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传入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至少在明代已被当作药材输入，但数量不多。葡萄牙是最早向中国输入鸦片的西方国家之一，至迟于1720年，葡萄牙人已从果阿、达曼等地向中国出口鸦片。随着吸食鸦片的人数增加，鸦片贸易和走私的利润日益庞大，葡萄牙人输入鸦片的数量也大增，从1729年的200箱增至1767年的1,000箱，澳门成为鸦片贸易和走私的重要港口。英国人觊觎葡萄牙人垄断在华鸦片贩运，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与葡萄牙人争夺澳门的鸦片贸易。随着鸦片走私中心分别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20年代逐渐向黄埔及伶仃洋转移，葡萄牙人对鸦片贸易的垄断亦被打破，大批鸦片走私到澳门的仓库贮藏，然后再经陆路或水路偷运到内地，据统计，从1798年至1839年间，英国人向中国出口鸦片达42万箱，这数还未计葡萄牙人、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数量。

由于鸦片泛滥对中国社会构成极大威胁，更使国内的白银外流，清廷早在1729年已颁布首个禁烟令，至18世纪末嘉庆年间更是严厉禁烟，1800年颁令严禁鸦片的进口、种植和吸食。1839年，道光皇帝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查禁鸦片走私，迫使外商把鸦片交出，然后在虎门销毁。他又巡阅澳门查禁鸦片，申令居澳葡人不可再贮藏及售卖鸦片。次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并以清廷战败告终。

鸦片战争后，香港和澳门作为自由港，为鸦片走私提供更大的便利，经此走私到内地的鸦片量更加庞大。1858年，香港、澳门的鸦片对华贸易合法化，清廷设立由洋人税务司专管的“洋关”来收征鸦片税，而葡萄牙人多次拒绝在澳门附近设关，使澳门再度成为鸦片走私贸易的港口。直到1887年，葡萄牙人为了得到清廷承认他们对澳门的管治权，最终同意在拱北设关收税，也在澳门实行鸦片税厘（鸦片正税和鸦片厘金）并征，使通过海关输入的鸦片量大增，对澳门附近地区的鸦片走私活动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另外，澳葡政府也把本地鸦片加工纳入专营承充中，以此赚取巨大的收入，当时最具势力的澳门华商皆多次投得专营权。澳门的鸦片贸易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由于国际压力而终止这项逾两个世纪的贸易。

苦力(Coolie)，指出卖体力为生的人。苦力贸易是专指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成批掠卖海外殖民地国家人口的一种贸易活动。葡萄牙人初到中国时，已经传出他们拐买华人为奴，以至明清两朝的官员在对葡萄牙人的规定中屡次申明严禁贩买人口。不过，华人被贩运出洋工作的情况仍然时有听闻。

鸦片战争后，澳门的贸易港地位为香港所取代，却成为苦力贸易的主要港口。19世纪上半叶，英、法等国先后在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上废除奴隶贸易，与此同时，西方殖民国家急于开发其殖民地，因此，无论美洲还是东南亚等地都急需廉价的劳动人口，而中国所拥有的庞大人口，正好成为此等国家的目标。这些出洋华人主要是经亲朋推荐，更多是被拐卖或因欠债而被迫出洋，他们会送到招工馆内签订契约才可出洋，因此被称为“契约工”。1860年，澳葡当局设立专管苦力贸易的监督官，并在澳门开设“招工馆”，葡人称之为“巴拉坑”(barracão)，华人谓之“猪仔馆”，对被诱骗入馆的人称为“卖猪仔”。据统计，1866年，澳门有达40家招工馆，到1873年时发展至300多家；1856至1873年间，澳门出口的华工苦力逾18万人（未包括1861、1867年的数字）。这些出洋的苦力多数在外地过着非人的劳动生活，甚少能活着回乡。

由于苦力贸易猖獗，英、法、德等国在1870年代向葡萄牙政府施压，要求澳葡政府处理问题，最后由澳门总督欧美德(Almeida, Januário Correia de)下令禁止。

参考资料：
黄启臣、郑炜明：《澳门经济四百年》，澳门基金会，1994年。
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澳门基金会，2005年修订版。
黄鸿钊：《骇人听闻的澳门苦力贸易》，载《澳门研究》，第28期，2005年6月。
邓开颂、余思伟：《澳门拱北海关的建立及其影响》，载《澳门研究》，第1期，1993年9月。
郭卫东：《澳门历史上的鸦片贸易问题》，载《文化杂志》，第40、41期，2000年春、夏季刊。
马光：《论近代澳门鸦片专营、贸易与禁烟问题》，载《澳门历史研究》，第9期，2010年12月。