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2月17日－1693年2月4日）約3月間，著名高僧成鷲旅澳，住澳門普濟禪院，留下七律詩《遊澳門宿普濟禪院贈雲勝師》和《澳門阻風》二首。成鷲（1637—1722），本名方顓愷，字跡刪，又名光鷲，廣東番禺人，其父乃明朝舉人方國驊。 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第85—86頁；釋跡刪：《咸陟堂詩集》卷13。

淡歸和尚，明之遺臣也。孤忠梗直，有古德風，明朝亡後，迺遁跡禪門，是名僧天然和尚第四法嗣，屬番禺雷峰山海云寺禪系，與普濟禪院大汕和尚所屬之廣州長壽寺一系有別。查其生平未嘗履澳，或傳其為普濟禪院方丈，實大謬也。但其手寫之《丹霞日記》，現流落在普濟禪院中，高僧真跡，什製珍藏，遂成為普濟禪院之鎮山寶焉。物既以人傳，則其人之歷史，與物之究竟，實有一研究之價值也。淡歸名今釋，浙江仁和人，俗姓金名堡字道隱，生於明朝萬曆四十二年甲寅（一六一四），年二十三舉崇禎丙十鄉試，庚辰成進士。乙酉杭州失守，迺偕里人姚誌卓起義山中，與浙東諸軍相遙應。及浙江郡縣次第失守，迺逃亡。聞隆武帝立， 迺入閩聯絡江上義師。投大將方國安軍。及辭朝，僦居辰州山中。戊子冬赴端州， 永歷帝改授兵科給事中，亢直不畏強禦，遇事敢言，參劾群奸，舉朝屏息，與袁彭年等有假山五虎之號。及永曆走滇，被羣小報復誣陷，付錦衣獄，拷掠備至，譴戌清浪衛。適清兵來，押解盡逃，迺倖免於難。遂入桂林求茅坪菴僧剃度，初名性因。時粵西留守閣部瞿式耜，督師大司馬張同敞，同時死節，堡迺毅然上書定藩，乞收其骸骨。定藩義之，允其請。迨至壬辰，入廣州參天然和尚，旋奉命至棲賢充書記，受具雷峰。丙申移錫東莞篁溪芥庵，復闢載庵，時與邑中遺老李覺斯輩賦詩酬和。壬寅遊仁化丹霞山，闢丹霞別傳寺。未聞有來澳門望廈村，駐普濟禪院也。淡歸和尚得南雄知府陸世楷之助，創立丹霞別傳寺後，迎天然大師主法，自充監院。前後戮力十六年，後更闢南雄之龍護院，及韶州之會龍庵兩處為下院。斯時始獲天然印可，收其為第四法嗣，後天然往丹霞充西堂，淡歸迺於甲寅繼席。丹霞日記即在此時前後所寫者。自是淡歸白首於丹霞，足不下山。四方之人，瓶笠雲集，爭來參謁。迨至康熙十九年庚申（一六八零）九月八日迺示寂，時年六十七歲。著作有《徧行堂集》。及續集行世。欲修僧史未成，及至乾隆四十年間，竟有紮行堂集文字獄風波。滿清君主之專制嫌忌，於此可見一斑矣。至於留藏在普濟禪院之《丹霞日記》，其內容究竟如何，可讀汪宗衍先生之 《淡歸和尚日記跋》，自能明瞭。茲節錄於後：“淡歸和尚手寫日記一冊。起自六月廿九日，迄於十一月三十日。凡二十頁， 末有淡歸釋二印，蓋前半為住丹霞山別傳寺時記，後半則移錫龍護院與出嶺後記也。記不著年，而云八月初六日得歸宗兩札來催，為老人病甚，與海幢速出料理，廿四日為周曲江作序，九月十六日早解維，二十日午刻到龍護院，甘一日晤孝山，十一月三十日別棲賢還歸宗謁方丈。按：老人謂天然，是淡歸本師。海幢者阿宇無，天然首座也。周曲江名韓瑞，福建莆田人，曲江知縣。康熙十二年纂修曲江縣誌，孝山為陸世楷，浙江當湖人，時官南雄知府，與淡歸為中表，丹霞創建，孝山護法之力最巨焉。見朱彝尊將撰墓誌，並於嶺外歸舟詩詠其事。所謂淡公山水入奇懷，陸守頻營繡佛齋者也。龍護在南雄，為丹霞下院。棲賢歸宗皆匡山名剎。成鷲咸陟堂文集舵石翁傳，癸丑觀天然於匡盧，時天然主歸宗法席，與日記合。天然看新春偕淡長老遊玉簾泉詩，則明年甲寅病起作也。是秋有耿藩之變，天然度嶺歸粵，孝山亦丁憂去官，知此記作於康熙十二年癸丑。時淡歸年已六十，越八年庚申示寂矣……記中多關山寺掌故，所為詩文時日，亦可與《編行堂集》互相參證，書法南宮，精到健媚，小字草圖，世所罕覯，今藏澳門普濟禪院……”

字玉濤，俗姓張，名壽波。廣東香山（今中山）人。1891年中舉人，主張維新圖強。曾東渡日本，任橫濱大同學校校長。後篤志深研佛典，捐獻其澳門大宅為功德林。1930年赴波鼓山出家，法名了一，號觀本，為鼓山增補各祖師傳記。抗日戰爭時期，為曲江南華寺首座。戰後返澳門，旋病卒。著有《香光閣集》。

張仲球，字有貢、又字仲謬[1]，法名觀圓，生於香山縣南屏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民初澳門知名人士。張玉濤族叔。 張仲球為前清秀才，維新思想較強烈。1891年後，他與同里陳筱江、陳蔚秋及堂侄張玉濤（觀本法師）在澳門創立原生學舍，辦原生學堂、原生書藏。1897年後，他與張玉濤等人成立澳門不纏足會、戒煙會澳門分會。[2] 1892年，澳門鏡湖醫院董事會根據富商曹、周兩位先生的提議和捐贈，在澳門各區連勝街、賣草地、新埗頭、水坑尾、新橋等處設立五所鏡湖義塾，成為澳門第一所免費學校。各處義塾內立孔子像，設戒方，教授三字經、四書、古文、尺牘等課程，學生免費入學。 1905年，張仲球擔任鏡湖醫院總經理（總值理），鑒於各處義塾過於陳舊簡陋，將五所義塾合併為一所，並加以革新，制訂新課程，成為一所規模較大的小學，改稱“鏡湖義學”。校址設在鏡湖醫院右側。初時分辦甲、乙、丙三個班，學生150餘人。