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梅官，原名朱作寧，字雪溪，西名Choo Mie-Kwa，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早期著名華商。 清乾隆年間，朱梅官來到澳門開店經營絲茶貿易，逐漸致富，由監生捐官為納州同職銜，時人稱為“朱梅官”。 朱梅官在澳門開辦商行，同時經營銀號，成為澳門當時著名的華商之一。他與澳葡判事官眉額帶嚦關係密切。眉額帶嚦是當時澳門的重要葡商，擔任澳葡判事官一職16年，與英國的大鴉片商比爾勾結，大規模地經營鴉片貿易。 在巨額利益的驅使下，朱梅官成為清嘉慶年間澳門主要的華人鴉片商。[1] 朱梅官等六人用布匹、茶葉兌換葡萄牙人安多利的胡椒、海參，除貨抵外，安多利還應找回梅官番銀3480元。安多利擬於1814年9月底回國，所乘之船停泊於香山縣外海。朱梅官等人趕至逼索欠銀。適逢有葡萄牙船駛到，安多利當向船長借銀。該船長回答無銀，僅有鴉片。結果，朱梅官等應允收下鴉片120筒（每筒約二斤七兩）。因鴉片是禁品，朱梅官等擔心不得上岸，碰巧有小舟經過，乘機把鴉片轉賣給一夥不相識的人，得銀3840元。 海盜張保仔被清廷招安，他深悉鴉片貿易實情。在緝獲若干鴉片走私船後，通過審訊，他獲悉澳門有個鴉片窩子。福建方面就把情報移送廣東當局。1815年春，兩廣總督據此查拿涉案的澳門居民紀申官、王侖官、朱梅官等20人。 香山縣官員乘機敲詐，透出口風：若交八萬銀元即可放人。勒索金額太大，鴉片商拒絕。於是，朱梅官等六人依法被解送到廣州。在一番行刑逼供後，他們被迫供認販賣鴉片的事實。[2] 朱梅官獲罪充軍後，致函眉額帶嚦借錢，照例贖罪。 朱梅官等人後被革去職銜，在犯事地方各枷號一個月後，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賣鴉片銀兩被充公。朱梅官一案，成為清政府禁煙政策變化的一個契機。 澳門華商走私鴉片，無不與澳葡有關，清政府對澳葡採取了較為嚴厲的管制措施。之後到澳門貨船，均須逐船查驗，如一船帶有鴉片，即將此一船貨物全行駁回，不准貿易。若多船皆帶有鴉片，也必將各船貨物全行駁回，都不准貿易，立即逐回本國。[1] 現今，澳門新馬路爐石塘街口，1918年開闢新馬路之前，有一條小巷弄名曰“賦梅里”，就是朱梅官大宅所在。因他極愛梅花，在家中花園植梅百株，為當時澳門華商津津樂道。朱梅官犯事被抄家後，香山縣丞將他的大宅拍賣所得款項入庫。“賦梅里”不復有梅花，但巷里名稱仍存留至今。[3]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2006，第43-44頁。 [2]雪珥：《腐爛的帝國》，載“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網，2012年8月11日，http://zgrmdx.dooland.com/wap/article.php?id=176747&verify=&m=。 [3]金豐居士：《盧氏娛園慘遭商家摧殘》，載《新報》，2012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64897&scid=21。

利國偉，廣東開平人，生於澳門。港澳著名財政金融家、社會活動家、教育家、世界經濟著名人士。 父親利樹培（1892-1964），字耀世，號植庭，曾在港經商，是香港著名鴉片煙商利希慎的堂弟。母親梁蕙卿。 國偉是長子，有三個弟弟一個姐姐，姐姐利婉雲，弟弟利錦桓、利錦光、利錦輝。國偉自幼隨家人返回香港生活，少時入讀敦梅學校，後升讀聖約瑟書院。1937-1940年，他未畢業，加入在港開設分行的國華銀行任見習生。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期後，主要在澳門和中國內地活動。1945年香港光復，他返港生活。 1946年，在何添的引薦下，國偉加入恆生銀號，擔任會計，兼負責處理海外黃金買賣。他通曉英語，深得何善衡和何添等人倚重。 恆生最初是一家找換店，並非正式銀行。國偉加入恆生時，中國內地政局動盪和經濟衰落，二戰結束後，中華民國濫發金元券，造成貨幣大幅貶值。恆生看準時機，大力開拓外幣兌換業務，業務迅猛發展。 1952年，恆生向港府註冊成為私人有限公司，何善衡任董事長，何添擔任總經理，正式開展商業銀行業務。1950年，國偉升任助理經理，1953年出任副經理，1957年任經理，1964年任副總經理。何善衡每到歐美考察，帶上國偉做翻譯。1960年，恆生銀號改組為公共有限公司，並正式易名為恆生銀行，國偉獲委任為首批董事之一。除恆生工作外，他身兼美麗華酒店企業等多家公司董事。 1965年1月，香港發生明德銀號擠提倒閉事件，明德銀號屬於小規模的華資銀行，但事件引起公眾恐慌，使擠提風潮席捲多家華資銀行。繼明德銀號後，另一家華資的廣東信託銀行在2月出現擠提，最終被接管。而恆生等多家華資銀行首當其衝，相繼出現擠提。 1965年4月初，再度傳出對恆生不利的流言，恆生出現大規模的擠提潮。4月5日，恆生在一天內被客戶提走8000萬港元存款，佔存款總額的1/6，銀行累積損失二億港元，陷入破產邊緣。4月8日，董事長何善衡迫於無奈，在緊急董事會會議上決定把恆生賣給自擠提風潮以來一直給予支援的英資滙豐銀行，並指派通曉英語、時任副總經理的國偉全權負責洽談工作。翌日，賣盤建議得到財政司郭伯偉首肯後，國偉立即與滙豐方面展開談判，促成恆生於4月12日作價5100萬港元售出51%股權給滙豐銀行。 恆生銀行賣盤給滙豐銀行的決定，避過了結業倒閉的危機，但成為滙豐銀行的附屬銀行。這對何善衡、何添和國偉等人而言，是經營恆生銀行多年來最艱難的決定。滙豐銀行入主恆生銀行後，繼續保留恆生的華資銀行格局，滙豐主席桑達士除派出四名董事入局外，還讓何善衡、何添和國偉等人繼續打理恆生銀行，主持大局。 1967年，國偉接替何添出任恆生銀行總經理，1976年兼任副董事長，1983年接替退休的何善衡兼任恆生執行董事長。1987年，他卸下總經理一職，但仍繼續擔任執行董事長至1996年，後留任非執行董事長至1997年。國偉擔任總經理和董事長期間，積極拓展銀行業務，包括1969年宣導和向外界推出恆生指數，使該指數從此成為香港股市的參考指標及恆生銀行在香港交易所上市；1981年，成功取得在地鐵車站開設分行的專營權，1984年收購永安銀行和擴大本地分行網絡。 中國改革開放，在利國偉的主持下，恆生銀行回大陸發展，1985年率先在深圳開設代表處，先後在廣州和上海開立分行。 1978-1984年，國偉兼任滙豐銀行非執行董事；1984-1992年改任滙豐銀行董事局顧問；1991-1997年任滙豐控股董事局顧問。