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炳炎，原名林福新，英文名Lam Bing Yim，清遠市清城區石角鎮田寮村人。恆生銀行創辦人之一、港澳知名富商。 父親林壽汝是一位老實的農民，生育子女多個，炳炎居長。炳炎童年時入讀私塾、小學，因家境困難而輟學，在廣州一家小錢莊做學徒；後被老闆的好友賞識，推薦到汕頭的錢莊做店員，負責外出收送匯單和錢幣，工作量很大。幾年後，炳炎基本學會經營錢莊的本領，就攜眷前往上海，自辦大昌錢莊。他堅持“顧客至上、服務第一”的宗旨，經過多年努力，僅在常德路街內，就開設多家店鋪；又與孔祥熙、宋子文等上層社會名流交往，成為上海頗有名氣的富商之一。 抗戰初期，炳炎向前線捐獻飛機，並購買糧食救濟廣東旅滬災民，知名度越來越高。 1933年3月，炳炎與摯友何善衡、盛春林、梁植偉、何添等集資十萬港元，在香港中環路創辦恆生銀號，自任董事長。炳炎在上海擁有產業，在廣州十三行開設昆昌銀號（抗戰勝利後改為匯隆），經常來往於香港、廣州、上海等地開拓銀號業務。恆生銀號是華資銀行，從事金銀、外幣買賣和匯兌、押匯業務，主要為中小客戶服務，生意越做越大，入股人越來越多。1937年，恆生銀號成為香港銀行、銀號大戶之一，當時《粵華報》稱炳炎為“金融鉅子”。 1941年12月，日寇侵佔香港，炳炎把資金轉移到澳門開辦“永華銀號”。他受到澳門總督的熱情接待，讓出澳督將軍府給炳炎居住，並聲言免收房租。[1] 當時，正值澳門鏡湖醫院因長期性高強度的施濟而面臨財源枯竭，炳炎受澳門眾華商推舉出任鏡湖醫院主席。他除弊革新，促使鏡湖醫院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同時，他建立自己在澳門社會的影響，推動澳門華人社區的新權力核心的形成，創下了造福萬民的功績。 炳炎接任鏡湖醫院值理會主席後，認為值理會處理醫務行政事務應有醫生參加，為此，次年推行領導制度改革，院長專責醫務，聘請柯麟醫生擔任鏡湖醫院首任院長。 一是改值理制為董事制，醫務方面由院長負責。 二是抗戰爆發後，鏡湖醫院施濟激增，入不敷出，加上連年捐輸，民窮財竭。炳炎不畏困難，除帶頭捐款外，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在銀行界發起為鏡湖醫院捐款，僅1945年募得經費13萬餘元，創下歷年籌款的記錄；1948年，他一次捐贈鏡湖醫院手術室價值1.5萬餘港元的設備。 三是向澳葡當局爭得中國醫師與葡籍醫師同等待遇。鏡湖醫院手術室建立後，中國醫師尚未取得手術權。按照澳葡政府規定，必須聘請葡籍醫師為外科主任，只有得到該主任授權，華籍外科醫師才能手術。對此，炳炎無法容忍，與澳葡當局據理力爭，終獲得澳督同意，使華籍醫師與葡籍醫師擁有同等的手術權；此舉彰顯了炳炎的民族氣節，華人無不贊佩。 四是以鏡湖醫院為陣地，形成澳門華人社團新的權力中心。鏡湖醫院建成後，成為澳門華人集議之地。 1912年，華人社區的權力中心開始從鏡湖醫院轉移到商會。1930年代中期，柯麟進入鏡湖醫院擔任義務醫師，設法提高共產黨在鏡湖醫院的影響。太平洋戰爭期間，鏡湖醫院成為共產黨保護下的進步文化人士撤出香港中轉回內地的地下交通站。炳炎入主鏡湖醫院前，向前任值理會提出與柯麟一起加入值理會的條件，得到同意。 為使柯麟順利進入值理會，炳炎親自遊說澳督，希望澳督批准柯麟加入值理會。當時澳督顧慮柯麟是共產黨員，炳炎對澳督堅稱，如果柯麟是共產黨，自己也是共產黨。終於，迫使澳督同意炳炎的要求。 不久，炳炎主持董事會，決定聘柯麟為鏡湖醫院院長，使柯麟順利取得鏡湖醫院醫務的領導權。20世紀40年代末，炳炎逐漸將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務委託時任副主席何賢來主持，形成何賢主持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務、柯麟主持鏡湖醫院院務的權力格局，使鏡湖醫院成為中華總商會之外澳門華人社團新的權力核心。炳炎有膽有識，敢作敢為，領導鏡湖醫院慈善會順利地渡過危機並取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個人品德和功績獲得澳門各界人士的敬佩和讚賞。[2] 抗戰勝利後，炳炎將資金從澳門轉回香港復辦恆生銀號，並率先拓展南北物資交流及匯兌業務，致力香港經濟復興。1946年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國統區貨幣貶值，香港黃金、外幣炒賣業高潮迭起，恆生銀號與同行一樣從中獲利，資金倍增。 炳炎知人善任，主張“凡能者舉之”。有不合條件的親友要求進入恆生銀號工作，他婉言拒絕：“你做生意不夠本錢，儘管說，但要求入恆生做事就難了。”多年來，在恆生擔任高級職務的不下數十人，卻沒有一個是靠他私情提拔上去的。有位友人因缺資金辦學而愁眉苦臉，炳炎知道後說：“錢還是要捐的，再窮也要辦學校。你做一個計劃，看要多少錢，我來幫你。”事後，還叮囑那位朋友不要告訴別人錢是他捐的。 三、四十年代，清遠縣多次遭受水災，炳炎向災民施粥分米、贈醫施藥；抗日戰爭期間，資助香港同鄉疏散回內地。他捐獻鉅款支持清遠師範、清遠中學、清遠方便醫院、香港東華醫院、澳門鏡湖醫院等建設。在家鄉田寮村，他出資建有東興小學，教學設備完善，當地孩子免費入校讀書，教師在校免費用膳。 興建興仁小學時，他捐資1000元白銀。在興仁墟、石龍頭村、東村，他捐資建三座鋼筋水泥橋。修建石泉坑水庫，他捐助白銀3000元。他成立林炳炎基金會在香港荃灣葵青區大廈街33號；建設潔心林炳炎中學在香港九龍橫頭磡富美街；建設嶺南大學林炳炎樓；幫助在粵港澳一帶活動的中國共產黨人等。 