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錦濤，國民黨《通訊社》社長、總編輯，港澳台知名報人。[1] 1941年春，受朋友的委託，袁錦濤在港開辦《越華報》，經過六個月艱苦努力，取得成功。《越華報》在8月底自動停刊。報館停業後，袁錦濤與《越華報》脫離關係。之後，粵省府李浴日來邀袁錦濤到韶關參加文化工作，並希望他在當地創辦一家報館。 1937年3月，孔庸之院長參加英皇加冕，10月回國時經過香港，回上海當晚，為了避免“第五縱隊”的注意，行動上要嚴守秘密。約8時，孔庸之離開他駐節的半島酒店。袁錦濤早接到這個消息，特地跑到酒店看看。事有湊巧，李聯芳留在房間，曾養甫先生來電話說孔庸之已登船了，他們以為知道孔庸之行蹤的新聞記者只有袁錦濤一個。 袁錦濤自知責任重大，急著有人把這個消息發表出來。翌日，袁錦濤就把記不清是曾養甫先生或顧季高先生送來的新聞稿發表，說孔庸之院長在港還有相當時間的逗留。果然，那天晚上開到上海的兩艘洋輪有一艘在吳淞口受到皇軍的“歡迎”。而孔庸之吉人天相，安全到達。這是一個說謊的例子，有人覺得相當有趣。袁錦濤認為是迫不得已。[2] 袁錦濤任職於國民黨中央宣傳機關，歷任《通訊社》社長、總編輯等職，後到澳門負責黨務宣傳工作。1945年8月，中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在澳門報紙上刊出多則通告，以民國為政治背景的機構中，黨部以第一時間在澳門公開活動，國民黨澳門支部恢復了對澳門華人社群的公開政治統領。 1945年9月26日，國民黨改組“新聞協會”，袁錦濤出任籌委會主席進行改組。他擬任在澳門出版的《誠報》總編輯，為了聯絡和推動澳門新聞界對三民主義的宣傳，他出面與朱伯英、黃衡仲、陳大白、何曼公等發起籌建中國新聞學會澳門分會。12月1日，正式成立澳門記者公會，取消“新聞協會”原名。澳門記者公會採用常務理事制，選出許國潮、黃浩然、何曼公為常務理事。陳少偉、陳大白等六人為理事。澳門支部常委屈仁則致訓辭。12月15日，澳門記者公會呈請黨部備案。[1] 1950年[3]，《法新社》原特派記者袁錦濤因採訪新聞涉及“國防機密”而被逮捕，關到綠島去服刑，因莫須有的“間諜罪”，被判14年徒刑。當時，《法新社》總社認為，袁錦濤是因公受累，一直負擔他的部分生活費。後來，袁錦濤被釋放。[4] 1940年3月，香港九龍教師聯合會舉辦“港九小學生作文比賽”，24日，在何文田南華大學舉行比賽。參加學校20多所，每校派出高小生四名，共百餘人；該會組織考試委員會，22日下午2時假座勝斯酒店開會，商討評試辦法；到會者有考試委員唐習川、郭步陶、袁錦濤等20餘人。[5] 袁錦濤在香港時與竺可楨有來往；[6]撰有《革命遺墨》等文獻。[7] [1]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79-81頁。 [2]袁錦濤：《我的辦報失敗經過》，載《大風》（香港），1941，第82期，第2693-2694頁。 [3]王天濱：《新聞自由被打壓的台灣媒體》（第四），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2005。 [4]羅蘭：《蒼茫雲海：歲月沉沙》（第二部），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第157頁。 [5]方駿、麥肖玲、熊賢君：《香港早期報紙教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119頁。 [6]竺可楨：《竺可楨全集》（第6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第233頁。 [7]廣東文物展覽會：《廣東文物》（上冊），中國文化協進會，1941，第274頁。

金曾澄，字湘帆，祖籍浙江紹興，生於廣東番禺（今廣州市番禺區）。同盟會會員、中國近代教育家。 1898年，曾澄參與發起創辦廣州時敏學堂，1901年東渡日本留學。1912年初，他從北京回到廣州，在廣東都督府任參事，管理全省教育行政事務；經廣東都督胡漢民和鍾榮光介紹加入同盟會，同年加入國民黨。當時兩廣優級師範學堂改辦為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他出任該校校長並兼黃埔海軍學校教官；1913年因母親辭世離任，後赴南洋新加坡等地考察；1915年任番禺縣立師範學校校長；1917-1923年復任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校長。 1921年，曾澄擔任廣州市第一屆參議員、廣東教育學會會長、廣東大學教育長、廣州市教育局局長及廣州華僑教育後援會主席。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他回到廣州，擔任廣東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任廣州大學校長、國民大學董事長、國立法官學校教授及中央銀行董事等職。1942年6月至1945年12月，他擔任國立中山大學代理校長（學校設在粵北坪石鎮），1945年春，日寇企圖打通粵漢線，曾澄組織全校師生疏散到連縣、五華、興寧和梅縣等地，克服重重困難，堅持辦學。[2] 廣州淪陷後，廣州教忠學堂在澳門南灣設校，時任董事長曾澄兼代校長；另在郁南連灘設分校。抗戰勝利後，遷回文德路原校復課，學校有高中八個班、初中七個班。解放後，改為市立第十三中學。[3]在澳門期間，曾澄留下不少詩篇。 抗戰勝利後，曾澄歷任仲愷農業學校、執信女校和教忠中學等校校長，兼任國民大學、廣州大學特約教授、廣州大學董事長，並當選為廣州市參議會參議員兼駐會委員。 1949年廣州解放後，70歲的曾澄仍擔任廣州私立教忠中學（今廣州市十三中學）校長職務。1953年9月，廣州市文史館成立，他受聘為館員；1957年1月任副館長；1955年當選為廣州市政協委員；1956年當選為廣州市政協第一屆常務委員。 1957年3月24日，曾澄在廣州病逝，終年78歲。[1] 金曾澄著有《澄宇齋詩存》、《視察報告書》、《三民主義問答》、《廣東教育史略》等文獻。廣州市國家檔案館收藏的金曾澄檔案資料，包括有關金曾澄簡介、人物傳、書法、《澄宇齋詩存》、圖片集及照片集等。[3] 現錄金曾澄的詩兩首：[2] 《遣懷‧香江陷敵返澳》 老去悲秋強自寬，一年生計一年難。衰顏日暮惟增病，粒米時荒莫勸餐。 魑魅噬人天意亂，豺狼當道客心寒。哀哀猿鶴長鳴夜，蠟燭成灰淚欲乾。 《除夕澳門》 濠江度歲卻前緣，寒夜懨懨客不眠。米貴尚慳黃麴酒，家貧何用壓囊錢？ 霜添白髮真疑老，鏡攬衰顏枉自憐。爆竹無聲燈映寂，斜風細雨度殘年。 [1]曾紹洙：《教忠中學沿革》，載“廣州文史＂網，2011年8月3日，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52/200809/t20080916_7911_5.htm。 [2]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下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583-586頁。 [3]《教育名家金曾澄》，載“中國廣州檔案網＂，2011年8月3日，http://www.gzdaj.gov.cn/zphc/mrda/201007/t20100727_52914.htm。

