涌村）一个书香之家。明末清初高僧、南书画名家。明朝举人方国骅之子、方殿元弟弟、画家梁启运女婿。[1] 父亲方国骅为明朝举人，隐居教授，有学守堂，学者称“学守先生”。[2] 光鹫12岁时，补邑弟子员；15岁时遭国变、就有出世之想。因为父亲健在，他未能如愿，乃尽弃制科业，力究濂（指周敦颐。因其原居道州营道濂溪，世称濂溪先生）、洛（指程颐、程颢兄弟，因其家居洛阳，世称其学为洛学）、关（指张载，张家居关中，世称横渠先生，张载之学称关学）、闽（指朱熹，朱熹曾讲学于福建考亭，故称闽学，又称考亭派）之学。 光鹫35岁时，父亲去世。他奉母罗浮，躬耕尽孝。次年，他投石洞离幻元觉禅师。光鹫一向戒律精严，道范崇峻，但母亲去世时，他不顾俗僧的讥议，痛哭奔丧，一遵儒礼，颇见经格。[3] 光鹫一生云游四方，担任肇庆鼎湖山庆云寺第七代住持。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他移锡澳门普济禅院。 晚年时候，光鹫掩关于广州大通寺。清朝后，他坚守气节，参与抗清复明活动。他擅长内、外学，佛学著作颇丰，书室名“咸陟堂”；著有《咸陟堂集》17卷、《诗集》15卷、《诗文续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楞严经直说》十卷、《金刚经直说》一卷、《道德经直说》二卷、《庄子内篇注》一卷、《鼎湖山志》八卷、《经忏直音增补切释》一卷、《老子直说》二卷等。 光鹫擅画花卉，工书法，其行楷取法于颜真卿、苏轼、米芾，坚韧质朴，颇有禅味。草书则取法颜真卿，厚重古劲，极有骨力，气韵生动。现存的书法多为晚期的作品，个人书法风格鲜明，通篇老笔纷披，纵横交错。他喜用竹笔为书。岭南书法，陈白沙创茅龙笔于先，光鹫使用竹笔于后。 康熙六十一年（1722），光鹫去世，终年85岁。[1] 现今澳门普济禅院内现存释光鹫草书屏条，骨力洞达，跌宕潇洒，属于珍贵文物之一。[3] 2008年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咸陟堂集》，列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专案”，是搜罗较全的释成鹫诗文合集，三册57卷近100万字，分初集与二集两部分，初集包括“咸陟堂”诗集17卷、“咸陟堂”文集25卷，其中有《鼎湖山志》，并附录《纪梦编年》续编。“咸陟堂”二集包括文八卷、诗六卷、赋一卷。[4] 现录释光鹫的诗两首：[2] 《寄东林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虽将人物寄东林。蕃童久住谙华语，鹦鹉初来学鸠音。 两岸山光涵海镜，六时钟韵杂风琴。只愁关禁年年密，未得闲心纵步吟。 《青洲岛》 突兀中流乱石隈，青洲咫尺拟蓬莱。潮头撼岸晴还雨，屋角惊涛昼起雷。 制犬吠花人迹断，饥鸢占树鸟声哀。凭谁为向冯夷道，还与华亭作钓台。 [1]黎向群：《岭南历代书法名家》，广州：广东省出版集团，2008，第74-75页。 [2]王桂云：《爱国诗僧光鹫事略》，载“广州文史＂网，2010年11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qxws/pyws/pyzj/py20/201005/t20100526_18581.htm。 [3]李鹏翥：《澳门古今》，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0，第185-186页。 [4]《佛门剧迹岭南重宝——释光鹫花卉长卷》，载“拍卖官网＂，2013年1月3日，http://www.scpm.cn/html/2012-09/133_1.html。

刘桢麟，字孝实，广东顺德（今属佛山市顺德区）人。澳门学者、新派人士。 刘桢麟是康有为弟子，居住澳门。[1]1896年11月，康有为前来澳门游览，受到刘桢麟、何连旺等维新派人士热情欢迎。这次聚会，澳门人士对上海出版的《时务报》推崇备至。大家商讨办一份报纸，决定由康有为领导采编，出资发行。[2]于是，1897年2月22日，《知新报》（The Reformer China）应运而生。 《知新报》报馆设在澳门大井头第四号，总理为何廷光，康广仁、刘桢麟、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吴恒炜、王觉任、陈继俨等人担任撰述，编译英文为周灵生、葡文为宋次生、德文为沙士、法文为罗渣、美文甘若云、日文唐振超。发行地点除澳门该报报馆外，还有香港、广州、佛山、石岐、江门、汕头、梧州、桂林、三藩市、安南等地，发行省内外、海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众多杰出人士聚集于澳门共同创办《知新报》，并且取得突出的成绩，这是澳门对中国近代文学、文化作出的一项重要贡献。《知新报》是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创办的与《时务报》齐名的重要期刊，成为研究戊戌变法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的珍贵资料。[3]《知新报》与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被拥护维新变法思想的人视为最重要的三种报纸。[4] 1898年5月，刘祯麟与何连旺、张寿波等人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并在《知新报》上大力宣传，号召人们戒断烟瘾。当时澳门与上海、湖南等地一样，是维新变法思想非常活跃的地区。[5]当时，不少人主张兴医学以强种强国。刘桢麟立即说：“积体而成人，积人而成国，积国而成天下。故欲治天下，必自治国始；欲治国，必自强民始；欲强民，必自强体始；强体之法，西人医学大昌，近且骎骎乎进于道矣。”