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2年6月24日，佣兵利邦（Elie Ripon）跟随荷兰东印度公司参与远征澳门的战役。作为进攻澳门的军官之一，他目睹荷兰远征军登陆和战败的过程，并把之记录于日志里，让后人从一个战败者的角度，了解荷兰人为何倒在澳门城下。
图1 1635年的澳门城（图片来源：《Livro das plantas de todas as fortalezas, cidades e povoaçoens do Estado da India Oriental》，1635）
“各自保命，已经没有希望。你们也看到，其他人都撤退！”
在通往海滩的血路上，利邦（Elie Ripon）不断地挥动手上的长戟，把挡路的敌人一一杀死。利邦对这片杀戮战场并不陌生，但他从未试过如此狼狈地逃命。来到海滩时，很多登陆小艇已驶离战场，他只好走入冰冻的海水里，去追逐还未驶得太远的小艇。无数的子弹如冰雹般打落利邦，但幸运的是海浪挡着了子弹，而更幸运的是他终于登上一艘小艇，离开名为“澳门”的地狱。
1622年6月24日，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澳门发动的远征以惨败告终。利邦作为在东印度公司服役的瑞士佣兵参与这场远征，并把目睹的战败过程写在日志里。在这个职业士兵眼中，荷兰人为何会败于一座“空城”面前？
出没在亚洲的瑞士佣兵
图2 由于瑞士位于高山地区，不少男子选择离乡打工谋生，包括从事佣兵的工作。中世纪晚期，瑞士佣兵可谓欧洲最著名的战场打手之一，其战阵和纪律性更影响了欧洲日后的军事发展。（图片来源：Wikimedia.com）
欧洲有句古话：“无钱不使瑞士兵”（Pas d’ argent, pas de Suisses）。十五世纪时，国王、领主和城市之间开战会出钱请专业人士——佣兵出手。这些职业士兵接受严格训练并拥有纪律性，在战场上比骑士和农民的发挥来得稳定（但前设是肯出钱），而当时佣兵界两大巨头之一就是瑞士佣兵（Reisläufer）。当然，瑞士佣兵除了出现在欧洲战场上，被派到亚洲作战也并非前所未见的事情。印度总督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就曾经请求葡萄牙国王派遣瑞士佣兵来亚洲，协助改善军队的组织和纪律，因为士兵们的鲁莽行动和松散纪律往往会招致惨败[1]。
十七世纪初，荷兰正向亚洲贸易霸主——葡萄牙人发起挑战，要拿下新一代贸易“大佬”的地位。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曾经派出舰队向马六甲、莫桑比克和澳门等战略据点发起进攻，但这根本无法动摇葡萄牙在亚洲的势力。直到1609年，荷兰人与西班牙人签订十二年的停战协定，连带葡萄牙人也停火了。就是这段“中场休息”里，荷兰东印度公司深感需要在亚洲建立据点，作为日后在战争和贸易上的基地，于是把枪头指向爪哇，计划在这个香料产地建立公司的新“总部”。
“想要财富和名声吗？想要的话可以给你，上船吧！所有的财富和荣耀都在亚洲，来公司上班吧！”
荷兰东印度公司正急于招募员工上班，不单要有生意头脑，也需是上得战场肉搏的员工。1618年，瑞士青年利邦参与到格陵兰捕鲸后，得知荷兰东印度公司请人的消息。对他而言，捕鲸生活虽然相当刺激且具挑战，但利邦却并不感兴趣。最后，他决定加入荷兰东印度公司，担任一名士官[2]。就这样，利邦开始了在亚洲的服役生涯，也见证荷兰东印度公司崛起的过程。
图3 荷兰东印度总督科恩。作为首任总督的他，确立了荷兰人在爪哇的势力，并试图开展与中国的贸易。（图片来源：Wikimedia.com）
经过半年的航行后，利邦所坐的帆船来到战火漫天的巴达维亚（Batavia），这座日后被喻为“东方女皇”的城市。然而，新生的“女皇”正受到在丛林的万丹人和雅加达人，以及海上的英国人的轮番围攻；当时，与巴达维亚共存亡的还有荷兰东印度总督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3]。面对被“围殴”的局面，利邦带着士兵们一边筑寨盖堡，一边进行战斗。荷兰人最后乘着敌人内讧进行反击，解除巴达维亚的危机。
随着巴达维亚的战事稳定后，科恩开始扩张在爪哇地区的势力，并出兵班达群岛与巽他群岛，控制当地的土著及驱逐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162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排除爪哇的敌对势力，多数土著都臣服在巴达维亚之下，而城市也渐渐发展起来，很多人迁到城内居住[4]。