鄭景康，字潤鑫，香山縣三鄉雍陌鄉（今屬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新聞攝影事業開創人之一。鄭觀應第四子。 1904年4月，鄭觀應任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期間，喜得第四子景康。鄭觀應早年加入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之後從愛國主義立場出發，開辦不少有利民族工商業的事務。從少年時代起，景康受到父親進步思想和愛國言行的影響。鄭觀應主張兒子繼續自己的夙願，經商創業，這一點讓景康難以接受。因他愛好繪畫和攝影藝術，之後並選擇攝影作為奮鬥終身的革命武器，成為中國著名攝影藝術家和新聞攝影事業的開創人之一。 1920年，景康中學畢業後，父親將他送入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讀書。父親去世後的次年（1923），景康離開上海青年會商業專科學校，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習繪畫，同時學習攝影，開始研習攝影藝術。 1929年夏，景康變賣父親留下給他的一筆遺產，離開上海前往香港開辦一間“景康攝影室”，專門從事人像攝影。幾年後，他在人像拍攝技巧和暗室技術方面，積累豐富的經驗。1932年春，為更好地接近大自然，反映祖國的美麗山河，反映人民的生活面貌，他離開香港回到內地。從此，他的攝影創作從攝影室的人像攝影轉入更廣闊的領域，擴大到風光、花卉、戲劇和民俗等各種題材。 之後四年，他先後遊歷廣東、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地，拍攝大量表現祖國巍偉的河山、優美的古跡名勝、動人的民俗風光照片，還有一些以花卉和戲劇或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積累大批的素材。 在文藝界朋友和同行的熱情鼓勵下，1934年11月1日，“鄭景康個人影展”在北平開幕。這次展出他歷年來創作的一百多幅作品，分為“風光”、“花卉”、“民俗”和“戲劇”四類，內容豐富多彩。原計劃只從1-7日展出一周，但受到熱烈歡迎和讚譽，臨時延期再展七天。 這次展出受到各界的好評，當時《北平晨報》刊文介紹，認為他是“名聞南國的大攝影家”、“鄭君的作品，取柑立意與裡房技術已登峰造極……為不可多得之作”。讚賞其中一些作品是“絕作”、“非凡品”、“歎為觀止”等。 1935年春，在景康的發動下，北平18位攝影家舉行作品聯展，這次展出照片共238幅，而景康參展100多幅，期間，他的作品與“個展”時一樣，獲得很高的評價。《北平晨報》在報導“聯展”過程中，提到“平津各大報大致對鄭景康氏之作品最稱滿意”。當時，他已是名滿南北有極高成就的攝影藝術家。在反映祖國現實生活的作品中，人們認識到，他是一位具有強烈的愛國熱情，有著明顯進步思想的人民藝術家，是一位具有民族正義感的知識份子。 1934年12月18日，《北平晨報》發表的《在時代上的需要從學影談到宣傳》一文，很能代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情況。他說，外國人從照片上（大多是他們所拍的）看到的中國人，都是“纏足女人，留著豚毛辮子的懦弱書生，容貌憔悴的女工，苦容滿面生氣毫無的勞動者，不文明的服裝，無趣味的生活等”。 因此，“我們應該負有竭力宣傳中國美麗的使命，我們要把中國的名勝從美感的鏡頭上，驕傲地表現出來，我們要把中國歷史上色澤猶新的建築古跡、古物及富有東方美的風景，以美妙的章法宣揚出來，我們要把中國的誠樸可風的民俗，在歡悅中拍攝成相片，我們更要把中國一切如西人今日早已注意到的象徵派戲劇，民間的巧妙的手藝，留影在相片上，以散佈到歐美人士的腦海中，糾正他們往日的錯誤印象”。 這段文字，迸發著作者對祖國，對人民的滿腔熱情和藝術責任感，在今天，仍然可以成為繪畫和攝影創作的方向。在30年代貧弱的中國，景康能有如此宏大的藝術抱負，難能可貴。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景康回到香港從事攝影工作，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決心“拍攝有關抗戰的照片，為抗日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1938年初，他離開香港，經廣州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救亡活動。期間，他擔任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攝影室主任，冒著生命危險拍攝一批揭露日寇侵華罪行的照片，其中的一些極其有力控訴侵略者造成中國人民災難深重的野蠻行徑的歷史見證，如1938年攝於花園口決堤後災區的《縴夫》，1938年攝於日機轟炸後漢陽鸚鵡洲的《媽媽》等。 1940年12月的一天，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張穎、徐冰的幫助下，景康來到曾家岩“周公館”，見到周恩來副主席和葉劍英，聆聽周恩來副主席的親切勉勵。之後，在周恩來和葉劍英的關懷和幫助下，他秘密地離開重慶，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開始革命道路的新里程，使他在攝影藝術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景康受到黨的關懷、重視和培養，從1941年1月至1945年11月，先後在八路軍總政宣傳部和聯政宣傳部任記者、攝影師，並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克服攝影器材缺乏、條件艱苦等困難，積極開展工作，利用攝影手段“歌頌人民，揭露敵人”，為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新聞攝影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1942年5月，作為攝影工作者代表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景康聆聽毛主席的講話，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期間，他舉辦個人影展。