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1月14日─1565年1月31日)11月30日，安德烈．平托修士在本日致印度耶稣会士的信称：“由于这些地方远离司法，而人们又是如此放荡不羁，自以为是，更令其妄自尊大，为恩怨情仇大开方便之门。”每有纠纷，就有耶稣会士出来调停：不久前，我们当中的一位神父还令人向一位本地商人还钱。华商每当向葡人索取一份重要誓词，便要求由神父或在教堂开具。仅平托修士在一年内就做了20余起调解工作，避免了发生在同胞之间的激烈对抗，其中包括几次决斗。开埠初期澳门各商业集团之间由于利益关系的错综复杂，各种生意纠纷时有发生，因恩怨情仇而相互争斗的事也不断出现。努内斯．巴莱多神父称：在此期间出现多次葡人大黑船船长的争执，甚至到了相互仇杀的境地。故最早来到澳门定居的耶稣会就成为澳门开埠后最为重要的一股势力：“耶稣会还是脆弱而短暂的印度官方权利与强大的居澳商人权利的调停人。他们缓解服务于王室的中、高层贵族、商业低层贵族和居住在澳门的核心葡商之间的紧张关系，协助其寻找共同点和聚合处。”罗理路：《澳门寻根》附录《安德烈．平托修士给印度耶稣会士们的信》，第90—91页。Rebecca Catz: com a colaboração de Francis M. Rogers, Cartas de Fernão Mendes Pinto e Outros Documentos, pp. 67—70. Luís Filipe Barreto, Macau: Podere Saber-Séculos ⅩⅥ e ⅩⅦ, p. 112, 转引吴志良：《明代澳门政治社会》，载《澳门史新编》第1册，第119页。

万历二年(1574年1月23日─1575年2月10日)11月30日，闽广巨盗林(阿)凤从台湾败退遁入菲律宾之马尼拉。林(阿)凤，西班牙人称之为Limahong，出于巨盗林国显之门，初为潮寇朱良宝之部属，后火拼林道干部后，其势益壮，又为闽、广官军驱，先逃至东番魍港又遭明军与岛上土番兵的联合夹击，遂率船62艘，众3000余人直奔吕宋。到达马尼拉港后，林凤亲自指挥其部属两次袭击马尼拉港，但均未获成功。林凤遂断攻占马尼拉之念，率部众退据傍佳施兰(Pangasinan)河口(中文称玳瑁港)，于4里格上游之地建城二座，以图永居。张星烺：《菲律宾史上Limahong真人考补遗》，载《燕京学报》第9期，1931年6月。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3《林凤传》及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38《征抚》。刘尧诲：《督抚奏议》卷1《海贼突犯查参失事人员疏》、卷2《报剿海贼林凤疏》、卷2《谕夷剿贼捷音疏》，另参阅陈台民：《中菲关系与菲律宾华侨》，第98—115页。

1594年（明万历二十二年）3月9日，马德里发出国王文书，严格禁止西班牙西印度和葡萄牙东印度之间及澳门和马尼拉之间的通商和通航，但这一道命令从未被严格执行。11月30日，从1571年开始教授阅读和书写拉丁文的“耶稣会之家”改名为“耶稣会圣保禄学院”；当时有学员60人，学习葡文、拉丁文、艺术和神学。此为远东最早的西式高等学府。