眼见十二年的停战将要到期，科恩开始把下一个扩张目标定在爪哇之外，也就是葡萄牙人居住的澳门港。
远征澳门
图4 洪第乌斯（Jodocus Hondius）的东亚地图，1628年。当时，欧洲人对中国、台湾（福尔摩沙）、日本等地的地理环境仍然是相当有限。除了地理资讯之外，地图上的一些图像也有一些讯息，如右上方的中国帆船、日本人处决基督徒（震惊全欧洲的大事件）等。（图片来源：https://www.hjbmaps.com/products/antique-map-china-hondius-1606）
1622年3月31日，巴达维亚港正集结一支舰队，准备向澳门发动一次远征。利邦在此时被任命为中尉，被编入谢灵（Christian Chelin）上尉的连队中。整支远征舰队由十二艘战舰组成，作战部队共有十个连队，约800人，由雷尔松（Corneille Reyer）担当指挥官[5]。远征舰队在四月十日起航，但并不是直接驶向澳门，而是先到交趾支那（Cochinchine）的金兰港（Comorin），突袭相信是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的造船港，其后途经海南岛进入珠江口[6]。
“六月二十二日，我们抵达澳门港，勘察了可登陆的地点，没找到最合适的靠岸点，因为那里有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防守的壕沟和炮台。夜晚，我们开始备战，命令所有船长、士兵、船舰、救生艇等待命，准备在日出前一小时发动拂晓攻击。” [7]
当时，澳门外海已经有两艘荷兰战舰和两艘英国军舰，他们进行了一个月的封锁行动。葡萄牙人一早处于备战状态，虽然荷兰人在战舰和人数方面占优，但都不敢轻举妄动。
从利邦眼中，澳门就是一个鸟不生蛋、毫无出产的地方：
“澳门有三四个岛屿，最好的由葡萄牙人居住，但那是不毛之地，只能种点花草和橘子。其他岛屿都不能住人，有灌木覆盖群山，其间有山羊、母牛等牲畜，从港口就能望见。” [8]
然而，这片“不毛之地”却有着重要的贸易价值。科恩总督认为打开中国市场是东印度公司发展的重要一环，既是为了得到中国珍贵的货品，也是希望得到庞大的劳动人口。万一这次攻击失败，舰队也能到澎湖建立新据点，与中国人展开贸易[9]。
图5 英国绘图师John Speed的中国地图中的澳门（1626年），而内容与Daniel Meisner的《中国的亚马港》（Amacao in Chyna）意想图相似。
经过了又一天的准备后，在六月二十四日清晨，荷兰人终于发动进攻，凭著炮火和人数上的优势，一口气登岸并夺下㓥狗环。虽然登陆战成功，但舰队司令雷尔松却受伤倒下，被士兵带回船上，指挥权于是落到瑞凡（Hans Ruffijn）上尉[10]。见到葡萄牙人狼狈地逃跑，瑞凡认为形势大好，于是下令全军乘机追击，直接拿下澳门。
“不会吧，你们真的是乱来……”目睹这种操作的利邦不禁感到惊讶，他所见这场登陆战令士兵们疲惫不堪，而且大家手上的弹药都用了不少，现在又立即行军，万一中伏怎样办？
“我于是命令中士回去找火药和军需品。我预见即将发生的事，质问瑞凡，是不是有人帮我们备好弹药，他的进攻太仓促。我呢，则往左手边山上去，来到一座大修道院旁。”[11]
利邦所指的山相信是东望洋山，他可能计划抢高地等补给。然而，荷兰军队的攻势被葡萄牙人挡下，战况处于胶着状态。
整场战役来到关键时刻。就在此时，利邦见到葡萄牙人带着300名灌醉的黑奴，拿着武器如野兽一样杀入战场。与此同时，荷兰人的弹药补给被一个爪哇人点燃下爆炸，葡萄牙人见敌人没有弹药，于是向荷兰人发动反击。
“死定了，弹尽粮绝。”利邦心想战斗已经输了，便与自己的部队开始逃命，从东望洋山上拼命地逃。“我们下山时，与敌人短兵相接、彼此厮杀，我方士兵持剑杀出一条血路。”然后发生的事情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一天，800名荷兰远征军登上澳门，最后只剩下250人，包括六名上尉、三名中尉、九名掌旗官和七名士官[12]。
一场赔本又赔命的战斗
从利邦的日志里中不难发现，澳门并非是一座无防守的空城。尽管明朝官员不允许大规模筑堡，但葡萄牙人尽最大努力在沿岸建造战壕和炮台阻止敌人的入侵。在荷兰人登岸后，葡萄牙人投入所有人员参与战斗，包括黑奴和传教士（利邦在逃命时就杀死一名传教士），全力抵抗荷兰人的入侵。
图6 十七世纪初期的荷兰火枪兵（图片来源：Wikimedia.com）
荷兰人进攻失败，利邦认为这是瑞凡的指挥问题。“这一切都是因为缺乏弹药，还有那个瑞凡下的错误命令而肇祸。”[13]
事实上，荷兰人在进攻澳门前不仅没有周详的计划，甚至连军事人员也不足。十支参与战役的连队中，只有三支是由军官带领，其余的全是商务员和船长带兵，而且他们是在战前才暂时任命为连队上尉。当他失去指挥官之后，这些临时军官未能对战时形势作合适的判断和指挥，结果招来这场惨败。[14]
