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2年6月24日，东望洋山下是硝烟弥漫的古战场，无数人拼命地挥动手上的武器，火枪不停地射出子弹，地上躺着多具死者的尸体，鲜血染红了大地。这天，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远征军登上澳门，誓要从葡萄牙人手上夺取澳城，双方爆发了这场“澳门之役”。

到底这场400年前的战役是怎样的过程？澳门守军如何抵御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部队，让我们为大家介绍“澳门之役”的历史。

1622年3月26日，巴达维亚总督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十七人董事会递交报告，向“老板”交待公司在亚洲各地的事务，科恩一方面为之前错过占领澳门的时机感到可惜，另一方面认为现在是出兵的大好机会，不可一错再错！

四年前，即1618年，年仅31岁的科恩获任命为荷兰东印度总督，但当时巴达维亚正被爪哇人²和英国人围攻，几乎陷入绝境。不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科恩的领导下，不仅解除围困，他用武力控制爪哇群岛、班达群岛和摩鹿加群岛等香料原产地，并且重建巴达维亚城，确立公司在亚洲的统治地位。

然而，科恩的野心可不止于此，他早已把目光放到中国的贸易。对他而言，打开中国的市场不但让老板们的钱包更丰厚，也是打击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亚洲的势力。当时，葡萄牙人在澳门与中国人贸易，而西班牙人则在马尼拉与来自福建的中国海商做生意，当时葡西合并，这个庞大的帝国几乎垄断对华贸易。科恩认为，只要他们能驻紥在中国沿海，获得贸易的许可，荷兰人即可夺得中国的市场³。

该如何打开中国的贸易市场呢？1621年底，荷兰人的“勇敢号”（Gallias）在马来半岛海域截获一艘葡萄牙船只⁴，船上的信件让科恩得知澳门和葡萄牙人的情报，并将之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十七人董事会汇报：

澳门，作为远东重要的贸易港，是一个汇集无数珍贵的货物和金钱的地方，葡萄牙人竟然没有派军队来防卫，有如打开大门的宝库。当然，葡萄牙人也深知敌人对澳门虎视眈眈，他们曾经尝试修建城墙来防卫，但在明朝官员的反对下被拆毁⁶。现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陷入极大的困境，他们胆战心惊地躲在城内，不敢派出商船出海贸易，所以这是抢占澳门的绝佳时机！

经过一番商讨后，科恩在3月26日计划组织一支由12艘船、1,000名荷兰人及150名奴仆组成的舰队，目标是“前往中国沿海，调查我们是否可夺取敌人与中国的贸易”⁷。虽然情报显示澳门是一座“空城”，但科恩让舰队自行决定是否攻打澳门，因为他不肯定舰队的兵力能够拿下城市，也不知道明朝官员对攻打澳门作出怎样的反应⁸。万一舰队放弃或无法攻打澳门的话，科恩还有一个Plan B，就是让舰队北上前往九龙江口或澎湖，在当地寻找一处环境优良的海湾建立据点。

科恩已经决定向中国进军，当他在撰写向董事会提交的报告时，舰队正密锣紧鼓地在巴达维亚的港口整装待发，不久即将起航。

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名为“公司”，但她实际上更像一个政府组织，在荷兰议会的授权下拥有行政、军事和外交的权力¹⁰。为了公司的利益，他们可选择用武力抢占贸易市场，就像夺取东南亚的香料产地一样，只要这笔投资能带来翻倍的回报。我们尽管不知道科恩为这支舰队花了多大的开支，但一口气派出十多艘、上千人员，这可谓是大型的军事行动。

在巴达维亚的码头上，水手们和工人忙于把粮食、武器和弹药等物资搬运上船。科恩的算盘可不只把舰队作远征之用，他长远地（或是乐观地）考虑到舰队之后与中国人做贸易，所以准备了两箱白银，以及一批胡椒、檀香木，到时即可做生意，赚取在中国的第一桶金¹¹。