1946年，炳炎先後擔任香港清遠同鄉會、清遠公會名譽顧問，講一口石角蛇話。[1] 1947年2月15日，炳炎坐在沙發上因心臟病發而去世，年僅56歲。[2] 送葬之日，香港的花圈被購一空，護棺送葬的人群長達一公里之多。 “文革”期間，林炳炎在鄉的祖墓被破壞，房產和沒收。“文革”結束後，當地政府一度修復林炳炎祖墓。 林炳炎生育四子一女：長子林秀梁、次子林秀峰、三子林秀榮、四子林秀棠及女林麗冰。林秀梁是美國化學博士，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回港後進入恆生銀行，負責外匯業務；後升為副總經理，並進入董事局，1976年5月，因一場小病去世；其妻林李翹如為大學資助委員會主席，當律師和任教於中學，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前房委會主席王鳴及商業電台高層俞琤等都是她的學生。 在兄長去世不久，林秀峰和林秀榮辭退工作。林炳炎逝世後留下三億港元的遺產，指定其中兩億港元用於文化事業。1976年林秀峰入股佳藝電視台，成為董事之一；他熱烈追求港姐出身的無線電視台當紅藝人繆騫人；但佳視倒閉後，兩人就分手。 四子林秀棠一直保持低調，任職於大昌貿易行。[1]林麗冰嫁與陳姓人家，是嶺南教育機構有限公司主席，嶺南大學校董及校友。[3] [1]向耀佳：《恆生銀行的創辦人——林炳炎》，載《廣東史志》，1998年第10期，第52-53頁。 [2]清城區檔案局：《近代金融鉅子——林炳炎》，載“清遠市清城區人民政府＂網，2013年12月30日，http://www.qingcheng.gov.cn/info/73876。 [3]《林炳炎》，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1月26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7%82%B3%E7%82%8E。

何善衡，祖籍番禺縣（今屬廣州市海珠區）茭塘司石溪村，生於澳門一個貧困家庭。港澳實業家、銀行家、慈善家。 母親挑擔上街販賣棕繩度日，善衡在半饑半飽中度過了幼年；因無力支付昂貴的學費，十歲前未能入學讀書。之後，父母將他送回鄉下，入讀學費不高的私塾，期間，他學習《三字經》、《幼學瓊林》等古典啟蒙書籍，他刻苦攻讀，勤學不輟，能夠對課文背誦如流，深得老師喜愛。幾年後，他認識了許多字，明白一些為人處世的傳統道理。後來，家裡發生了變故，連低廉的私塾學費也交不起，他被迫輟學。 之後，善衡到了廣州一間鹽倉當雜工，負責清理場地，工薪低，生活艱苦。兩年後，他辭掉鹽倉的工作，轉行到一間金飾店當學徒。在金飾店，他學會了一門手藝，學到一些接待顧客的門道；同時，通過苦修自學，涉獵經濟、法律、市場行銷、心理學等方面知識，他22歲時被升任為金店司理（經理助理）。 善衡24歲時，決心自立門戶，辭去金店的職務，借了一筆錢與人合股於廣州上下九路開設了匯隆銀號，從事港幣買賣業務。經營六七年後，他與友人林炳炎、盛春霖、梁植偉在香港中環永樂街70號開辦恆生銀號，當時是1933年3月3日。銀號業務是買賣貨幣和黃金。 1941年，日寇侵華的戰火迫近香港時，善衡當機立斷，把全部資金調往澳門，使恆生銀號得以保存實力，避免了一場浩劫。恆生銀號遷往澳門，改名永華銀號，善衡與何鴻燊合辦大美洋行，優勢互補。何鴻燊利用官商的權利，爭取限額生意；善衡通過融資，保障資金正常周轉。大美洋行生意興隆，財源不斷。[1] 抗戰勝利後，善衡攜帶大量資金返回香港，參與黃金買賣業務。經過三年的“黃金大戰”，恆生獲得巨額利潤，並且成為香港黃金業界的權威。1960年元旦，恆生銀號正式改名為恆生銀行，註冊資金增至3000萬港元，在中環興建起恆生大廈，在九龍、旺角開設多間分行。[2] 善衡領導編制的“恆生指數”，作為股市升跌的參考係數，以其科學性和權威性而為世界所接受，並且一直沿用至今。 1965年，香港發生擠提風潮時，善衡毅然以讓出51%控股權為條件，引進滙豐銀行的大量資金，使恆生銀行安然度過危機，得以繼續發展，而他仍任董事長。在他領導下，恆生銀行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每年業務都保持兩位數增長。1972年更成為港內首家上市銀行。2008年，連同總行在內，恆生銀行已發展到1401家。市價總值次於滙豐，居於香港銀行第二位。善衡本人積累了逾百億港元的個人資產。 善衡富不忘本，造福桑梓。1937年，當他手頭稍為寬裕時，出資在家鄉興建劬勞小學，為家鄉學童提供免費教育，一直堅持到“文革”期間才被迫中斷；“文革”結束後，他立即匯來29萬港元重建該校。20世紀80年代開始，他先後給家鄉捐贈一大批車輛和縫紉機，支持家鄉發展生產； 1984年捐資150萬元在家鄉興建幼稚園、敬老院和文化室；之後又出資66萬元將劬勞小學全部校舍改建為混凝土結構，另撥款270萬元興建風雨球場；又捐出多處在廣州的房產，將租金作為教育基金，供學校永久使用。為了整治石溪河涌，他捐資100萬元；為籌建劬勞中學，他捐資250萬元；為將石溪衛生院改建為設備先進的石溪中醫院，他捐資546萬元。並且，他不顧自己80多歲高齡，親自審定醫院的選址、設計、施工和設備購置，使該院成為一間設備先進、功能齊全、具有現代化特色的醫院，造福家鄉人民。 善衡積極支持祖國的人才培養和福利事業。1985年，他捐資2000萬港元成立中山大學何氏基金會，以每年100萬港元利息資助中大管理學院的教學、科研和師資培養經費；並且為該院建造教學大樓和教師宿舍，購置一大批先進的設備，使之成為一所頗具規模的學院。 