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柱网，1927年在广东新会出生。我爸爸在澳门工作，我十一二岁时跟妈妈来到澳门。我爸爸来澳门很久了，以前在傢俬铺工作，我们出来后就跟着他慢慢学些东西。

日本仔打仗的时候，生活在乡下真的很艰难。他们不断地炸我们住的地方。所以我就跟妈妈逃来澳门。逃来澳门以后就住三巴门，在白鸽巢附近租房住，很旧的石屋。“风潮¹”的时候我们没有饭吃，我试过经过白鸽巢，树上掉了些籽下来，都不知道能不能吃，我拿回家炒了吃，没办法，死就死吧。

我见到很多饿死的人，阴功啊，惨啊！讲你都不会相信，那时日本仔时代有个难民营在青洲。那时饿死的人只用艘垃圾船把这些人载出公海弃掉就算了。

总之是很难的环境，那时澳门也没有什么工作做，生活很艰难。

我在汉华小学读了四年书，在镜湖马路转弯那里，消防局斜对面。

开始学木工那年我是十七八岁，跟潘念记师傅学。其实做木工一定要学三年师，但是我聪明，别人用三年，我用没多长时间就学懂了。之后我就在澳门工作，但很艰难，“揾唔到食”，澳门没工作机会，被迫要过香港找工作。具体时间记不住了，应该是和平²之后几年。

到香港后找工作也是很艰难，那时听见汶莱需要人去，是很少人去的，但是为了生计，硬着头皮也要去，不然我家中怎样生活？有我和我太太。我是31岁结婚的。先去汶莱，工作了一年多，再去沙捞越。除了去汶莱，我只有在香港工作，因为澳门“揾唔到食”，只有一个时期是葡京刚建的时候（约70年代），有做过一阵子，是和阿奕（陈棉奕）他们在那里做衣柜，只是那个时期，“揾唔到食”，然后又回香港工作，因为澳门人工太便宜了。我在香港做建筑，做一些内里的东西，例如做一些门、傢俬。我们在汶莱，就没有傢俬做了，做房屋，房屋当然包括很多，天面、石屎板那些，天面也是木的，也要做啊。去汶莱我是来来回回的，回来两年又回去，不是长期逗留的。

我从汶莱去沙捞越四五年，过去那边都是做些有益的事，多数都是建医院和学校这些的。在汶莱、沙捞越是讲马来话，还有讲港府话就是我们粤语，讲普通话也可以，马来话我们都不通的。我们请他们来工作，怎样都要懂几句，不然怎样沟通？

例如“刨木”的“刨”，马来话是“架登”“架登”，“锯木”是“牙依”“牙依”，望很准或是直的东西时是“定喔”“定喔”，望直的东西也要教他啊。叫别人过来帮手的“帮忙”是“堕朗”，“过来帮忙学木”，“学”是“硬吉”，“木”是“加优”。我们教他们做木，有时我们会用机械比较多，那就会叫他们帮忙拉锯尾，我们也不敢叫他们用机械，危险的东西也少叫他们做。

我在香港跟国外，两边来来去去都很久了，一直都没有回来澳门工作，只有一次是葡京那次，正式来说是没有在澳门工作过，和徐洪“拍档”做了一阵子。在澳门我只是做傢俬多，就没有做“楼厂”。“楼厂”即是建筑，在澳门就只做傢俬多，没有“楼厂”做。

在澳门啊，我们这行好“窄使”（避忌）的，你是做石屎板就一直是你们一班人做石屎板，其他人没办法插进去一起做的。做傢俬，就是做傢俬的，不能混合一齐做，澳门是这样的。

以前的人“四大天王”几个人一个“门口”，就是那些老臣子做，一个组一个组的，我们这些后生很难进去的。旧时这些人个个都是有“门口”的，不同现在，现在是谁便宜便是谁来做，以前呢，做过了，就会用回原来的那一帮人，那些老臣子会有这种心理，比较念旧，例如这些人帮过我，我便请回这些人。
我在香港做的较多，回澳门便难以融入这群人当中。

