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八年(1505年2月4日─1506年1月23日)10月，彿兰西斯科•阿尔梅达船队抵达印度并进驻科钦。在彿兰西斯科•阿尔梅达东来船队的武器单上记载，配有三个子铳的佛郎机炮468门，其中铜质316门，铁质152门。铜鸟枪80支。明末郑文郁有对佛郎机铳的详细介绍：“佛郎机大者二三百斤，小者百数十斤，铜铁皆可为，铁者易锈，铜者为佳，铸造失法。”Documentos sobre os portugueses em Moçambique e na África Central, Vol. 1, p. 136.郑文郁：《经国雄略•武备考》卷6《火器》。

正德四年(1509年1月21日─1510年2月8日)9月11日，狄奥戈•薛奎罗到马六甲，发现港内停泊著三四艘中国船，由于马来人的敌对行为，他们无法接近中国人，故这一次没有带回任何有关中国的情报。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第2章，第36页。

正德四年(1509年1月21日─1510年2月8日)本年，巡抚两广总督御史陈金将暹罗、马六甲等国进贡夷船货物俱以十分之三抽分，贵细解京，粗重变卖，备留军饷。抽分，为宋元以来对外贸易中的商税形式。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66《外志》3《番夷》。

正德三年(1508年2月1日─1509年1月20日)2月13日，葡王诏令海军将领狄奥戈•薛奎罗(Diogo Lopes de Sequeira)远征马六甲，并指示他：“你必须探明有关秦人(Chijs)的情况，他们来自何方？路途有多远？他们何时到马六甲或他们进行贸易的其他地方？带来些什么货物？他们的船每年来多少艘？他们的船只的形式和大小如何？他们是否在来的当年就回国？他们在马六甲或其他任何国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们是富商吗？他们是懦弱的还是强悍的？他们有无武器或火炮？他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他们的身体是否高大？还有其他一切有关他们的情况。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大吗？国内是否不止一个国王？是否有不遵奉他们的法律和信仰的摩尔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和他们一道居住？还有，倘若他们不是基督教徒，那么他们信奉的是什么？崇拜的是什么？他们遵守的是什么样的风俗习惯？他们的国土扩展到什么地方？与哪些国家为邻？”Alguns Documentos do Archivo Nacional da Torre do Tombo acerca das Navegações e Conquistas Portuguezas, pp. 194—195，转自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第36页。

弘治十年(1497年2月2日─1498年1月21日)7月8日，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继承了若奥二世的海外事业，登基后不久，即着手组建远征舰队。当日，由瓦斯科•伽玛(Vasco da Gama)担任旗舰“圣加布里埃尔(S. Gabriel)”号总指挥的由四艘舰船及150名水手和士兵组成的葡萄牙探险队从特茹(Tejo)河口启航。从此，葡萄牙的东方征服事业开始。瓦斯科•伽玛出生于葡萄牙贵族家庭，其父为席内斯(Sines)镇镇长。瓦斯科•伽玛少年时代是在宫廷里度过的，从小便与葡王曼努埃尔一世相识。长大后，甚得国王赏识，他精通航海，经验丰富。1497年被任命为东方远航的舰队长；1498年发现印度；1502年再次远航，途中征服非洲东岸基尔瓦(Kilwa)港。由于他的功绩，被封为维迪格拉伯爵(Conde Vidigueira)。1524年死于科钦(Cochim)，后来遗体被运回葡萄牙。杜阿尔特•帕切科(Duarte Pacheco)称：“曼努埃尔国王命令圣地牙哥骑士团首领、朝廷大臣瓦斯科•伽玛率领船队和水手去发现和了解那片陆地和海洋。国王认为，为了这次发现远征，船只的体积、形状不要太大，数量不要太多。因此下令建造4艘小船，最大的船甲板也只能放100只大桶。因为对那片陌生的土地毫无所知，所以没有必要建造大船。”科尔特桑：《葡萄牙的发现》第3卷第9章，第867页。诺埃尔(Charles E. Nowell)：《葡萄牙史》第5章，第119页。阿尔布克尔克(Luís de Albuquerque)：《伟大的行程：葡萄牙的大发现》第2卷第1章，第42—43页。

正德五年(1510年2月9日─1511年1月28日)3月2日，满刺加(马六甲)国王使者火者亚刘与副使端亚智入明进贡，并受厚赏。亚刘贿赂大通事王永、序班张字，谋往浡泥国索宝。明朝吏部官吏侯永等人亦受贿，伪造符印，扰害驿递。后亚刘与副使端亚智等人“相忿争”，遂谋诸通事彭万春等，将端亚智等人劫杀，尽得其财物。后事情败露，明廷将亚刘等抓捕归案，并将亚刘凌迟，将彭万春等处斩。满刺加使团仅存有“婆结亚班者”，明廷差官将其伴送回国。《明武宗实录》卷59，正德四年正月己卯。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7月1日，欧维士(Jorge Alvares)去世，并埋葬在东涌岛上刻有葡萄牙国徽的石质发现碑下。这块碑正是他1513年在这里竖立的，当时，他将过世的儿子埋在了碑下。《若昂•德•巴罗斯亚洲史——旬年史之三》第6篇第2章，第152页。

正德十六年(1521年2月7日─1522年1月27日)11月14日，末儿丁•多•灭儿发于科钦的信函汇报中国海面的情况称：西蒙•安德拉德船长对我说，在同一岛上，距广州更近了3─4里格处的一峡角有一称“暹罗人港”的港口。该港与东涌港一样优良，是很好的船坞，周围土地开阔，水源充足，距广州较近。应指葵涌。《末儿丁•甫思•多•灭儿致国王函》，葡萄牙国家档案馆，总督函档第153号，转自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第174页。

正德五年(1510年2月9日─1511年1月28日)8月，广东市舶司太监毕真奏：“旧例，泛海诸船据市舶司专理，迩者许镇、巡及三司官兼管，乞如旧便。”礼部议：“市舶职司进贡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非敕书所载例不当预。”奏入，诏如熊宣旧例。熊宣，先任市舶太监也，常以不预满刺加等国番船抽分，奏请监理，为礼部所劾而罢。刘瑾当国，重用毕真，故以毕真之言为例。《明武宗实录》卷65，正德五年七月壬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