當時總政宣傳部長肖向榮為他題名《抗日初期的一角》，受到延安軍民和文藝界歡迎。任弼時、賀龍是影展的第一批觀眾，毛澤東親臨觀賞並稱讚景康的攝影藝術。李富有看過後，親自寫信給景康，鼓勵他要用攝影藝術更好地反映陝甘寧邊區軍民的建設和鬥爭生活。 景康在延安生活、戰鬥整整五年。從延安窯洞到寶塔山，從和平醫院到民族學院，從邊區參議會到軍民大生產運動，都是他取之不盡的創作素材。這些作品極其真實地反映邊區軍民團結一致，生活、生產、戰鬥、學習的面貌，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資料。 其中，1944年為毛澤東拍攝的第一張標準像；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談判在延安機場上，所拍題名《揮手之間》的照片，及他為周恩來、朱德、陳毅、葉劍英、林伯渠、任弼時等中央領導人拍攝的大量歷史照片，都成為黨史的重要資料。他拍攝的《陝北與江南》、《南泥灣之秋》、《開荒》等作品，成為革命畫卷中的重要片段。 1945年11月，景康跟隨胡耀邦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先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畫報社》、《山東畫報社》、《東北畫報社》從事攝影採訪並擔任攝影的領導和培訓工作，培育大量新聞攝影骨幹；拍攝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照片，反映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奪取勝利的歷史面貌。 新中國成立後，景康先後擔任新聞攝影局研究室主任，新華社特派記者、研究員，中國攝影學會常務理事，創作輔導部主任等職，他積極從事新聞攝影、人像攝影和攝影理論研究工作。1957年2-3月，北京帥府園的中國美術家協會為景康舉辦個人攝影展覽，這是建國後中國舉辦的第一次個人影展，對推動中國攝影藝術創作起到積極的作用。 1962年2-3月，景康和梁思成在北京民族舉辦“內蒙古紀遊攝影展覽”，展出兩人的作品88幅，較好地反映內蒙古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面貌，展示內蒙古草原、牧場、蒙古包的風光，受到人們的讚賞。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景康就開展攝影工作提出三條建議，其中包括舉辦攝影訓練班，培養攝影工作者。他為攝影培訓班親自編寫教材，培訓一批又一批新聞攝影戰線上的幹部，從天山腳下到東海之濱，從松遼平原到珠江兩岸，都有他的學生。 景康把他多年創作方法經驗概括為六個字，就是“看到，想到、拿到”。他的基本拍攝方法是“抓拍”。他認為，攝影是用照相機這種科學工具紀錄和反映現實，能夠滿足人們“百聞不如一見”的願望，令人“不容置疑”作用的藝術手段。所以“攝影藝術區別於其他藝術形式及其最可貴之處，就要面對現實，直接以生活自身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反映的是真人，真事，真景，真情”，違背了這一點，“就失去了攝影藝術本身獨有的特性，靈魂和存在的必要”。 他指出“拍攝照片應該從實際出發，既忠實於現實的本來面目，又注意發揮攝影的特性，不玩花樣”。只有這樣，攝影作品才能具有生命力、感染力。並“充分發揮攝影藝術的戰鬥作用”。所以，他從不按照自己的主觀想法去指揮和干預拍攝對象，而是深入現場，觀察選擇，抓住動態，使得作品生動自然，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毛主席在延安就稱讚景康的攝影作品“能抓住動態”，如《紅綢舞》等照片，充分表現這一特色。 50年來，景康的創作題材和體裁豐富多樣，新聞事件的發生現場，各色人物的形象，祖國山川的瑰麗風光，五彩繽紛的舞台劇碼，生意盎然的花朵，敵人的殘暴罪行，戰士的奮鬥不息，都在他的鏡頭出色表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他為毛澤東主席拍攝的一幅像，至今一直懸掛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正中。人們普遍認為，景康的創作達到“氣韻生動”、“形神兼備”、“既無牽強意，又無雕琢痕”的藝術境界。[1] 在“文革”中，景康受到嚴重迫害，癱瘓臥床數年，1978年8月23日病逝，終年74歲。鄭景康著有《景康攝影集》、《攝影創作初步》、《攝影講座》等書。[2] 2009年12月10日至2010年3月21日，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暨澳門回歸10周年，“紅色歲月——鄭景康攝影展”在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轄下的澳門博物館開幕。鄭景康的115幅於抗日戰爭時期至20世紀60年代為共和國留下的珍貴照片，他的26幅與澳門攝影工作者參加文化活動的照片，以及他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著作、影集和使用過的照相機一併展出，較全面地展示他的攝影技藝以及攝影理論造詣。展覽同期舉行專題講座《共和國第一代攝影家——鄭景康》。[3] [1]蕭嘉：《我國著名攝影藝術家鄭景康》，載《中山文史》（第14輯），中山：中山政協，1988，第147-153頁。 [2]《鄭景康》，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15186。 [3]《澳門博物館舉辦鄭景康攝影展》，載“中國攝影家協會網＂，2010年5月28日，http://www.cpanet.cn/cms/html/zhongguosheyingbao/zixun/20091224/41451.html。