另為照顧貧童入學起見，專設上、下午兩個班，增招蒙學兒童80名。 1912年起，學校改為七年學制，更名為“鏡湖小學”；1924年在下環街區開設鏡湖小學分校；1948年，與澳門平民免費小學合併，改稱“鏡湖平民聯合小學”。該校歷任校長曹子基、何賓岩、范潔朋、徐偉卿等，都由鏡湖醫院董事推舉。現在該校在校學生有2000多人。[3] 民國建立後，張玉濤於1914年在上海皈依冶開法師，修淨土法門，法名觀本。 1931年4月，張仲球在澳門功德林剃度出家，皈依冶開法師，法名觀圓。[2] 張園是張仲球園宅，又稱“因樹園”，成為澳門三大名園之一，園內兩幢住宅約建於1932年。張園位於今士多紐拜斯大馬路、雅廉訪大馬路、文第士街與美副將大馬路四條街道所圍之地段，正門開於雅廉訪大馬路，而靠士多紐拜斯大馬路的一段建有屋宅，有側門進出。 張仲球和汪兆鏞友好交往，彼此對傳統文化的尊重和認知。20世紀20年代，他和汪兆鏞連袂出遊。1926年，他和汪兆鏞、崔師貫登萬松山。 1938年秋天，汪兆鏞移居二龍頭張仲球園宅中。[2] 當時寓居澳門的文士以張園作詩不少，如汪兆鏞的《題張仲球明經〈因樹園圖〉》：[4] 因樹以為屋，始漢申屠蟠。詭時樂遯跡，棲息取苟完。 張矦澹宕人，平生敦古懽。邑里盛豪貴，不以利祿干。 卜地二龍泉，結園三畝寬。百年喬木在，昕夕相盤桓。 有堂可載酒，有池可垂竿。茂林與修竹，畦菊兼畹蘭。 濛濛罥綠煙，涼碧生晝寒。疏樸此真意，何事七寶欄？ 況復耽禪悅，佛火飄旃檀。懸想祇陀林，亦作如是觀。 我來賃廡居，愧非梁伯鸞。劫餘種樹書，深談吐肺肝。 故園不忍憶，珠江流漫漫。大好井華水，披圖味龍團。 清末進士、書畫家、詩人張學華作《題張仲球〈因樹園圖〉》：[5] 昌黎庭樹淵明柳，手植辛勤愛此廬。 難得天然留勝境，百年喬木自成圖。 1882年，澳葡政府憲報中載稱，市政歷年來在西洋墳場旁的塔石山（賈伯樂圓形地一帶）、仁伯爵所在的若憲山（山頂醫院一帶）和二龍喉後面的山上（松山西坡）所種的各種樹木，尤其是由葡國萬里迢迢運來的松樹，都被華人偷偷砍掉了，白白浪費了大量公帑。因這些地方都有華人的墳塚，他們認為樹木的根會打擾他們先人的安寧，破壞了家族的風水。 翌年澳葡總督羅沙發佈行政命令，命令警察和市政稽查巡山，市政廳負責補植大量樹木。若發現華人以風水為理由破壞樹木，官府將勒令他們遷墳。若有不從者，官府將會代其遷墳至關閘外的高沙崗丘亂墳地。 此令一出，引起坊間譁然，由於當時澳門華人領袖的祖墳大多沒葬在澳門，沒人帶頭與澳葡交涉抗議，許多華人敢怒不敢言。從此，東望洋山上樹木生長茁壯，綠意盎然，許多人自動將祖墳遷走，以免“樹根傷陰宅纏先人”。 其中，張仲球的堂叔、堂兄弟、愛妾都葬在二龍喉對上的東望洋山麓“南屏張氏墓園”，今登山纜車山上車站處。此處是東望洋山西麓有名的吉穴，稱作“南屏晚望”。但澳葡在此墓園植下葡國松六棵。張仲球認為“南屏之望被遮，夷樹之根侵棺”，悄悄叫人撿骨，遷葬眾親先人返南屏。1886年，張仲球考中香山縣學童生，並被學官任命作廩生——眾秀才之首。後來，他對人說：“這是拜澳夷逼遷族墳所賜，因禍得福。”[6] [1]彭海鈴：《汪兆鏞與近代粵澳文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123-128頁。 [2]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佛光大藏經禪藏‧語錄部虛雲和尚年譜》，台灣：佛光出版社，1994，第205-215頁。 [3]《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51頁。 [4]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24-126頁。 [5]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183-185頁。 [6]金豐居士：《名士遷墳避禍得福》，載《新報》，2012年10月3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82583。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1月23日－1698年2月10日）5—7月，高僧成鷲再次遊澳門，寓居普濟禪院。其住澳時留下七律詩六首：《丁丑夏客澳門島普濟禪院贈劍平師》、《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三巴寺》、《望海樓》、《青洲島》及《島門秋雨與諸子同附》。其《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有“番童久住諳華語，嬰母初來學鳩音”句，生動描寫了澳門之中西語言交流，極具巧思。而《三巴寺》一詩：“暫到殊方物色新，短衣長帔稱文身。相逢十字街頭客，盡是三巴寺裡人。箬葉編成誇皂蓋，檻輿乘出比朱輪。年來吾道荒涼甚，翻羨侏離禮拜頻。”以一位佛教高僧之筆見證了澳門這一天主聖名之城的真實存在。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明清卷）》，第87—93頁；釋跡刪：《鹹陟堂詩集》卷14。