1997年底，服務恆生滿51年、年近80歲的國偉卸任董事長一職，由艾爾敦接任，他仍留任董事，1998年初獲委任為名譽董事長。2004年，他正式退出董事局，辭去名譽董事長，再獲委任為名譽資深顧問。 早在60年代初，國偉在銀行界嶄露頭角，獲香港政府委任為租務法庭委員、民航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彩票管理委員會委員和主席、香港旅遊業協會董事及公務員薪俸委員會委員，多次率領貿易代表團外訪。 1968年7月，他獲香港總督戴麟趾爵士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任內關注金融和經濟事務。順應“中文運動”的興起，1970年，他率先在局內提出中文應該和英文一樣成為香港的法定語言。另外，他在局內供職期間又任香港心臟基金會主席、香港腎臟基金會主席和亞洲防盲基金會副主席；1976年獲港督麥理浩爵士正式任命加入行政局，1978年8月，他以健康為由辭去兩局議員職務。 1983年8月，國偉獲港督尤德爵士邀請再度擔任行政局非官守議員，成為兩度加入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時值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香港前景不明朗，香港人信心動搖，引發信心危機。1983年9月，港元兌美元匯率急跌，引發市民恐慌，市面更出現搶購白米等生活必需品的情況。在國偉的協助下，財政司彭勵治爵士迅速採取行動，同年10月宣佈實施聯繫匯率制度，將港元跟美元掛勾，從而穩住港元幣值。 國偉與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爵士和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鄧蓮如，被中方視作私下就香港前途問題斡旋的對象之一。在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馬臨教授介紹下，國偉隨鍾士元、鄧蓮如自1983年8月起，定期會見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就香港前途問題交換意見，及探討三人訪問北京的可行性，而會談內容都由鍾士元負責向港督尤德彙報。 1984年6月，三人應邀訪京，反映港人意見。期間，他們首先會晤國務院港澳辦秘書長魯平，6月23日在人民大會堂拜會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副主任李後、李鍾英等人。 中方最初反對三人以兩局非官守議員名義訪京，幾經交涉，三人最後只好單方面宣佈以有關名義訪京。鄧小平接見三人時，若有所指地對他們以個人身份訪京表示歡迎，但鍾士元隨即強調他們是以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身份訪京。三人向鄧小平表達港人對香港前途的憂慮，6月25日返港召開記者會。會上，雙方一度就事件爭持不下，最後在報章同時發表各自記錄的會談內容，讓公眾自行判斷。 國偉在香港步入主權移交前的過渡期期間，始終與中方維持良好關係。1994年5月，他獲中方委任為第三批港事顧問之一；1996年11月獲委任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代表“工商及金融界”，成為400名推選委員之一。 1988年，他再次退出行政局後，參與社會公職，並把焦點投放到他專長的金融事務。1987年10月，香港爆發股災，香港聯合交易所宣佈停市四日，引起廣泛爭議。 1988年10月至1991年12月，國偉接受聯交所主席一職，著手應港府指示改革聯交所。當時，香港證券行大多以“T+1”作為交收日數，與海外證券行的“T+3”不同。為聯交所訂定一個中外都接受的交收日數安排，成為他上任後的其中一項重要改革。有見及此，他多次前往英國與當地業界展開談判和遊說，成功爭取聯交所無需跟隨國際做法，採用“T+2”作為交收日數。 在改革聯交所架構的過程中，他又確立聯交所在處理新股上市申請方面的監管權和審批權；經過他與證監會主席區偉賢（Robert Owen）多番交涉，最終成功為聯交所爭取從證監會取得上市申請的最終否決權。 1993年4月，港府設立金融管理局，負責強化監管香港日益成熟的金融市場。國偉在金融界聲望較高，獲委任為金融管理局轄下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其中一名委員，就港府外匯基金資產方面的管理提供意見，支持金融管理局的初年運作。他在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任職兩年多，1995年9月離職。1991-1997年，他擔任香港銀行學會會長；1992-1997年，應港督彭定康的邀請，他擔任總督商務委員會成員。 1964年11月20日，國偉獲港府奉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1969年獲授OBE勳銜；1977年獲授CBE勳銜；1988年獲頒爵士勳銜。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後翌日，他成為首批獲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的人士之一，充分肯定他在香港主權移交工作的突出貢獻。 多年來，國偉特別關注香港高等教育發展，1963年獲港府委任為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首任司庫兼財務委員會主席，為當時一切都尚待規劃的香港中文大學管理財政和制訂財務政策，對香港中文大學早期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他兼任香港中文大學校址籌建委員會委員、大學聯合薪俸委員會委員等職，負責跟進沙田馬料水校址的發展計劃、處理有爭議性的大學教職員薪酬改革、以及主導大學合辦電腦計算中心工作。他擔任大學司庫近20年，1982年10月，他獲港府任命接替簡悅強爵士，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兼榮譽學位委員會委員，1997年10月卸任。 在國偉的推動下，香港中文大學與恆生銀行建立起密切的關係，大學內多項設施都與恆生銀行相關，包括何添樓、何善衡工程學大樓和2006年創辦的香港中文大學善衡書院。國偉自己為香港中文大學捐建設施，包括以其父命名的崇基學院學生宿舍樓利樹培堂、善衡書院內的學生宿舍樓利國偉堂及利國偉法律圖書館。