楊匏安，原名楊麟燾，又名楊錦燾，筆名匏庵、王純一，生於香山縣北山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北山村）一個破落茶商家庭。革命家、理論家，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父親楊富祥是家中長子，父母去世後，家道破落，以販賣茶葉、瓷器為生。匏安是獨生子，父親病逝時，他才15歲。母親陳智生於香山縣古鶴鄉（今中山市三鄉鎮古鶴村）一個華僑富商家庭，讀過不少書，愛好詩詞書法，左右手都寫得一手好字。她通達明理，秉性剛直，敢作敢為。丈夫去世後，她力挑家庭重擔，生活困難，但從不向娘家求助，決不受嗟來之食。這種品格，深深影響著匏安的成長。 匏安從三四歲起，在母親膝上跟著她誦讀詩詞。稍長，母親節衣縮食，送他入前山恭都學堂讀書。他學習成績優異，尤其愛好文學、歷史，在詩文寫作方面漸顯才華。 匏安小學畢業後，母親變賣僅有的幾畝薄田，供他到廣州廣雅書院讀書。期間，匏安經歷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軍閥龍濟光踞粵等事件，廣泛接觸張之洞洋務派，康有為、梁啟超改良派及孫中山革命派，劉思復無政府主義等各種社會思潮，他不滿國家的現狀，卻又找不到正確的人生道路。 匏安中學畢業後，回到恭都學堂任教，與同事一起揭發校長貪污瀆職，反被扣以“圖謀不軌”罪名，關進監獄。後經母親多方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釋。此事，更增加匏安對社會現實的不滿，他欲遠行追求真理，得到母親的支持。 同年，他籌得一筆旅費，與比他大兩歲的族叔楊章甫隨商人東渡日本。在橫濱，匏安租住一個小閣樓，靠打零工、撰文度日，飽受饑寒與歧視。儘管環境惡劣，匏安仍然執著地追求光明，奮發學習，以極驚人的毅力，戰勝重重困難。到日本不久，他就能從事日文翻譯，經常跑圖書館和書店，研讀政治、經濟、哲學、文藝等書籍及西方各種流派的新學說，並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日文譯著，為日後深入探究科學社會主義和發表大量譯著打下堅實的基礎。 1916年，匏安從日本回鄉，在母親主持下，與翠微鄉姑娘吳佩琪成婚。婚後不久，匏安離家前往澳門擔任塾師。1918年，他舉家遷住廣州，寄居在家鄉人楊氏興建的楊家祠（今廣東省民政廳內）。當時，一家七口（包括匏安獨身的姑姑，失去父母的堂弟和新生的孩子）的生活重擔，全部壓在他一個人的身上，除在時敏、道根兩校任教外，他為《廣東中華新報》、《東方雜誌》等報刊以“匏安”筆名發表詩作，以幫補家計。 “十月革命”爆發後，匏安對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性質，還沒透徹地瞭解，但抱著極大的興趣研究，認為“俄國布爾什維克所主張之共產主義，最得平民勞動者之歡心”，對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表示敬仰和同情。1919年春，“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從世界革命和“五四”運動中，他認識到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又從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中國國情的文章中受到啟發，思想迅速變化。 1919年5-12月，匏安奮筆疾書，為《廣東中華新報》等報刊撰寫近十萬字介紹新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在“世界學說”專欄中，系統地介紹西方各種流派的哲學觀點和社會學說，諸如唯物論、唯心論、一元論、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幫助讀者瞭解各種新思潮及其來龍去脈，供他們分析比較、選擇。在李大釗和胡適關於《問題與主義》論戰中，他旗幟鮮明地站在李大釗一邊。 匏安在“五四”時期發表的許多文章中，當推同年11月馬克思主義的《稱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文最為重要。當時，他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是華南地區最早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也是中國最早傳播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驅者之一。他的宣傳活動不僅為華南地區“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提供思想的武器，而且為廣東共產黨組織的建立作了思想準備。 1920年夏，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接著，李大釗在北京建立共產黨小組。同年底，陳獨秀南下廣州，找到居於楊家祠的匏安和楊章甫。在陳獨秀的推動下，廣東共產黨小組於1921年春成立，以《廣東群報》為基地，開展宣傳教育和組織建設活動。 同年春夏，經譚平山介紹，匏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繼譚平山等之後廣東最早的黨員之一。接著，在上海入黨的林伯渠五六月間來到廣州，與譚平山、陳公博、匏安等進行座談。楊家祠成為黨的活動據點和聯絡中心，不少會議、洽談都在此進行。匏安和楊章甫在祠堂裡辦起“注音字母講習班”，為革命活動作掩護。 這時，匏安已離開時敏中學，他主筆的《廣東中華新報》被陳炯明查封，經新聞界朋友陳大年介紹，他轉入南武中學和省立甲種工業學校任教。針對建黨初期廣東思想界混亂的情況，他積極從事闡述，向青年介紹與宣傳馬克思主義，並提出“除致力勞工運動外，尤應注重開展農村工作。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生產的大部分都出自農民汗血”。他是黨內最早提及農民問題的少數人物之一。 同年4月，匏安被選為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執委會文書部中文負責人。在他的推動下，青年團學習馬列革命理論的熱情迅速高漲，他組織廣東社會主義討論會，以“專討論馬克思主義及關於馬克思主義各種問題以至如何應用於中國”為宗旨，先後撰寫《馬克思主義學說》、《無產階級與民治主義》等文章，以配合廣大青年學習的需要。 6月，陳炯明公開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逮捕廖仲愷，迫害革命者，查禁黨、團刊物，廣東區團委書記阮嘯仙被迫轉移。由匏安代理區團委書記。翌年5月，廣東區團委改選，匏安被選為候補執行委員。 除致力於青年工作外，匏安十分重視工人運動。經楊殷介紹，他擔任粵漢鐵路廣州分局編輯主任。利用這一合法身份，他常與楊殷、潘兆鑾、楊章甫等深入到廣三、廣九和武漢鐵路工人中活動，廣泛接觸工人群眾，進行宣傳教育，開展鬥爭。他戴著一副高度的近視眼鏡，臉龐清瘦而有精神，善於利用各種日常生活問題，深入淺出地演繹大道理，語言生動，引人入勝，工人們十分喜歡與他在一起，楊家祠內幾乎每晚都擠滿了訪客。 