当码头那边忙个不停时，城市内也集结了1,000多名出征的人员，当中有些人已随公司四出征战多年，如利邦（Elie Ripon）中尉。他的家乡是著名的佣兵之乡——瑞士，他在加入公司后，一直参与公司在摩鹿加和班达群岛的战役，是一名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士官¹²。然而，像利邦这样的士兵只有约200人（占整支舰队人员的五分之一），这次出征的人员大多数的本职是水手和工匠等船上的人员，他们或许懂得如何挥剑和使用枪械，但能否真的在战场上作战，利邦也心存疑问¹³。除了从欧洲招募的人员外，这支军队还不乏来自其他地方的面孔，包括班达人、爪哇的穆斯林（Guseratten）、日本人、黑人等，甚至还有投靠公司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¹⁴。

在4月1日，4艘帆船作为先遣舰队出发，率先前往澳门¹⁵。至于主力舰队，则在较后的时间起航，雷尔生（Cornelis Reijersz）获任命为舰队司令，他在1610年担任公司的船长，受到科恩的赏识和信赖，可见总督对他的成果寄寓厚望。雷尔生的主力舰队共有8艘船，其中6艘是大船（Schip），这类型的帆船是公司最“百搭”的大型船种，既能上货运输，也能武装起当战船使用，并且可配备约200名的水手和士兵¹⁶。

在4月10日破晓之际，雷尔生的主力舰队从巴达维亚港口出发，他们先经过巨港（苏门答腊岛东部城市Palembang）的海峡，再往北航行，但舰队的航程并不顺利，舰队不但受到暴雨、逆风和逆浪等天气因素，老旧的“代尔夫特号”（Delft）因损坏了而“拖后腿”，种种原因拖慢了舰队的航行速度¹⁷。

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后，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在5月26日抵达宾童龙（越南Panduranga）¹⁸，获得国王的招待，而雷尔生的主力舰队其后与先遣舰队汇合，12艘前往中国的荷兰军舰正式会师¹⁹。在宾童龙期间，雷尔生一方面安排舰队补给物资，另一方面派人打听葡萄牙人的情报，结果发现葡萄牙人在宾童龙以北的金兰湾（Commorijin）有处造船的地方，于是派人前往当地²⁰。利邦带着100名士兵突袭金兰湾的葡萄牙据点，把新造的船只付之一炬，他们原本也活捉一名葡萄牙人，但那人却成功逃走²¹。

金兰湾的小战斗可算是这支荷兰远征舰队的首次胜利，既然百多人的部队已能把葡萄牙人吓到落荒而逃，那么整支舰队进攻小小的澳门，绝对是不费吹灰之力。不过，澳门城的居民真的毫无防范吗？

当荷兰人在金兰湾摧毁了葡萄牙人的造船据点之际，4艘船只在5月29日突然出现在沙沥，惊动整个澳门城²²。

虽然科恩的算盘是以12艘船只攻占澳门，但为了保险起见，他从其他地方调动船只到澳门。早在雷尔生的舰队出征之前，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切断中国与马尼拉的贸易，他们与英国人合作，组织由杨松（Willem Janszoon）率领的荷英联合舰队（一共九艘船），在马尼拉附近海域袭击往来的船只²³。科恩就是从这支联合舰队调动人手，包括两艘荷兰船和两艘英国船，她们在5月29日出现在澳门海域。这支船队摆出登陆的态势，似乎准备随时进攻。虽然荷兰人突如其来地出现，但澳门城的居民却没有陷入恐慌中，反而迅速加强各个据点的防卫。

当荷兰人蓄谋已久入侵澳门，但城内的居民可不是坐以待毙，他们很清楚敌人随时上门入侵。当时，贾罗布作为中日贸易舰队司令（Capitão-mor da viagem da China e o Japão）被派到澳门。在往常的日子里，中日贸易舰队司令会率领舰队从澳门前往日本长崎贸易，但在危急时间，舰队司令将留守在澳门。当贾罗布来到澳门后，立即鼓舞居民拿出勇气面对敌人：

贾罗布稳住军心后，下一步就是想方设法地加强澳门的城防。议事会曾立即向马尼拉救援，从当地获得一批火炮，不但能加强各据点的防御，也大大加强居民的士气²⁵。然后，贾罗布开始思考澳门半岛的弱点，以及敌人会从何处进攻。