朱印船即指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至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间持有幕府将军朱红印执照、可以从事海外贸易的日本商船。1608年11月30日， 一艘日本“朱印船”的船员在澳门的码头上与葡萄牙人发生纠纷，接着，他们上岸寻衅，打伤了前来劝解的澳葡官员。澳葡中日贸易船队司令佩索阿（André Pessoa）和愤怒的士兵、市民一起进行反击，杀死、俘获近百名日本船员。1609年秋，消息传到日本，日本政府决定惩罚正在长崎进行贸易的佩索阿。他们调集军队于1610年1月3日对佩索阿的船队发动围攻。战斗持续四日，直到1月6日晚，最后，佩索阿点燃船上的火药库将自己连同价值上百万的金银和近3000担生丝全部炸沉海底，事件遂告平息。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2月16日─1609年2月3日）11月30日，葡籍神父弗朗西斯科．帕切科（Francisco de Pacheco）出任圣保禄学院第四任院长。帕切科神父1586年加入耶稣会，1592年在果阿升为司铎。稍后来澳门。1598年在该院担任神学教师。1604年赴日后不久返回澳门出任院长，1609年卸任。帕切科神父是一位优秀的教育管理者，在他主持下的圣保禄学院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各项工作都办得有声有色，令人满意。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475页。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2月16日─1609年2月3日）11月30日，澳门土生葡人与一艘从印度支那（Indo-China）购买沉香木返航的日本有马（Arima）大名的朱印船上的水手发生严重冲突。朱印船于半夜入港时，大名的两个亲信教唆本国水手“匹夫亦善辩好勇”，纠合了另一艘泊于澳门修理的日本船上的水手，以三四十人为一伙，手执武器在澳门城中示威。当地华人对此产生警觉，要求议事会镇压和驱逐这些日本人。市政议员劝说日本水手克制他们的野蛮行径，但遭到拒绝。在第一次武装冲突中，大法官受伤，法官下属有人被打死，所有教堂都敲响了警钟。时任中国及日本巡航首领的安德烈．佩索阿集合军队火速赶到。于是日本人躲进了一所房子，该房子立即被愤怒的士兵和市民包围了。安德烈．佩索阿下令饶恕投降者，有些人投降了，但是大约40个亡命之徒负隅顽抗，最终死于手榴弹和火球。另外50名没有卷入暴乱的日本人，此时以原来避难的那所房子为据点，要决一死战。澳门主教平托．比埃达德和一些耶稣会士进行调停。如果日本人投降，并在文件上签字承认这次事件是由日本人先出手，则可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自由。最后，这批日本人签了字。大部分人获得了自由，但有两个头目被投入监狱。获自由返日本者，则称签字是被迫的。据中国方面的资料，这次日本人在澳门的暴动，与广东税监李凤的挑唆与勾结有关。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Jap.Sin.23, ff.285—291称3艘；瓦斯孔塞洛斯：《葡萄牙人在东方史（1601—1610）》（História dos Protugueses no Extremo Oriente），第114页称为1艘；文德泉：《澳门的日本人》，载《文化杂志》第17期，1993年，则称为2艘；C.R.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53也称1艘，不知孰是。朱印船，1603年德川幕府制定的一种核准日本船前往东南亚贸易的制度。该制度规定：凡是要出海前往外国的船只，都要事先向幕府申请一张盖有红色幕府印章的执照。这种执照称作“御朱印状”，而持有“御朱印状”的船舶便称之为“御朱印船”，简称为“朱印船”。（陈国栋：《17世纪日本的丝割符制度与中日间的生丝贸易》，载《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日贸易》，第133—157页。）C.R.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p.153—154: 文德泉：《澳门的日本人》，载《文化杂志》第17期，1993年。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 Jap.Sin.23, ff 285—291; 文德泉：《澳门的日本人》，载《文化杂志》第17期，1993年。朱吾弼：《皇明留台奏议》卷14《参粤珰勾夷疏》。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1月29日─1616年2月16日）11月30日，陆若汉带领葡萄牙商人参加广州冬季交易会。这一次他在广州呆的时间较长，接触了不少华人。他将庞迪我的中文著作《七克》送给广东总兵。广东总兵十分感兴趣。陆若汉还给总兵送去他带来的日晷及利玛窦制作的小型世界地图。总兵十分高兴，招待陆若汉吃了晚饭，并向陆若汉提出，希望澳门方面能向北京万历皇帝赠送天球仪和地球仪。后广东总兵又引荐陆若汉拜会了广东巡按御史王尊德。1616年1月下旬，陆若汉返回澳门，马上积极筹备进京献礼之事，而由于“南京教案”的爆发，此事遂被搁置。マィヶルク一パ一著，松本たま訳：《通辞ロドリゲス》第14章，第277页。