另外，1992年他捐資1500萬港元給廣州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興建“何善衡腦科中心”；同年捐資1000萬港元給番禺理工學院興建教學大樓，捐資2000萬港元給中山醫科大學興建教學實驗大樓；1994年捐資1500萬港元給廣州海珠區第一人民醫院興建醫療大樓；同年又與梁銶琚博士、何添博士、利國偉先生一道各捐資一億港元成立“何梁何利基金”，作為科學技術優秀獎基金，專門獎勵為國家作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 善衡平日簡樸節儉，一生不改其慈善為懷、急公好義的稟性。1983年，他以年事已高，辭去恆生銀行董事長一職，仍任名譽董事長，堅持到行辦公，享受高額的報酬，卻將全部酬金撥作教育和慈善事業的經費。 善衡先後獲得MBE勳銜、香港中文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和榮譽法律博士、中山大學榮譽顧問、OBE銜和CBE銜、泰國白象勳章、日本瑞寶章等多項榮譽，1990年和1993年先後被番禺市和廣州市授予榮譽市民稱號。 1997年，善衡因病在香港去世，享年97歲。 何善衡故居在海珠區石溪村涌邊街八號。[1] 1969年，何善衡著有《閱世淺談》一書；1983年出版《閱世淺談‧續篇》。 1998年10月23日，何善衡捐助800萬港元興建的清華大學土木館“何善衡樓”落成，教育部副部長周遠清、國家貿促會會長俞曉松及香港何善衡慈善基金會主席何子焯等出席落成典禮。 “何善衡樓”建築面積4000多平方米，總投資1600萬元人民幣。大樓由教學樓和大型結構實驗室組成，其中大型結構實驗室長48米，高22米，跨度30米，可進行大比例結構模型的三向靜力和擬動力實驗，成為目前國內外最大的一流結構實驗室之一。“何善衡樓”的建成，極大地改善清華大學結構工程教學與科研條件，並促進學校教育科研事業的發展。[3] 香港科技大學（簡稱“科大”）何善衡體育館因何善衡基金會得名，表達科大對何善衡基金多次大力捐贈的衷心謝意：1992年、2004年何善衡基金會分別捐贈科大1000萬港元。[4] [1]《海珠區政協何善衡故居》，載《廣州文史》（第68輯名人故居專輯），廣州：廣州出版社，2008，第133-136頁。 [2]《何賢的名氣與何厚鏵一樣響亮》，載“百家樂官方網＂，2012年8月21日，http://www.vshan.net/ty/291.html。 [3]江濤：《香港何善衡捐建清華土木館落成》，載《人民日報》，1998年10月26日。 [4]謝友國：《送你一座玫瑰園香港科技大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149頁。

前中央駐澳聯絡辦官員。陝西人。畢業於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國際金融專業、高級經濟師。長期從事經濟金融研究、實務和領導工作。歷任廣東省金融研究所副所長、所長，中國人民銀行廣東省分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廣東省分局副局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政策研究室主任、行長助理，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中國銀行董事長，全國港澳經濟研究會會長，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研究生部兼職教授，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95年來澳任新華通訊社澳門分社社長、200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2001年病逝。

馬萬祺，生於廣東省南海縣（今屬佛山市南海區）。港澳著名實業家、傑出社會活動家，澳門知名愛國人士。 祖輩務農，父親經商。萬祺五歲時，開始學習國文，喜愛書法。稍長，參加學生運動，支持抗戰。他15歲時，父親去世。他17歲時，繼承家業。 1938年，廣州淪陷，萬祺經營的信興、信棧、昇平、昇昌、永和興等糧食土產批發商行被日軍炸毀燒光。之後，他離穗來到香港開拓事業。在友人的幫助下，他很快恢復商業運作，經營進出口棉花、紗布和糧油食品生意，漸漸站穩了腳跟。 1938-1941年，他在香港成立泰生行、永裕昌等商行，並出任經理。1941年12月，日寇侵佔香港時，他創下的一點基業，又被日寇掠奪。 為避戰亂，萬祺留居澳門。在澳門安頓下來後，他首先想到不是自己多賺錢，而是支持內地人民開展抗日活動。通過當時廣州灣（今湛江）法國總督駐澳門的關係，他組織開辦一家葡法洋行，專門將抗戰物資中轉運往內地；又開設大豐銀行，加強澳門與內地金融業務來往。 1941-1944年，萬祺名下有與友人合營的恆記公司、廣生商行、和生商行等生意，都致力於抗戰物資運輸。1944-1946年，他擔任鏡湖醫院慈善會董事、副董事長、董事會主席。[1] 40年代中期，萬祺結識港澳文化界知名人士夏衍、茅盾、陽翰笙、馮裕芳、梅龔彬、柯麟、李一氓等人，交情甚深。 1943年1月15日，萬祺與相戀多年的羅柏心喜結連理。結婚當天，嘉賓絡繹不絕，其中不少是澳門工商界知名人士及政府官員。婚禮開始，證婚人是前廣東省財政廳廳長馮祝萬，他告訴大家，這場婚宴原來準備五萬大洋，一對新人說服雙方父母，決定把這五萬筵金捐出，全部電匯到廣東省婦女會，作為抗戰時期兒童教養院撫育孤兒的經費。話音剛落，在場所有賓客對這對新人及雙方家長刮目相看，敬佩不已。之後，婚宴成為簡單的茶話會。 