林君復，生於香山縣隆都安堂（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香山起義組織者和領導者、同盟會澳門總支部創辦人。安堂第19世孫。 君復出身於名門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讀書，後到廣州入讀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期間，他深感清廷腐敗，外侮日甚。受到康梁變法維新思想的影響，清光緒年間，他東渡日本。他摒棄封建八股文，希望學有所成，報效祖國，先後入讀東京宏文書院、早稻田大學。 1900年，孫中山多次在東京向留學生演講，鼓吹民主革命，並聽取師生的意見。君復當即站起，慷慨陳詞，公開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給孫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孫中山的鼓勵下，君復加入同盟會，並接受孫中山安排的任務，負責革命籌款工作。孫中山將廖仲愷、朱執信、黃興等人分別介紹給君復認識。[2] 1906年，君復奉孫中山之命前往澳門，成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澳門支部，組織香山起義。君復、鄭彼岸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3]他和鄭彼岸、林警魂等制訂細緻周密的計劃，籌集起義資金、偷運軍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軍。在起義前，他親自潛回香山，在蕭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開骨幹緊急會議，宣佈起義。 1908年，君復潛回香山大涌，動員妹妹林壽華、表妹黃文軒，以及蕭世冰、劉振群、黃芙蓉等人參加革命，並發動她們從香港、澳門分批攜帶武器至廣州，為廣州起義作好準備。林壽華和黃文軒等以秋瑾為榜樣，冒著生命危險，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多次往返港澳與廣州之間，擔任運送武器的任務。 香山起義成功後，1911年11月建立香山縣臨時革命政府，君復將各路起義軍整編成香軍，並親自率領3000名香軍開赴廣州，與廣東各路軍民會師，為光復廣東作出突出的貢獻。 之後，君復揮師北伐，先後參加宿州、徐州戰役，戰功卓越，受到孫中山的讚揚。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廣東各界一致推舉君復為廣東省都督，被他婉拒。孫中山親筆書寫“毀家紓難，功成身退”條幅相贈。 “五四”運動以後，君復與魯迅會面，魯迅問他對國運之設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為根本國策，願民眾奮起救國，挽狂瀾與未倒。他對魯迅之幽默與諷刺文風，表示欽敬不已。當時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君復經常閱讀《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閱讀新文化運動雜誌，並教育子女必須接受“五四”運動的新思想，以適應新形勢發展。 1933年，中山大學舉行畢業典禮，君復以家長身份出席，學校請李宗仁講話。會後，李宗仁迎前與他握手寒暄，並頌贊他“高風亮節，不勝欽佩”。 君復向來重視文化藝術和教育事業。他在澳門時，以南灣41號為社址，創辦“仁聲”劇社。為了開展革命宣傳，他和革命黨人張若屏、林了儂等變賣田產得白銀兩萬多元，作為劇社常年活動經費；並親自粉墨登場，先後扮演《血淚》、《金錢毒》、《齊家鏡》等劇碼角色。該劇社被史家譽為“我國現代劇第一塊奠基石”。 1906年，君復在家鄉安堂創辦“覺群小學”、“同仇女學”，邀請鄭彼岸相助。“同仇女學”貼著一副門聯“同袍同澤，仇滿仇洋”，見者無不瞠目結舌。覺群小學成立典禮時，香山縣知事鄭榮親臨觀禮。拜桌不供皇帝萬萬歲牌，僅安孔子牌位，又令學生不行三跪九叩禮，以三鞠躬代之。 當時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遠，隆都民風向來強悍。鄭榮知道上報“逆情”，只會給自己惹來麻煩，索性裝聾扮啞。“覺群小學”成為當時中山最早的小學之一。君復不當高官，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資產，自己的後代變成貧窮的知識份子。 君復治學甚篤，尤喜翻譯，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大量古籍書中，無一不精通。他的文學修養淵博，偶有所感，詩詞、對聯計有四千餘首，抗戰時散失無存。 