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二年(1517年1月22日─1518年2月9日)6月17日，费尔南•安德拉德船队护送托梅•皮雷斯从马六甲出发前往中国，此船队共计8艘帆船。其他7艘船的船长分别是西蒙•阿尔卡索瓦(Simão de Alcasova)、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Jorge Mascarenhas)、若尔热•博特略(Jorge Botelho)、罗博•法尔康(António Lobo Falcão)、佩罗•苏亚雷斯(Pero Soares)、马努埃尔•阿拉乌若(Manuel de Araújo)及马尔廷•格德斯(Martim Guedes)。船上随行的有大使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及他的使团人员和随从。《若昂•德•巴罗斯亚洲史—旬年史之三》第2篇第6章及第8章，转引自金国平：《西方澳门史料选萃(15—16世纪)》，第126页及135页(下文所引巴罗斯资料均出自金国平书，所引页码亦为金译本之页码，不另注)。

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6月17日，安特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率舰队从马六甲出发前往中国，皮莱资以葡印总督特使身份随行。8月15日，抵达屯门登陆，“盖房树栅，恃火铳自固”。9月间溯珠江而上，直达广州要求通商。明朝以“其国素不列王会”，“诏给方物之值，遣还”。

万历三十年（1602年1月23日─1603年2月10日）6月17日，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亚洲派出第一支远征舰队，由韦麻郎（Wijbrand Van Waerwijck）率领，次年4月到达万丹。荷兰人东来给取道中国南海的贸易体网络体系带来了一些新变化。首先，在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中，荷兰东印度公司对葡人商船的侵袭使葡人转而加强了以澳门——马尼拉为轴线的航行（因为西葡两国的合并，促使他们联手对抗共同的敌人）；其次，荷兰人的封锁和海盗行为——最早在澳门地区，后来是台湾海峡，再到柔佛—廖内地区——起到了另一种作用，即促使澳门意识到，除了加强马尼拉的投资，将力量集中到对日贸易上正是时机，这会比经两航路至马来世界等港口更加安全。包乐史：《中荷交往史（1601—1999）》，第37页；普塔克：《明代澳门与东南亚的贸易》，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379页。

崇祯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6月17日，澳门土生葡人庞类思（Luís Gonçalves）修士殁于杭州。庞类思，字克己，1607年生于澳门，父葡萄牙人，母澳门人，1627年加入耶稣会。庞类思谨慎谦卑，虽贱事亦不惜为之，澳门人皆云：澳门人如有加圣号者，幼年修士庞类思当为第一人。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199页。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2月7日－1713年1月25日）6月17日，澳门政府派了一名法官加斯巴．法兰古率领几位军官、士兵到达外方传教会教士梁弘仁与传信部神父沙国安、安德烈．坎德拉（André Candela）、铁多明（Dominique Marquini）的住所，要求他们签署一份文件，保证未经葡王的同意，不得在澳门和中国发表教宗的敕谕。在遭到拒绝后，澳门政府便将其四人软禁起来。韩琦：《瀛洲圣阙关山重：1709年教皇信滞留澳门始末》，载《文化杂志》第59期，2006 年。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2月11日－1718年1月30日）6月17日，澳门市各元老和议事会及澳督马玉准备向前来澳门巡访的两广总督提交一份九点意见书，请求终止中国官员随意干涉，并要求建立一条使他们无须通过各部便可以控诉的渠道。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93页。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2月11日－1718年1月30日）6月17日，澳门议事会建议向两广总督投诉华人偷盗事宜。先是，因澳门城内华人偷盗活动猖獗，致使澳门居民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因此决定，将城内的华人赶出城去。此事遭到香山县与前山寨的官员反对，并出面干涉澳门议事会的行动。《澳门档案》1964年11月，第266页，转自文德泉：《关于澳门土生人起源的传说》，载《文化杂志》第20期，1994年。