婚後，萬祺夫妻同心，相濡以沫，同心協力發展事業，從最初一家米鋪的生意，發展成為澳門數一數二的商業王國。 當時在澳門，萬祺要為祖國做事，經常會遇到危險。有個晚上，一家人晚飯後正在客廳小坐，突然屋外一聲巨響。後來，他到院子一看，只見圍牆已被炸去半堵，幸好當時沒有人在後院。後破獲了特務組織，才知萬祺被列入了黑名單。 40年代末，萬祺在香港認識廖仲愷夫人何香凝，不久認識廖承志。1956年春，何香凝誠邀萬祺夫婦到蘇杭遊覽。萬祺夫婦到達蘇杭，只見到處花紅柳綠，沿途都有廖承志為他們準備的新房，新房內香茶醇酒，糖果美點，彩帳紅褥，喜慶的氣氛猶如新婚。羅柏心感動不已，結婚13載，他們已是五男二女的父母了，如今歡度蜜月，真是沒想到。 1946-1947年，萬祺組建新中國銀行；1947-1948年組建大華行，擔任總經理、董事長；1948-1950年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副理事長、副會長、會長。 1950-1992年，萬祺先後擔任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理事長、名譽顧問，澳門勞工教育協進會主任，澳門籃排球總會、乒乓球總會、游泳總會、象棋總會會長，澳門東亞大學董事會主席、諮詢會主席，濠江中學、培道中學、商訓夜中學、廣大中學、青洲小學、鏡平小學校董會主席； 又任澳門中國土特產公司、大生建築置業有限公司、聯生發展有限公司、新建華建築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華南企業公司、廣東華僑投資公司、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廣州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中國國際投資公司董事（副董事長）； 擔任暨南大學、南京大學、仲愷農業學院副董事長，廣州大學、南海中學、何香凝紀念學校名譽校長，廣東省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委、名譽會長，廣東省政協常務委員，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等職。 1993年始，萬祺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五屆、六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八屆、九屆、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六屆、七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文革”期間，廖承志一家遭到迫害。萬祺叮囑在京工作的兒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分清是非，堅持正義。1968年，廖承志被“造反派”關押，年屆九旬的何香凝心緒不寧。萬祺和妻子知道後，帶上何香凝喜歡的曲奇餅等食物及其所需的藥物，毅然從澳門來到北京北新橋三條住處向老人問候，並看望廖承志夫人經普椿。萬祺夫婦情真意切對待朋友，讓廖家人倍感溫暖。 1950年，萬祺與葉劍英相識，交情深厚。1952年，葉劍英得知萬祺肺病復發，馬上把他請到北京醫治，使他的病很快得到根治。“文革”開始，萬祺夫婦得知葉劍英也受到衝擊，冒險前往葉帥府上探望。葉劍英反而安慰萬祺，希望他們在港澳地區繼續做好團結人民的工作，消除“文革”在海外的不良影響。1967年初，葉劍英怕萬祺在北京讀書的兩個兒子蒙冤受屈，不顧自己處境艱難，想方設法把兩個孩子接到家中妥善保護，叮囑他們好好讀書。70年代初，葉劍英得知萬祺的身體很不好，立即讓他把病歷送到北京請專家會診。院方對萬祺的治療方案，葉劍英親自過問，勸他採用內科新法治療，效果十分理想。[1] 新中國成立後，萬祺積極投身於祖國建設事業，1950年協助駐澳門國營機構搶運戰略物資，支援大軍解放海南和廣西。抗美援朝期間，他與澳門愛國人士一起，從國外採購物資運進國內。他每年都積極組織和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活動，宣傳祖國的建設成就。 萬祺數十次參加港澳工商界代表團回祖國內地觀光，為祖國建設獻計出力。他聯絡廣東、福建兩省華僑投資公司及華南企業公司，使興僑飯店很快落成，成為新中國首都的第一家現代化賓館，適應對外交往的需要。他積極組織和推動澳門工商界回國，參加各類工商交流活動及一年兩屆的廣州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 他在澳門的投資和經營專案絕大多數與發展國內經濟、拓展中國產品的國際市場相關，先後與愛國人士及國際友人組成以經銷中國輕工業品、糧油產品為主的新中行，經銷中國建築材料、水泥、工藝品、抽紗刺繡及農副畜產品的大華商行、中國國華公司等。通過華南企業公司、廣東華僑投資公司、廣州和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參與國內投資，在香港、澳門參與中資公司投資，為國內產品在港澳開拓市場，並通過港澳轉口把國內產品推向海外。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萬祺與霍英東、何賢率先向珠江三角洲投資，興建國內第一家合資的星級賓館——中山溫泉賓館，興建橫跨珠江支流的四座大橋，使澳門廣州之間交通得到有效改善。 