1994年11月，他獲委任為香港中文大學終身校董，以表揚他對大學創校以來一直支持和傑出的業績。 從1970年起，國偉長期擔任香港大學校董、1972年出任香港理工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前身）創校校董及首任司庫、1987年出任尤德爵士紀念基金信託委員會首任主席、1992年為新成立的尤德學者協會擔任名譽顧問；1976年獲港督麥理浩爵士委任接替胡百全出任教育委員會主席。 1981年4月，港府應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建議，宣佈成立一個以英國文化協會前會長呂衛倫爵士為首的四人國際顧問團，負責全盤檢討香港的教育制度。在一年時間裡，國際顧問團詳細審視香港的教育情況，並兩度訪問香港會見各界人士和實地視察，瞭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1983年，國偉卸任教育委員會主席；1984年4月獲得港府委任為教統會首任主席，在教統會主席任內，1984年10月、1986年8月和1988年6月，他發表教統會第一號、第二號和第三號報告書，內容參考《呂衛倫報告書》的建議，除提出研究推動母語教學，又促成香港公開進修學院（香港公開大學前身）於1989年成立。. 1988年6月，國偉發表《第三號報告書》，支持港府的“四改三”方案後，港府對香港中文大學落實“四改三”的態度顯得更堅決。國偉身兼教統會主席和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角色顯得相當尷尬，有輿論更批評他未捍衛香港中文大學的核心價值。 面對輿論壓力，他解釋說落實“四改三”是出於財政原因，而香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學制不同；香港中文大學又實施“暫取生制度”，把好的中六學生優先取錄，對只招收中七畢業生的香港大學不公平。不過，他坦言“建議有政治、財政、社會、教育理由”，暗示報告書受到港府的壓力而支持“四改三”。國偉嘗試遊說香港中文大學師生接受“四改三”，但建議依舊引起師生們的強烈反響。 1989年12月，國偉卸任教統會主席一職，由范徐麗泰接任。在改制後多年，香港中文大學師生一直有聲音要求“三改四”，爭取重新引入“四年制”學制。經過多年發展，特區政府在2009年實施“新高中學制”後，包括香港中文大學在內的所有本地全日制大學終在2012年由“三年制”學制統一改為“四年制”學制。 為響應恆生銀行董事長何善衡的號召，1980年，國偉與其他恆生元老創辦恆生商學書院，並獲委任為創校校監兼校董會副主席。70年代初，國偉支持聯合世界書院運動，捐款資助香港學生入讀海外的聯合世界書院。1992年，他與殷商李寶椿後人李兆增創辦香港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1992年起擔任首任校董會主席，2000年卸任，同年改任校董會名譽主席。 國偉未接受過大學教育，先後獲得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城市理工學院（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學院、香港浸會學院（香港浸會大學），以及香港公開進修學院等多家本地和海外高等院校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晚年時期，他積極參與慈善事業，與妻子易海倫共同成立偉倫基金會，並自任主席；1994年，他與何善衡、梁銶琚和何添共同成立何梁何利基金，兩個基金都以推動香港、中國內地和海外的學術發展為宗旨。歷年來，他對家鄉五邑捐款達2.2億港元，而祖居地開平佔了近1.5億元人民幣。 2002年2月，國偉因中風被送入瑪麗醫院，一度在深切治療部留醫；身體健康每況愈下。2012年，他應邀到亞洲協會香港中心新會址參觀。這是他最後一次出席公開場合。 2013年8月10日，中風多年的利國偉在沙田威爾士親王醫院病逝，享年95歲。行政長官梁振英、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前任總裁任志剛和香港交易所主席周松崗爵士等均發聲明致哀，而恆生銀行於8月13日起一連三日全線下半旗哀悼。 8月21日，利氏家人在香港殯儀館設靈，到場致悼的知名人士包括前任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長江實業主席李嘉誠爵士、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爵士、前布政司鍾逸傑爵士、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前行政局召集人王鳴女爵士、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以及多名現任和前任滙豐銀行和恆生銀行高層等各界人士約1400人出席。曾為何梁何利基金主持頒獎禮的前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致送了花圈。[3] 1947年，利國偉與易海倫（Helen Hoi-lun Yick）結婚，生育二子二女：兒子利永立、利永志，女兒利劍虹和利宛虹。利永立和利永志分別於1971年和1973年畢業於英國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利永立於1988年因心臟病去世。為紀念兒子，1989年利國偉夫婦向聖安德魯斯大學捐款，為利永立曾入讀的電腦科學院設立利永立電腦實驗室（Philip Lee Computing Lab），兩人親身前赴校園出席實驗室的開幕儀式。 利國偉喜愛收藏古玩，1990年促成美國的亞洲協會在香港設立中心，是該會首個設於美國國土以外的分會，以促進中西學術文化交流為宗旨。該中心邀請他到新會址參觀，特別把會址其中一個展廳命名為利國偉廳，以紀念他多年來對中心的支持和貢獻。利國偉喜歡研究中國哲學和書法。他是香港賽馬會名譽遴選會員，擁有馬匹“長春樹”、“蘋果樹”、“金蘋果”、“大蘋果”。他的外甥陸觀豪曾在恆生銀行擔任要職，1994-2004年擔任該行董事兼副行政總裁，1991-1995年擔任立法局委任議員。[1] [1]（香港）鴻碩、賓加：《巨富與世家》，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3，第138-148頁。 [2]《曾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大紫荊勳賢利國偉辭世》，載“人民網＂，2013年9月3日，http://hm.people.com.cn/n/2013/0813/c42272-22544780.html。 [3]《香港資深銀行家利國偉辭世》，載“亞太日報＂網，2013年9月3日，http://www.apdnews.com/news/31731.html。