前海軍部長程璧光在護法鬥爭中被暗殺。程璧光石碑立於廣州長堤，碑刻的《殉難記》，是君復遵孫中山的囑咐，用“四六駢文體”撰寫。 20年代末，君復赴日本大量翻譯禪宗佛經和中醫書籍，孜孜不倦，數年如一日。他的翻譯工作，不但體現個人的治學精神，而且對中日兩國文化交流，貢獻頗大。 君復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隨孫中山期間，總統府一切對外對內重要文件都由君復撰寫，孫中山對他非常信任，嘉許他的工作。 君復與伍廷芳友善，酷愛研究禪宗佛經。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榮西禪師兩次來中國學習禪宗，我國與日本友情源遠流長。君復在日本期間住長崎妻弟家，終日孜孜不倦翻譯佛經及中醫書，他所攜帶書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燈繕寫，常常伏案書寫而至通宵達旦，數年如一日。這種堅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欽佩。 晚年時候，君復對腐朽舊社會，產生悲觀情緒，前往惠陽象山寺削髮為僧。當時民主人士陳銘樞及李宗仁多次勸他下山。君復表明了心跡，長居古刹。 1942年，君復在古刹病逝，終年63歲。臨終時遺言“只帶赤心來，不攜寸草去”。 林君復一生不謀名利，身無長物，但對革命戰友，情誼深厚，經常解囊相助。他與劉思復為肺腑之交。劉思復刺殺清水師提督李准未成，出獄後肺病危殆。君復日夕守望照顧，直至劉思復與世長辭。之後，君復出賣衣物，將劉思復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復之孫林紹聲擔任中山市政協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他與小兒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區。林紹聲回憶，從他出生到五歲，一直與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後，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與他相處的時間實在太短了。當時自己是個孩童，但祖父對自己的那份疼愛，牢牢地留在記憶的深處。[4] [1]《香山起義裡的大涌安堂》，載《中山僑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憶先父林君復烈士》，載《中山文史》（第07-09輯），中山：中山政協，1992，第7-13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復：《毀家紓難功成身退》，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普濟禪院創建自明朝末季，當滿虜入關，明室云亡時候，不少故朝遺老，漢族男兒，義不帝秦，奮起抗清。雖然，終歸失敗，死節而外，或逃亡異地，或遁跡空門。故當時如大汕、跡刪、陳獨漉、屈翁山輩，皆嘗隱身於普濟禪院。且以其佛門清靜，地方幽雅，故後世之文人畫客，如謝闌生、鮑俊、黃香石、高劍父等，亦在此組畫壇，結詩社，留下幾許丹青墨寶，軼事珍聞。茲欲詳談，恐難杖舉，只有擇尤述要，聊佐談乘而已。大汕，普濟禪院之開山祖也。字石濂,又字石蓮，號廠翁，迺江西南昌人。生於明朝崇禎六年癸酉（一六三三），少時年方十六，在蘇州削髮為僧，常自稱是當時名僧覺浪杖人道盛之法嗣，後移錫廣州，住長壽寺。清康熙初年，嘗至安南，時方亢旱，為國王祈雨，果獲甘霖。王因延之至宮，尊為聖僧，居留數年，捆載而歸。是時海盜猖獗，聞將金帛，藏諸藤佛腹內，始得安全返穗。於是大修長壽寺，並來望廈村，營繕普濟禪院，後更往清遠，建立峽山寺。一時豪紳巨賈，志士名流，樂與交遊。王漁洋常盛讚其能詩善畫，及營造有巧思。大汕與陳獨漉、屈翁山等志士相交最厚。故傳其有謀推翻滿清活動，但找不到證據。又常與諸名流如社于皇、吳梅村、陳其年、魏私公、高淡人、吳園次、宋牧仲、萬紅友、田綸霞、黃九煙、王阮亭等輩，時相唱和，兩廣總督吳興祚亦甚禮重之也。大汕曾在海外獲資甚巨，故能大營普濟禪院，及廣修長壽寺等，其又常以貨幣結納賓客，禮分三級。會有江南名宦潘次耕，耒為飲亭林弟子也，授博學鴻詞，罷官來粵，大汕以次禮贈之，潘次耕大忿，返京後伺隙報復。適按察使許嗣興調任廣東，潘誣訐大汕，囑許速治汕罪，緩恐謀脫。許聽潘言，果即下汕於獄，後來大汕於被遞回籍時，半途殞命，歿時年七十。此迺清初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一七零二）事也。大汕，想是一個具有聰明才幹之明末志士，不過隱跡佛門，觀其既不落髮，亦不剃頭，不侍虜廷，亦不拘泥佛誡，詩文不避綺語，且曾遊歷海外，操習貿易經營。當時廣東常有糧荒之虞,汕嘗運安南谷米以救粵之不足。而廣東設立海關，洋舶爭來互市，亦汕為之導引，使粵省經濟收入加增。但其常與海外遺民義士交好，滿清朝廷實深忌之，奈無證據，致終以別罪誣陷之耳。因汕交結名流士紳太廣，若以謀抗清廷論罪，則株連必衆。而當時之名流，亦有故意詆毀大汕，以求洗脫被累者。當地官吏亦以迴護當時之一班名流士紳，不敢深究，故大汕當年之反清復明事跡，早被一輩名流仕宦毀滅盡淨，已無可稽攷也。大汕著有《離六堂集》十二卷，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受大越國王聘往說法，翌年歸，著有《海外紀事》六卷，詩有《濃夢尋歡》，畫有白描羅漢中堂，另又自繪肖像作披髮頭陀狀，存普濟禪院中。