萬祺向家鄉南海和內地捐款項目很多，涉及教育、體育、醫療、文化等領域。1991年華東水災，他捐獻港幣100萬，親自到華東災區慰問災民。他擔任中華文學基金會副會長，積極為祖國文學事業出錢出力，如安徽合肥市文聯的“文采大廈”，為資金所困，成為挖了地基、擱置五六年的“文藝大坑”。1992年，他率港澳捐贈代表團赴安徽災區，瞭解實情後說，決定慷慨捐建，兩年後，這座現代化的集餐飲、娛樂、商場、客房等於一體的“文采大廈”建成使用。 1987年4月，中葡兩國簽署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規定澳門將於1999年回歸中國。萬祺認為香港和澳門的問題，實行“一國兩制”，解決得非常好。當時他在北京參加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興奮激動，即興賦詩抒懷。 根據聯合聲明，中國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萬祺就任起草委員會副主任。為此，他參加歷時四年零五個月艱巨細緻的基本法草案的起草擬定工作，全力以赴，奔走於北京、廣州、澳門、珠海之間，與各位委員一起對基本法條文一條條、一句句反覆推敲，期間，僅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就召開九次，而主任會議和各專題會議不計其數。 為了迎接澳門“九九”回歸，萬祺在地產、建築和工業等領域加大自己在澳門投資份額，並參與澳門大型發展專案，帶動澳門工商界，滿懷信心迎接澳門回歸。[2] 1993年，萬祺和羅柏心慶祝金婚紀念，一家39人歡聚一堂。夫婦倆經常教導子孫們說，水有源頭樹有根，要多讀中文，不論身居世界何處，都要常回祖國，常回澳門。幾十年來，萬祺的生活充實美滿。他習慣早睡早起，心情開朗，不吸煙，不喝酒；平時打太極，散步，寫詩，會友和看孫輩。 三子馬有禮在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畢業，是澳門中華總商常務會董、澳門行政會成員、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第一、第二、第三屆委員。 萬祺不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且一位激情洋溢的詩人、書法家，其書法主要臨習顏真卿、王羲之諸家墨蹟及《泰山金剛經》等，工楷行書，所作楷書，端嚴雄秀，行書樸拙清逸。作品多次入選港澳地區大型書法展覽，被收入作品集並發表於報刊，勒石於風景名勝區、碑林等處；著有《馬萬祺詩詞選》一書，由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3] 2014年5月26日，萬祺在北京病逝，終年95歲。[1] 6月1日上午，馬萬祺先生公祭儀式在澳門綜藝館隆重舉行，多位國家領導人以及澳門各界人士出席致哀。治喪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致悼詞，盛讚馬萬祺先生愛國愛澳的一生，稱他的逝世是國家及澳門的重大損失。 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等國家領導人和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等中央機構致送了花圈。中央有關部門和駐澳門機構、澳門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香港、台灣以及海外各界人士、廣東省政府及澳門各界人士都致送花圈。馬萬祺遺體安葬在澳門氹仔永遠孝思墓園。[4] [1]《馬萬祺先生生平》，載“新華網＂，2014年6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01/c_1110951360.htm。 [2]吳躍農：《馬萬祺詩話祖國情》，載“光明網＂，2007年6月21日，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1/content_133563.htm。 [3]金通達：《中國當代書法家辭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504頁。 [4]《馬萬祺公祭儀式在澳門隆重舉行多位國家領導人出席》，載“中新網＂，2014年6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a/2014/06-01/6234875.shtml。

馮成，又名馮鳳韶，南海縣官窯鄉（今屬佛山市南海區官窯鎮）人。[2]澳門富商、澳門近代工業的開拓者之一。[1] 馮成早年因往返澳門做絲茶生意，接觸到天主教，後來定居澳門，加入葡國籍和天主教，教名為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2] 1880年6月17日，馮成與曹有同時獲得葡萄牙王室御賜聖母金星，當時成為最早獲此殊榮的晚清澳門華商。 馮成先後經營澳門多項專營生意，其中以賭博為主，1875年、1878年、1881年成為澳門闈姓承充人。1874年、1875年、1878年，馮成承充氹仔、過路灣（今路環）賣鴉片煙和番攤攬頭生意。1877年，馮成承充澳門白鴿票生意兩年。 1875-1882年，馮成是一位善於承充專營生意的商人。