[6] 1898年8月，“戊戌政变”爆发，维新派遭到朝廷残酷镇压，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刘桢麟等人主持澳门保皇总会，曾策划派人赴京刺杀荣禄，“以报六君之仇”，但未能成行。[7] 刘桢麟撰写《论西学与西教无关》、《复仇说》、《富强始于卫生论》、《论中国宜开赛会以兴商务》、《皇朝经世文新编》等文献。 [1]《澳门保皇总会史事钩沉》，载“王朝网路＂网，2013年6月1日，http://tc.wangchao.net.cn/junshi/detail_130592.html。 [2]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体制解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页。 [3]《澳门〈知新报〉与“诗界革命”》，载“中山网＂，2010年1月5日，http://www.zsnews.cn/Backup/2007/06/22/687570.shtml。 [4]《清末中国医界对西方医学的观察与仿行》，载“论文联盟＂网，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5]戴裔煊：《澳门历史纲要》，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第253页。 [6]《清末中国医界对西方医学的观察与仿行》，载“论文联盟＂网，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7]赵春晨：《岭南近代史事与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78页。

简朝亮，字季起，号竹居，顺德县简岸乡（今属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简岸村）人。学者称为“简岸先生”、岭南近代著名经学家和教育家。[1] 父亲简孙扬精通文墨，长期在本族祠堂供职，家境贫寒，品行方正。 朝亮自幼聪颖，刻苦好学，严格自律，品行高尚；27岁时补禀生，在广州设馆授徒。他37岁时，第五次应考举人，落第后不再涉足科场；回乡建读书草堂，一边讲学，一边读书著述。 朝亮毕生师承朱九江的学说，极力宣导“通经致用”（掌握儒家经典精义，应用于人生实践），尊奉孔学是“万世学术之宗”，写下大量著作，希望藉以“正人心，挽世风”；而对于兴起的新学，抱有排斥态度，视为“介乱”、“离经叛道”。他把国家民族的危难归咎于“人心不古”，一再呼吁“明正修身之道，始可达于治平之阶”。 朝亮的思想虽趋于保守，品德高尚，淡泊明志。他成为禀生后，生活仍相当拮据，却从不为童生作担保，以赚取酬金。每次应考举子试，一般考生那样出钱买誊录（新科考试时，由于时间限制，考生不可能将考卷的作文草稿誊正上交。为便于教官批阅，考场雇用一批书手，只要考生缴交一定费用，可代为誊正草稿。这种做法叫“买誊录”）。他认为一经别人誊正，便涉嫌文过饰非。时人认为，他连考五次都没考上，与此有关。但他泰然处之，无怨无悔。 朝亮先后在广州、顺德、阳山筑“读书草堂”、“读书山堂”，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专治经史之学，成就卓越；著有《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尚书集注述疏》、《礼记子思子言郑注补正》、《孝经集注述疏》等文献。[2] 朝亮设帐讲学30多年，社会影响颇大。他言传身教，与学生一起笃行儒家修身之道。学生们深受潜移默化，走出社会后，大多大有作为和声誉良好。他的仪态风度，无不令学生钦仰折服；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课堂上身心全情投入，雄论滔滔，声若洪钟；每谈到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时事，忍不住拍案而起，大声疾呼，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数十年后，学生们对此印象犹新，津津乐道。 朝亮门人众多，人才辈出，如晚清国粹派领袖邓实、黄节出自其门下。[1] 朝亮秉性正直，不畏权势。清光绪年间，简岸邻村槎涌的豪强买通省衙门某达官贵人，伪造证据，拒绝出钱修筑历来由简岸、槎涌、禄洲合修的三村堤围，引起简岸、禄洲两村村民不满，上告到县衙门。顺德知县害怕得罪权贵，不敢主持公道。朝亮挺身而出，亲自到省上面见主管此事的谳官，而谳官官官相护，一脸不高兴，斥责朝亮“无事生非，要胁官府，居心叵测”。 朝亮毫不畏惧，据理力争。谳官见一个小小的生员居然斗胆顶撞自己，喝令左右把朝亮的帽子摘掉，并咆哮道：“若还多嘴，当堂打死你！” 朝亮早置生死于度外，大声抗辩：“大人枉判此案，为害三乡，即使杀了我。也无济于事！”谳官气得说不出话来，悻悻然退入后堂，半晌，重新走出来，态度稍为缓和，叫朝亮上前，让左右把帽子还给他，但案件仍维持原判。 民国成立后，政权旁落于北洋军阀手中。1915年，袁世凯网罗全国各地知名人士，作为他窃国称帝的羽翼，朝亮在礼聘之列。他拒绝会见北洋使官，使官等了几天一无所获，只好留下聘书，悻悻地回京覆命。[2] 1887年，朝亮游历澳门、香港。《读书堂集》卷八记录他游历澳门、香港诗作。如《澳门》诗写葡国化的澳门，云：“大眼鱼舵泛海家，澳门口岸阻浮沙。万人争入葡萄国，市利何如卜榜花。”之后，他东渡香港，途经汲水门，有诗纪事。 来到香港后，新异风貌，使朝亮赞叹不已，他撰写《香港四首》诗，分别介绍升旗山（今太平山）、大马路、番妓楼（妓院）、绿衣兵（警察），颇能刻画出英国统治下香港洋化的一番景象。[1] 《升旗山》诗云：“白沙碧草路委蛇，云气初开欲午曦。回首升旗山未半，玉楼斜倚醉戎姬。”诗写苍翠的太平山，洋人遍居，尤其是西洋女子醉倚在玉楼琼宇之中，姿态多么妩媚呀！