林含蓮，又名林蓮、林連、林蓓生、林倩生。澳門著名富商。 林氏家族是澳門望廈、龍田一帶的世家望族，很早時候就家財萬貫。 1848年，林含蓮家族在龍田、望廈等地購置土地“壹拾三畝五分七厘四毫八絲”，其中不少購於清嘉慶年間。1839年9月16日，林含蓮購買受王國賓田一段，坐落在龍田村前土名中塘。大小二丘，該下稅二畝七厘。又土名深泥，大小八丘，該下稅三畝四分。又土名塔石界仔，大小八丘，該下稅七分。以上三處共該下稅田六畝一分七厘。其稅在番南末甲王炯昌瓜，今割歸四二七甲林植穀瓜。[1] 林含蓮熱心時事政治和社會公益事業。1877年，他和顏心發、陳瓊光等擔任重修澳門媽祖閣的值事，參與澳門媽祖閣修建工作。[2] 1891年4月2日，為迎接俄國皇儲到澳門，澳門總督特邀集澳門紳商，聯為公會。華商何連旺被推為該會副主席，盧九為管銀，華商陳芳、曹善業、何連勝、何蕘階、蔡森、柯六及林含蓮等為董事，並且所有備辦費用之銀兩，都是商人自己捐獻。[3] 1896年1月，林含蓮出任公鈔局書吏（局紳），1909年1月，擔任業鈔公會副會員。 林含蓮擁有物業許多，包括板樟堂街十間、河邊新街3.5間、陳樂里11間、通商新街兩間、新埗頭街兩間、柯高街一間、中里一間、爐石塘街一間、敦和里一間、下環街一間、沙梨頭街一間、涼水街一間、定安街一間、南灣街兩間、皇家新街114號屋之一半、116號屋之一半、118號屋之一半、大街三間、草堆橫街三間、公局新市西街兩間、海邊升街一間、又95號屋之一半、97號屋之一半、連丁圍一間、木橋橫街兩間、果棚街一間、大堂街兩間、蓬萊新街六間、木橋街一間半。 林含蓮經營生意，當時以時豐銀號最為知名，他擔任時豐銀店司事。1910年4月，時豐銀店倒閉，他的物業被拍賣抵債，估價銀113650元。[4]據1910年4月4日《華字日報》報導“澳門時豐銀號東主林含蓮，又名林倩生，因有人紛紛到店取回積項，不能應付，以致倒閉”。 關於時豐銀號倒閉的原因，說法不一。據林含蓮本人稱，銀號並非倒閉，只是暫停營業。因他本人吸食鴉片，煙癮日深，巡店漸少，以致被銀號正副司事乘機捲款19萬逃走，銀號因此陷入困境。5月4日，時豐銀號的正、副司事被拘後，因證據不足，無罪釋放。時豐銀號倒閉後，林含蓮家族的生意急轉直下。 林含蓮娶妻妾多，妻吳氏，妾方氏、馮氏、勞氏、黃氏、梁氏。生育兒子多個，長子林煥章（少文），住在三巴仔街第一號屋，元配妻子吳氏所生；次子林煥斌（少寬），住在爐石塘街第57號屋，妾馮氏所生；三子林煥玻，在自置之南灣第67號屋出生。之後，林含蓮加入葡籍，又生三子：林煥玻係妾黃氏所生；林煥瀾係妾勞氏所生；林煥琨係梁氏所生；林煥炳是妾方氏於1872年所生。三子都與父母居住。[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8-179頁。 [2]近代史資料編輯部：《近代史資料總100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第199頁。 [3]查燦長：《轉型、變項與傳播澳門早期現代化研究鴉片戰爭至1945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347頁。 [4]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42頁。

林炳炎，原名林福新，英文名Lam Bing Yim，清遠市清城區石角鎮田寮村人。恆生銀行創辦人之一、港澳知名富商。 父親林壽汝是一位老實的農民，生育子女多個，炳炎居長。炳炎童年時入讀私塾、小學，因家境困難而輟學，在廣州一家小錢莊做學徒；後被老闆的好友賞識，推薦到汕頭的錢莊做店員，負責外出收送匯單和錢幣，工作量很大。幾年後，炳炎基本學會經營錢莊的本領，就攜眷前往上海，自辦大昌錢莊。他堅持“顧客至上、服務第一”的宗旨，經過多年努力，僅在常德路街內，就開設多家店鋪；又與孔祥熙、宋子文等上層社會名流交往，成為上海頗有名氣的富商之一。 抗戰初期，炳炎向前線捐獻飛機，並購買糧食救濟廣東旅滬災民，知名度越來越高。 1933年3月，炳炎與摯友何善衡、盛春林、梁植偉、何添等集資十萬港元，在香港中環路創辦恆生銀號，自任董事長。炳炎在上海擁有產業，在廣州十三行開設昆昌銀號（抗戰勝利後改為匯隆），經常來往於香港、廣州、上海等地開拓銀號業務。恆生銀號是華資銀行，從事金銀、外幣買賣和匯兌、押匯業務，主要為中小客戶服務，生意越做越大，入股人越來越多。1937年，恆生銀號成為香港銀行、銀號大戶之一，當時《粵華報》稱炳炎為“金融鉅子”。 1941年12月，日寇侵佔香港，炳炎把資金轉移到澳門開辦“永華銀號”。他受到澳門總督的熱情接待，讓出澳督將軍府給炳炎居住，並聲言免收房租。[1] 當時，正值澳門鏡湖醫院因長期性高強度的施濟而面臨財源枯竭，炳炎受澳門眾華商推舉出任鏡湖醫院主席。他除弊革新，促使鏡湖醫院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同時，他建立自己在澳門社會的影響，推動澳門華人社區的新權力核心的形成，創下了造福萬民的功績。 炳炎接任鏡湖醫院值理會主席後，認為值理會處理醫務行政事務應有醫生參加，為此，次年推行領導制度改革，院長專責醫務，聘請柯麟醫生擔任鏡湖醫院首任院長。 一是改值理制為董事制，醫務方面由院長負責。 二是抗戰爆發後，鏡湖醫院施濟激增，入不敷出，加上連年捐輸，民窮財竭。炳炎不畏困難，除帶頭捐款外，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在銀行界發起為鏡湖醫院捐款，僅1945年募得經費13萬餘元，創下歷年籌款的記錄；1948年，他一次捐贈鏡湖醫院手術室價值1.5萬餘港元的設備。 三是向澳葡當局爭得中國醫師與葡籍醫師同等待遇。鏡湖醫院手術室建立後，中國醫師尚未取得手術權。按照澳葡政府規定，必須聘請葡籍醫師為外科主任，只有得到該主任授權，華籍外科醫師才能手術。對此，炳炎無法容忍，與澳葡當局據理力爭，終獲得澳督同意，使華籍醫師與葡籍醫師擁有同等的手術權；此舉彰顯了炳炎的民族氣節，華人無不贊佩。 四是以鏡湖醫院為陣地，形成澳門華人社團新的權力中心。鏡湖醫院建成後，成為澳門華人集議之地。 1912年，華人社區的權力中心開始從鏡湖醫院轉移到商會。