1882年4月，以馮成和何桂、陳六、何德昌、黎才、林含蓮、胡袞臣、盧九、何連旺等為首的一眾商人，承充專營生意的華商聯名，向澳門總督察控華政衙門，“緣商等如遇有人違反承充合同條款，即行察控華政衙門，惟該官屢次阻礙承充之益等情”，為此，眾華商請求嚴查違反承充合同者，華政衙門對此應嚴加處置，“商等深知大人可能傷令將商等與貴公物會所立各合同之各款而行，是以特為聯察，伏乞設例防備，庶免商等再加受虧可也”。 馮成是澳門近代工業開拓者之一，1882年4月，他向澳葡政府申請在蒲魚地和隆園西邊設立兩間繅絲廠。 馮成與何連旺、盧九、陳六等人合作創辦另一間較大的織造匹綢廠，男女工人八百多名，每人每日工資八九分。同時，馮成投資多家工廠。 1882年農曆六月初五，馮成去世。 馮成居住大堂坊醫人院街第一號屋，妻子亞納‧若敬納‧梁‧沙勿略（Anna Joaquina Leong Xavier），生育三子：馮洛泉、馮嘉端、馮嘉恩，其中長子馮洛泉生於1878年。 馮成去世時，三個兒子尚小。[1] 馮成生前的“十友”，即陳六、羅澄波、胡袞臣、潘禮臣等及其弟馮覺芬代理代管生意。[2]馮成早年投資金融業，成為著名的泰和銀店股東之一。 之後，馮成的兩個兒子與潘三益（禮臣）共同擁有營地大街四十六號泰和銀店，該銀店於1908年3月倒閉。1889年，馮洛泉接管父親的銀業等生意。[1]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74-176頁。 [2]馬光：《論近代澳門鴉片專營、貿易與禁煙問題（一）》，載“碧雲飄鶴＂網，2012年6月18日，http://www.maguang.net/archives/116。

李鏡荃，字鏡荃[1]，又名李光、李鏡全、李鏡泉，新會縣七堡鄉（今屬江門市新會區七堡鎮）人。澳門富商、澳門商會副總理。 李鏡荃家族很早投資銀店生意。其父碧光堂於1881年，與盧九、蔡康等人合作經營寶行銀號生意。 除經營闈姓生意外，李鏡荃多次承充經營澳門火水（煤油）、火藥生意，成為當時著名的硝商。 1897年1月，李鏡荃承充澳門半島、氹仔、過路灣（今路環）及其屬地售賣出口入口火水生意，為期兩年。1897年3月，他承充澳門半島、氹仔、過路灣及其屬地出口入口、制賣火藥硝及硫磺生意，為期兩年。 李鏡荃與妻子陳氏生育三子：長子李際唐（翹燊）生於1882年；次子李翹慶（保榕），又名李子農，生於1884年；三子李耀倫生於1901年。 據說，1904年，李際唐參加光緒甲辰科（清朝最後一科）會試，當時李鏡荃在經營闈姓，以十萬元的代價，覓得“槍手”入闈作弊，把李際唐“扛”成一名翰林。李際唐成為澳門史上唯一的一位翰林學士。[2] 1908年，澳門舉辦賣物賑災會，李鏡荃積極參與其中，購買繡品、煙仔等物品。[3] 寶行銀號多個股東去世後，其後人掀起了一場浩大的訴訟，李鏡荃被捲入案中，但其經營的銀號屬於家族生意。在經歷寶行銀號風波後，1910年，李鏡荃另外投資寶得銀店，擔任司事一職，並以“未掛號商人”身份，參與當年理商局局紳的競選。 1911年，成為李鏡荃事業的鼎盛時期，年初，他出任公鈔會副會員；3月擔任公鈔會會員，同時被公鈔局列為“納公鈔至多之人”。1913年1月，澳門商會成立，他被選為副總理，成為新一代華商領袖。[2] 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時，李鏡荃積極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不顧長子李際唐等親友反對，義無反顧地資助革命黨人，公開為孫中山等革命活動撐場；長期接濟孫中山在澳門的家眷十多年。他多次在澳門和廣州與孫中山會晤，每次一定贈送孫中山金錢逾千元，大力支持革命。[4] 李氏家族在澳門的龍頭生意是“富而貴闈姓彩票廠”，位於草堆街船澳口七號（今“永安號”鋪位），是當時澳門“五大闈廠”之一，專做省城五邑（新會、台山、恩平、開平、鶴山）籍人士的彩票生意及五邑各鄉鎮的彩票生意，生意興隆。 在李際唐“扛”得翰林後不到一年，“富而貴闈姓彩票廠”結業了，因大清朝鄉會歲科試一律停止而停業。澳門人都說“李光（鏡荃）標到科舉會試標尾會了”。[1] [1]《澳商“標尾會”子成進士》，載《新報》，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34291。 [2]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181-183頁。 [3]湯開建等：《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218-219頁。 [4]金英傑：《靈芝藥房秘密搞革命》，載《新報》，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92090。

潘世謙，號兌庵，又號蛻庵[2]，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澳門三井洋行燕梭代理人、詩人。 父親經商。1912年，潘世謙移居澳門，1918年赴香港讀書，在聖士提反英文中學畢業，受業於賴際熙、區大典等耆宿。[2] 抗戰時期，潘世謙開始習詩詞，好文酒會，參加輔仁學社、清遊會、碩果詩社[3]、獅子山雅集，並成為創辦“錦山文社”十老之一。[2] 潘世謙著有《蛻庵詩存》、《浮生夢影》[3]、《蛻庵詩續浮生夢影合刊》（1981年刊印）等文獻。[4] 20世紀30年代，潘世謙代理澳門三井洋行燕梭（保險）；[5]晚年時候，返回香港居住。 1967年7月9日9點多，陳君葆到赤柱海灘散步，遇見潘世謙夫婦。潘世謙是慶廣的妹夫。大家聊起來，原來世謙嫂與冼玉清是聖士提反書院時的同學，她頗怪冼玉清不把百萬的遺產移到外邊來，辦一所醫學校來紀念自己，留傳於後！陳君葆對世謙嫂的說法，大為不解。