自洋人杂居后，西方的名物随之进入香港。《大马路》诗云：“夹道垂阴外国花，廛居画地斗簷牙。少年不敢摴蒲戏，但看西人走马车。”写港岛大马路上盛开着外国的花朵，殖民化可见一斑。 《番妓楼》写洋人开办的洋妓院，诗云：“金镂花钱出碧洋，电镫浮影锦衣光。可怜卖笑青楼女，一半番妆一半唐。”在灯光辉煌、雕饰华美的妓院中，有穿着唐装的洋妓，亦有着番装的唐妓，这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打扮，反映出当时香港青楼的独特风貌，表明中西文化的进一步融洽。 《绿衣兵》诗写香港警察：“吹茄号令报严更，顷刻旋收海市声。借问月明谁犯夜，绿衣一唤万人惊。”绿色制服，执法严明，成为殖民地治安的特色，这当然与晚清腐朽的役差截然不同。1933年，朝亮去世，终年82岁。[2] [1]刘正刚：《居家忧国的简朝亮》，载“南方网＂，2010年11月12日，http://theory.southcn.com/wenszj/content/2008-11/05/content_4688012.htm。 [2]程中山：《红尘往事：岭南儒宗简朝亮诗中的香港》，载“新浪网＂，2008年1月6日，http://news.sina.com.cn/o/2004-12-29/16404663050s.shtml。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番禺区）。同盟会会员、中国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参与发起创办广州时敏学堂，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1912年初，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在广东都督府任参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务；经广东都督胡汉民和钟荣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年加入国民党。当时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改办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他出任该校校长并兼黄埔海军学校教官；1913年因母亲辞世离任，后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县立师范学校校长；1917-1923年复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1921年，曾澄担任广州市第一届参议员、广东教育学会会长、广东大学教育长、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及广州华侨教育后援会主席。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他回到广州，担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广州大学校长、国民大学董事长、国立法官学校教授及中央银行董事等职。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担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学校设在粤北坪石镇），1945年春，日寇企图打通粤汉线，曾澄组织全校师生疏散到连县、五华、兴宁和梅县等地，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2] 广州沦陷后，广州教忠学堂在澳门南湾设校，时任董事长曾澄兼代校长；另在郁南连滩设分校。抗战胜利后，迁回文德路原校复课，学校有高中八个班、初中七个班。解放后，改为市立第十三中学。[3]在澳门期间，曾澄留下不少诗篇。 抗战胜利后，曾澄历任仲恺农业学校、执信女校和教忠中学等校校长，兼任国民大学、广州大学特约教授、广州大学董事长，并当选为广州市参议会参议员兼驻会委员。 1949年广州解放后，70岁的曾澄仍担任广州私立教忠中学（今广州市十三中学）校长职务。1953年9月，广州市文史馆成立，他受聘为馆员；1957年1月任副馆长；1955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广州市政协第一届常务委员。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广州病逝，终年78岁。[1] 金曾澄著有《澄宇斋诗存》、《视察报告书》、《三民主义问答》、《广东教育史略》等文献。广州市国家档案馆收藏的金曾澄档案资料，包括有关金曾澄简介、人物传、书法、《澄宇斋诗存》、图片集及照片集等。[3] 现录金曾澄的诗两首：[2] 《遣怀‧香江陷敌返澳》 老去悲秋强自宽，一年生计一年难。衰颜日暮惟增病，粒米时荒莫劝餐。 魑魅噬人天意乱，豺狼当道客心寒。哀哀猿鹤长鸣夜，蜡烛成灰泪欲干。 《除夕澳门》 濠江度岁却前缘，寒夜恹恹客不眠。米贵尚悭黄曲酒，家贫何用压囊钱？ 霜添白发真疑老，镜揽衰颜枉自怜。爆竹无声灯映寂，斜风细雨度残年。 [1]曾绍洙：《教忠中学沿革》，载“广州文史＂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民国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页。 [3]《教育名家金曾澄》，载“中国广州档案网＂，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