1930年代中期，柯麟進入鏡湖醫院擔任義務醫師，設法提高共產黨在鏡湖醫院的影響。太平洋戰爭期間，鏡湖醫院成為共產黨保護下的進步文化人士撤出香港中轉回內地的地下交通站。炳炎入主鏡湖醫院前，向前任值理會提出與柯麟一起加入值理會的條件，得到同意。 為使柯麟順利進入值理會，炳炎親自遊說澳督，希望澳督批准柯麟加入值理會。當時澳督顧慮柯麟是共產黨員，炳炎對澳督堅稱，如果柯麟是共產黨，自己也是共產黨。終於，迫使澳督同意炳炎的要求。 不久，炳炎主持董事會，決定聘柯麟為鏡湖醫院院長，使柯麟順利取得鏡湖醫院醫務的領導權。20世紀40年代末，炳炎逐漸將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務委託時任副主席何賢來主持，形成何賢主持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務、柯麟主持鏡湖醫院院務的權力格局，使鏡湖醫院成為中華總商會之外澳門華人社團新的權力核心。炳炎有膽有識，敢作敢為，領導鏡湖醫院慈善會順利地渡過危機並取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個人品德和功績獲得澳門各界人士的敬佩和讚賞。[2] 抗戰勝利後，炳炎將資金從澳門轉回香港復辦恆生銀號，並率先拓展南北物資交流及匯兌業務，致力香港經濟復興。1946年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國統區貨幣貶值，香港黃金、外幣炒賣業高潮迭起，恆生銀號與同行一樣從中獲利，資金倍增。 炳炎知人善任，主張“凡能者舉之”。有不合條件的親友要求進入恆生銀號工作，他婉言拒絕：“你做生意不夠本錢，儘管說，但要求入恆生做事就難了。”多年來，在恆生擔任高級職務的不下數十人，卻沒有一個是靠他私情提拔上去的。有位友人因缺資金辦學而愁眉苦臉，炳炎知道後說：“錢還是要捐的，再窮也要辦學校。你做一個計劃，看要多少錢，我來幫你。”事後，還叮囑那位朋友不要告訴別人錢是他捐的。 三、四十年代，清遠縣多次遭受水災，炳炎向災民施粥分米、贈醫施藥；抗日戰爭期間，資助香港同鄉疏散回內地。他捐獻鉅款支持清遠師範、清遠中學、清遠方便醫院、香港東華醫院、澳門鏡湖醫院等建設。在家鄉田寮村，他出資建有東興小學，教學設備完善，當地孩子免費入校讀書，教師在校免費用膳。 興建興仁小學時，他捐資1000元白銀。在興仁墟、石龍頭村、東村，他捐資建三座鋼筋水泥橋。修建石泉坑水庫，他捐助白銀3000元。他成立林炳炎基金會在香港荃灣葵青區大廈街33號；建設潔心林炳炎中學在香港九龍橫頭磡富美街；建設嶺南大學林炳炎樓；幫助在粵港澳一帶活動的中國共產黨人等。 1946年，炳炎先後擔任香港清遠同鄉會、清遠公會名譽顧問，講一口石角蛇話。[1] 1947年2月15日，炳炎坐在沙發上因心臟病發而去世，年僅56歲。[2] 送葬之日，香港的花圈被購一空，護棺送葬的人群長達一公里之多。 “文革”期間，林炳炎在鄉的祖墓被破壞，房產和沒收。“文革”結束後，當地政府一度修復林炳炎祖墓。 林炳炎生育四子一女：長子林秀梁、次子林秀峰、三子林秀榮、四子林秀棠及女林麗冰。林秀梁是美國化學博士，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回港後進入恆生銀行，負責外匯業務；後升為副總經理，並進入董事局，1976年5月，因一場小病去世；其妻林李翹如為大學資助委員會主席，當律師和任教於中學，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前房委會主席王鳴及商業電台高層俞琤等都是她的學生。 在兄長去世不久，林秀峰和林秀榮辭退工作。林炳炎逝世後留下三億港元的遺產，指定其中兩億港元用於文化事業。1976年林秀峰入股佳藝電視台，成為董事之一；他熱烈追求港姐出身的無線電視台當紅藝人繆騫人；但佳視倒閉後，兩人就分手。 四子林秀棠一直保持低調，任職於大昌貿易行。[1]林麗冰嫁與陳姓人家，是嶺南教育機構有限公司主席，嶺南大學校董及校友。[3] [1]向耀佳：《恆生銀行的創辦人——林炳炎》，載《廣東史志》，1998年第10期，第52-53頁。 [2]清城區檔案局：《近代金融鉅子——林炳炎》，載“清遠市清城區人民政府＂網，2013年12月30日，http://www.qingcheng.gov.cn/info/73876。 [3]《林炳炎》，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1月26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7%82%B3%E7%82%8E。

蕭瀛洲，又名蕭登，葡人稱為“亞登”，廣東省香山縣人。清末民初澳門著名賭商、澳門華人領袖。[1] 父親蕭五，母親楊氏。[2]1898年，蕭瀛洲加入葡籍。 1903年7月，蕭瀛洲承充澳門白鴿票生意，五年為期。1905年11月，他與盧廉若、崔壽宸合作，承充澳門半島、氹仔、過路灣（今路環）闈姓生意，五年為期，每年繳承充規銀62000元。1906年6月，他與盧九合作，承充澳門半島、氹仔、過路灣（今路環）白鴿票、山票生意，五年為期，每年繳承充規銀162900元。 1907年3月，蕭瀛洲與孔詠裳、黃大經、盧廉若合作，承充澳門半島、氹仔、過路灣（今路環）一期闈姓生意，每月繳規銀5167元。同年，他與盧光裕合作，承充澳門番攤生意，五年為期，每年繳規銀450000元。蕭瀛洲經營白鴿票、闈姓、番攤等賭博項目，經營時間十年以上。同時，他與林蓮等華商創辦時豐銀號。1896-1903年，他與各個股東合作七年。1909年，他投資創辦寶裕銀號，並擔任司事。 1909年5月，澳葡政府將鴉片經營權收回，由政府統一經營，同時委託蕭瀛洲代理。此次，他代理煮賣鴉片，時間不長，至同年7月22日。當時，因他不依時將鴉片存項呈交，澳葡政府庫務司催逼甚急。 1910年8月，澳門鴉片專營權重新出投，以三年為期。蕭瀛洲與李世桂以139500元報價，結果不敵吳廣、馬池龍，後者以148750元競得。[1]1911年，蕭瀛洲以德成公司名義向澳門政府承投澳門番攤總公司。由於經營有術，頗有發展，成為各攤館之首。 1911年，澳門納公鈔至多之人，在30人中，他以納業鈔1367.4元、息鈔12.24元，共1379.64元，名列榜首。[2] 蕭瀛洲與人合股組建澳門時豐銀號、三記號，承批土地構築物業。經商之餘，他積極參與澳門時事政務及華人事務，是澳門最早期慈善機構同善堂創辦人之一。 1903年，蕭瀛洲出任澳葡政府業鈔公會副會員；1905年出任澳葡政府業鈔公會會員等職；1909、1910年以寶裕銀號司事“未掛號商人”身份，成為當年度澳門理商局局紳候選人。 