[6] 現錄潘世謙作於1917年的詩兩首： 《南灣遠眺》 愛看秋色獨登台，蔓草斜陽迤邐開。[7] 幾片風帆成點綴，一條雪浪破天來。 《春日南灣》[3] 煙水迷濛細雨天，柳堤灣處泊漁船。 春潮微漲三竿綠，寒樹低迷隔岸煙。 帆影遠來香霧裡[8]，釣絲搖曳曉風前。 歸來已是春將盡，典卻輕裘作酒錢。 [1]方寬烈：《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下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第495頁。 [2]鄒穎文：《香港古典詩文集經眼錄》，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236頁。 [3]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上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206-207頁。 [4]潘世謙：《蛻庵詩續、浮生夢影合刊》，2013年8月20日，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about/%E8%9B%BB%E5%BA%B5%E8%AF%97%E7%BA%8C_%E6%B5%AE%E7%94%9F%E5%A4%A2%E5%BD%B1%E5%90%88%E5%88%8B.html?id=VZa-GwAACAAJ。 [5]黃啟臣、鄭煒明：《澳門經濟四百年》，澳門：澳門基金會，1997，第309頁。 [6]陳君葆、謝榮滾：《陳君葆日記全集卷6：1967-1971》，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第75頁。 [7]迤邐：曲折連綿。 [8]香霧：帶有芬芳氣息的煙霧。張泌詞：“花滿驛亭香霧細，杜鵑聲斷玉蟾低。”

黃豫樵，香山縣（今屬中山市）人。[1]清末民初澳門資本家。 父親黃焯恆。黃豫樵幼時在石岐蕭閬潮館讀書，喜歡作詩，擅長書法；[2]先後創辦永康置業澳門有限公司、澳門得利公司、澳門廣利公司、澳門廣裕盛什貨、澳門國華戲院、泅德銀號[3]；成為澳門早期華人富商之一。 1911年前，澳門商人沒有成立團體。1911年，華商蕭瀛洲等發起籌備組織“澳門商會”，擬定綱領，1912年12月14日獲澳葡政府批准立案。1913年，澳門商會正式成立，公推蕭瀛洲為首屆總理。當時沒有會所，暫借同善堂為臨時辦事處。同時，以“旅澳華商總會”名義，獲得中國政府工商部批准立案。1916年，正式定名為“澳門中華總商會”。1930年，盧焯擔任總理，黃豫樵擔任副總理，購入議事亭前地十八號作為會所。[4] 1935年，濠江中學由前校長黃健接辦，黃仲榆為董事長，黃柱記、黃豫樵、黃渭霖等組成校董會。幾年後，學校發展為完全小學，1936年開設初中一年級，學生達二百餘人。[5]現在澳門雲泉仙館，在抗戰前是旅澳西樵道侶的聯誼處。抗戰期間，西樵淪陷，雲泉仙館同門四散，道侶來到澳門暫避。1940年，黃豫樵、何海科等召集道侶成立聯誼處。[6] 1947年，黃豫樵通電全國機關及參議會，提倡恢復讀經，並擇簡要編入高小以上課程，得到五省參議會來電贊同。 民國時期，楊子毅等人倡建中山紀念圖書館，黃豫樵捐國幣350萬元。[7] 澳門東望洋山“白頭墳場”與上松山的斜坡間，有座著名的“焯公亭”，扼守幽徑咽喉，背山面海。亭為六角，古樸典雅，兩柱嵌有對聯，為黃豫樵所撰： 悅耳沸松聲，仰瞻喬木高枝，恍憶鯉庭趨對日； 停縱看海景，感到長風巨浪，應多鵬翮奮飛人。 在澳門松山涼亭，黃豫樵撰寫（木質）對聯一副，白底紅字，楷書：[8] 風和日麗，健體強身宜晨運； 花香鳥語，舒胸暢懷樂談天。 1949年春，黃豫樵出資建立焯公亭，以紀念父親九秩冥壽。當時，他自行堪輿，選此建亭。他認為此亭選位恰在“松山東南兩翼之中”，為吉位名曰鵬背，這樣既尊先人賓天，又主後人生發。他對風水術數頗為精通，在澳門文人圈中素有名氣。 然而，澳門康公廟前的一眾風水師卻認為，白頭墳場立後山界碑，猶如為白頭夷守孝，更有說焯公亭得窺天葬，是大不吉的。據說，焯公亭建後，黃豫樵百病纏身。之後家族四散流離。[9] 20年代，黃豫樵在中山石岐開設泗德銀號時，向來穩紮穩打，不做投機買賣。當時石岐廣衡銀號的倒閉，它由一個有名的資本家開設。因司理人郭熾雲炒買幣，損失很大，他以欺騙的手法，向泗德銀號借了很多金幣和黃金。黃豫樵誤信同業，致被拖累，損失了幾十萬元，同時拖累瑞升銀號損失了42萬元。泗德銀號東家從澳門匯回20餘萬元還債，瑞升銀號交出產業，開投變價得款37萬元還債。[10] 黃豫樵歷任澳門六和自來水有限公司、澳門電燈有限公司、澳門永康有限公司董事長，岐關車路有限公司董事、澳門永廉置業有限公司總司理等職；出任澳門商會副主席及監事長。 他熱心教育事業，創辦澳門粵華學校、澳門孔教學校，並出任校董；後出任澳門孔教會會長及監事長；著有《孝友齊家集》數種。[1] 1956年3月26日，澳門工商界名流組團赴穗參觀展覽，黃豫樵任團長，全團共22人。黃豫樵之子黃仲良擔任澳門同善堂主席，繼承祖父、父親的優良傳統，積極參與公益慈善活動，貢獻良多。[11] 1963年癸卯兔年，澳門孔教會、同善堂於10月14日（農曆八月二十七日）下午1時舉行隆重的祭孔典禮，數百人出席，紀念孔子誕生2514周年，儀式古雅，氣氛熱烈。當日，孔教會在聖堂舉行祀聖典禮，該會主席何賢因事未能到會主祭，改由該會副主席莫培樾任主祭。並由崔德祺、黃仲良、胡煜榮、冼永就、陳伯墉、劉明新、林文照、蕭俊欽等知名人士參加。[12]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7頁。 [2]《澳門名勝楹聯輯注》，載“中國對聯集成編校室＂網，2013年6月6日，http://china-liand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060。 [3]中山政協：《中山文史》（第1-3輯選刊），中山：中山政協，1989，第93頁。 [4]《濠江中學史略》，載“濠江中學＂網，2012年12月20日，http://www.houkong.edu.mo/intro/history/before2004.htm。 [5]《澳門中華總商會史略》，載“澳門中華總商會＂網，2012年12月18日，http://www.acm.org.mo/intro/history.htm。 [6]李長莉、左玉河：《近代中國社會與民間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第440頁。 [7]《中山市石岐區文物古跡介紹——賡建圖書館三樓碑記》，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日，http://www.zsda.gov.cn/plus/view.php?aid=5072。 [8]《澳門名勝楹聯輯注》，載“360doc個人圖書館＂網，2014年5月6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9731268_351566854.html。 [9]《東望洋山白頭墳場成澳門巴斯人天葬台》，載《新報》，2013年3月16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31787。 [10]繆文雨、高煥章：《石岐銀業的回憶》，載《中山文史》（第3輯），中山：中山政協，1965，第12-19頁。 [11]《澳工商界名流組團，今日赴穗參觀展覽，黃豫樵任團長全團共二十二人》，載“海外華人華僑剪報資料庫＂網，2013年11月20日，http://libproject.hkbu.edu.hk/was40/detail?record=8&&channelid=4935&searchword=%E6%97%A5%E6%9C%9F%3D1956.03.26&ispage=yes。 [12]《附件四：同善堂祝聖慶典》，載《澳門日報》，1963年10月15日。

朱梅官，原名朱作寧，字雪溪，西名Choo Mie-Kwa，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早期著名華商。 清乾隆年間，朱梅官來到澳門開店經營絲茶貿易，逐漸致富，由監生捐官為納州同職銜，時人稱為“朱梅官”。 朱梅官在澳門開辦商行，同時經營銀號，成為澳門當時著名的華商之一。他與澳葡判事官眉額帶嚦關係密切。眉額帶嚦是當時澳門的重要葡商，擔任澳葡判事官一職16年，與英國的大鴉片商比爾勾結，大規模地經營鴉片貿易。 在巨額利益的驅使下，朱梅官成為清嘉慶年間澳門主要的華人鴉片商。[1] 朱梅官等六人用布匹、茶葉兌換葡萄牙人安多利的胡椒、海參，除貨抵外，安多利還應找回梅官番銀3480元。安多利擬於1814年9月底回國，所乘之船停泊於香山縣外海。朱梅官等人趕至逼索欠銀。適逢有葡萄牙船駛到，安多利當向船長借銀。該船長回答無銀，僅有鴉片。結果，朱梅官等應允收下鴉片120筒（每筒約二斤七兩）。因鴉片是禁品，朱梅官等擔心不得上岸，碰巧有小舟經過，乘機把鴉片轉賣給一夥不相識的人，得銀3840元。 海盜張保仔被清廷招安，他深悉鴉片貿易實情。在緝獲若干鴉片走私船後，通過審訊，他獲悉澳門有個鴉片窩子。福建方面就把情報移送廣東當局。1815年春，兩廣總督據此查拿涉案的澳門居民紀申官、王侖官、朱梅官等20人。 香山縣官員乘機敲詐，透出口風：若交八萬銀元即可放人。勒索金額太大，鴉片商拒絕。於是，朱梅官等六人依法被解送到廣州。在一番行刑逼供後，他們被迫供認販賣鴉片的事實。[2] 朱梅官獲罪充軍後，致函眉額帶嚦借錢，照例贖罪。 朱梅官等人後被革去職銜，在犯事地方各枷號一個月後，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賣鴉片銀兩被充公。朱梅官一案，成為清政府禁煙政策變化的一個契機。 澳門華商走私鴉片，無不與澳葡有關，清政府對澳葡採取了較為嚴厲的管制措施。之後到澳門貨船，均須逐船查驗，如一船帶有鴉片，即將此一船貨物全行駁回，不准貿易。若多船皆帶有鴉片，也必將各船貨物全行駁回，都不准貿易，立即逐回本國。[1] 現今，澳門新馬路爐石塘街口，1918年開闢新馬路之前，有一條小巷弄名曰“賦梅里”，就是朱梅官大宅所在。因他極愛梅花，在家中花園植梅百株，為當時澳門華商津津樂道。朱梅官犯事被抄家後，香山縣丞將他的大宅拍賣所得款項入庫。“賦梅里”不復有梅花，但巷里名稱仍存留至今。[3]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2006，第43-44頁。 [2]雪珥：《腐爛的帝國》，載“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網，2012年8月11日，http://zgrmdx.dooland.com/wap/article.php?id=176747&verify=&m=。 [3]金豐居士：《盧氏娛園慘遭商家摧殘》，載《新報》，2012年8月11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64897&scid=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