乾隆十七年（1752年2月15日－1753年2月2日）6月17日，澳门议事会向澳门总督美露、圣多明我修道院院长热罗尼莫．安东尼奥（Jerónimo de Santo António）修士、日本省会长雅各布．克拉弗（Jacob Graff）神父和圣奥古斯定修道院院长若奥．圣尼古拉（João de S．Nicolau）修士寄出公文，提出五个关于解决澳门经济困难的方法，并询问是否应当取消船主必须让其船只去帝汶和果阿的规定。上述人士提出了各种建议，但大家同意船只继续前往帝汶和果阿，不但不会造成损失，反而会给澳门带来益处。澳门的贸易急剧衰落，主要原因是大量的船只沉没，留下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他们贫穷至极，因衣不蔽体而不能出门乞讨。另一个原因是21年来，外国人的贸易转移到广州。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47页。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月11日─1794年1月30日）6月17日，香山知县许敦元谕澳门理事宫甘博亚称：粤海关大宪之布告，因各处夷人居住澳门者日益众多，诚恐良顽不一，不遵澳门理事官之管束，或此国欺侮别国，或此船凌暴彼船，故出告示晓谕各夷恪守往日之旧规，不许违条犯法，并非更改旧章，使各国夷人不遵澳门理事官之管辖也。[1] [1]《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知县许敦元为饬遵照旧章约束番人西商事下理事官谕》，第411页。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月23日─1842年2月9日）2月20日，遣使会士古伯察与秦噶哔受孟振生主教的派遣秘密潜入内地，于6月17日抵达河北崇礼县西湾子。樊国阴：《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第171—172页；耿升：《法国遣使会的环中国大旅行与中法外交交涉》，载《暨南史学》第1辑，2002年。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6月17日，为阻止美国使臣北上，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带同藩司黄恩彤及委员潘仕成、赵长龄等人经过关闸，抵望厦村，驻节于普济禅院。并于18至19日接见了顾盛及伯驾、裨治文等人。会谈议题之一“进京朝觐及呈递国书一节”，以条约指日可以议定，即可毋庸北驶。24日，顾盛告知黄恩彤等，连日熟思，钦差大人所说甚为明晰，似可暂泊澳门，不行北驶。黄恩彤、潘仕成随耆英至澳门与美议约时，在妈阁庙旁留下石刻，黄文曰：苍山峨峨，碧海回波，仗我神力，除一切魔。潘诗曰：奇石如伏虎，奔涛有怒龙。偶携一樽酒，来听数声钟。《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钦差两广总督耆英奏报抵粤接印并照会美使在澳会晤折》，第518—519页；《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钦差两广总督耆英奏报遵旨接见美使顾盛各情形折》，第519—521页。石刻现存澳门妈祖阁弘仁殿后山径石壁。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6月17日，直隶宣化人张保禄（Paul Tchag）再次进入澳门圣保禄若瑟修院学习。张保禄先于1835年时曾被遣使会派往澳门，并在圣若瑟修院学习过三年。方立中：《1697—1935年在华遣使会士列传》，第581页。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6月12日，澳门公物会发布告示：因澳门白鸽票厂到7月24日满期，故定于6月17日在议事公局重新出投。如有愿遵守规条及出批价最高者，准令承充。其白鸽票规条张贴在议事公局内，与人观看。白鸽票流传澳门虽早于此时，但所见澳门政府以中文形式发布招投布告则为首次。《澳门政府宪报》1851年7月19日第35号。

咸丰四年（1854年1月29日─1855年2月16日）6月17日，澳门主教热罗尼莫‧马塔任命洛佩斯‧席尔瓦神父为圣老楞堂区的神父；议事公局小学校长一职则由索萨‧阿尔梅达神父继任。但一年后，议事公局将阿尔梅达神父辞退，原因是他无法胜任此职。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42.

咸丰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6月17日，澳门著名医生塞维洛．席尔瓦（João Severo da Silva）因患心肌梗在澳门逝世。席尔瓦系里斯本人，1815年来到澳门，1816年开业行医，1817年获准在当时的摄政王子营（Batalhão Príncipe Regente）任外科医生，1846年起成为澳门海外省外科大手术的主刀人。后根据1855年1月政令退休。由于其卓越的工作奉献，1848年2月2日发布的政令授予他圣母骑士勋章。席尔瓦还曾数次在议事公局、仁慈堂任职服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27页。