清康熙四年(1665年2月15日－1666年2月3日)11月30日，平南王尚可喜指示，由广东总督卢兴祖出面，令香山县知县姚启圣率领官役前往澳门，与澳葡官商各方直接对话。姚氏此行乃“奉总督明示，趁今往澳装入官夷货，准商人跟去买物，只要四六抽分”。在与葡方谈判时，姚启圣及李将军给澳门带来总督的一个极为大胆的提议，如澳门出10万两银子的酬劳，他愿为澳门取得重开海禁的朝廷允诺。葡人认为，包括他们已付出的款项（每艘船2000两银以及在身边每只船的丈抽之费），为获得恢复海上贸易的允诺，他们约需付出15万两白银。姚、李称，10万两中的7万两可在开海贸易时支付，其他3万两则需先付。葡人手头无这笔钜款，但他们送值12000～15000两银子的物品作为抵押，保证支付那3万两。不久，香山知县姚启圣又来到澳门，向澳门议事会传达一资讯，如果澳门能拿出12万两白银，其中4万两送给朝廷，其余给广东官吏，那么就可能允许他们出海贸易，这笔钱可以保证澳门像从前一样免受困扰。 《明清史料》己编下册第6本《刑部残题本》。按：姚启圣此次下澳通商实有其背景。因其出任香山县令时，香山就有7位知县坐负课系狱，所负课税额高达17万两银。当时香山一方面在执行迁海令，一方面又要完成国家的课税，唯一的办法就是下澳通商。参见汤开建：《康熙初年的澳门迁界及两广总督卢兴祖澳门诈贿案》，载《明清士大夫与澳门》，第158—184页。姚启圣这次赴澳由于交易很顺利，还留下了一首《冬日香山澳道中》的诗：“腊尽临山径，晴光似早春。断云横翠巘，远水泛青苹。日涌千峰壮，烟笼万树新。谁知行役里，犹自得怡神。”可证这一次下澳行役，姚启圣的心情是不错的。参见姚启圣：《忧畏轩遗稿》(不分卷)之《冬日香山澳道中》，第22页。 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p. 93—94; TA—SSI—YANG—KUO, Série 1, Vol. 1—2, p. 38. 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78页。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2月3日－1686年1月23日）11月30日，澳门议事会向葡王佩德罗二世申呈称：葡萄牙人在澳门从来以贸易为生，自从清政府禁海以来，贸易状况日益恶化，无任何好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清朝的大臣与某些外国有着重大的利益关系，无视禁令，致使外国船只携带巨资经常出没中国海域。另一原因是，清朝收复台湾后，全国开放海禁，并在澳门设立海关，专事税收。又说：这一机构是近来本城最大的灾难，因为它强迫我们支付即便是过去也难以支付的款项。这简直是敲骨吸髓。但最致命的毁灭是，随着新的贸易自由，其他国家更有理由在对华贸易中注入巨大资本。即使皇帝不允许这些外国人经商，其新大臣们（其他外国人来对他们有益，除了大量的赠送外，还有同他们的贸易利益）已跟他们明来暗往。即使如此，我们也本来可应付。许多年前荷兰人诡计多端，或是通过战争或是以重礼收买当局欲占本城，我们有办法将其驱逐出境。本城有抵抗这些强敌的防御设施。前述贫困，加之本城居民日益稀少致使房屋废弃，炮台倒塌，百物奇缺。为生存，我们竭尽全力，但这一切努力付之东流，因为我们无成堆的银子开路来获得这些偶像崇拜者的垂青。外国人腰缠万贯，出手阔绰。天高皇帝远，我们无法向其求告。告状往往落入被告手中，因此，我们只得忍受贫困，寄希望于陛下。有学者称：“开海禁设粤海关，澳门贸易有所发展。”从上述葡文档案可以看出这一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开海禁，更多的外国商船来华贸易，而且可以进入澳门，这就意味着澳门葡萄牙人丧失了对广州市场的垄断地位，增加澳门葡人难以匹敌的竞争对象；而设海关则是中国政府加强对澳门的税收管理，中国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相关法规及禁令，澳门葡人必须遵守。再加上不法官员的敲诈勒索，所以澳门葡人将澳门中国海关的设立视之为“本城最大的灾难”。里斯本海外历史档案馆，澳门，第2函盒，第5号文件，转引金国平﹑吴志良：《Hopo 的词源及其设立年代》，载《东西望洋》，第350—351页。戴裔煊、钟国豪：《澳门历史纲要》第4章，第109页。