1909年5月，蕭瀛洲等20多人代表澳門華商，出席在議事亭大堂召開的中葡政商各界會議，此次會議鑒於中葡勘界及香洲開埠對澳門構成的影響，與會者著重討論改良澳門治理政策問題，“華商薛棠、蕭瀛洲等則演說前三十年澳門興盛，近三十年之衰敗”。 會議再次提出華人設立商會問題，從而蕭瀛洲初步奠定華商領袖的地位。[1]1911年，署理澳督馬揸度（Á1varo de Melo Machado）宣佈成立慶祝葡萄牙民主革命成功周年的“總辦盛典大公會”，蕭瀛洲被推定為副會長，兼負責“辦理華人公眾禮節”第一分會會長，成為所有任職華商中地位最高者。[2] 1912年4月，孫中山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5月下旬，他回到闊別17年的家鄉香山，順道訪問澳門三天。他先往蕭瀛洲府第（今澳門百老匯大廈），下榻盧園春草堂，與園主盧廉若等人合照，會見澳門各界人士。[3] 蕭瀛洲一直是革命黨人採購洋軍火發動武裝起義的負責人之一，惠州起義、廣州起義等大部分槍支彈藥，都是他出錢出力購買。他給港澳同盟會首領謝英伯“藥商兼賭商經紀”身份和金錢，以便他在兩地活動。他出資幫助澳門同盟會員、疍家人梁鏡清開魚欄和攤館，掩護採購和走私軍火。[4] 1912年12月14日，澳門華商組織獲葡萄牙政府批准立案，名為“澳門商會”。1913年1月8日，該商會正式成立，蕭瀛洲擔任第一屆總理。[1]1930年，以他為首組建的“澳門番攤總公司”專營番攤承充到期，他擔任澳門華商總會主席兼鏡湖慈善會值理，因身體欠佳，決定退出賭壇，之後退出商場。[5] 他愛好古玩、珠寶鑽翠，清末在澳門、香港、上海、北京等地，收買不少古瓷和翠鑽等古物，收藏有宋鈞窯、汝窯瓷器和明清官窯瓷器等。他的長女與上海新惠人梁培（字植之）結婚。梁培青年時留學法國，回國後在上海寓居。受岳父的影響，梁培也喜愛收藏古玩。[6] 民初時期，澳門賣草地街巷口的“勝記”，憑“絲苗白粥”和“勝利牛脷酥”出類拔萃。老闆蕭姚氏是蕭瀛洲族侄媳婦。她原是蕭瀛洲家中廚婦，長得漂亮，擅長烹飪，被蕭瀛洲堂侄娶為妻子。據說勝記生意紅火，與蕭瀛洲關係很大——勝利牛脷酥的“神奇翻勝”功效，就是蕭氏旗下的賭場散佈出來的。[7] 澳門十月初五街12號有間金風燒臘棧極為有名，出品金銀膶（肝）尤其矜貴，豬膶甘香起砂又細膩無筋，肥豬肉如冰似玉，鮮爽不膩，肉香中帶出酒香。金風棧的創店老闆黃元鑫是新寧（今台山市）人，從小跟師傅學廚，廚藝不出色，卻學到著名的新寧臘味製作技藝。後黃元鑫來到澳門謀生，輾轉進入蕭瀛洲、盧廉若等經營的澳門番攤總公司當廚師，盧廉若大為讚賞黃元鑫製作的臘味，就叫他到盧園專門製作臘味。 黃元鑫嗜賭，欠下不少賭債。蕭瀛洲暗中將他的賭債全部承攬下來，又暗中唆使黃元鑫辭工，出來幫自己搞臘味作坊，以抵償賭債。於是，十月初五街金風棧創立。幾年後，金風棧臘味創出口碑，生意大好，黃元鑫欠蕭瀛洲的債還清了。之後兩人合股經營金風燒臘棧，蕭瀛洲佔大股，但一切經營全交黃元鑫管理。 1917年金風燒臘棧停業。因黃元鑫見賭心喜，舊癮發作，無心做臘味生意，多次央求蕭瀛洲給他打理一間攤館。蕭瀛洲細算後答應了，他將金風燒臘棧的三層樓作坊店鋪物業，改作金風攤館，交由黃元鑫打理，分紅提成，賭館收入比臘味生意要多。 30年代，蕭瀛洲等大賭商去世。黃元鑫受到高可寧等排擠，金風攤館不得不將結業。十月初五街12號整幢樓又改回經營金風燒臘棧生意，黃元鑫當時是業主兼老闆，親力親為，使金風臘味再度聲名鵲起。[8] 教育家蕭悔塵畢業後，經奔走募捐得款30多萬美元，回到香山覓址籌建醫院。當時得到蕭瀛洲後人支持，自願割讓水關街的“蘭陵別墅”，使院址擴大。1922年，蕭悔塵把醫院建成，定名為“僑立醫院”，成為當時珠江三角洲一流的醫院。[9]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80-181頁。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270頁。 [3]鄧開頌、謝後和：《澳門歷史與社會發展》，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第129頁。 [4]金英傑：《靈芝藥房秘密搞革命》，載《新報》，2012年12月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5]《新中央酒店僭建開賭》，載《新報》，2013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57427。 [6]陳重遠：《鑒賞述往事》，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296頁。 [7]金英傑：《勝利牛脷酥民初領風騷》，載《新報》，2013年6月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02765。 [8]金英傑：《金風棧燒臘滋味一世紀》，載《新報》，2013年2月12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214749。 [9]趙榮芳：《拓展中山教育事業的蕭悔塵》，載《中山文史》（第22期），中山：中山政協，1991，第80-82頁。

潘世謙，號兌庵，又號蛻庵[2]，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澳門三井洋行燕梭代理人、詩人。 父親經商。1912年，潘世謙移居澳門，1918年赴香港讀書，在聖士提反英文中學畢業，受業於賴際熙、區大典等耆宿。[2] 抗戰時期，潘世謙開始習詩詞，好文酒會，參加輔仁學社、清遊會、碩果詩社[3]、獅子山雅集，並成為創辦“錦山文社”十老之一。[2] 潘世謙著有《蛻庵詩存》、《浮生夢影》[3]、《蛻庵詩續浮生夢影合刊》（1981年刊印）等文獻。[4] 20世紀30年代，潘世謙代理澳門三井洋行燕梭（保險）；[5]晚年時候，返回香港居住。 1967年7月9日9點多，陳君葆到赤柱海灘散步，遇見潘世謙夫婦。潘世謙是慶廣的妹夫。大家聊起來，原來世謙嫂與冼玉清是聖士提反書院時的同學，她頗怪冼玉清不把百萬的遺產移到外邊來，辦一所醫學校來紀念自己，留傳於後！陳君葆對世謙嫂的說法，大為不解。[6] 現錄潘世謙作於1917年的詩兩首： 《南灣遠眺》 愛看秋色獨登台，蔓草斜陽迤邐開。[7] 幾片風帆成點綴，一條雪浪破天來。 《春日南灣》[3] 煙水迷濛細雨天，柳堤灣處泊漁船。 春潮微漲三竿綠，寒樹低迷隔岸煙。 帆影遠來香霧裡[8]，釣絲搖曳曉風前。 歸來已是春將盡，典卻輕裘作酒錢。 [1]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下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第495頁。 [2]鄒穎文：《香港古典詩文集經眼錄》，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236頁。 [3]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06-207頁。 [4]潘世謙：《蛻庵詩續、浮生夢影合刊》，2013年8月20日，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about/%E8%9B%BB%E5%BA%B5%E8%AF%97%E7%BA%8C_%E6%B5%AE%E7%94%9F%E5%A4%A2%E5%BD%B1%E5%90%88%E5%88%8B.html?id=VZa-GwAACAAJ。 [5]黃啟臣、鄭煒明：《澳門經濟四百年》，澳門：澳門基金會，1997，第309頁。 [6]陳君葆、謝榮滾：《陳君葆日記全集卷6：1967-1971》，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第75頁。 [7]迤邐：曲折連綿。 [8]香霧：帶有芬芳氣息的煙霧。張泌詞：“花滿驛亭香霧細，杜鵑聲斷玉蟾低。”

前中央駐澳聯絡辦官員。陝西人。畢業於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國際金融專業、高級經濟師。長期從事經濟金融研究、實務和領導工作。歷任廣東省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人民銀行廣東省分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廣東省分局副局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政策研究室主任、行長助理，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中國銀行董事長，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會長，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研究生部兼職教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95年來澳任新華通訊社澳門分社社長、200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2001年病逝。

潘禮臣，又名潘三益堂。澳門富商。 潘禮臣早年投資金融業，成為著名的泰和銀店股東之一。[1]他參與投資炮竹生意[2]，又在沙梨頭設復和隆繅絲廠，採用“內用水氣機器”。 清光緒八年（1882），澳門有四家機械繅絲廠設立，除潘禮臣一家外，還有葡籍華商曹有設廠在白馬行街，葡籍華商馮成設廠在蒲魚地，兩家都“用火器機器轉動而為者”，另外一家是在花園馬路的華商何連旺的粵和昌繅絲廠。[3] 光緒八年（1882），馮成去世。馮成生前的“十友”，即何桂（老桂）、陳六、羅澄波、胡袞臣、潘禮臣及馮成弟弟馮覺芬代何家管理生意。[4] 之後，潘禮臣和馮成的兩個兒子共同擁有澳門大街46號泰和銀店，該銀店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三月倒閉。[1] 光緒三十四年（1908）三月十四日，經澳門按察司兼理商局判定，澳門大街46號泰和銀店並股東潘三益堂即潘禮臣、馮蘿川、馮寶川（馮成之子）、關澄川、李蘭桂堂、盧焯之（盧九、已故）、蔡裕堂（已故）、張鴻景堂（已故）等准作倒盤辦理。[5] 清宣統三年（1911）四月七日，恆和公司股東及司事柯六控告大街泰和銀店東主及司事潘禮臣欠49106.46元及利息。之後，華商趙立夫、梁耀垣、盧直南、李業許、文凌州、周端甫、周繼英亦相繼控告潘禮臣虧欠帳目。而潘禮臣早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從澳門出外埠，所有其名下之產業移交李業許管理，李業許並代潘禮臣出資修整太平輪船。[6]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4-176頁。 [2]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39頁。 [3]查燦長：《轉型、變項與傳播澳門早期現代化研究鴉片戰爭至1945年》，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第179頁。 [4]馬光：《論近代澳門鴉片專營、貿易與禁煙問題（一）》，載“碧雲飄鶴＂網，2013年1月20日，http://www.maguang.net/archives/116。 [5]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53頁。 [6]吳志良、湯開建、金國平主編：《澳門編年史》（第四卷‧清後期1845-1911），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第2199頁。

柯正平，又名柯平，廣東省海豐縣人。澳門富商、社會活動家。柯麟弟弟。 正平出身於一個小商家庭，1927年，在廣東省海豐縣參加工農革命軍；1929年在香港從事愛國進步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後，在香港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為當時東江縱隊提供後勤服務。 1934年，正平到澳門繼續從事抗日救亡工作，創辦南光公司，為解放海南島和抗美援朝、打破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封鎖作出重要的貢獻。1936年，正平在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澳門共產黨組織機構的創建人之一。 1945年，正平領導和主要參與澳門同胞“光復回歸祖國運動”，1947年“澳葡和中國漁船事件”、“澳葡打死單車工人朱文彬事件”，1948年“澳葡頒佈工會合法化事件”，1947-1948年“澳門各界為粵省災民賑災捐款運動”等。 正平是中共在澳門的最高負責人，成為原中央港澳工作委員會主要負責人，是分治後的中共澳門工委的第一把手。20世紀30年代始，他參與澳門歷史上社會政治的一切大事件，並且都身處在關鍵位置。