字石濂，號石蓮，別號廠翁。浙江嘉興籍、江西人。16歲削髮為僧，是清初江南曹潤宗大師覺浪道盛（1592-1659）的法徒。移居廣州為長壽寺主持。清兵入關後，以僧人身份掩護其反清活動。1685年，應越南國王阮福周之請往越南說法，被奉為聖僧。回廣州以其在越南所得布施，大修長壽寺，營繕白雲山的彌勒寺和清遠的峽山寺。後移居澳門，重修澳門普濟禪院，與澳門結下了不解之緣。大汕為人博學多才，熱衷讀書，生活不拘小節，善畫山水人物，詩詞、造園工藝、家具設計及昆曲琴藝無所不能。著作有《離六堂集》12卷、《海外紀事》六卷、《嶺南錄》、《燕遊詩》六卷、《潮行近草》三卷等。晚年被清廷拘捕放逐，病死於押解途中，享年70歲。普濟禪院有楹聯：“長壽智燈傳普濟，峽山明月照蓮峰”，道出了大汕和尚修繕長壽寺、峽山寺和普濟禪院的功績。

竺摩，俗姓陳，名德安，法名默誠，字守志，浙江省樂清市人。[2]高僧、書畫家。 父親陳紅梅和母親王氏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兄妹十個，竺摩排行第七。[1]他自小受到佛教文化熏染，12歲時，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法名默誠，字守志。一年後，白雲長老派竺摩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他得此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在白雲長老等引薦和幫助下，他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天台宗大師學天台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人學習，深受太虛法師等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他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時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汕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隨侍並做文字記錄。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是竺摩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和專程來潮州聽經學佛的港澳佛教界人士留下良好的印象。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再次南下弘法，特邀竺摩隨侍並做記錄。當月30日早上，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之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說法，盛況空前，前來聽經學佛的信眾，除香港本地善信外，還有不少專程從澳門趕來的。 12月14日，太虛法師偕竺摩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始終隨侍在側，並作文字記錄。期間，太虛法師的老朋友金芝軒居士聽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竺摩陪同太虛法師盛情地接待金芝軒居士，並談到澳門佛教問題。 次年年初，竺摩隨侍太虛法師在到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潮汕和港澳地區的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1937年春，竺摩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日語，準備赴日本留學。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他毅然中斷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奔走呼號。