十七世纪初期的澳门半岛，是一处三面环海的地方。敌人最直接的入侵路线，就是从平阔的南湾大海滩登岸，直取澳门城，虽然海滩上没有险要，但南湾北面的方济各修道院（加思栏）是一处高地，只要装备火炮即可作为炮台防御。另一处从十字门水道，经过妈阁庙前的海域进入内港，但只要派兵扼守水道的入口，敌人就难以进入内港。

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是在城外，位于澳门半岛东北面的㓥狗环海滩是一处不错的登陆地点，加上旁边是马交石山和东望洋山，一旦被敌军占领海滩和山头，将会对澳门城构成极大的威胁。尽管葡萄牙人无法在㓥狗环建立坚固的城墙，但他们用沙土夯建一道土墙，用来拦阻登陆者。工程开始时，贾罗布身先士卒地搬运泥沙，人们见到他如此积极，也纷纷跟随修建土墙²⁶。

荷兰和英国舰队于5月29日出现在澳门海域后，贾罗布开始驻留在加思栏炮台，每晚巡视炮台四周，与士兵们留守在战场的最前线，准备荷兰人随时入侵。当然，荷英舰队在澳门外海不是白等的，他们的工作是封锁澳门。在5月30日，贾罗布派出塔瓦雷斯（Francisco Tavares）率领七艘葡萄牙船只突破封锁，让一支船队离开澳门²⁷。然而，并非所有舰队都能顺利突破，一艘葡萄牙船只在保护三艘运载丝绸的船只前往马尼拉时，被荷兰人截获，船员被囚禁起来²⁸。

回到雷尔生的舰队上，他们离开金兰湾后，雷尔生在6月10日召集舰队的人员开了一次大会²⁹。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惯例，每当作任何决策前，主管人员必须先召开会议共同决定行动。这次会议讨论了两日，众人正式决定进攻澳门，并且制定行动的人员安排：全军分为3个营（前锋、中锋及后卫），每个营队又分为三队（一共九队），每队50至60人³⁰。雷尔生理所当然地担任军队的司令官，而鲁芬（Hans Ruffijin）担任第一队队长，他也是所有士兵的指挥官。然而，九支队伍只有三支是军官率领，其余六支是由商务员或船长率领，可算是“专业不对口”。

雷尔生制定了基本的进攻安排，但该如何登陆、从何处进攻等细节，却没有详细的计划，这很可能因为他们连澳门半岛实际的情况也未清楚！因此，雷尔生在6月18日派鲁芬带员先行一步到澳门侦察，而舰队在6月22日正午来到沙沥³¹。此时，澳门海上有14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舰及两艘英国的军舰，随时入侵这座城市。

不过，雷尔生并不急着进攻，他派出三批人在澳门半岛四周测量炮击的距离，而他自己也亲自带人观察城市³²。果不其然，雷尔生也察觉到㓥狗环海滩是个登陆的好地方，决定军队在这处海滩登岸。看到荷兰人派出小船侦察，一些葡萄牙人向敌人开火，但没有对荷兰人造成伤亡³³。

值得一提，一批在澳门城东面作测量的荷兰人曾经上岸，他们按科恩总督的指示去寻找华人对话，但他们却连一个人都找不到³⁴。显然地，荷兰人入侵澳门的消息绝非只是葡萄牙人的事，城外的华人早已闻说这场“风暴”，所以趁早离开澳门。至于明朝官府，他们虽然没有插入“澳夷”与“红毛番”的事情，但也密切关注事态最新发展³⁵。

舰队抵达后第二日，荷兰人原本打算在今日登岸，可惜天公不造美，下起大雨，加上两艘军舰与舰队有点距离，所以延后一天登陆，但荷兰人却没有停下来³⁶。下午时，“格罗宁根号”和“勇敢号”驶近加思栏炮台，向炮台发炮轰炸，但葡萄牙人也不是一味挨炸，他们也开炮还击：

加思栏的炮战只是大战前的小交锋，荷兰人仅是试探炮击的距离，更可怕的战斗还未开始³⁹。尽管炮战在晚上结束，但双方隔岸的交战并未就此结束。贾罗布听到荷兰人的舰队吹笛和敲鼓，想必是敌人举行晚会，于是命令士兵们同样举行晚会“回击”，为明天的胜利提前庆祝。