乾隆十一年（1746年1月22日－1747年2月8日）11月30日，葡萄牙耶稣会士沈若望（João Simões）因避教难从江南返抵澳门。翌年病逝，葬于三巴寺。沈若望于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九日来广，后在江南传教。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67《广州府详报会审江南案涉案倪维智等人》，第238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628页有葡萄牙耶稣会士沈若望，应不是同一人。

乾隆十九年（1754年1月23日－1755年2月10日）11月30日，澳门“快乐圣母（Nossa Senhora dos Prazeres）”号船前往果阿和苏拉特进行贸易。Benjamin Videira Pires, A Vida Maritima de Macau no Século.XVIII, pp.44—45.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1月31日－1757年2月17日）11月30日，四川宗座代牧主教赖蒙笃（Claude Fraçois Reymond）病逝于澳门。赖蒙笃主教，1720年生于法国圣克洛德（Saint Claude），1747年晋铎为神父，1753年加入巴黎外方传教会，1753年11月来华，1756年2月12日被任命为四川宗座代牧主教，但因身患重病而不能接受祝圣仪式，后于本日在澳门逝世。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Mission du Se-Tchoan, p.339.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1月29日－1760年2月16日）7月25日，素习天文、水法的法国籍耶稣会士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方守义（J. F. Marie-Dieudonné D'Olliéres）神父及素习律吕、外科的意大利常国泰修士三人乘大西洋船抵达澳门。抵澳后，三人皆染病休息。常国泰病重不治，于11月30日去世，葬于伯多禄堂（大庙）。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两广总督李侍尧为法国人方守义等来澳后患病暂缓进京效力事致军机处咨文》，第341—342页；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938、953页。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1月29日－1760年2月16日）11月30日，德国耶稣会士席宾（Philippe Sibim）神父在澳门逝世。席宾，1678年生，1697年加入耶稣会，1714年东来。先去东京，抵达时即被捕入狱，后花钱获释。1716年抵达澳门，后进入内地传教，主要在南方各省。1724年教难时发配广州，后又去暹罗传教。1732年任澳门耶稣会住院院长，晚年一直在澳门度过，卒年81岁。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第790页。

清嘉庆二年（1797年1月28日─1798年2月15日）11月3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新月”号抵达澳门，由于也是空船，故又被拒派引水领入黄埔。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601页。

清嘉庆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11月23日，署香山知县彭昭麟下理事官俾利喇谕，澳门葡人以前备办夷船3艘，随同水师船出海缉捕，内有吧喇呍一船，现无所用，给还修葺，载货安业。但30日，署澳门同知邹某通知理事官，令吧喇呍船，在澳门附近一带洋面梭织巡逻。《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署香山知县彭昭麟为饬将前留助剿番船发回载货事下理事官谕》，第490页；《署澳门同知邹为饬吧喇吆呍船继续在洋巡逻盗匪等事行理事官札》，第491页。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2月16日─1818年2月4日）9月28日，法国兵巡船一艘，来到澳门鸡颈外洋停泊。据查，其此行之目的，系英、法两国不和，数十年间，法国船未曾来广东贸易。今两国和好，该船在小吕宋游弋，乘便来广东探听贸易事例，回国遣发商船来广东贸易。停泊期间，该船兵头六七人私入澳门，与澳门番差眉额带历饮酒聚会。并打算在澳门租赁夷楼居住。11月30日，澳门同知钟英一面通知香山县丞督带兵役赴鸡颈外洋堵截，一面下判事官眉额带历谕，禁止法国兵船入澳门，并要求法国兵船立即驾驶回国。《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澳门同知钟英为禁止佛囒哂兵船至粤及入澳居住事下判事官眉额带历谕》，《澳门同知钟英为飭令佛囒哂巡船开行回国事下判事官眉额带历谕》，第677页。