同治三年（1864年2月8日─1865年1月26日）4月26日，钦差全权公使、澳督阿穆恩携同副使庇礼喇、翻译公陆霜离开澳门北上，执行交换1862年8月13日条约批准书的使命。5月24日，北上的葡萄牙使团抵达天津。6月17日，礼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薛焕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宣布，如果葡国不对1862年8月13日议定的条约第9条作部分修改，清政府将拒绝在条约上签字。清政府认为，第9条澳门设官一层，应仍照从前旧规，稽查收税。澳门本系中国地方，与英、法、美诸国领事官驻扎之例不同。6月18日，葡萄牙全权代表阿穆恩对中国政府拒绝签字表示抗议。双方第一轮谈判即宣告破裂，21日，葡使团乘船离津返澳。阿穆恩的换约使命失败。原文作公陆颖，疑即公陆霜，据改。AHU-Macau-D. G. U. 1864（Abril, 26a Novembro, 13）-Tratado de comercio com a China, CX. 32, dos. No. 7：Oficio de Amaral ao Ministro dos Negócios da Marinha e Ultramar（26 de Abril de 1864）；《澳门专档》第3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致恭亲王函》，第80—81页。

1864年（清同治三年）2月25日，敕令要求针对在澳门港口内建造码头和进行必须的扩改建工程一事做可行性研究。4月26日，特命全权公使、澳门总督阿穆恩（José Rodrigues Coelho do Amaral）起程离开澳门北上天津，以交换1862年8月13日条约批准书。5月16日，《政府公报》刊登法律，批准设立葡国大西洋银行（1902年起总部设在澳门）。6月17日，中国特使薛焕和崇厚在天津宣布，如果葡国不对1862年《天津条约》第九条作部份修改，清政府将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葡萄牙人占领路环，任命了第一位氹仔、路环守备指挥官。

同治八年（1869年2月11日─1870年1月30日）11月18日，根据1867年7月1日通过的法令，海外省事务部决定将《民事法典》延伸到殖民地。就澳门而言，第8条做了如下规定：“中国人的风俗习惯须在华人事务检察官许可权中予以重视。”该部法令刊登在1870年第3期《政府公报》上。该法令虽明文规定保留华人的风俗习惯，但内容含糊不清，后来鉴于需要将澳门华人在家庭和继承方面的一些风俗习惯提高到法律权利义务层次，1909年6月17日又颁布了《澳门华人习俗之条例》。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76—177页；叶士朋：《澳门法制史概论》，第56页。

同治九年（1870年1月31日─1871年2月18日）6月17日，萨达尼亚元帅（Marchal Saldanha）执掌权力后，颁布了一系列筹建小学、中学、高等学院的法令，重组了军事学校，取消了海外省的死刑。9月17日，批准了庆祝落成胜利纪念碑的方案。该碑是为纪念澳门居民在1622年赶走荷兰入侵者的胜利而修建的。12月，由“萨伊达（Saída)”号轮将准备安置在澳门得胜花园内的胜利纪念碑自里斯本运抵澳门。一些士兵同船抵达。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78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79－180页。

光绪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6月17日，入大西洋籍华商冯成，教名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经大西洋大君主赏给御赐耶稣降生金星。据宪报称：冯成在澳门居住，是商人而拥厚资者，因大君主查知冯成事迹，且大君主厚惠博施，故特赏赐。《澳门政府宪报》1880年8月7日第32号。

光绪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6月17日，该日第48号省训令委派澳门卫生署编制内医生高斯华（José Gomes da Silva）博士收集植物标本和尽可能完整的鲜活植物，以便将其从澳门送往（葡国）阿儒达宫花园。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25页。

光绪九年（1883年2月8日─1884年1月27日）6月17日，澳门巡捕捉获匪徒210人，逐一讯问，内有9人系著名大盗，9人中有3人则华官所悬格购缉者，其余或系盗党，或系小窃，或系流氓。《申报》1883年8月4日《澳门近事》。

光绪十九年（1893年2月17日─1894年2月5日）6月17日，先拿‧飞南第伯爵逝世后，其家族在本日《澳门政府宪报》刊登一段重要的法律声明：即由飞南第伯爵的遗孀晏拿‧爹厘莎（D.Ana Teresa Vieira Ribeiro）及其子小飞南第（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 Jr.）等在澳门设立字号，改组澳门三记行，成立“先拿‧飞南第寡妇及其子女公司”，仍继续经营先拿‧飞南第伯爵遗留的生意，并由先拿‧飞南第伯爵遗孀操管。《澳门政府宪报》1893年6月17日第24号《启事》。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2月2日─1909年1月21日）6月17日，澳门“宝行银号”股东发生纠纷。宝行银号系在光绪七年（1881）正月初一日，由原告陈香帆、陈逸藜、陈虞廷之父三省堂即陈盘石，与被告卢光灿、卢光镗之父、卢光裕之叔卢九（绍基堂），及被告李镜荃之父碧光堂、蔡成业堂即蔡康、鉴源堂、镜仁堂等合股在澳门大街开设。至1902年5月3日，卢光裕依1899年10月另立之新合约，禀请理商局将宝行钱银店注册。新合约内声明，股东卢绍基堂志图别业，已将名下所占股份顶与其侄卢光裕及其子卢光灿。《澳门政府宪报》1908年6月27日第26号。