我在1992年，65岁时退休的，回到澳门，现在我都85岁了。我住在新口岸，北京街。

回澳门退休后，我去了理工长者书院读书，读了8年，本来是4年的，后来抽签又抽到，又读多四年了。我学画画，有木工的功底，我的手很定的，因为做木手要很定，不会震，线条会很稳，例如画个圆，对我来说很简单就画出来了。我看报纸都不用戴眼镜，画画也不用。生活上，我很少暴饮暴食，酒也很少喝，偶然会喝一点点红酒。暴饮暴食，身体就有问题了。

有一次，澳门工人进行斗争，争取三四毫子的保险，建筑商不肯给我们，我们便罢工。那时候建爱都酒店死了人，建筑商只是赔很少很少，阴功，多少给一点就算数了。但是我们以后不可以这样，死了人就随便赔一点钱，不能这样嘛，所以我们就斗争，我们要自己买这些保险。

我们斗争的方法就是停工。那时要用方法的，我们由冯培带领，采用的方法是，我们知道哪个老板有钱，哪个老板没钱，或是要问银行借钱的，那就是要找那个，因为他没有本钱嘛。然后停工，停工要选地方，要找很多人知道的“地盘”——“哗，这个地盘停工喽”，这样买“楼花”的人就会害怕啦。是要这样的方法才可以。如果是有钱的，他哪里理你这么多啊。

之前有一座楼，在荷兰园附近，不开工了，我付了钱买楼花，你不开工，问你怕不怕啊？然后我们令到他们自己斗争，有的自己有钱的，便说，“大佬，我搞不定啵”，求其给些钱给工会，应承工会吧。

有些方法你想都想不到，是令到他们没生意做。有一个老板是开餐厅的，在平安戏院旁边，他说怎样都不可以付钱给这些“三行”³工人。于是我们找了些人，那时很冷啊，穿得破破烂烂的，坐在他们的座位上，而旁边是戏院，很旺，别人看到这餐厅怎么都是乞丐？谁会进去帮衬？

这是斗争的第一天。无人帮衬，他们便知道一定是你们这帮人搞鬼。

第二天，又找了些靓仔，斯斯文文，穿着西装，带着女朋友，又霸着他们的位置，于是又没有客人。

于是他们知道是我们这帮人，怕了我们了，最终他们还是答应了。那时是工会付钱给他们罢工，每人只有五毫，就是说只能限吃五毫的东西。

斗争之后，就给我们买保险了，每日几毫子买保险，我们开工的时候便买了保险，以后我们出了意外都有保障。不然我们怎样保障自己？就像那次在爱都酒店死了的人，随便赔点就算了，很惨的，死的还是个女人。

那时我在山顶医院工作，我都不开工了，去劝那些工人罢工，“大家要合作才行啵，有件这样的事情，这本身是大家的利益”，我周围去劝那些人。

其实整个来说，建筑行业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行业，因为高空作业。一直以来做建筑行业的工伤，老板都不负责的，但是他们是为你工作，为你生产，因而受伤，应该要得到赔偿的。有一些工伤甚至死亡，他们随便给予一点抚恤金就算了。好多时我们都会回去工会“掟箩仔”，就是我们工友自己捐些钱，但工友都捐完了，也只是应急啊，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一直争取要求他们要负责。

我在婆罗洲，一样是斗争，我也是一样的做法，你就是“鬼佬”（老外）又怎么样，我们会有危险嘛。比如我们这些做木的都要钉“拉水”（指固定两根木顶的横木），但他们说钉烂他们的木，不可以钉，要拆开“拉水”，我们就要上去做工，要把木扯上去的。于是我们便停工，一停工他们就知道了。