清道光十年（1830年1月25日─1831年2月12日）11月6日，盼师夫人进入广州后，越来越多居住澳门的妇女都想去广州参观英国商馆。美国商馆的两位女士哈利特．洛和她的婶母即旗昌洋行负责人威廉．亨利．洛的夫人于本日亦乘船离开澳门到达广州，住进旗昌洋行。但到广州不到一周，就接到两广总督李鸿宾的谕令，要求她们立刻返回澳门，并以禁止美国货船卸货相威胁。美国商馆势力小，根本不敢违抗。30日，哈利特．洛等离开广州返澳门。Harriett Low, Lights and Shadows of a Macao Life, pp.191—193; 威廉．亨特：《广州番鬼录》，第90页。

同治六年（1867年2月5日─1868年1月24日）11月30日，由法国船“奥黑格萨（Orixa）”号运往哈瓦那的中国移民在下午集体用餐时发生暴乱，移民们用匕首、木棒、餐具袭击船员，水手们被迫使用佩剑防卫，结果有5名暴乱者死亡，一些船员被打伤。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69—170页。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4月30日，澳督科雷亚．施利华为晓谕氹仔、过路湾民人之告示：照得现有出氹仔、过路湾数人之名呈禀几张，内或求减现定之税饷，或以无理之词谓现定轻税为不合等情。查本大臣愿所有到氹仔、过路湾居住托赖大西洋旗号保护者，仍然照常平安贸易营艺，安居乐业。查氹仔、过路湾，原属僻小地方，始初管理制度原非依常规而办，所征收税饷亦非依常规而定，该村渐渐盛旺，村中之人方与西洋官酌定如何输饷之法。至于氹仔，酌定鱼铺纳规银500元，并纳公钞银600元，其后又议定点街灯130枝，其费用银704元。该上两项，由铺户几间藉捐银送给之名，将银一单交出，该铺户必然向别铺任意抽收矣。至点街灯一事，有捐油者、有捐灯心者、有捐点街灯工人之工项者，此等物件，乃逐门问取，如丐求施舍无异。另氹仔有供兵丁厨房所用之柴等费。至于过路湾，藉捐银供给为名，酌定鱼铺纳银160元，另公钞银100元，又点街灯50枝，其点街灯费银必系272元，所点街灯物件，俱由逐门问取，另过路湾供兵丁所用之柴及别项使费。以此可见，氹仔纳银1804元，过路湾纳银532元，另有兵丁所用柴等费。查此办法丑陋，不依常规，似如施舍哀矜，以报所蒙大西洋保护之恩。如此而行，于大西洋地方实不成事体，必要杜绝之也。查1878年11月30日，出有新例，议定各铺俱要领牌，其牌内包生意公钞、街灯公钞，另要纳该牌之盖戳银而已。除此之外，并无别项输纳。其牌上盖戳银，每年只纳一次，其领牌公钞银，年内分四季交纳。该新例内载，以澳门同样生意之铺，在氹仔、过路湾照额减半输纳在案。后经本大臣亦有减轻。先听该地方多人所论后，将领牌额数减轻，分定以致氹仔领牌公钞，统计该银1771元，而过路湾领牌公钞统计该银564元。