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確定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政策。同年冬，黨組織指派譚平山和匏安分別擔任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書記，以統一參加國民黨及出席國民黨會議的共產黨員與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的思想和行動。之後，匏安戰鬥在前所未有的、特殊的統戰崗位上，他和阮嘯仙、楊殷、劉爾崧、潘兆鑾等具體協助國民黨重建工作，他並被選為國民黨廣州第十區執行委員兼秘書。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共黨員林伯渠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匏安為組織部秘書。組織部是國民黨中央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也是極為繁忙的一個部門，不僅要選派人員到全國各省市開展國民黨改組工作，而且要掌管軍隊、機關、學校、工廠、海外及廣東各縣黨務工作，身為組織部長的譚平山因兼任國民黨中央常委，經常要參與處理各方面要務，組織部日常工作實際上由匏安主持。 匏安認真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國共合作制定的方針，審慎地處理國共兩黨間發生的矛盾和糾紛，努力維護團結，使統一戰線不斷發展壯大。 同年秋，中共廣東區委成立，匏安擔任區委監察委員，與陳延年、周恩來等一起工作，過從甚密。他對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身居要職，但廉潔奉公，用人唯賢。周恩來欣賞他“為官廉潔、家境涪貧”。在匏安犧牲多年後，一再提及，以教育同志。匏安與孫中山、廖仲愷建立良好的關係。 早在日本期間，匏安結識了廖仲愷。國民黨改組時，又在一起工作，兩人相知頗深，合作默契。孫中山對匏安、李大釗、惲代英等人十分賞識，說這些有為的共產黨員是“真正的同志”。1924年11月，在譚平山出席國際會議期間，由匏安代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足見孫中山對他的信任。 1925年5月，“五卅”愛國運動爆發。6月初，盤踞廣州的滇桂軍挑起武裝叛亂，匏安發動鐵路工人罷工，以協助廣東革命政府平叛。勝利後，匏安以廖仲愷的代表身份，與中華全國總工會負責人鄧中夏一起前往香港，會同蘇兆徵、楊殷等一起籌劃發動香港工人響應上海“五卅”運動的大罷工。當時，香港許多工會領袖擔心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後食宿無著、流落街頭。 匏安代表財政部長廖仲愷，向罷工會領袖保證，罷工工人回穗後，由廣州政府安排食宿問題，消除了工人們的顧慮。各工會相繼發出罷工命令，轟轟烈烈的省港大罷工序幕由此揭開。罷工工人衝破港英當局封鎖和鎮壓，返回廣州。罷工開始後，港英當局驚恐萬狀，四處搜捕罷工“煽動者”。 7月1日晚，匏安等在海員工人家裡商量工作時，被捕入獄。消息傳出，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機關報《工人之路》特號發表《楊長官被捕》的大字消息，激起20萬罷工工人的憤慨，鬥志昂揚。匏安等被關了近兩個月後，因港英當局找不到“煽動工潮”的證據，只得釋放他，並宣佈驅逐出境。匏安出獄的消息給省港罷工工人以巨大鼓舞，《工人之路》特號連續報導。 8月25日，省港罷工委員會在省教育會舉行歡迎會。歡迎蘇俄總工會代表團到訪和匏安出獄。但匏安沒有出席，他謙遜地認為歡迎國際友人是應該的，自己為革命做一點事、受一點苦，是共產黨人的本分，不應居功接受這份榮譽。27日，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上，一致通過聘請匏安為罷工委員會顧問，後來他兼任香港罷工工團宣傳學校名譽校長。 1925年11月，國民黨廣東省省黨部成立，匏安當選為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廣東統一後，省黨部在匏安主持下，廣東地區的國民黨黨務工作發展十分迅速，且較健全，廣東各縣市黨員在短短兩個月內，從15000餘人增至48000多人；黨員成分從過去以華僑為主，變為以農民、工人、學生為主力。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匏安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常務委員。 1927年5月，在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出席中共“八七”會議。1928年，他前往新加坡、吉隆玻等地開展革命活動；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參加編輯黨刊；1930年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部副部長。 1931年7月，匏安被捕，被關押在淞滬警備司令部。蔣介石九次派人勸降，都遭到他的嚴詞拒絕。 8月，匏安在上海英勇就義，年僅35歲。 楊匏安著有《楊匏安文集》。 楊匏安夫婦生育子女七個，其中兩個幼兒因病無錢醫治而夭折。長子楊文達，又名楊宗玄。次子楊明，又名楊宗銳。長女楊絳輝。三子楊志，又名楊宗。1931年楊匏安在上海遇難後，家庭陷入困境，次女楊宜春患白喉病，無錢醫治而夭折，年僅三歲。[1]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45-155頁。