工人的斗争也只有这样了，是最基本的手段，只有利用罢工来为自己争取利益。

我1963年参加了建筑业工人福利会。上架行会主要是做木的，但建筑业是包括很多人的，有泥水那些，水龙喉也在内，有很多行在里头。我现在还是建造业工会会员，不过现在不用供钱了，60岁以后不用交了。

这个福利会已经结束了。因为在1980年代，政府已经立例，所有建造业的工程，如果向政府申请施工批准，必须要买劳工保险，才可施工。而我们这个建造业工人福利会的目的，主要是帮工人买保险，那既然政府定法例，必须要买劳工保险，老板那不是买双重了？在法例没有成立之前，我们同建筑商订立协议，每个工人工作一日，他就付四毫子保险，法例成立之后，就不用给了。

这个建造业工人福利会便转变为建造业总工会，而福利会的运作就没有了。

在很久以前，我已经读过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多惨，《文汇报》《大公报》和《华侨报》我会看，其他报纸我是不会看的。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很清楚。最要紧的是国家，国家强大就好。

我们上架木艺工会的会址是在炉石塘，房子是百多年的老房，以前楼底没那么高，我以前去楼上会顶头，很矮的，现在不会了。

以前要聚会吃饭，我们会自己煮，请人来工会煮，摆很多席。我们有个习惯，说出来笑死人，我很“心水清”地偷看了桌底，只有一只脚是到地的，为什么每个都这样吃饭？因为我们都习惯蹲着坐的，我们做木的都会蹲着吃饭，不会坐的。我们会吃饭是用四方桌，每一围坐八个人，每边坐两个人，他们都会蹲在长凳上，于是在下面看就会变成没有脚，只是看到凳子的脚。现在的四方台还有三四张在。

以前的上架行会，有很多人来问我们拿饭吃，因为吃了“师傅饭”会快高长大。
“师傅诞”很重要的啊。在“师傅诞”那天，有请那些女伶来唱歌，当时用竹棚搭了台来唱的，就在工会对面的炭铺。街坊邻居都会来，因为以前没什么娱乐的，又没有电视，什么都无，有歌听已经很好了。

在1959年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也一样会庆祝鲁班诞。我们是去到酒楼，那间是酒楼（图4），很简单，那个是潮州人做的，不是很大间。（照片上）那个牌是自己人写的，找几个写得一手好字的人去写，然后自己刻出来，吃饭的时候把它挂上去。

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不会忘记师傅诞。

我们在外头真的很团结的，发生什么事，大家都会帮忙。有一次，有一个香港的管工去，我们那里有香港人嘛，他去了，大家一起讨论问题。那时有一条路是很斜的，而旁边有一条渠，他说要起级（即台阶），但是图则不是这样的，是直落的冲出，很猛的。大家就拗颈（争论），那个新加坡人，我们叫“皇家佬”的，打我们管工，一拳把管工打到地下。

他那拳厉害了，大到离谱了，搞到事情很严重，即刻全部停工了。

你知道我们三行很“牛王”、“牙擦擦的”。晚上，老板在古晋搭飞机过来谈判，我们是在一个细埠（小地方）的。

我们问，你们打我们的管工怎么办？你知道我们这帮人都很“牛精”的，“你们随便叫一个出来，打回他一拳。你打我们一拳，我们打回一拳。”其实当时老板亦都希望我们这样，因为皇家管工欺负得很绝，所以有人这样出头，他很中意的。

后来怎么了？整个埠所有店里有炮竹的都被我们买下了，但我们不是一次就烧光它，而是有计划地在建医院的地方，每个角落有人放炮竹，“砰砰”、“砰砰”，一声接一声地响下去，周围到处烧，成夜在烧，引起全个埠的人注意，“哇！这些香港人发生什么事，怎么吵得这么厉害？”

烧完这些炮竹后，隔天便舒服了。那个打人的皇家管工，第二天立即被降级了。整个埠的人说，香港人真团结。其实出外一定要团结，不然被人欺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