查氹仔原日纳银供物共值银1804元，过路湾纳银供物共值银532元。今以现定新例之银比对原日纳银，分别无几，毋庸论矣。此事尽诚办理，实为该村有裨。原昔或有重输，或有不纳，不得公平。惟今新例平允，必要比比俱纳。而该村人原日事繁，有时要输公钞，有时捐银供给，又有点街灯作工程之事，又有供给兵丁之柴，及有供给别项之物。今此繁扰，一切停止，省去事累，惟要纳领牌公钞，并盖戳之规而已，尽可在铺安乐营生，无事系累矣。查有等滋事之人，不肯究明事之道理，在外讹言增钞，联人缮禀，求将事照旧而行。此等背信之人、滋事之辈，谋以水浊图鱼之心，欲谋照旧办理，冀望守分良民当重输之苦，俾掩其自己得不纳之逸。查本大臣体恤该村之民匪鲜，今年2月6日，出示减轻该处船只规银，以冀该处生意兴旺在案。至于禀数张内言，丐头现无银收，无银赈济穷人，其粪料银及埋人之银，一概丐头不收，全归政务厅收等语。查此禀言系虚词，该粪料银及埋人银俱归公局收，该公局系耆老绅衿二位任事，该政务厅为局之首矣。公局贮银箱归该耆老绅衿一位掌管收支银两，于该政务厅无涉。该政务厅不过于议论之时，说出其本意而已。至于埋葬人之规银，仍要葬每人规银2元，此银入在丐子银箱，但由此箱应支出土工之工项，并巡查人之工项，旧日修整水车，亦由此箱出银支理。今公局耆老绅衿，如欲由此箱支银修整水车，亦任其便。但今可以不必因救火之事、点街灯并公众工程，俱已归官管理矣。至于船艇家眷，欲建棚居住，亦准起建，惟要离村远处，以免火烛之险。至于有喜庆，欲在船上盖棚，亦准其盖，但当纳规领准纸。此项规银现定微少矣。至于乞食人之艇，照本年华正月十六日告示，已定无纳规之举。至于街灯公钞，系铺店行口等所应输纳，其穷人葵棚，并挑物行街发卖之小贩，俱免其纳。以上所论，系为各禀诸情批示解明。自今以后，如有因此事联名再禀，本大臣不收其禀矣。戊寅年十一月初七日所定新例，应要遵行。该例所定办法，系照常规且有益于民人，凡属良民明理心正卓识者，必知有官办事，必有税饷当输，而征收之法，愈照常规而且公平，则百姓所输愈轻。查所定氹仔、过路湾征收税饷新例，原属情善法良，因此必要遵行毋违。查在大西洋地方，如有不欲恭顺大西洋律例而行，大西洋国家必不愿其在所属居住。所有氹仔、过路湾之人，其意以新定收税饷之例为不良，则任其迁出他太，必不强留也。或有欲往中国乡间，任其所往。在该乡下并非有公平定章，使各人得知每人应输多寡，必屈受华官任性施行矣。是以有人愿去，无不任之，无人哭挽也。凡有本心良民，知大西洋国家公道体恤民人，此项之人在该村安居可也，其余任其去而已。凡歹徒滋事之辈，机谋混乱，妄想不输应纳之银，惟此项人骚扰地方，播讪讹言，以致百姓惊惶，此等歹徒，国有明条，必严治之，国家无畏也。该例甚公，务必遵行。今欲各民人周知，是以将情恺切示谕，各宜凛遵毋违。特示。《澳门政府宪报》1879年5月3日第18号。