“他们在尝试，还以为自己在做买卖：还在学习作战阶段，便命丧黄泉，因为临阵磨枪，酿成大错。但事情已经发生，只能接受。”[15]
虽然利邦把问题责怪到瑞凡身上，他本身“抢山头”的行动反映部队之间的不协调情况，而这也是欠缺作战计划的表现。
荷兰人进攻澳门失败，不单纯是那发神奇的炮弹或是火药爆炸而导致，而是荷兰远征军从组织至指挥一系列的问题引起，加上葡萄牙人的顽强抵抗，使荷兰人在澳门吃了一场败仗。
东南亚的海上冒险
澳门之役的失败，只是荷兰人挑战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小挫折。1622年6月27日，雷尔松的荷兰远征舰队来到澎湖，计划在这里另设贸易据点，但荷兰人在澎湖的行动却惹来漳州官府的敌视。利邦除了在澎湖与明朝水师的战斗，他又参与一系列航海冒险，包括前往日本及台湾，甚至参与在大员建造堡垒。在澎湖期间，荷兰人一直与中国走私商接触和贸易，也透过他们与明朝官府达成协议，容许荷兰人与中国进行贸易，但他们必须离开澎湖。1624年，荷兰人从澎湖迁到台湾大员，并在当地经营“热兰遮城”（Zeelandia）。
对以战为生的利邦而言，留在热兰遮城的生活不能满足他对冒险的追求，结果他返回巴达维亚。在途中，他经过澳门：
“（1624年12月）18日，越过澳门，沿着占婆海岸前进。一路上没看见甚么，除了一阵强风，让我们见到一些飞鱼，和四、五只鲸鱼。” [16]
图7 1656年的巴达维亚要塞，由荷兰画家Andries Beeckman绘画。当时荷兰人已从葡萄牙人手上夺取马六甲、爪哇和日本的贸易，使巴达维亚成为十八世纪亚洲最重要的商城。（图片来源：Wikimedia.com）
显然地，他对这个鬼门关已经没有甚么感觉。到了巴达维亚后，利邦参与公司的新工作，包括（日常地）攻击葡萄牙人和军事据点，以及与东南亚的王国和部落建立外交。直到1627年，利邦结束他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八年的服役生涯，坐船返回欧洲。
我们不知道利邦回到欧洲的生活，但他的海上冒险日志却为人们记录了“海上马车夫”在亚洲崛起的过程，以及揭示了十七世纪亚洲的风土人情。
注释：
[1] （英）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著，陆大鹏译，《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页290。
[2] （瑞）艾利．利邦（Elie Ripon）著，赖慧芸译，《海上冒险回忆录：一位佣兵的日志，1617 – 1627》，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页70 – 71。
[3] 巴达维亚所在地原本由雅加达王（Prince Jayawikarta）统治，而他臣属于万丹苏丹国（Banten Sultanate），因此荷兰人的入侵招来本地的雅加达人及万丹人的抵抗。与此同时，荷兰人与英国人在十七世纪初为控制爪哇一带的贸易而爆发战争，所以英国人也加入雅加达和万丹的联盟中，一起对付荷兰人。
[4] 前揭利邦《海上冒险回忆录：一位佣兵的日志，1617 – 1627》，页102。
[5] 林发钦著，《澳门史稿》，2005年，页85 – 89。
[6] 前揭利邦《海上冒险回忆录：一位佣兵的日志，1617 – 1627》，页107 – 109。
[7] 前揭利邦《海上冒险回忆录：一位佣兵的日志，1617 – 1627》，页102。
[8] 前揭利邦《海上冒险回忆录：一位佣兵的日志，1617 – 1627》，页112。
[9] 前揭林发钦《澳门史稿》，页79 – 81。
[10] 前揭利邦《海上冒险回忆录：一位佣兵的日志，1617 – 1627》，页109。
[11] 前揭利邦《海上冒险回忆录：一位佣兵的日志，1617 – 1627》，页109。
[12] 前揭利邦《海上冒险回忆录：一位佣兵的日志，1617 – 1627》，页111。
[13] 前揭利邦《海上冒险回忆录：一位佣兵的日志，1617 – 1627》，页111。
[14] 前揭利邦《海上冒险回忆录：一位佣兵的日志，1617 – 1627》，页114。
[15] 前揭利邦《海上冒险回忆录：一位佣兵的日志，1617 – 1627》，页111 – 112。
[16] 前揭利邦《海上冒险回忆录：一位佣兵的日志，1617 – 1627》，页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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