從營救失陷在港澳的數十位中國文化精英，到組建澳門抗日救亡隊伍，組建東江縱隊港澳支隊，他都是組織者和主要幹部。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正平策動澳門社團在澳門升起了五星紅旗。 1951年，正平發起澳門各界，開展慶祝“十一”國慶活動。 1953年“澳葡驅逐國民黨勢力出澳門”，就是正平運籌帷幄的結果。1955年澳葡企圖藉“澳門開埠四百年紀念活動”宣佈澳門改稱“葡國澳門省”，他領導澳人舉行大規模的抗爭行動，使澳葡的陰謀不能得逞。 1963年，他參與決策“中澳邊界劃定談判”。 1966年，他實際領導了澳門爆發著名的“一‧二三”運動。1967年澳葡向中共無條件妥協後，全賴於他主導澳門的善後穩定工作。 正平參與推動澳門回歸的歷史進程。 1975年1月葡國與台灣國民黨政權斷交；年底撤走駐澳門軍隊，解散葡國駐澳陸軍和海軍司令部。1976年葡國公佈《澳門組織章程》，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 1977年，葡國開始與北京進行建交談判。1979年2月8日中葡正式建交。 70-80年代所有有關中葡、澳葡政治大事，都是他主要參與推動。1984年開始中葡談判澳門回歸問題；1986年中葡正式談判，這其中的中方官方代表團名單中，第一名團員就是正平。 經過三輪談判，1987年3月26日，中葡兩國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正平在場見證這個歷史時刻；1988年開始起草《澳門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正式頒佈《澳門基本法》，期間，他就是主要立法者，他的地位和作用，遠超那些法律專家、草委。 在澳門回歸祖國的歷程中，正平先後擔任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談判中方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制訂和宣傳工作。在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期間，為籌建特區、實現澳門政權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他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澳門回歸後，正平努力推動“一國兩制”的實踐，堅決反對“台獨”，關心祖國經濟建設，支持特區依法施政。1999年12月20日，他以極為重要的位置見證了澳門回歸。[1] 建國初期至60年代初，正平先後主持創辦南通銀行、澳門中國旅行社，它們和南光公司成為澳門最早的三家中資公司，至今一直重要影響著澳門經濟發展。 南通銀行開辦初期，不過是一家小銀號，行址僅數十平方米，職工20餘人，只能經營存款、匯款和小額貸款等銀行業務，運作中困難很多。正平作為董事長，多方奔走呼籲，終於換來澳門同胞的理解，紛紛以到南通銀行儲蓄的實際行動來支持愛國銀行開辦。1987年，南通銀行全行職工670人，分行15家，總資產100多億元。 為適應澳門主權回歸的需要，澳門南通銀行全部資產無償轉讓給中國銀行，並於1987年完成法律程序，澳門南通銀行改名為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中葡兩國簽訂聯合聲明，1995年，澳門政府通過法律授權中國銀行可發行澳門鈔票地位。 正平積極為內地的經濟發展“牽線搭橋”；為推動廣東基礎建設發展，1981年，他多次與廣東省長劉田夫同志磋商，決定與廣東省人民政府合作，參與投資興建廣珠公路的沙口、洪奇、容奇等大橋；為此成立澳門聯合發展公司，向廣東方面投資港幣1.5億元，他被推舉為董事長；1984年11月，四座大橋全部竣工，令全長137.6公里的廣珠公路暢通無阻，不僅促進珠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的繁榮與騰飛，同時在全國創立“集資建橋、過橋收費、以橋養橋”的範例。[2] 1956年，正平在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1984年春節，鄧小平同志視察廣東，在中山溫泉賓館聽取他和有關人士彙報澳門工作；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再次接見他；1997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廣東廳，江澤民總書記與他親切握手。 2003年1月，正平榮獲澳門特區政府授予大蓮花榮譽勳章。 正平被選為全國人大第四至九屆代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柯正歷任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南通銀行董事長、澳門中國旅行社董事長、新華社香港分社顧問、南光（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銀行常務董事、新華社澳門分社顧問等職。在澳門回歸歷程中，先後擔任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談判中方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等職；在澳門工作60多年，生平猶如一部澳門近代史書，人稱“澳門王”。[1] 2005年9月30日，正平在澳門逝世，享年94歲。 近百位前任和現任的國家領導人發唁電悼念柯正平。 柯正平夫婦生育兩子兩女，但他創造的財富、地位並沒有代代相傳。女兒柯瓊說，父親從小對孩子特別嚴厲，我和妹妹從來都沒有甚麼特權，父親配有車，小時遇到颳風下雨，我想坐一下，但父親不肯，呵斥說這是國家配給的車，是用來開展工作的。二哥一直在做一名義務兵，大哥也只是在農村當幹部，都沒受到特別照顧。她自己畢業後在南光公司工作12年，後辭職出來。[2] [1]《不能忘記澳門的柯氏二兄弟——柯麟與柯正平》（轉“人民網＂），載“廣東省柯麟醫學教育基金會＂網，2012年3月20日，http://www.gdkelin.org/view.php?id=777。 [2]余彥君：《柯正平：心系祖國造福澳門的“地下澳督”》，載《晶報》，2010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