阮章競，又名阮洪荒、阮嘯秋，筆名洪荒，生於香山縣象角鄉（今屬中山沙溪鎮象角村）。中國現代著名詩人、作家、畫家。 章競出身於一個貧農家庭，家境貧寒，唯讀四年小學。輟學後，他一直刻苦自學，13歲時當學徒，與繪畫結下不解之緣，20歲失業。 後來，章競前往上海，1934年在南京的《大道日報》發表第一部小說《割稻的故事》。1935年秋，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他參加抗日救亡歌詠活動，在工人學員中教歌，擔任指揮。1936年，他參加上海職業界革命活動，當時，他的第一首自由體詩《故鄉》發表在上海《青春》上。 1937年抗戰爆發後，章競來到太湖一帶進行抗日宣傳，年底北上太行山，擔任八路軍劇團指導員，太行山八路軍劇團政治指導員、藝術指導員和團長，並兼任民族革命戰爭藝術學院和前方魯訊藝術學院教員。1939年1月1日，章競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成為他寫作最勤、作品最多的時期。日寇瘋狂推行“三光”政策，保存下來的只有《未熟的莊稼》（四幕話劇）、《比賽》（小歌劇）、《糠菜夫妻》獨幕話劇三個劇本。1939年，章競被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晉東南分會常務理事。 抗戰勝利後，章競創作大型歌劇《尺葉河》，成為新歌劇運動中的一個亮點。後來，他寫成長詩《圈套》，獲得晉冀魯豫邊區文學特等獎。1949年，他撰寫長篇敘事詩《漳河水》，以其優美的意境，流暢和諧的節奏，清新活潑的語言，豐富多彩的民歌曲調，受到廣泛的好評，被文書史界視為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出現的重要作品之一。 新中國成立後，章競擔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時，創作四幕話劇《在時代的列車上》和優美的童話長詩《金色的海螺》，獲得全國兒童文學首次評獎的一等獎。詼諧風趣的《馬猴祖先的故事》和富有嶺南風情的《牛仔王》在此時誕生。 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章競深入工廠、礦山，以滿腔熱情謳歌社會主義建設者，創作大量作品，先後出版詩集《虹霓集》、《迎春桔頌》、《白雲鄂博交響詩》、《踁談者》等。 我國著名文學家茅盾在評論他這一時期的作品“造句渾脫，想像瑰麗”、“用字煉句，殘突不群”、“氣勢剛健、奇特、俊逸”等評價。國家有關部門為章競出版專集。 1949年北京新華書店出版章競的詩歌《圈套》；1950年，他發表長詩《漳河水》，更引起廣泛注意；同年新華書店出版《漳河水》；195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漳河水》；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虹霓集》；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迎春桔頌》；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白雲鄂博交響詩》；198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阮章競詩選》；1991年出版敘事詩集《漫漫幽林路》；1993年出版散文集《新疆憶旅》；他的美術作品入選《中山市美術書法作品選集》等美術專集。 晚年時期，他專心從事抗日戰爭題材長篇小說《山魂》創作，第1卷《霜天》於1997年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 1999年，章競在家鄉《香山報》上，發表歌頌澳門回歸祖國的長詩《我終於來得及為你歌唱——澳門》。這是他詩歌創作的絕筆。 章競擔任北京市文聯副主席，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名譽主席，全國作家協會第一、二、三、四屆理事，中國文聯第四屆全國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80年代，章競回到家鄉探親，《中山詩社》接待了他，並邀請他給大家談寫詩的經驗。他談到：寫詩要抒發感情，寫詩要有目的，要歌頌祖國大好河山，要歌頌好人好事，還要敢於揭露時弊，更不要怕打擊報復。寫詩最重要的是深入生活，學習人民群眾的好形象、好歌曲、好語言等。 幾十年來，章競創作大量為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作品。他在文學創作的探索、實踐和創新，為中國新詩發展史添上極富個性的一筆。他在音樂、書法、繪畫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這使他的文學創作得到藝術的多方涵養，取得顯著的文學成就。 2000年2月11日，章競在北京病逝，終年86歲。[1][2]遺體安葬在沙溪崗背公墓園。 之後，親屬將阮章競的遺作、新時期創作的300餘首詩編輯成《晚號集》；並將其畫作60幅和篆刻20件作為該書配圖，由其女阮援朝協助人民文學出版社於2001年1月出版。[3] 2004年6月，中山市有關部門舉辦“阮章競先生畫展”。[4]2014年月9日下午，“阮章競紀念文集《永遠的阮章競》首發式暨紀念阮章競先生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沙溪隆重舉行。省作協副主席、市政協主席丘樹宏，省作協副主席楊克，市政協副主席劉傳沛，著名畫家李延聲，著名詩人葉延濱，《文藝報》副總編輯王山，沙溪鎮黨委書記周小川，市文聯主席陳旭，市社科聯主席胡波，阮章競兒子阮洪鷹、女兒阮援朝，相關專家學者，中央省市媒體記者等近100人參加活動。[5] [1]《阮章競》，載“沙溪旅遊文化網＂，2011年12月25日，http://www.shaxitour.com/whfamousdetailspx?personId=254。 [2]黃聯安：《黨的忠誠文藝戰士阮章競同志》，載《中山文史》（第50輯），中山：中山政協，2002，第3-5頁。 [3]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中山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264。 [4]盧德銘：《畫壇名家——阮章競》，載《中山日報》，第3377期，C2版，2004年4月5日。 [5]《中山紀念阮章競誕辰100周年座談會日前在其故鄉沙溪鎮舉行同時〈永遠的阮章競〉紀念文集首發》，載《中山日報》，2014年1月13日。