不久，他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並擔任幹事。後來，他奉命帶領部分“僧侶救護隊”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 竺摩對於日寇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愛國愛教的救世情懷。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他回到武昌佛學院，不久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他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委員兼駐會辦事。 在業餘時間，他撰文給《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識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風、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人，開始與港澳地區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進行直接交往。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前往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他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學生有林本真、湛真等多人。竺摩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做記錄。這是竺摩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台系統地講授一部佛經。 他開講時說“兩三年前，太虛大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刹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靚’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 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個人來說，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說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佛學問題座談》等文獻，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說法的記錄稿。 《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由於種種原因，《華南覺音》遷往香港後，改名為《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竺摩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使之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佛學半月刊》一起成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 這不僅擴大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澳門地區抗戰期間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竺摩經常為《覺音》撰稿。在該刊的第10期上發表他的《勝與勝經》、《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11期起，連續刊登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記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竺摩對香港青山《覺音》雜誌產生重要的影響，加上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色，《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主編。 當時面臨實際困難很多，竺摩還是勇於接受重任，從第12期起擔任主編，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滿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覺音》第12期後，竺摩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不久，襄助竺摩的兩位法師因故回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不得不把《覺音》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竺摩負責。 當時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竺摩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編輯和出版工作。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開澳門赴重慶前夕，竺摩特別為他們餞行，並賦詩以相勉勵。 竺摩在編輯出版《覺音》時，先後編發楊慧貞的《赴湯蹈火的釋迦弟子》、署名記者的《僧侶救護隊搶救難胞》、天軍的《釋理妙從容就義》、西航的《一個忠實的傷兵》、臥秋的《悼念一個聖潔的忠魂》等一批反映佛門弟子捨身忘死、救世救民的文章。[2] 1951年，為擴大弘法範圍，佛教組織創辦《無盡燈》雜誌，並出版多種講經著述，風行港澳及海外。《太虛大師全書》先在香港出版，最初由演培、續明二師擔任校對，全書64冊，700萬言，出到26冊時，演培、續明二師赴台灣弘法，其餘校對的責任，由竺摩和隆根擔任。 1953年，明常老和尚在香港創辦“棲霞佛學院”，禮聘竺摩為副院長，全書校對工作由隆根法師一人擔任。竺摩在佛學院未及一年，翌年春季，泰國龍華佛教社，請他到曼谷主持太虛大師舍利塔開光典禮，他離開居住了十年的港澳。竺摩到曼谷後，在龍華佛教社及中華佛學社兩地講經，並舉行書畫展。同年5月，檳榔嶼的“菩提學院”禮請竺摩擔任導師，兼任菩提中學佛學課程。 1956年，“第四屆世界佛教徒聯誼會”在尼泊爾召開，竺摩以“馬來西亞佛教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大會，副團長為畢俊輝居士，秘書是黎東方博士。1957年，竺摩接受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禮請，出任檀香山檀華寺住持。同年冬，他偕同祖印、泉慧二師辦妥入境簽證，年底飛抵檀島。竺摩在檀島弘法一年，檳城菩提學院及東南亞信眾函電促請，1958年底，返回檳榔嶼。而祖印、泉慧兩位法師在檀島長期居留，按照竺摩規劃的方針，繼續為弘揚佛法而努力。 竺摩返回檳城後十多年，經常遊化於馬來西亞各州、新加坡、香港及其他東南亞國家，講經說法，席不暇暖。1971年7月，馬來西亞佛教青年總會在首都吉隆玻成立，公推傅佑聰為會長，聘請竺摩擔任該會顧問。1973年9月8日，為竺摩花甲之慶，檳城各界名流及四眾弟子，三千多人為師祝壽，三日間筵開八百餘席，收到賀儀四萬多元，除數千元開支外，其餘三萬七千多元，悉數捐給佛總創辦的馬來亞佛學院。 1976年5月中旬，竺摩回到香港，主持荃灣芙蓉山“太虛大師舍利塔”重修落成典禮。重修舍利塔是竺摩獨力捐款完成的。同年9月，澳洲“中華佛學研究社”社長廖英源居士，禮請竺摩赴澳洲講經。20餘日後，竺摩返回檳城。 1978年5月，他的剃度弟子、泰國合艾市的住持釋繼容，重建智善庵落成，請竺摩主持開光，並為徒孫顯常、顯性等多人，傳授《沙彌十戒》。6月，應美國三藩市慈恩寺住持法參法師之請，竺摩為慈恩寺主持開光典禮。 1979年春，竺摩在三慧講堂閉關百日，編著《心經講話》、《佛學問答第二輯》兩書，並修訂《普賢十願講話》。翌年春，他復閉關百日，編輯著作。同年6月，應加拿大溫哥華市“世界佛教會”呂雒九、馮公夏二居士之請，竺摩前往溫哥華講經。他在世佛會講《阿彌陀經》，圓滿後返回檳城。 1982年4月，他兩度應請赴溫哥華，在世佛會講《天台止觀》。當時世佛會會長呂雒九於四月生西，他參加追悼會，並主持大蒙山法會超薦。 竺摩70歲後，對外活動逐漸減少，在檳城時駐錫三慧講堂，到星洲時駐錫佛緣林，隨緣度化。 2002年2月5日下午3時35分，竺摩圓寂於三慧講堂，終年89歲。[1] 竺摩生平除講經弘道外，作書寫畫與人結緣。在澳門期間，師從高劍父習畫，繪畫之餘，勤於詩詞散文寫作，書法別樹一格，1941年在澳門舉行首次書畫展。[3] [1]于凌波：《竺摩》，載“佛教百科＂網，2012年10月2日，http://wiki.fjdh.com/index.php?doc-view-28903.html。 [2]何建明：《〈文化雜誌〉出版具歷史和收藏價值的“竺摩法師與澳門”專輯》，載“佛教線上＂網，2010年2月2日，http://www.fjnet.com/typly/hjm/200904/t20090425_118292.htm。 [3]莫小也：《20世紀前期聚居中國澳門的傳統畫家》，載“論文網＂，2012年4月15日，http://www.xzbu.com/7/view-4058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