正如电影中一样，贾罗布也向澳门城的守军发表战前的宣言：

贾罗布的宣言让守军燃起士气，但荷兰人的兵力可是远多于葡萄牙人，战况仍然对守军非常不利。明天，他们拿出自己的信仰、勇气和决心，那么上天会否回应他们呢？

多少人在祈祷中度过晚上，晨光开始了血腥的一天，不论结果如何，这是被澳门城后世铭记的日子。

“格罗宁根号”与“勇敢号”再次驶到加思栏炮台，向炮台发动无情的轰炸，但双方都知道真正的血战是在㓥狗环海滩。150名澳门守军早已整装待发，在沙土墙等待荷兰人，待他们登陆时用枪弹“迎接”他们⁴¹。不过，荷兰人的小艇们快速把部队送到岸上，守卫㓥狗环的葡萄牙人见无法阻挡，只好撤出沙土墙，离开㓥狗环。虽然守军的抵抗看似失败，但他们发出的无数子弹中，却有一颗击中雷尔生，中枪的舰队司令只好被送离战场，作战的指挥权交到鲁芬的手上⁴²。

鲁芬看到葡萄牙人如此不堪一击，根本无力抵御荷兰军队的攻击，认为是直取城市的大好时机。他没有等待部队补充手上的弹药，就命令全军追逐葡萄牙人，乘胜追击。澳门似乎已经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囊中之物。

荷兰人从㓥狗环海滩前进，向澳门城进击，虽然路上有一些葡萄牙人零星地开枪反击，但都无法阻挡大军的步伐。不经不觉间，荷兰人来到一处山泉的地方，这里平日是人们洗衣服的地方⁴³。然而，荷兰人在这里遭到炮击，这些炮弹从何而来呢？

虽然㓥狗环海滩是较容易登陆的地方，但澳门半岛属于丘陆地形，高高低低不一，只要葡萄牙人架设火炮，就可以成为一座防御工事。澳门半岛中央有一座小山岗，它位于耶稣会士的圣保禄学院旁边。随着澳门城受到的威胁日益严峻，耶稣会士们于1617年在山岗上架设火炮，构成一座简陋的炮台（即大炮台的雏型），防范任何从澳门城北面的入侵⁴⁴。

在此五年后，简陋的圣保禄炮台终于能派上用场，在炮台上发炮的人并不是士兵，而是耶稣会士罗雅谷（Jeronimo Rho）⁴⁵。耶稣会士以学识渊博见称，大家别以为他们都是“文弱书生”，耶稣会创办人罗耀拉（Ignacio de Loyola）本身就是军人出身，所以修会参照军事组织的模式设立，拥有如军队一般的纪律。当时，明朝受到后金（女真族）的入侵，朝廷多次透过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向澳门购买大炮及招募炮手。因此，一位耶稣会士懂得发炮射击，并非甚么怪事⁴⁶。

罗雅谷从圣保禄炮台向荷兰人发射了数炮，其中一炮击杀了一些敌军，使荷兰军队缓减了进攻的步伐，双方在山泉处陷入胶着状态，互相射击⁴⁷。按照雷尔生在战前的安排，三个营队各配备六桶火药，各携带一门火炮（合共三门火炮），但火药却迟迟无送上前线的士兵⁴⁸。尽管荷兰人开局时攻势凌厉，但在缺乏补给的情况下，士兵们的手上的弹药开始不够。不过，当他们等到了弹药送来的时候，又发生另一件突发状况——一桶火药发生爆炸，据说是一名士兵操作失当引发的⁴⁹。这次爆炸仅是令一些士兵受伤，但小小的意外却可造成雪崩的效应，荷兰人不但士气受损，葡萄牙人也趁机向敌人反击。