鄺任生，字修一，原名鄺覺民，曾用名陳福[1]，香山縣小濠涌鄉（今屬珠海市斗門區斗門鎮小濠涌村）人。中共澳門工委書記、順德工委、烈士。 任生生於一個貧苦僑工家庭，少年時代，在鄉育英小學和乾務文明小學讀書。 1928年，任生前往廣州知行中學讀書。次年，考入培正中學讀初三。為了尋求真理，他常到“北新書店”閱讀，受到革命文學和新興社會科學的熏陶，並結識共產黨人陳傑（原中共廣西憑祥市支部書記），陳傑成為他的革命啟蒙老師。 1930年冬，任生完成學業後，回到斗門八甲鄉排山小學任教，興辦農民夜校，宣傳反封建反剝削；發動李希宏、楊維良、陳洪護組織農會，動員14個村300多人參加農會進行抗租。同年，他在小濠涌“松竹梅文具店”組織讀書會，向青年進行馬列主義啟蒙教育。在李屋村組織指導教師李成樂、趙約文、黃濟剛等閱讀進步書刊，並組織他們到南門、瀝岐、王保、上洲、下洲、小赤坎、八甲等村小學，協助建立兒童宣傳隊，引導教師參加革命活動。 1932年3月，任生介紹陳傑到網山、謝英到新赤水坑教書。三人以教學作為掩護，秘密聯繫，開展革命活動。陳傑和任生分別在網山、黃沙坑兩地召開群眾大會，慶祝俄國十月革命勝利15周年，宣傳十月革命，驚動了國民黨當局。區長梁文通下令通輯陳傑和任生。在網山青年掩護下，陳傑轉移到香港。 任生脫險後，1933年春再次前往廣州入讀航海學校。期間，任生繼續革命活動，他安排陳昂生在網山接替陳傑的工作，領導李成才、李成樂兄弟堅持八甲陣地，安排鄺仲海、鄭發維在新興小學活動，他利用假期回鄉指導革命活動。 任生從航校畢業後，到永福艦實習。不久，他因腳氣病，離艦回鄉，創辦健民小學，增設戰時教育課程，向學生傳播進步思想，編寫進步歌曲，在師生和群眾中傳唱，激發人民抗戰的鬥志。 他奔走於馬山、網山、南山、八甲等地，動員教師和八區的文化人士參加宣傳反帝反封建活動。他協助陳守志辦好《南峰》，創辦《八區青年》，揭露國民黨的黑暗統治，反對封建思想，提倡新文化。使南門的《斗門公報》、小濠涌的《華僑》、瀝岐的《岐山》、漢坑的《漢溪》等進步刊物，逐步擺脫以往無意義的論戰，轉向宣傳“五四”以來的新思想、新文化。 任生在鬥爭工作中，認識到八區須要有黨的組織領導。抗日戰爭前夕，陳傑經在香港接上黨關係，後返回八區活動，經他介紹，任生加入中國共產黨。 “蘆溝橋事變”爆發後，抗日戰爭全面展開，任生積極在進步組織中物色建黨對象。1937年下半年，他培養了鄺叔明、鄺振大、鄺健玲、鄺仲海等人加入中國共產黨。 同年10月，斗門地區第一個黨支部——小濠涌支部誕生，任生擔任黨支部書記。從此，小濠涌支部的黨員活躍在斗門地區，為發展黨員、壯大隊伍而奔忙。在任生積極帶動下，黨支部組織如雨後春筍般一個個地湧現。 1937年10月至1939年10月，任生在斗門地區發展36個黨員，建立七個黨支部、一個黨小組，為斗門地區播下革命的火種。 1938年5月，八區國民黨當局下令不准農民稻穀外賣，卻乘機壓價收購，運往澳門牟利，任生馬上撰稿揭露，被國民黨當局稱為“最難對付的赤色分子”。[1] 由於鬥爭需要，根據上級指示，1938年6月，任生的黨組織關係從原隸屬中共南方臨時工委改屬中共中山縣委，並出任中共中山縣委委員、青年部長，中共中山縣八區委員書記。 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八區抗日救亡運動如火如荼。在青年中成立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八區區隊和11個鄉的鄉隊，隊員達千人。在婦女中建立中山戰時協會八區分會和13個鄉的婦協會，會員三百多人，選派鄺叔明、鄺健玲等七人奔赴延安、東南特委黨校學習。任生舉辦南門新圍村崇基祠的遊擊訓練班。根據省委指示並經縣委同意，在八甲鄉的抗先隊員中選出六七十人，成立中山縣民眾抗日自衛團第28大隊，使八區人民開展抗日救亡有了自己的武裝。[1][2] 1939年8月，任生調往澳門，出任中共澳門工委書記，在澳門的職業為教師。1939年11月，東南特委被撤銷，澳門工委由廣東省委直接領導，當時黨員發展到46人，其中產業工人25人，教員12人，學生六人，商人兩人，自由職業者一人。工委由三人組成，除書記鄺任生外，組織部長鄧平，織布廠女工，20多歲，積極負責，有小學文化水準；宣傳部長沈同志是個新黨員，小學教員。下設八個支部，八名支部書記都是抗戰後入黨的黨員。[3] 1940年2月，任生調往香港，擔任中共香港市委宣傳部長，他和李楓進入大觀電影公司工作。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指示，他和李楓幫助周揚、夏衍、楊康華等一大批共產黨員進入該公司工作，幾個月時間，該公司先後建立五個黨支部。 1941年春，南（海）番（禺）中（山）順（德）中心縣委決定成立順德工委，任生調任工委書記。1942年初，任生調任南番中順中心縣委宣傳部長，住在順德林頭陳村農民家。3月25日凌晨，任生正在林頭鄉一個地下交通員家裡，召開對敵鬥爭秘密會議，在門口看風的任生妻子突然聽到一陣急促的狗吠聲。[1][2] “鬼子來掃蕩了！”參加會議的人聞訊隨即撤離，任生的妻兒躲在內房的綠麻蚊帳後。任生自己躲在屋前蔗尾堆裡，不料，日本兵用刺刀對著蔗尾堆亂捅時，他不幸被刺中。任生被捕後，當場被殺害，年僅31歲。[4] 2011年6月10日上午，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新黨員宣誓暨鄺任生烈士雕像揭幕儀式”在斗門鎮小濠涌村隆重舉行，澳門中聯辦人事部部長常毓興等人出席雕像揭幕儀式。村委大院內紅旗飄揚，歌聲嘹亮，來自機關、農村、企事業單位的120名新黨員，面對鮮紅的黨旗，舉起右手莊嚴宣誓。黨員們在此回顧黨的光輝歷程，歌頌黨的豐功偉績，慶祝建黨90周年。 鄺任生為革命不畏犧牲、英勇奮鬥，譜寫了斗門地區革命鬥爭最光輝燦爛的歷史篇章。[5]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4-6頁。 [2]中共斗門縣委黨史研究室：《斗門英烈》，珠海：斗門縣委，1992，第3-10頁。 [3]左漢文：《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活動》，載“中華勵志網＂，2011年12月27日，http://www.zhlzw.com/qx/dj/478198_4.html。 [4]《25歲創建珠海史上第一個黨支部鄺任生：“最難對付的赤色分子”》，載“珠海新聞網＂，2012年2月1日，http://www.zhnews.net/html/20110608/131740,300337.html。 [5]《鄺任生烈士雕像揭幕》，載“中國共產黨珠海市委員會＂網，2012年2月1日，http://www.zhsw.gov.cn/sww_gqdw/gzdt/201107/t20110708_210623.html。 [6]《姓氏略考─曠（鄺）姓─歷史名人》，載“搜狐博客＂，2013年1月3日，http://sinosurname.blog.sohu.com/238767410.html。