宣统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6月17日，葡国谕旨批准施行《澳门华人习俗之条例》。包括澳门专属于澳门华人通行之习俗照常准行。其中主要规定如下：在婚姻方面，凡系奉教华民，其嫁娶遵照教例而行。华人男女结婚，照中国教礼仪而行，悉与本国律例所准奉教人及民律例所准结婚者平等无异。在财产方面，家庭财产支配及管理物业之权，概由丈夫掌管，女子体己名下物业首饰等，不在此例。在人身关系方面，妻室有下列各情事，可禀官判断，与妻异居：妻室有犯奸情事；成婚已过三十五年无生育；凌辱丈夫；有传染之疯疾；或好说是非或偷盗或嫉妬。凡有夫妻离异或异居情事，所有子女均归丈夫。丈夫既娶正室，可以立妾。妾所生子女，与正室所生子女一体无异。在继承方面，华人无子者，应立一子承继，并须在华政衙门立案或立契。凡被取立嗣之子，即离其本身之父母，而于所承嗣之父母则全然有亲生子之权利，对于教例律例俱与生子无异。父母死后，惟其子得以均分其遗下之产业。长子应分照次子所得者之二份。若长子已故，则归长子所生之子。未嫁女子不得分产，惟应照次子所得者之四份一，送给以为赠嫁之资。未分家之前，先将产业划出十分之一留为公产，以为祭扫之用。其在挂号房注册，亦应用公家名号。此公产应归长子管，或有缘故不应归长子管理，则于各子公举一人管理。华人到二十岁，便算成为大人，系照中国年岁计。到十七岁，可以禀官，准其管理自己产业。《澳门政府宪报》1909年9月4日第36号；叶士朋：《澳门法制史概论》，第56—57页。

清宣统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6月17日，澳门政府颁布第125号札谕，批准《澳门善堂会章程》。该章程共计7章64款，规定定名为澳门善堂会，目的是为能补善堂未及之善举，不分中西，宗旨在于：一、或自设立善堂、或捐款资助其他善堂、办理善举，如保留生产、赠派牛奶、设旋转机、收婴儿、抚孤院、保良院、育婴院、工艺所、搭食所、学堂、医院、医生局、济丐院、养老院、恤死院等事；二、救济所有人民或其家眷之贫病及猝遇意外事者。《澳门政府宪报》1911年6月17日第24号。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6月17日，应澳门署理总督奥古斯托．山度士的要求，巡洋舰“祖国”号及一连莫桑比克土著士兵来到澳门加强防守。同时，里斯本殖民部更指示澳门必须确保葡萄牙在华政策，同时与英国行动保持一致。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s.,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Documentos Relativos às Crreves de Hong Kong e Cantão e a sua Influência em Macau,1922─1927, p. 385.

民国三十三年 (1944年1月1日-1944年12月31日)6月17日，印制5毫面额澳门辅币。7月29日，澳门市行政局发布公告，西洋银行所发行之500元凭票不得拒用。8月26日，西洋银行发行25元面额凭票一种。《澳门政府宪报》1944年第25号，第228页；第31号，第279页；第35号，第303-304页。

1972年6月17日，香港汇丰银行获批在澳门设分行。

1988年6月17日，林茂塘大火毁棚屋30间，近200居民逃生，2男女受伤。

1988年6月17日，澳督文礼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主持首次司长、厅级机关官员会议，促各部门1个月内提交公务员本地化的三年计划。

2002年6月17日，检察长何超明率领司法官代表团到葡萄牙访问4天。

2003年6月17日，澳门基金会推出“澳门情怀”系列活动，活动以澳门情怀为主题，由20多个项目组成，由6月下旬至8月底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