在荷兰人登陆后，贾罗布马上组织城内的守军，并且鼓励大家的士气，静待着反击的时机。当荷兰人的火药桶爆炸后，他立即带领守军们，全员一起高喊“圣地牙哥！”的战号冲向荷兰人⁵⁰。圣地牙哥（Santiago），其实是天主教圣人圣雅各伯，传说他在“收复失地运动”的一次战役中显现，协助基督徒击败摩尔人（穆斯林），因而获得“摩尔杀手”（Santiago Matamoros）的称呼。尽管“收复失地运动”已经结束，但“圣地牙哥”仍然是葡萄牙军人的精神支柱。除了守军之外，300名黑奴和耶稣会士拿起武器，纷纷赶到战场上杀敌⁵¹。

澳门守军猛烈的攻势，使荷兰人的部队崩溃，一些人开始落荒而逃。鲁芬看到形势不利，尝试命令部队撤到东望洋山上的圣堂，占领高地重整旗鼓，但当他和士兵赶到时，却遭到埋伏在圣堂的葡萄牙人射击⁵²。荷兰人的最后希望也消失了，只好落荒逃跑到登陆的海滩，人们争相爬上小艇，无数的子弹从身后向他们发射，但仍然有大批人在逃亡的路上被杀。

相传，这些荷兰军队的鬼魂一直徘徊在㓥狗环一带，人们因而称这地为“海角游魂”（后改为“海角游云”）⁵³。

1622年6月24日，葡萄牙人击退荷兰人的入侵，由于这天是施洗者约翰（João Batista）的赡礼日，他们立即到教堂举行瞻礼，为感谢上帝赐予这场战役的胜利⁵⁴。黑奴们在战斗中勇敢的表现（据说有一名黑奴是女扮男装上战场），他们当场获得自由，除了他的主人看到之外，明朝官员也赐予大米给黑奴作嘉许⁵⁵。

当葡萄牙人大肆庆祝胜利之际，荷兰人在悲哀中度过惨败的一天，他们点算部队的损失，雷尔生称“在此次攻击损失了136人、另外有126人严重受伤”⁵⁶，当中阵亡或失踪的高层共有九人，包括鲁芬，据说他在撤退时被葡萄牙人围攻，身中多刀战死⁵⁷。翌日（6月25日），雷尔生派员手持白旗到澳门，希望对方交回俘虏的荷兰人。实际上，葡萄牙人活捉了七名荷兰人，但他们以“现在不是时候”拒绝⁵⁸。

雷尔生的舰队在澳门停留了数日，不但是重整旗鼓，也派人到广东寻找明朝官员，那名官员是广东海道副使⁵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向官员请求划出土地让荷兰人驻留，像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一样，但这位官员拒绝了，并要求荷兰人立即离开。最终，雷尔生的荷兰舰队在6月29日离开澳门海域，北上前往澎湖，执行科恩总督的Plan B，在当地建立一处贸易据点⁶⁰。

荷兰舰队离开后，葡萄牙人并没有因此而放下戒心，他们为防范敌人再次入侵，于是向葡萄牙王室请求派驻将领和士兵，马士加路也（Francisco Mascarenhas）在1623年以首位澳门总督的身份到来。澳门总督的设立，不仅是作为一名将领，也标志葡萄牙王室派驻代表到澳门，影响着日后澳门政制的格局。另外，马士加路也在任期间大规模修建炮台和城墙来抵御外敌，这系列的防御工事仍可见于澳门各个角落，而它们也影响着城市的规划和发展。

尽管葡萄牙人在“澳门之役”守住这座城市，但这并不代表阻止荷兰人抢占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市场。相反，雷尔生的舰队前往澎湖后，曾于1622年攻打厦门，遭到击退，后于1624年在台湾岛的大员港（即今天的台南）建立据点，确立在远东的贸易基地。荷兰人从1639年起，取代了葡萄牙人在日本的贸易，使澳门的贸易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换句话，荷兰人虽然没有攻取澳门，却夺走了澳门的商业价值。然而，荷兰人的势力也非无坚不摧，清兵将要全面占领中国时，郑成功在1661年渡海进攻大员，最终荷兰人不敌，放弃了这个据点，明郑势力在荷兰人的基础上经营这片土地，直到1683年向清朝投降为止。

400年后的今日，半岛上的烽火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澳门之役”的痕迹却随处可见，如得胜花园、荷兰园、城市日大马路等地名。这段历史不但铭刻在街名上，也影响了澳门，甚至东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