黃新，香山縣人。 黃新是澳門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東大會主席。 1939年，黃新參加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三隊工作，並在香港參與愛國活動，擔任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指導員、虹虹歌詠團負責成員。[1] 1952年，黃新來到澳門南光公司工作，擔任助理總經理兼人事部部長。南光（集團）有限公司是總部設在澳門的國務院國資委直屬中央企業，1949年在澳門建立，起初名稱為“南光貿易公司”，直至1999年，幾十年來一直充當著中國官方在澳門的政治和商業代表。[2] 黃新擔任鏡湖醫院辦公室主任、《澳門日報》社經理等職。 1986年，黃新退休。[1] [1]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265頁。 [2]《璀璨南光》，載“新浪網＂，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劉楨麟，字孝實，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學者、新派人士。 劉楨麟是康有為弟子，居住澳門。[1]1896年11月，康有為前來澳門遊覽，受到劉楨麟、何連旺等維新派人士熱情歡迎。這次聚會，澳門人士對上海出版的《時務報》推崇備至。大家商討辦一份報紙，決定由康有為領導採編，出資發行。[2]於是，1897年2月22日，《知新報》（The Reformer China）應運而生。 《知新報》報館設在澳門大井頭第四號，總理為何廷光，康廣仁、劉楨麟、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吳恆煒、王覺任、陳繼儼等人擔任撰述，編譯英文為周靈生、葡文為宋次生、德文為沙士、法文為羅渣、美文甘若雲、日文唐振超。發行地點除澳門該報報館外，還有香港、廣州、佛山、石岐、江門、汕頭、梧州、桂林、三藩市、安南等地，發行省內外、海內外，具有廣泛的影響。 眾多傑出人士聚集於澳門共同創辦《知新報》，並且取得突出的成績，這是澳門對中國近代文學、文化作出的一項重要貢獻。《知新報》是晚清維新變法時期創辦的與《時務報》齊名的重要期刊，成為研究戊戌變法時期中國政治文化的珍貴資料。[3]《知新報》與上海的《時務報》、天津的《國聞報》被擁護維新變法思想的人視為最重要的三種報紙。[4] 1898年5月，劉禎麟與何連旺、張壽波等人成立“澳門戒鴉片煙分會”；並在《知新報》上大力宣傳，號召人們戒斷煙癮。當時澳門與上海、湖南等地一樣，是維新變法思想非常活躍的地區。[5]當時，不少人主張興醫學以強種強國。劉楨麟立即說：“積體而成人，積人而成國，積國而成天下。故欲治天下，必自治國始；欲治國，必自強民始；欲強民，必自強體始；強體之法，西人醫學大昌，近且駸駸乎進於道矣。”[6] 1898年8月，“戊戌政變”爆發，維新派遭到朝廷殘酷鎮壓，包括《知新報》經理康廣仁等“戊戌六君子”慘遭殺害。劉楨麟等人主持澳門保皇總會，曾策劃派人赴京刺殺榮祿，“以報六君之仇”，但未能成行。[7] 劉楨麟撰寫《論西學與西教無關》、《復仇說》、《富強始於衛生論》、《論中國宜開賽會以興商務》、《皇朝經世文新編》等文獻。 [1]《澳門保皇總會史事鉤沉》，載“王朝網路＂網，2013年6月1日，http://tc.wangchao.net.cn/junshi/detail_130592.html。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327頁。 [3]《澳門〈知新報〉與“詩界革命”》，載“中山網＂，2010年1月5日，http://www.zsnews.cn/Backup/2007/06/22/687570.shtml。 [4]《清末中國醫界對西方醫學的觀察與仿行》，載“論文聯盟＂網，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5]戴裔煊：《澳門歷史綱要》，北京：知識出版社，1999，第253頁。 [6]《清末中國醫界對西方醫學的觀察與仿行》，載“論文聯盟＂網，2012年12月26日，http://www.lwlm.com/xiyixuelunwen/201209/665055p3.htm。 [7]趙春晨：《嶺南近代史事與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第178頁。

戴成功，女，原籍廣東省五華縣，生於香港。孫婉與戴恩賽之女、孫中山外孫女。 成功定居澳門，在澳門粵華中學完成小學、中學學業。1955年1月，父親戴恩賽病逝後，她與母親孫婉相依為命，照料母親生活，終身未嫁。[1] 1979年初夏，一直居住澳門的成功前往北京拜見外祖母宋慶齡時，得知自己同母異父的兄長王弘之在上海。之後，成功來到上海與王弘之相見。 成功回到澳門後，把自己在上海見到哥哥王弘之的消息告訴給母親孫婉，並拿出她與王弘之的合影。孫婉戴上老花鏡仔細看了看兒子說，分手時還是個小孩，如今已變成老頭子。 成功告訴母親，哥哥王弘之將於7月份來澳門時，孫婉屈指數了數，高興地對女兒說，馬上就要見到你哥哥了！ 當時孫婉興奮過度，血壓驟然上升，雖送醫院搶救，終因醫治無效，1979年6月3日與世長辭，留下了未能與兒子再見一面的遺憾。 噩耗傳到上海，王弘之痛不欲生。1988年，王弘之來到香港與1947年離滬赴台的姐姐王蕙第一次相見。1989年，王蕙回上海看望王弘之，邀請弟弟到台灣探親。1991年7月，王弘之生平第一次踏上祖國寶島台灣，再度與姐姐王蕙相會。更使王弘之高興的是，父親王伯秋照片等資料，在廣東中山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紀念館陳列室展出。 孫中山有四個外孫，都是孫婉所生。孫婉經歷兩次婚姻，共生育四個孩子。他們是長女孫王蕙、長孫子王弘之，次孫女成功和幼孫子戴永豐。廣州解放前夕，戴永豐沒有隨父母到澳門，留在廣州，進入嶺南大學攻讀畜牧，取得碩士學位，並留校從事畜牧免疫學研究；後來，不幸患上肺結核，咯血不止，窒息而死。[2] 1981年5月27日成功與孫科的女兒孫穗英、孫穗華及已抵京的其他親屬一起，前往宋慶齡的住宅，看望外祖母宋慶齡，在她的病榻前問安。[3] 1985年2月9日、10月8日，成功回到翠亨參觀；1985年11月12日，成功到翠亨參加孫中山誕辰119周年紀念活動。 1988年1月6日，成功回到五華縣河東鎮澄塘村尋根問祖，受到該縣黨政領導和群眾的熱烈歡迎和接待。 1991年4月9日，成功因嚴重糖尿病引起腎功能衰竭，不幸在澳門鏡湖醫院去世，終年69歲。 戴成功的喪禮十分隆重，除澳門各界人士參加外，中共中央統戰部、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澳門分社和香港分社及廣東省政協都送了花圈。戴成功生前熱愛祖國，關心祖國的統一，20世紀80年代擔任第五、第六屆廣東省政協委員。[1] [1].《戴成功》，載“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網，2012年3月2日，http://www.sunyat-sen.org/sun/showqshy.php?id=27。 [2].《孫中山先生的婚姻與後代》，載“網易＂網，2010年2月12日，http://book.163.com/09/1023/14/5MALTTS400923INP_3.html。 [3].《戴成功看望外祖母宋慶齡》，載《人民日報》，1981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