光绪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11月30日，澳门华商曹连益堂曹有控告欧阳松云欠银，经澳门华政衙门立案，将欧阳松云原有物业王家新街第48及4号、50号、52号、54号、56号、58号、60号、62号、64号、66A、66B、66，海边街57并2号、59号、61号、63号、65号、67号、69号、73号并l号，泗孟街第3、第5、第7、第9号，出投发卖。此铺皆纳地租与公物会，共归一坊，其向北为快艇头街，向南泗孟街，向东王家新街，向西海边街，共估价银22200元。《澳门政府宪报》1880年12月4日第49号。

宣统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1月30日，澳门政府决定圣罗萨利玛学校中的玛利亚方济各会修女离澳，但允许嘉诺撒修女留澳。教区神父始着便服。一受命对嘉诺撒负责的教育及慈善机构进行替代的委员会提交报告。此时该校共有不同国籍的女学生130人，她们分别来自葡萄牙、法国、德国、菲律宾、越南、泰国、帝汶、新加坡、香港、澳门及中国内地城市。至1911年1月7日，圣罗撒利玛学校由在俗人士管理，学生减少至40人。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47页；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282.

民国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11月30日，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会晤外交部次长夏诒霆，声称，中国忽然在前山增兵800名，使澳门人民甚为疑虑。要求中国政府解释增加军队的理由。前山为中国领土，增兵与否，葡人无权干涉，因此中国政府未予理会。《澳门专档》第4册《外交部发广东省长朱庆澜电》，第243页。

民国六年 (1917年1月1日-1917年12月31日)10月10日，澳门国课衙门将澳门、氹仔、路环煮鸦片烟及卖熟膏，暨将熟膏由澳门出口之生意，出投招人承充，承充之期以5年为期，即自1918年8月1日起至1923年7月31日止。至11月30日，国课衙门将承充澳门番摊生意用暗票出投招人承充，以5年为期，即自1918年1月1日起至1923年12月31日止，其价以每年饷银603000元为底。《澳门政府宪报》1917年第41号，第715页；第48号，第817页。

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三十日议案，宣读省港澳合办广州市灾区调查赈恤会来函，畧谓本会已开办业，承香港方面助以多资用，特派郑君杏圃晋谒贵院，即希赐予接洽，本会为省港澳合办想贵院亦必乐助其成也。决议本年赈三江水灾尚有存款，即应提出千元汇交该会可也。

1935年11月30日，泛美航空公司开辟港澳航线。航机为四引擎“马丁103”型水陆两用机，命名为“菲律宾飞剪”号，后易名为“中国飞剪”号。该航线每星期仅开航一次，设有导航用的无线电台，航机时速130英里，由香港到澳门约需25分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该航线中断。

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1月1日—1935年12月31日)11月30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航空公司——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开辟港澳航线，航机为四引擎“马丁130”型水陆两用机，命名为“菲律宾飞剪”号，后易名为“中国飞剪”号。该航线每星期仅开航一次，设有导航用的无线电台，航机最高时速130英里，由香港到澳门约需25分钟。由此美国泛美航空公司成为第一家经营港澳民航的航空公司，港澳航线实际上也是泛美公司旧金山一马尼拉一香港的太平洋航线的延续，新航线的开辟不仅使港澳空运出现，也开启了澳门直接空邮的新一页。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航线被迫中断。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 Ⅱ, pp. 733—737.

1995年11月30日，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双方签署澳台航班安排会谈纪要。

新口岸何贤公园新建了一座以白色为主调的“澳门回归纪念亭”，周围绿草如茵，背衬苍翠松树及棕榈丛，色泽鲜明，显眼突出；亭子虽然细小，面积只有七十五平方米，仅占园地一隅，但外形特别，惹人注目，且与园建及环境协调，增添公园姿彩。亭子建筑结构简单，布局简洁，设计别具心思。整体建筑由大小两个圆形相连组成，其中大圆建有上盖，可遮阳避雨，小圆则露天，透明光亮，外围用绿色网状栏栅装饰，视野扩阔；亭内设有座椅，可供游人休憩歇息。在大圆旁边，即入口右侧，竖立一幅灰黑色花岗石墙，高三米六，宽三米二，墙上部份镂空，巧妙装饰成“99”两字，显示澳门回归年份；其旁则刻有“澳门回归纪念亭”等字样，说明筑亭永久纪念澳门回归祖国怀抱这一中华民族盛事。据介绍，它的内涵更丰富，大圆代表强大的祖国，小圆代表紧靠祖国的澳门，也寓意“一国两制”，外形结构虽简单，却将精神融入建筑设计中，浑然一体。亭子由澳门中华总商会耗资五十万元兴建，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卅日动土，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八日落成开幕，选址何贤公园内兴建，也别具意义。何贤是中总已故会长，热爱祖国，热爱澳门，为澳门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澳门回归，也是他生前的愿望，今筑亭纪念澳门回归，包含着双重意义。在亭子开幕时，特首何厚铧等主持剪彩揭幕仪式外，并在亭旁种植一株白兰树，纪念千禧年植树节。

于2007年11月30日启航的金光飞航，是金沙集团子公司交由珠江船务营运，使用澳洲Austal 48M双体船以氹仔为枢纽经营的往来港澳航线。在营运初期船队不足，曾向珠江船务租用“南桂”及“莲山湖”双体船。直至2020年止，金光飞航已拥有14艘Austal 48M双体船。

2015年11月30日粤澳合作第四条对澳供水管道工程及平岗—广昌原水供应保障工程签约仪式。

文第士是澳门当代葡人知识分子的最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我们不可能把他从不懈的公民和政治参与、研究和传 播道家思想、中国宗教和艺术，甚至从他本人置身其中的伟大教育事业中分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